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关联与城市商业银行的贷款投放的影响

钱先航，南开大学公司治理研究中心，天津　300071

    一、引言
    政府与银行的关系一直是学术研究的焦点之一，尽管早期的“发展观”认为，政府对银行的所有权能使符合社会效益但难以获得私人银行融资的项目得到资金支持，从而增加社会福利，但自Kornai(1979)、Shleifer和Vishny(1994)以来，政府股东的“政治观”开始被广泛接受，认为政府获得银行所有权的目的是为其支持者提供就业、补贴等利益，政治家会基于政治目的而控制银行信贷的配置，最终抑制金融发展和经济增长(La Porta等，2002)，相关的研究证实了银行政府所有权不仅会导致较差的金融发展(Barth等，2000)，而且会增加银行危机的可能性(Caprio和Peria，2002)。
    随后，为进一步找寻“政治观”的证据，大量的文献研究了政府股权与银行绩效的关系，大多表明国有银行的绩效要差于其他银行(Micco等，2007)。但这些研究依然没有深入到银行的微观机制，为此一些研究将视角转向银行贷款行为，Sapienza(2004)对意大利的研究表明，银行利率反映了政党的影响力，对相似的企业，国有银行会比私人银行收取较低的贷款利率，且银行所属政党的势力越强，贷款利率越低。Dinc(2005)则直接考察了政治活动的影响，表明政府控制的银行成为政治家获得支持的工具，其会在政治选举的年份增加贷款，Micco等(2007)也证实了这一点。
    国内对政府与银行关系的研究主要集中于不同性质银行绩效或效率的比较上。秦宛顺、欧阳俊(2001)较早地对我国商业银行的效率进行了测度，表明我国银行效率普遍低下，其中四大国有银行效率最低；而郑录军、曹廷求(2005)则认为不同性质银行的效率不存在显著差异。随着银行治理的兴起，一些文献开始从公司治理的视角研究这一问题。李维安、曹廷求(2004)较早的指出，虽然我国地方银行的国有股权结构特征明显，但大股东性质并没有对银行绩效产生影响；赵昌文等(2009)则认为政府持股与业绩呈倒“U”型关系。与国外一致的是，国内也有一些学者初步探讨了政府股权与银行贷款关系，如Jia(2009)对所有权与银行审慎行为研究表明，在放款时股份制银行要比国有银行更加的审慎。
    然而，正如周黎安(2008)强调的那样，政府的整体行为事实上是官员个体行为加总的结果，为了理解政府的行为，我们需要深入到政府背后官员的特征。我们认为政府本身是一个抽象的“黑箱”，其所表现出来的各种特征其实是作为实体的官员动机的体现，正是官员将自身的动机嵌入到作为股东的政府之中，才使得政府股东表现出与众不同的特性。从这个意义上讲，以上对政府与银行关系的研究依然停留在政府这个“黑箱”之外，为此我们需要将视角从“政府与银行”深入到“官员与银行”，从官员特征的角度探讨其与银行行为的关系。而对官员而言，影响其行为动机的重要特征就是任期。
    作为一个政治集权的国家，我国的中央政府拥有对地方官员任免的绝对权威，因此任期不仅是官员自身特征的体现，也是中央治理地方官员的重要手段。与西方不同的是，我国官员的任期往往是连续的，使得其面临的激励与西方也有很大不同，我国的官员会为了晋升而努力(张军、高远，2007)。显然，不同任期官员的动机存在差异，而这种动机会渗透到作为股东的政府之中，因此我们有理由相信地方官员的任期会影响银行贷款的投放。
    那么如何验证这种假设呢？我们认为，我国数量众多的城市商业银行(以下简称为城商行)是研究这一问题的合适样本。因为我国的城商行从成立起就从法律上确立了地方政府的控股地位，导致其贷款投放一直受到地方政府的干预。根据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2004年的调查，城商行的经营活动受到地方政府的大量干预，各地城商行都为地方政府预留了很大份额的授信额度，用于支持地方基础设施建设。而作为地方政府的实质性个体和“一把手”，市委书记能够干预银行的经营，其任期显然也能影响城商行的贷款投放。①
