自然资源对俄罗斯的价值分析

俄罗斯是一个自然资源丰裕大国，自然资源在俄罗斯经济发展史上发挥着重要作用。但在开放条件下的工业化和后工业化过程中，丰裕的自然资源对俄罗斯经济增长的影响到底是什么，理论界对此有着不同的认识，甚至存在激烈的争论。从理论上看，现代经济学的诸多研究都证明，自然资源是一个国家经济发展不可或缺的因素。从财富增长和经济发展的角度上看，丰裕的自然资源往往是一个国家或地区的福祉(Blessing)，可以为经济增长和经济发展提供资源保证。但是很多学者在实证研究中发现，自然资源的丰裕度还与经济增长存在着负相关关系，这种现象被称作“资源诅咒”(Curse of Re-sources)。资源诅咒假说是1993年由Auty提出的，1995年由Sachs和Warner(1995)进行了相关经验研究。此后，相关研究日益引起关注。国内有学者对资源诅咒的定义是：“自然资源对经济增长产生了限制作用，资源丰裕经济体的增长速度往往慢于资源贫乏的经济体。”[1]经验上，很多国家的经济发展似乎也从实践上证明了这一点，比如，资源贫瘠的日本、中国台湾地区、香港特区、韩国等国家和地区经济发展迅速，并达到了比较高的工业化水平，而资源丰裕的非洲国家却发展缓慢停滞。那么，本应该成为福祉的丰裕自然资源却为什么会成为经济发展的诅咒？自然资源丰裕导致经济发展停滞的条件和作用机制是什么？能否避免资源诅咒的发生？就俄罗斯而言，丰裕的自然资源意味着什么？本文对此加以探讨。
    一、资源诅咒的发生机制
    从表现上看，资源诅咒往往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尽管这些经济体资源丰裕，但经济增长缓慢，缺乏技术进步和经济创新，经济水平反而属于欠发达经济体；或者，另一方面，即使这些资源丰裕经济体存在经济增长，也往往是部门性的，增长缺乏扩散效应，经济结构畸形，经济独立性差，对外经济依赖严重，经济增长不能演化为经济发展。资源丰裕国家之所以存在资源诅咒，往往是因为资源丰裕通过以下机制阻滞经济的正常发展：①[2][3]
    第一，资源丰裕抑制竞争、创新和技术进步的发生，社会劳动生产率进步缓慢。在资源丰裕的国度，丰裕的自然资源使得个人生存几乎不存在物资匮乏的威胁，从而个人生存压力和竞争压力较弱。由于缺乏生存和竞争压力，改进技术提高劳动生产率的动力也相对较小，生产领域的技术型创新速度较之资源匮乏的国家更加缓慢。这在技术进步加速发展的时期，以及在工业化条件下的技术进步中表现得更为明显。
    第二，荷兰病效应。经济中的“荷兰病”效应是因为荷兰在北海发现天然气后，收入增加却导致荷兰的制造业逐渐萎缩而得名。荷兰病效应的发生，主要是由于在国民经济各部门中，资源部门的边际生产率更高，从而引发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向初级产品部门转移，导致制造业部门的资本流入相对减少，并因此萎缩。在制造业部门存在递增规模报酬的情况下，国内经济分工却专业化于资源采掘业，从而损害了经济效益，短期资源收入的增加削弱了经济长期增长的动力。
