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南省城镇居民消费贫困测度与经济增长的关联

　与东部其他省份相比，海南省的贫困广度和深度较大，贫困问题是制约海南省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关键节点。在全面小康建设攻坚阶段，海南省对贫困减缓问题给予了重点关注，2013年2月21日海南省委、省政府印发《省委、省政府2013年为民办实事十大事项》，将“强力推进扶贫开发，实现6万人脱贫”作为“十大事项”之首。但从既往减贫历程来看，海南省贫困人口自我发展能力不足，减贫成果对政策性扶贫、转移支付的倚重较大。同时，海南省贫困问题往往集中在少数民族聚集的地区，海南的贫困问题不仅关系着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目标的实现，而且关乎民族团结和社会稳定。在此背景之下，无论是基于保证人最基本权利的构建性目标，还是基于现实需要，我们有必要对海南的贫困问题进行深入研究，并通过寻找和实施更有效的减贫政策措施，实现海南全面彻底脱贫。
　　一、贫困测度方法说明
　　（一）贫困的理论判定
　　1.贫困概念的判定。贫困的内涵判定是贫困测度的基础，基于数据可得性以及可比性的要求，本文使用消费贫困概念对海南城市贫困进行测度，相对精确的衡量贫困人口的福利问题，兼顾贫困测度的可行性和现实意义。本文中出现的贫困相关概念包括绝对贫困和相对贫困[1]。如果某个群体的消费水平低于某一预设的固定标准，即可将其判定为绝对贫困人口。如果某个群体的消费水平低于全社会的某一普遍认可的平均标准，即可将其判定为相对贫困人口。
　　2.贫困线的判定。贫困线是贫困测度的必要条件，客观的贫困线设定能够更为科学地识别贫困人口，从而进行贫困测度。除了官方设定的贫困线之外，现有研究也对贫困线的标准问题进行了相关探讨，主要体现在绝对贫困线和相对贫困线两个方面。为了规避贫困线标准调整对贫困测度的扰动，本文在绝对贫困线的设定上采用联合国给出的标准，即人均每天1.25美元，以2000年汇率折算成人民币为年均3778元。相对贫困线的设定方法是将人均可支配收入的50%作为相对贫困线。海南省历年的城镇贫困线见表2。
　　（二）贫困测度的方法说明
　　基于Sen提出的贫困测度公理要求[2]，本文在研究过程中采用了Foster，Greer以及Thorbecke构建的FGT贫困指数[3]，其优点在于能够包含贫困发生率、贫困距等单项贫困测度指标，能够对深度贫困人群灵活赋予权重，并且易于将贫困变动分解为经济增长的总量效应和收入分配的调整效应。FGT指数被定义为：p=fxdx，α≥0。其中，x表示家庭的收入或者消费支出；fx是收入的分布密度；z表示贫困线；α是一个非负参数，代表对深度贫困或者对贫困者收入分配的敏感程度，α越大表示在贫困测度中对深度贫困人口赋予更大的权重，在价值判断上体现对贫困者收入不平等的更强烈厌恶。当α=0，1，2时，FGT指数分别代表贫困发生率指数（H），贫困距指数（PG）和平方贫困距指数（SPG）。贫困发生率主要度量贫困的广度，贫困距指数主要用于测度贫困的深度，平方贫困距则可以对不同收入水平贫困者的贫困距赋予不同权重，从而体现贫困者内部收入差异扩大对贫困状态的影响。
　　FGT贫困测度另外一个优点是可以测度减贫的增长弹性和收入分配弹性，并可以方便的将减贫分解为经济增长效应和收入分配效应。Datt和Ravallion对贫困变动的分解进行了详细分析[4]，在实际应用中，该贫困分解方法（D-R）会导致残差项的存在。为了规避残差，本文使用Shapley分解方法[5]对D-R分解进行了修正。其贫困分解公式为：
　　P=μz，π-Pμz，π
　　=0.5P（μz，π）-P（μz，π）+P（μz，π）-P（μz，π）
　　+0.5P（μz，π）-P（μz，π）+P（μz，π）-P（μz，π）
　　（1）
　　其中，μ表示平均消费。（1）式的第二行为总体增长效应，两个中括号的内容分别对应将时点0作为参照组的增长效应和时点1作为参照组的增长效应，总体增长效应为两者的算数平均值。第三行为总体分配效应，中括号内容分别对应时点0和时点1作为参照组的分配效应。利用Shapley分解的原理贫困变动率可以分解为：
　　1nPμ/z，π-1nP（μ/z，π）=η+η（2）
　　η=0.51nP（μ/z，π）-1nP（μ/z，π）+1nP（μ/z，π）-1nP（μ/z，π）
　　（3）
　　η=0.51nPμ/z，π-1nPμ/z，π+1nPμ/z，π-1nPμ/z，π
　　（4）
　　其中，η和 η分别代表增长效应和分配效应，由此可以进一步构建经济增长的益贫性指数。如果η/（η+ η）>1，则经济增长是益贫式增长（Pro-poor Growth）；如果η/（η+ η）<0则表明经济增长对贫困人口收入有害；如果η/（η+ η）∈（0，1）则表明经济增长虽然能够改善贫困人口的收入状况，但其改善速度低于平均水平。利用以上贫困的分解方法，可以对经济增长、收入分配与贫困减缓的关系进行粗略估计，并且对经济增长的益贫性进行识别。