    基于以上认识，本文利用我国2006-2009年各地市委书记和城商行的对应样本，考察了市委书记任期与城商行贷款之间的关系；另外值得注意的是，官员董事这一特殊的政治关联行为会影响官员任期与城商行贷款的关系。因为地方政府通常拥有对城商行的控股权，其能够派出官员进入银行担任股东董事，我们认为市委书记对是否存在官员董事城商行的干预能力是不同的。同时，考虑到市委书记对不同行政级别官员董事的影响力存在差异，我们还进一步考察了官员董事级别的作用差异。
    二、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从官员治理的角度研究地方经济发展已经成为理解中国增长奇迹的重要方面(周黎安，2008)，而在中央治理地方官员的一系列制度之中，任期制度是一个重要的手段。在我国官员任期较为连续的情况下，若任职时间过短，容易使官员产生急功近利的情绪；而任职时间过长又会降低官员晋升的预期，从而降低工作积极性。因此从官员任期与晋升激励的角度来看，二者之间会存在一种先增后减的倒U型关系，即随着任期的增加，官员的晋升激励首先会随之增长，因为此时官员获得晋升的空间较大，对晋升的期望也较为强烈，其有热情为了晋升而努力；而当任期超过一定时间时，官员晋升的空间和概率会下降，预期也会随之减弱。张军、高远(2007)和王贤彬、徐现祥(2008)的研究证实了这一点，他们利用我国省级官员和对应的经济增长数据，分析了二者关系，表明省级官员的任期与地方经济增长呈倒U型关系，且转折点在5年左右。
    具体到本文的论题，我们认为，作为地方的“一把手”，市委书记任期的不同会导致其晋升激励的变化，且这种变化势必会嵌入到作为城商行股东的政府之中，从而引致城商行贷款投放的差异，因为地方官员有动力也有能力来干预银行贷款。一方面，自上世纪80年代来以来地方官员的晋升标准已由政治指标转为经济指标，尤其是GDP增长的绩效(周黎安，2007)。在这种逻辑下，官员的升迁竞争主要表现为政绩竞争，政绩竞争主要表现为经济增长竞争，经济增长竞争主要表现为投资竞争，而投资竞争最终要靠金融资源来支持(巴曙松等，2005)，因此地方官员有动力去干涉城商行的信贷配置。而另一方面，地方政府拥有对城商行的控股权及实际控制权，因此地方官员有能力干涉城商行的贷款投放。因此，地方政府自 城商行成立起就将其作为发展地方经济的重要手段，其贷款投放也会随着市委书记任期的变化而产生倒U型波动，因此我们提出以下假设：
    假设H1：市委书记任期与辖内城商行的贷款投放呈先增后减的倒U型关系
    但官员与银行的关系还会受到银行内部治理机制的影响，而很重要的一点就是银行的政治关联问题。已有关于政治关联的文献大多从公司的角度出发，研究政治关联的经济后果问题。一些文献表明政治关系能够降低企业的融资成本，但正如何贤杰等(2008)所述，这些研究都是关注政治关系对资金需求方的企业的影响，而缺乏从资金供给方——银行角度分析政治因素与信贷行为的关系。正如前文所述，由于地方政府通常拥有城商行的控股权，其会派出官员进入银行担任董事，这种特殊的政治关联行为势必会影响官员与银行的关系。尽管所有城商行的信贷都会受到市委书记的影响，但其对是否存在官员董事的城商行会有不同的干预能力。受传统文化及政治体制的影响，我国官员的上下级之间存在指挥与服从的关系。②作为地方的“一把手”，市委书记拥有对下属官员的绝对权威，因此对有官员董事的城商行而言，市委书记的干预能力较强；而对没有官员董事的城商行而言，其直接干预信贷的能力相对较弱。二者相较之下，官员董事的存在会增强市委书记任期与城商行贷款之间的关系。由此我们提出以下假设：
    假设H2：官员董事能够强化市委书记任期与城商行贷款的关系
    另外值得注意的就是官员董事的级别问题。虽然存在官员董事的城商行更易受到市委书记的干预，但不同级别官员受到的影响也存在差异，这可能有两个方面的影响。一方面，在政府组织中，权力在不同层次之间的纵向分配与行使构成了上下级的“等级位差”(刘祖云，2008)，由此导致不同等级官员的影响力差异，“等级位差”越大，上级官员对下属的权威性也越大。因此，从市委书记与官员董事关系来说，首先，市委书记对较低级别官员董事的影响力较大，从而能够更好地将自身动机传达；其次，级别较低的官员董事也更愿意执行市委书记的决策。因而，官员董事的级别会强化市委书记任期、官员董事与城商行贷款的关系，级别越低的官员董事，其作用越明显。