    第三，资源诅咒另一个重要发生机制是，丰裕自然资源引发的制度弱化[4]问题。已有实证研究发现，诸如石油和其他矿物资源等自然资源，其丰裕度往往和寻租行为的泛滥程度正相关，寻租和腐败行为的泛滥将弱化一国的制度质量，进而对经济增长造成负的影响，即使这种负的影响是非线性的。特别是，已有研究发现，经济发展滞后且缺乏现代经济制度的国家和地区，丰裕自然资源引发的掠夺和资源纷争甚至会阻止高效率经济制度的产生；那些已经步入现代化进程中的国家或地区，丰裕自然资源诱发寻租行为的概率也更大一些。寻租弱化制度质量，被认为是发生“资源诅咒”现象的基础性原因。
    第四，资源诅咒发生的另一个重要机制是资金误配。所谓“资金误配”，是指来自资源部门的收入，被错误地用于低效率的部门，阻滞竞争并进而影响创新。比如，资源收入中的很大部分被用于补贴低效率产业，形成实质上的对低效率产业的保护；或者是出于非经济原因，把资源收入用于一些社会回报率很低的项目；甚至把资源收入用于满足当权者的非生产性贪欲。这些资金误配行为不仅减少经济增长所必需的资本积累，而且会大大削弱对教育、科学研究和发明以及基础设施等领域中的资金投入，这些领域的发展恰恰是经济长期发展的基础。即有文献证明，在很多自然资源丰裕的国家，教育等公共支出被长期忽视，缺少竞争压力和丰裕自然资源的保障作用阻碍着人力资本的积累，长期经济增长因此受到影响。
    二、自然资源在俄罗斯经济中的影响
    俄罗斯是世界上自然资源最丰富的国家之一。俄罗斯总人口1.41亿，国土面积1 707.55万平方公里，居世界第一。俄罗斯石油探明储量82亿吨(2009年数据)。森林覆盖面积8.67亿公顷，占国土面积的50.7%，居世界第一位。天然气已探明蕴藏量为48万亿立方米，占世界探明储量的1/3以上，居世界第一位。淡水总量世界第一，水力资源4 270立方千米/年，居世界第二位。煤蕴藏量2 000亿吨，居世界第二位。铝蕴藏量居世界第二位，铁蕴藏量居世界第一位，铀蕴藏量居世界第七位，黄金储藏量居世界第四至第五位。从现代经济增长的影响因素看，俄罗斯丰富的石油和天然气资源具有特殊重要的意义。
    已有文献表明，在自然资源中，石油与天然气的丰裕与经济增长的相关关系，和矿物储量与经济增长的相关关系显著不同，前者多呈负相关关系，后者则多表现为正相关关系。石油天然气储量和产出的全球意义使得石油天然气主要生产国的经济增长受到极大影响。而俄罗斯石油天然气资源的国际地位更加特殊：俄罗斯拥有世界第二大石油储量(仅位列沙特阿拉伯之后)，特别是2010年俄罗斯超过沙特阿拉伯成为世界石油产量第一大国，石油产量占世界石油总产量的12.9%。同时，俄罗斯已探明的天然气储量居世界第一位。2010年已探明的天然气储量占世界总量的23.9%，2010年天然气的产量占世界总产量的18.4%。那么，上述学者归纳的资源诅咒在俄罗斯是否存在？俄罗斯丰裕的自然资源对经济增长和经济发展是诅咒(Curse)还是福祉(Blessing)？
    1.俄罗斯丰裕资源对经济的最主要影响是增加了经济的波动性
    由于自然资源价格的波动性大，导致自然资源收入的不稳定性，从而引发经济的波动性。经济波动性对经济的长期发展带来负面影响。以石油价格为例，② 1978年的石油价格是每桶仅为13美元左右，到2008年石油价格最高时为每桶137美元左右，创历史最高纪录。30年间石油价格上涨了10倍。而到2009年2月石油价格快速跌至每桶39美元(见图1)。
    
    图1　世界石油月度价格(Spot Price FOB，Dollars per Barrel)
    资料来源：, Energy Information Administration.
    俄罗斯经济严重依赖资源性行业的发展，自然资源价格的快速大幅度起伏增加了俄罗斯经济的不稳定性。数据表明，资源类产业的收入起伏与经济的繁荣与衰退周期高度拟合。
    事实上，在上世纪80年代，石油价格从暴涨到暴跌，就曾使前苏联经济遭受严重负面影响。俄罗斯在1999年下半年经济逐渐走出转型性衰退，出现好转，这与世界市场上的石油价格在1999年之后逐渐上扬有着密切的关系，其石油出口所带来的石油美元无疑成为了经济增长的助力。
    但是2009年发生金融危机后，俄罗斯随即出现了经济的负增长(见图2)，而世界石油价格的大幅下跌无疑也使俄罗斯的经济状况雪上加霜。由于俄罗斯石油天然气的大量出口，可以看到俄罗斯经济受世界石油和天然气价格的影响较大，其经济容易随着世界石油和天然气价格的变动而发生波动。
    
    图2　俄罗斯实际GDP增长率2003-2010年季度数据
    资料来源：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石油价格波动对俄罗斯经济增长的影响可以用计量的方法实证检验。这里我们采用单变量VAR模型来重点分析国际石油价格冲击对俄罗斯经济波动的影响。用y表示俄罗斯GDP增速，x表示国际石油价格，把y表示成x的当期值和y的若干期滞后值，建立如下VAR模型：
    
    其中：p为模型的阶数，本文p=3。
    本文国际石油价格采用WTI和布伦特石油价格的同期平均值。为了研究国际石油价格对俄罗斯的长期影响的特征，本文特别剔除2009年、2010年数据(国际金融危机)，考虑到世界范围内的流动性过剩始于2000年之后，所以时间跨度从2001年的第一季度至2008年第一季度(季度时间序列)。具体数据和计算过程(见附件)在正文中略去，正文部分只列出实证结论。
    VAR(3)的计量结果：
    
    DLNX(-3)+0.017 989 170 874 5
    根据图3脉冲响应图，国际石油价格对GDP冲击响应函数曲线逐渐向水平收敛，呈现斜漏斗态势，体现出国际油价的变动对俄罗斯经济的长期影响特征。可见国际石油价格的变动对俄罗斯经济的影响是深远的，从侧面可以看出，转型以来俄罗斯一直没能解决好经济结构问题，即资源依赖问题。普京在总统卸任前发表的《俄罗斯2020年前的发展战略》一文中也承认，俄罗斯“还是未能摆脱惰性的能源型发展模式”。
    
    图3　国际石油价格冲击对俄罗斯经济波动影响的脉冲响应图
    资料来源：国际石油价格采用WTI和布伦特石油的平均值。
    2.资源因素对转型时期俄罗斯劳动生产率进步有重要影响
    俄罗斯一直以来就被认为是技术创新基础良好、自主创新能力较强的国家，特别在军事和航空航天领域的技术更是处于世界先进水平。但是当俄罗斯在经济政治转型逐渐趋于稳定的情况下，从统计数据看俄罗斯的这种技术创新能力没有得到巩固与加强，而是出现弱化的趋势。俄罗斯本国居民的专利申请数量曾在1992年达到最大值39 494件，之后就呈现下降趋势，到1997年时只有了15 106件，之后在波动中缓慢上升，并在2008年达到了27 712件。但这仍然远远低于历史最高值。俄罗斯发表的科学技术性论文数量总体上呈现下降趋势，从1994年最高时的21 612篇下降到2007年的13 952篇。从事研发的科技人员的数量也是逐年减少，从1992年的每百万人中653人下降到2007年的每百万人中516人。除了自主创新外，技术进步的另外一条途径就是引进技术。从现有数据看，俄罗斯引进技术的数量还比较少。俄罗斯的全部外国直接投资占GDP的比重就很小，2005年以前这一比重一直低于2%，2009年也仅为3.07%。在这么低的吸引外资总量里，嵌有技术进步的外国直接投资就更少了。同时，俄罗斯的非居民申请专利数量的数据也从另一个侧面反映出俄罗斯吸收引进技术的数量还很少。当2006年俄罗斯非居民申请专利的数量达到最高值时也不过为9 858项。一方面，俄罗斯的自主创新型技术进步的原有优势出现弱化态势；另一方面，从引进吸收的技术来看，俄罗斯目前还没有找到有效地吸引附带技术进步外资的途径和办法。而且，无论是自主创新还是吸收引进的技术转化为现实的生产力，技术的外溢和有效扩散是关键性因素。而从俄罗斯目前的宏观和微观经济机制来看，没有发现有力的证据能够说明俄罗斯在此方面的优势和效率。这说明，俄罗斯经济增长对自然资源的倚重给俄罗斯的劳动生产率进步带来了巨大挑战。