    另一方面，官员董事的级别可能也会有相反的影响。因为尽管级别较低的官员董事更愿意执行市委书记的决策，但其可能不如级别较高的官员董事能更好、更有效地执行书记的决策。因为在一个城市中，市委书记是官阶最大的官员，其他官员都要遵照书记的合法指示行事，此时级别较高的官员其影响力及动用资源的能力显然会更强。同时，在城商行中任董事的官员级别越高，也表示地方政府对银行的控制越强，更能贯彻执行书记的决策。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讲，级别越高的官员董事，具作用会更强。以上的分析意味着，官员董事的级别会存在两个相反的作用，其结果有赖于“等级位差”作用及官员董事本身作用的净效果。由此我们提出以下假设：
    假设H3：对于有官员董事的城商行而言，官员董事级别对任期、官员董事与城商行贷款关系的作用无法确定方向
    三、研究设计
    (一)样本数据
    本文的研究样本为我国2006-2009年市委书记与城商行的对应样本。我们运用各种手段获得了近100家城商行年份不等的年报，手工收集了本文所需的各个指标，经过筛选最终选取了79家、涵盖2006-2009年共计236个样本数据。需要特别说明的是，除新疆、西藏及海南由于样本缺失之外，基于本文的研究主题，对于进行重组成为省内统一银行如江苏银行、徽商银行及吉林银行我们没有包括在内，因为我们无法考察其归属地的问题；而其他模式的重组，如宁夏银行、富滇银行则包含在内，这种形式的重组基本上以某一家城商行为主体，其运行仍然具有一般城商行的基本特征。此外，上市银行也与未上市银行存在实质上的不同，地方官员对上市银行的干预能力较弱，因此我们的样本中也未包含北京银行、南京银行及宁波银行，最终本文的样本共计涵盖了我国内地24个省、自治区、直辖市。我们认为这样的处理有助于对本文主题的考察。
    对于市委书记样本，我们首先从新华网查询到以上城商行样本所在地2006-2009年市委书记的变更情况，随后从人民网搜寻各地市委书记的简历资料，确定各地市委书记的任职年份；在此基础上，通过倒推的方式，继续通过谷歌、百度等网络搜索前任市委书记及其简历，最终确定样本期间各城市市委书记的变更及任期起始年份。为保证任期的准确性，我们还利用谷歌的历史新闻查询对官员任期进行了进一步确认。
    (二)模型设定与变量定义
    为了检验本文的论题，我们设立贷款投放为被解释变量，市委书记任期为主要解释变量的计量模型。同时，根据以上的分析，官员董事的存在会影响任期与贷款的关系，官员董事的级别也会进一步影响以上三者之间关系，因此我们建立以下两个基本模型：
    
    模型中涉及的变量有：被解释变量Dep为城商行贷款投放，包括贷款资产比率(la，贷款余额/总资产)和存贷比率(ld，贷款余额/存款余额)；主要解释变量为市委书记的任期(rq)，在任期的计算上，我们参照张军、高远(2007)的方法，对任期按月份计算，如果官员是上半年就任任期从当年计算，如果是下半年则从次年开始计算，若恰好是六月份就任，考虑到官员就任前会有交接，任期也从当年算起。这种方法的好处在于能够保证每一位官员的任期都是整数，同时也能保证官员与城商行数据的一一对应。另外，需要说明的是，对于在任年数的计算，张军、高远(2007)对省委书记的任期从其任当地省长时算起，而我们对市委书记任期的计算是以其担任市委书记的实际时间为准。③
    同时，我们还加入了rq与官员董事(odir，是否有官员在董事会任职，是为1，否则为0)的交叉项及rq、odir与官员董事级别(layer，官员董事的行政级别，从副厅级、正处级、副处级及正科级分别赋值4、3、2、1)的交叉项。具体而言，对于官员董事，我们从城商行年报中查询到每一位董事的任职单位和职位，定义在政府职能部门任职的董事为官员董事，如财政局、国资委、发改委等，而政府投资公司等则不包含在内。级别方面，我们根据官员董事的职位进行定义，以样本中最常见的财政局官员为例，地级财政局局长为正处级，县级财政局局长则为正科级，以此类推；同时我们还考虑了城市的级别，如西安银行 的董事会中有西安市财政局局长，由于西安市为副省级城市，因此其级别为副厅级。