    我们可以通过计算俄罗斯经济转型以来的经济相对产出效率，来考察俄罗斯劳动生产率的进步。我们的出发点是，通过实证的方法，来观察俄罗斯在高度依赖资源类行业产出特别是石油天然气行业产出的情况下，经济增长过程中劳动生产率的变化。在方法上，相对生产效率的计算，首先要在这些年份里找到一个最前沿的生产效率，然后计算其他各年相对这个最前沿的生产效率的值。在原理上，是把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作为投入量观察值，把GDP作为产出观察值，研究它们之间的相对关系。以劳动生产率衡量，不见得GDPf越高越好，而是相对于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的投入，GDP的产出更有效率，才能说明劳动生产率在进步。我们选用1992-2010年数据，GDP产出、固定资本投资(investment infixed capital)、人力资本投入(economically active population-labor force)的相关数据均取自世界银行和《Russia in Figures》，以包络分析的方法，可以得到1992-2010年的相对产出率变化表。绘制成曲线图，可以得到图4。
    
    图4　俄罗斯1992-2010年生产效率变动情况③
    从图4可以看出，从1992年到1999年，俄罗斯的产出效率是持续下降的。这和俄罗斯转型性衰退时期制造业萎缩、资源行业相对产出更高这一状况相吻合。从2000年到2008年，俄罗斯的GDP增长率达到年均5%以上，这一时期，俄罗斯经济的产出效率也随之逐渐提高。但直到2010年，俄罗斯的GDP产出尽管早已从转型性衰退转入恢复性增长，但其经济的相对产出效率一直没有超越1992年。也就是说，俄罗斯经济对自然资源特别是对能源行业产出的依赖，使得俄罗斯的经济增长不是建立在劳动生产率的提高方面，而 是建立在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投入的扩大上。
    3.俄罗斯经济中的荷兰病效应问题
    俄罗斯经济中是否存在“荷兰病”效应，在学术界存在分歧。一方面，俄罗斯的确存在资源部门收益率高，投资率高，从而挤出其他部门投资的问题。另一方面，俄罗斯政府对此进行了积极干预。
    经济转轨以来，俄罗斯资源类产品产出的增长速度远高于其他行业。而且，俄罗斯经济中资源性产品对经济的贡献非常大，而且相对比例呈上升趋势(见图5)。在俄罗斯的商品出口中，燃料出口占商品出口的比重超过制成品出口占商品出口的比重，而且燃料出口比重有逐年增加的趋势，而制成品出口比重有逐年减少的趋势，其制造业一直不能成为俄罗斯获取外汇收入的主力。
    
    俄罗斯制造业的发展停滞或者缓慢，与俄罗斯对制造业的固定投资有关，因为资本是拉动行业发展的主要动力之一。多年来俄罗斯制造业固定资产投资占总投资的比重没有明显增加，甚至有减少趋势。但是，在制造业中石油开采及冶炼行业的固定资产投资却有上升趋势(见表1)。俄罗斯的石油开采及冶炼行业的高资本回报率在一定程度上吸引了固定资本投资的流向，这在某种程度上导致了其他制造业部分固定资本投资的不足。我们不能说俄罗斯的经济发展完全依赖于资源性行业，但是其制造业对长期经济发展的动力作用不显著。特别是要吸引投资流向高新技术产业是俄罗斯摆脱资源依赖性，实现持续经济增长的重要途径。
    俄罗斯政府显然也注意到了这样的问题，通过各种途径支持制造业和创新经济的发展。俄罗斯用石油美元建立的“稳定基金”的用途之一，就是用于资助和推动具有创新性质的高技术产业的发展，例如，资助俄罗斯纳米技术集团公司120亿美元。再例如，俄罗斯总统德米特里·梅德韦杰夫在2011年的预算咨文中提出了经济危机之后俄罗斯预算政策未来3年的主要方向，这其中包括降低创新行业的税负，通过油气行业税收来弥补预算损失等。
    4.俄罗斯的制度弱化问题
    自然资源导致腐败，引发俄罗斯经济发展中的制度弱化问题，这一认识在理论界是比较一致的。因为俄罗斯确实存在着严重的腐败等问题。在世界银行的一项关于国家治理的指标评价中(全球治理指标WGI④)显示俄罗斯在监管质量、法治水平和腐败控制等指标中的得分都较低，各项的得分还不及美国的1/4(见表2)。
    
    不过，资源诱发腐败的原因和机制要更为复杂。通过攫取垄断资源租金攫取经济利益，是大多数资源丰裕国家的问题，但必须与非民主非透明的权力结构相互作用。俄罗斯的权力结构和资源垄断性符合这些条件。经合组织的经济学家、俄罗斯专家比尔·汤普生(Bill Tompson)说：“即使没有丰富的石油和自然资源，俄罗斯也会遭遇腐败问题。石油只是加剧这种现象。”垄断的石油资源给予人们为自己谋求暴利的动机，俄罗斯缺乏政治和企业透明度的状况也为他们提供了必要的掩护。“我们谈论的是一个大多数决策过程都模糊不清的环境，建立在不正规制度上的体系总是会偏爱内部人士。”[5]
    5.俄罗斯经济中的资金误配问题
    丰裕的资源收益导致资金误配，是很多资源丰裕国家经济增长受阻需要解决的重大问题。俄罗斯从2l世纪初开始，依靠大量石油美元流入，很快解决了国家债务问题，同时，石油美元流入也引发了国内通货膨胀和其他问题。但在俄罗斯，石油美元的使用方向是政府审慎关注的战略性问题之一，防止或避免资金误配也是政府决策的重要出发点。在1999-2004年经济恢复性增长持续稳定、外债问题和外汇储备问题逐步得到解决的情况下，俄罗斯于2004年建立了石油“稳定基金”，这成为俄罗斯规避资金误配的最主要手段。稳定基金的使用有明确的法律规定。特别是，从人力资本积累和资源收入使用跨代分配的角度出发，俄罗斯政府从2006年开始考虑将稳定基金改造为主权养老基金。其宗旨是应对俄罗斯日益尖锐的人口老龄化问题和人口持续减少的人口危机问题，力图为子孙后代留下更多的财富和更多的储蓄，而不是将资源收入仅仅用于当前发展。这样做的目的是，实现当代与后代之间的公平分配，烫平石油天然气等资源收入的波动。
    三、俄罗斯经济发展中的资源诅咒问题与相关政策
    1.俄罗斯经济发展中的资源诅咒问题
    对于资源诅咒的定义，学者们看问题的视角和维度有很大差别。从经济增长的意义上看，资源诅咒是指丰裕自然资源对经济长期增长产生了阻滞作用，这是本文一开始引用的资源诅咒概念。更宽泛的对资源诅咒的理解往往从经济发展的角度入手。从这一角度出发，“资源诅咒”可以从四个维度进行界定：经济增长速度、发展性经济结构优化、收入分配与人力资本积累、资源因素引致的社会动乱。⑤对照上述四个层面，可以认为，俄罗斯经济中的个别层面是存在资源诅咒的，但整体上的资源诅咒现象并不明显。
    首先，从经济增长的角度看，俄罗斯20世纪90年代的经济危机是一种转型性经济危机。经济危机或经济衰退的主要原因在于，激进的休克疗法摧毁了原有的生产网络和产权、企业基础，但没有迅速组建和形成新的生产网络和有效的产权、企业基础。制造业的大幅度衰退和资料部门的小幅度衰退甚至在个别部门个别年份出现上涨，是对这种生产分工网络复杂性、转型性冲击以及恢复生产的难易程度的良好说明。制度转型过程中的经济关系重组在不同领域和部门形成了不同的冲击，但还不足以说明当时存在资源诅咒现象。[6]进入21世纪，俄罗斯经济恢复较快增长，劳动生产率也开始缓慢回升(见图4)。尽管还不能明确区分出非资源因素的总体贡献，但经济增长伴随着劳动生产率的进步，这本身说明，非资源因素正在发挥更大的作用。同时，也还没有证据表明，俄罗斯经济的未来增长会因为拥有丰裕资源而长期被抑制。