    对控制变量X，我们选取了第一股东持股比例(s[，1])及其性质(gov，是否为地方政府控制，是为1，否则为0)变量，其中地方政府控制包括地方财政、政府投资公司、地方国资委及地方国企等，非政府控制则主要包括外资、民营企业、上市公司及银行工会等。其他城商行特征方面我们考虑了城商行规模(size，城商行资产的自然对数)、境外战略投资者(fore，存在为1，否则为0)及跨区域经营(area，设有跨地级市分行为1，否则为0)三个方面。基于晋升激励的考虑，我们还控制了官员所在地的经济增长情况，为避免内生性问题，我们将其滞后了一期(gdp，官员所在城市滞后一期的GDP增长率)，数据来源于历年《中国城市统计年鉴》。同时，城商行所处省区的外部环境可能也会影响贷款投放，我们用各地区的市场化指数来控制这种影响(market)，数据来源于樊纲等(2010)。基于内生性的考虑，我们也对其进行一阶滞后，这样就需要2005-2008年的指数，而樊纲等(2010)的指数只到2007年，由于该指数具有较强的一致性，2008年的指数我们用2007年代替。我们还控制了年份(year，以2006年为基期)。
    (三)变量的描述性统计
    表1是对模型中变量的统计。可以看出，城商行的贷款投放量较大，平均占到资产的54%，存款的65%，且样本间差异较大，特别是存贷比，贷款最少的只占存款的27.8%，而最多的已经超过存款额，达到了存款的109.8%；从rq的结果来看，样本市委书记的任期平均约处于3年，但差异较大，最短为1年，最长则处于第10年。另外一个主要变量官员董事的结果表明，48.7%的样本城商行董事会中存在官员，这反映出我国城商行很大程度上会受到地方官员的干预。
    同时值得注意的是，城商行的第一大股东平均持股约为21.11%，结合gov的结果可知，83.9%的城商行都为地方政府所控制，这为本文的分析和假设提供了现实基础。从fore和area的均值可知，12.3%的样本存在境外战略投资者，25.4%的样本实现了跨区域经营。另外，gdp和market的结果也意味着银行所在城市和省区的经济发展和市场化水平存在较大差异，我们需要考虑其对银行贷款的作用。
    对于官员任期，我们对其分布状况进行了考察，详见图1。从图中可知，样本市委书记的任期跨度为1～10年，均值为2.62，这反映出我国市委书记的任期较短，平均还不到3年，若再考虑到本文对任期的计算是以当年6月为准，那么市委书记的实际任期又会有所缩减。对比张军、高远(2007)及王贤彬、徐现祥(2008)对省级官员的统计，我们发现我国市委书记的调动要比省级官员更为频繁。④另外，市委书记任期在频数上呈现明显的递减分布。任期最多的是第1和第2年，分别有69个样本(占比为29.2%，合计为58.5%)；处于第3年的有42个(占比17.8%)；而第4、5、6年的样本都在10个以上，总计为50个(占比21.2%)；处于任期第7年以上的都在5个以下，特别是任期第8、9、10年的都只有1个样本，为原杭州市委书记王国平(2007-2009年在任)。
    
    此外，为直观反映书记任期与城商行贷款之间的关系，我们还画出了任期与la、ld的关系图。从图2可知，随着市委书记任期的增加，城商行的贷款投放，不管是la还是ld，基本呈现递增的趋势。尽管在第5、6年有所下降，但仍保持在前3年的水平，其后逐渐增加，因此从总体而言，市委书记任期与城商行贷款呈现正的线性关系。从统计上看，这与前文的假设并不一致，还需要计量回归来进行考察。
    
    四、计量回归结果与分析
    本部分我们将数据代入模型进行OLS回归，方法上我们首先只加入rq，然后逐步加入其与官员董事、官员级别的交叉项及控制变量。需要说明的是，当加入rq*odir*layer时，由于其与rq*odir的相关性较大，因此我们首先将rq*odir*layer中的rq中心化，然后再与odir*layer相乘。经处理，模型中解释变量的VIF值不超过3，不存在多重共线性问题。
    (一)官员任期、政治关联与城商行贷款
    表2和表3分别是对城商行贷款资产比和存贷比的回归分析，可以看出结果较为稳健。具体而言，从表2和表3的前三列可知，不论是只有任期还是加入其二次项及控制变量，rq都在1%的水平下显著为正，但二次项都不显著，表明市委书记任期与城商行贷款投放呈显著正相关关系；且从系数上来看，市委书记任期每增加一年，城商行的la会增加约0.6个百分点，ld会增加约0.7个百分点，这与假设H1不符，但与图1一致。我们认为这一方面是因为相对于省级官员，市级官员的权力相对较小；另一方面观察样本均值可以发现市委书记的平均在任年数不到3年，而张军、高远(2007)样本中省级官员的均值约为5年，且拐点为5年左右，但我们的样本中市委书记任期超过5年的只有17个样本，超过6年的也只有6个样本，大多处于拐点的左侧，因此在不到5年的时间内，可以预期其晋升激励会随着任期增加而增强，导致市委书记的任期与城商行贷款并不存在非线性关系。