    其次，从经济发展的角度看，经济结构问题是资源诅咒最突出的表现。俄罗斯自从发生转型性危机以来，由于各种原因，能源原材料部门的投资规模和产出状况一直好于工业制造业的其他部门。转型性经济危机期间，制造业部门衰退远甚于采掘业和能源工业。1999年之后的经济复苏也首先始于能源原材料部门的强劲复苏，之后制造业部门和服务业部门才开始缓慢复苏。俄罗斯2004-2005年投资结构和投资规模出现比较显著的变化，[7]是俄罗斯经济结构朝着积极方向发展的微弱信号，但俄罗斯经济增长 、财政收入和社会保障对资源部门特别是能源部门的依赖，大大弱化了这种结构信号的积极意义。
    总体上看，俄罗斯资源部门的高收益率，存在着吸引投资流向资源部门的投资挤占效应。同时，由于俄罗斯能源原材料部门出口导致的巨大国际收支顺差，引致通货膨胀和卢布币值高企，致使俄罗斯经济管理当局陷入“米德冲突”困境，这种情况也削弱了俄罗斯工业企业的国际竞争力和国内市场竞争力，从而压制了俄罗斯制造业部门的复苏。双重原因引发的荷兰病效应，在俄罗斯的经济结构问题上是客观存在的。俄罗斯后危机时代的创新经济发展战略和经济现代化战略，都是针对这一问题做出的战略性决策。
    第三，资源诅咒在俄罗斯人力资本投资和贫富差距问题上的表现，具有阶段性特征。在经济转型初期，由于转型性经济衰退和国家财力陷入困境，有限的资源收入被用于弥补转型成本(包括社会摩擦成本和生产转换成本)，人力资本投资有所下降，俄罗斯出现人才外流现象。此一时期，对资源类资产的掠夺和瓜分，也加剧了转型时期贫富差距和基尼系数的扩大。经济恢复增长之后，俄罗斯政府采取了积极措施，推行社会战略，利用原材料部门收入对社会保障体系、教育部门进行了弥补性投资，至2010年，人力资本投资问题和贫富差距扩大问题得到了较好解决。
    第四，资源诅咒的第四个表现，是资源掠夺引发内乱。在俄罗斯，这种意义上的资源诅咒总体上得以避免。尽管20世纪90年代的俄罗斯原始资本积累和资源掠夺，曾经引发政治局势和社会稳定的巨大风险，但进入21世纪后，政府能力的增强和对寡头行为的约束，解决了资源掠夺的社会和秩序基础。俄罗斯作为资源丰裕大国，能在多数领域克服资源诅咒的影响，与政府政策密切相关，同时，也和俄罗斯的国家类型密切相关。
    2.俄罗斯政府政策与资源诅咒问题的发展与抑制
    在如何避免资源诅咒问题上，经济学家们给出了四个方面的建议：或者对地下自然资源不予开采；或者通过推动经济的多样化来避免资源类部门对制造业部门的挤出；或者冻结资源类收入，建立跨期使用的资源基金；或者进行政治改革。对照俄罗斯的做法，俄罗斯在政策上主要是综合采取了后三种政策建议。
    首先，就经济的多样化而言，俄罗斯对非资源部门的市场保护和政策刺激，是俄罗斯近年来政策选择的重要内容。俄罗斯至今无法加入WTO，与俄罗斯在制造业部门、金融服务业部门的开放政策无法达标有很大关系。从资源诅咒的发生机制角度看，俄罗斯政府对创新发展的重视，对制造业发展的重视和对资源收入使用方向的定位，避免了俄罗斯经济中“荷兰病效应”的恶化，避免了资金误配的恶化。但俄罗斯自然资源的制度弱化影响和对劳动生产率进步的负面影响还需要观察。
    其次，资源类部门收入冻结、稳定化和建立资源基金，是俄罗斯近年来为避免资源诅咒采取的重要政策决策。俄罗斯能够在一定程度上避免“资源诅咒”这一魔咒的禁锢，与俄罗斯政府对资源作用的认识密切相关。特别是，俄罗斯政府为了降低石油和天然气价格波动带来的影响，于2004年1月1日成立了俄罗斯主权财富基金——“稳定基金”。俄罗斯以法律的形式对稳定基金的基本概念、主要内容、投资形式及使用范围予以了清晰界定。基金的支出主要用于弥补财政赤字，以保障财政预算的长期稳定。稳定基金的主要目标是跨期平滑国家收入，协助中央银行分流外汇储备，跨代平滑国家财富，预防国家社会经济危机以及支持国家发展战略。[8]
    第三，就政治改革而言，俄罗斯2000年之后对政府作用的强化，对国家发展战略方向的干预，都弱化了经济发展的自发演进性质。普京任总统期间，通过加强政府权力，限制寡头行为，大大削弱和限制了金融工业寡头通过对自然资源的垄断获取利益的空间。实行国家资本主义和建立社会市场经济的构想，使得俄罗斯从制度上筑起了“资源诅咒”问题蔓延的防火墙。一种抑制垄断和市场增进的政府制度安排，对于弱化“资源诅咒”意义重大。
    四、简要结论
    综合以上分析，可得出结论，目前俄罗斯不存在明显的资源诅咒现象。从经济增长、人力资本积累和收入差距、社会秩序等方面看，无法找到确切的证据表明在俄罗斯存在明显的“资源诅咒”现象。
    俄罗斯经济结构方面的问题，是自然资源禀赋副作用的突出表现。至少到目前为止，俄罗斯无法摆脱对能源原材料部门的依赖，是资源诅咒发生的重要表现。而且，俄罗斯政府对社会领域的投资，对稳定基金、主权养老基金的重视，在很大程度上帮助俄罗斯人更加有效地解决了自然资源的使用效率问题。俄罗斯的经验说明，丰裕的自然资源到底会成为经济长期发展的福祉还是诅咒，最终还是取决于政策，或者说是取决于“人”的因素。[9]
    注释：
    ①关于资源诅咒的研究文献肇始于20世纪90年代，之后呈现快速增长的趋势。近年来的相关文献综述对此进行了总结，但基本逻辑差异很大。在文献综述中，赵伟伟、白永秀用“挤出”逻辑阐述了资源诅咒的传导机制，指出，从经济学角度看，在开放条件下，丰裕自然引发贸易条件恶化，并在国内经济发展中挤出“教育投资”、“物质资本投资”、“创新”、“开放度”，引发荷兰病；从政治学角度看，存在“资源收益偏好和资源收入管理不当”、“产权”、“制度”、“寻租与腐败”等方面的影响(见：资源诅咒传导机制的研究述评[J].经济理论与经济管理,2010，(2)：45-50)。程志强则在综述中指出，新古典经济学解释资源诅咒的逻辑是“经济过调”(overshoot)，非古典经济学对此则从“工业与资源诅咒”(即荷兰病)、“人力资本与资源诅咒”、“制度与资源诅咒”等方面对资源诅咒进行了解释(见：资源诅咒假说：一个文献综述[J].财经问题研究,2008，(3)：20-24)。
    ②这里的石油价格是指世界石油价格(weekly all countries spot price FOB Weighed by estimated export volume(dollars per barrel))，包含了所有国家的石油价格，以各国的出口量为权重计算得出。
    ③根据世界银行和《Russia in Figures》的数据计算得出。
    ④全球治理指标WGI(The Worldwide Governance In dicators)是世界银行的一项关于国家治理的长期研究项目。WGI是一个涵盖200多个国家从1996年开始每年进行评价的指标体系，它包含6项指标，即政治生活可参与程度(Voice and Accountability)、政治稳定性(Political Stability and Absence of Violence/Terrorism)、政府效能(Government Effectiveness)、监管质量(Regulatory Quality)、法治水平(Rule of Law)和腐败控制(Control of Corruption)。WGI指标体系的数据来源于31个不同的数据库。
    ⑤关于资源诅咒的研究，许多学者往往对资源诅咒的表现本身与资源诅咒的发生机制不加区分，将两者混为一谈。对此，赵奉军在“关于资源诅咒的文献综述”(《西部论坛》2006年第2期)一文中进行了讨论。他归纳了资源诅咒的四种表现：经济增长缓慢、收入差距悬殊、人力资本投入不足和资源争夺引发内战，并归纳了四种资源诅咒的产生机制：贸易条件恶化、荷兰病、人力资本短缺和收入分配不公、制度缺陷。本文认为，从发展的角度看，增长受阻、结构恶化、人力资本投入不足和收入分配差距过大、资源引发争夺和社会动荡，是资源诅咒的四种表现。资源因素冲击增长、劳动生产率进步受抑制、荷兰病、制度弱化和资金误配，是资源诅咒的发生机制。
    
    
    从上表可以看出，在5%的显著水平上，统计量和最大特征根检验统计量小于临界值，因而原假设不能被拒绝，即非平稳变量lny、lnx之间不存在协整关系，可以建立VAR(3)模型把y表示成x的当期值和y的若干期滞后值，建立如正文中VAR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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