    而从表2和表3的后三列可知，任期与城商行贷款的关系是稳健的。当加入任期与官员董事的交叉项后，rq依然显著为正，且交叉项也显著为正，这与假设H2一致，表明尽管市委书记任期与贷款显著正相关，但官员董事会增强二者的关系。正如前文所述，市委书记对存在官员董事城商行的干预能力相对较强，从而使得官员任期与贷款的关系更加强烈。我们还进一步考察了官员董事级别的影响，当加入rq*odir*layer后，rq与rq*odir依然显著为正，但rq*odir*layer则显著为负，表明尽管官员董事会增强市委书记任期与贷款的关系，但官员董事的级别会进一步影响这种强化作用；由于layer越大表示级别越高，因此从结果来看，级别越低的官员董事，市委书记任期、官员董事与贷款的关系越强。结合假设H3的分析，可以看出，市委书记对较低级别官员董事的干预能力较强，市委书记与官员董事之间“等级位差”所导致的影响力作用更大，超过了由于官员董事本身带来的影响力，最终导致rq*odir*layer显著为负的净效果。
    控制变量中，规模与la显著负相关，但并不会显著影响ld。而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与la及ld都显著负相关，但其性质的结果则存在差异，尽管在ld的回归中，gov显著为正；但在la的回归中，gov的结果则不稳健，当只含rq时显著为正，但加入交叉项后则相反，这意味着第一大股东的性质对la的影响难以确定。
    
    fore和area的结 果在各回归中一致且稳健，前者并不显著而后者显著为负，表明境外战略投资者的加入并不会显著改变城商行的贷款投放，而跨区域经营的城商行会紧缩信贷。地方经济发展水平gdp虽然为正但并不显著，market的结果则说明市场化水平越高的地区，城商行越会增加贷款投放。
    (二)一个拓展性的分析
    需要注意的是，尽管官员任期是影响其晋升激励的重要因素，但不可否认的是，财政激励也是影响官员动机的重要方面，因为财政状况事关政府官员群体的利益。从这个意义上讲，作为领导者的市委书记，其任期的影响可能在财政状况不同时也有所不同。因此，我们以各地前一年的财政状况为准将样本分为两组，以考察这一差异。
    我们手工收集了样本银行所在城市滞后一期的财政收支状况，以财政支出与收入之比作为财政状况的代理变量(fiscal，财政支出/财政收入)，显然这一变量越大，当地的财政状况越差。本文中fiscal均值为1.717，中值1.451，最大、最小值分别为0.803、6.705。我们以fiscal中值为准，将样本分为两组，重新对模型进行回归，结果见表4。
    
    从表中来看，尽管官员任期及交叉项的结果与总体一致，但在财政状况较差地区，当加入任期及rq*odir时，二者都不显著。更重要的是，对比模型(3)和(6)可知，在财政状况较差时，任期的系数要显著大于财政状况较好样本，而交叉项则相反，⑤这可能是因为财政状况较差时，市委书记干预贷款的动机更大，使得其在任期增加时会要求城商行发放更多的贷款，且加强对银行的直接干预，弱化官员董事的作用。
    控制变量的结果也有较大差异，财政状况较好样本结果与总体基本一致，唯一不同的是境外战略投资者会有显著作用；而财政状况较差样本中除market外，其余变量都有一定差异，特别是gov和gdp显著为正，表明此时政府控制银行的贷款较多，经济增长较快地区也会有较多贷款。值得注意的是，在全样本中显著的控制变量在财政状况差样本中几乎都不再显著，这可能是由于此时地方政府(官员)加强了对城商行的控制，使其带有较强的行政化色彩，导致一些特征变量难以影响其贷款投放。
    (三)样本选择偏差问题
    虽然以上结果证实了市委书记任期、政治关联与城商行贷款之间的关系，但可能会受到样本选择偏差问题的干扰，特别是在官员董事变量上。因为显然第一大股东为地方政府控制的银行更有可能派出官员董事，而那些民营或第一大股东不为地方政府控制的银行则较少有官员出现在董事会中。⑥这样就会存在样本选择偏差，影响结果的稳健性，为此我们对地方政府控制的样本重新进行回归，结果见表5。
    
    从结果来看，地方政府控制样本的结果与总体基本一致，但也存在一定差异。具体而言，任期依然显著为正，存在差异的是，当加入任期与官员董事的交叉项后，交叉项依然显著，但rq在10%的水平下不显著(在la和ld的回归中p值分别为0.12和0.13)，然而当加入rq*odir*layer后，主要解释变量的结果与总体一致。控制变量中，size和s[，1]都与总体样本一致，结果较为稳健。而fore和area则存在差异，前者在子样本中都显著为正，表明对于地方政府控制的城商行而言，境外战略投资者的加入会带来贷款投放的增加；area虽然在la的回归中依然显著为负，但在ld的回归中并不显著，这与总体有一定差异。gdp及market与总体样本基本一致，具有较强的稳健性。以上结果说明，样本选择偏差虽然对结果有一定影响，但并未改变我们的基本结论，证实了结论的稳健性。
    五、结论
    本文利用我国2006-2009年各地市委书记与城商行的对应样本，实证分析了市委书记任期与城商行贷款投放之间关系，同时由于在城商行中存在一种特殊的政治关联即官员董事，我们还考察了官员董事及其行政级别对官员任期与城商行贷款关系的影响。结果表明，市委书记的任期与城商行贷款投放显著正相关，任期每增加一年，城商行的贷款资产比会增加约0.6个百分点，存贷比会增加约0.7个百分点；而官员董事也会强化任期与贷款的关系，同时官员董事的级别还会进一步增强以上三者之间关系。我们还考察了地区财政状况的影响，表明官员任期在财政状况较差时的作用更大。我们也检验了样本选择偏差问题，证实了结果的稳健性。
    本文的结论意味着我国城商行的贷款投放与地方官员的任期息息相关，且官员董事这种特殊的政治关联行为也对银行贷款有重要影响，这具有较强的理论和实践意义。从理论上讲，这表明在研究政府股东与银行关系时，需要考虑地方官员特征、政治关联等的作用：从实践上看，加强银行治理，摆脱或弱化地方官员(包括官员董事)对银行经营的直接干预将是实现城商行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方面。
    注释：
    ①本文没有考察市长的影响，这主要是基于以下认识：首先，我国长期以来存在的“属地化管理”和“行政发包制”的政治体制，使得“党管干部”的一元化领导体制成为一种现实需要，因为为了突出总承包人的行政责任，上级政府必须给予地方领导者以统摄全局的权力，从而有利于落实“谁主管、谁负责”的原则(周黎安，2008)，从这个意义上讲，市长的影响事实上也包含了市委书记的烙印，因此从市委书记身上找寻激励所在是符合实际的；其次，现有的文献都强调了领导者(Leader)对国家或地区经济发展等的影响，如Jones和Olken(2005)、Dreher等(2009)，因此尽管市长是地方政府的行政长官，但在我国的现实情况下，市委书记才是真正的Leader，因此对市委书记的研究也与现有的文献相符。当然，我们也不能否认市长的影响，只是本文着重强调了市委书记的作用，市长的作用还有待进一步考察。
    ②我国的《公务员法》中明确规定公务员应履行“忠于职守，勤勉尽责，服从和执行上级依法作出的决定和命令”的义务(第二章第十五条)。
    ③为稳健性考虑，我们也对任期从书记任本地市长时算起，结果基本一致。
    ④需要指出的是，本文计算的任期事实上是市委书记的在任年数，因此在任年数1和2的样本最多，这与张军、高远(2007)及王贤彬、徐现祥(2008)有所不同，他们的计算是官员的完整周期。这一方面是由于本文主要关注在任年份导致的官员激励差异，另一方面是为了尽可能多的保留样本。
    ⑤我们首先考察了两组样本中la的分布情况，Wilcoxon检验表明在10%的水平上能够接受两组样本的分布一致(z=1.231，p=0.218)，随后我们在 总样本中，在模型(3)基础上加入按fiscal中值为准的虚拟变量及其与rq的交叉项重新进行回归，结果表明交叉项在5%的水平下显著(t=2.53，p=0.013)。
    ⑥在本文的样本中，只有1家城商行第一大股东为民营而存在官员董事，为辽宁省阜新市商业银行，其2009年第一大股东为辽宁海力薄膜电子有限公司，持股14.4%，而阜新市财政局为第4大股东，持股7.38%，同时阜新市财政局的一位副局长担任银行董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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