　　二、数据来源与典型事实
　　本文从生活性消费支出的角度来衡量贫困状况，相较于其他以人均可支配收入作为数据来源的研究，从消费的视角看待贫困更能够相对准确的衡量家庭的福利状况。消费数据来源于2000—2011年《海南省统计年鉴》中的“城镇居民家庭平均每人全年消费性支出”。本文所有货币单位数据均以2000年为基期进行了价格调整。表1整理了各年份各收入组的实际消费情况，并利用变异系数、最高与最低收入组的消费比、基尼系数等指标显示了各收入组的相对消费情况。
　　从各收入分组的消费变动来看，中等偏上户及其他更高收入组的增速快于其他收入水平较低的分组，这意味着经济增长对各收入群体的影响并非是均质的，而是更有利于收入相对较高的人群。最低收入户的消费增速在低收入的五个分组中相对更高，表明现有减贫政策对这一群体的转移支付效应具有一定效果。海南省各收入组的组间消费差异呈“先扩大，后缩小”态势，高收入群体的消费支出显著高于中低收入人群。2006年之前海南省的收入分配存在明显的有益于高收入群体的特征，收入差距迅速扩大，但2006年之后随着国家层面政策的逐渐转向，开始更加全面的统筹公平和效率的关系，各收入组的消 费差异开始步入收敛的轨道。从各指标变动的阶段性可以看出海南省的组间差异存在较为明显的政策敏感性，政策冲击的瞬时效应较大。因此，如何提升低收入分组，尤其是贫困人口的收入、消费能力是新世纪海南省依然需要应对的严峻问题。
　　三、海南省城镇贫困动态演化
　　本文从绝对贫困和相对贫困两个方面对FGT贫困指数进行了测度，贫困测度过程中，不仅计算了贫困发生率，而且体现了FGT贫困指数中的贫困厌恶系数，对贫困距和平方贫困距也进行了测度（见表2）。
　　（一）海南省城镇绝对贫困
　　从贫困发生率来看，2000—2011年海南省城镇绝对贫困呈持续下降态势，从2000年的47.2%，下降至2011年的2.81%，年均减贫速度22.6%。贫困距和平方贫困距的变动结果也表明，海南省城镇贫困状况明显缓解。并且随着风险厌恶系数的增加，年均贫困减缓速度有所增加，贫困距和平方贫困距的年均减贫速度分别为33.2%和42.8%。这表明，随着海南省经济的持续快速增长，贫困线以下人口显著减少，贫困人口收入水平离贫困线的距离逐渐缩小，贫困人口的内部收入不平等程度有所下降，贫困人口和其他收入群体的消费状况均显著改善，并且贫困深度最深群体从经济增长中的获益比其他贫困群体更大。结合海南省整体基尼系数的变动来看，随着经济发展，海南省基尼系数呈波动上升态势，并保持相对较高水平。这表明海南省虽然贫困人口内部的收入分配有所改善，但相对于整体情况而言，贫困人口的消费水平与平均水平的差距呈扩大态势，这对表1中的数据进行了很好佐证。并且在接下来对城镇居民相对贫困的测度中也得到了体现。城镇贫困人口内部收入分配有所改善的可能原因在于，经济增长以及国家和地方财政转移支付的持续扩张。而海南省城市经济增长对贫困人口吸纳不足，导致了贫困人口收入和高收入群体消费差距的日益扩大。在绝对贫困线设定下，海南省贫困线附近的贫困人口已经实现了显著脱贫，后续深度贫困人口的可持续脱贫将是未来海南省减贫实践的重点和难点，选择盯住深度贫困人口的减贫政策将是提升减贫效率的关键。
　　（二）海南省城镇相对贫困
　　海南省城镇居民的相对贫困变动与绝对贫困指标有很大差异，海南省相对贫困的贫困发生率显著增加，从2000年的20.48%上升至2011年的30.46%，年均增长3.7%，并且贫困发生率体现出较强的阶段性和外部敏感性。具体表现为：随着经济的高速发展，海南的收入分配导致各收入分组的收入差距显著扩大，但随着本地经济对政策植入经济的涵化，以及政策层面对收入分配调节的重新审视，收入差距保持相对稳定。2008年全球性金融危机之后，海南省外部植入经济体面临外需放缓的约束，已经充分融入本地产业结构的中高收入群体的收入增速放缓，从而相对贫困指标有所降低。以上分析表明，海南的经济增长并非对所有群体都具有“水涨船高”的均质影响，经济增长伴生的是收入分配格局和社会各收入阶层的显著分化，这将对海南城镇贫困减缓产生不利影响。因此，海南如何在经济增长的同时谋求收入分配调节，实现相对贫困的实质性减缓是未来海南贫困减缓中面临的另一个重要问题。
　　四、海南省贫困分解与益贫性分析
　　通过对海南绝对贫困和相对贫困演化过程的分析，2000—2011年海南的城市贫困呈现显著的阶段性，在某些时间段上，其贫困减缓成效并不显著。并且经济增长的减贫效果和基尼系数存在高度相关性，这表明海南的贫困减缓与总体经济增长之间并非是单向关系，即经济增长并非先天有益于贫困减缓。在经济增长和贫困减缓之间存在着另外的因素，对经济增长的减贫效果起放大或者抑制作用。综合现有研究以及海南减贫的实际情况，收入分配是经济增长转化为贫困者收入，进而影响贫困减缓的关键节点。接下来，本文将主要分析海南经济增长、收入分配与贫困减缓的关系，并对经济增长的益贫性进行判定。
　　对经济增长的益贫性问题可以从两个方面进行界定：第一，经济的总量增长是否带来了贫困人口消费水平的绝对增加；第二，经济增长对贫困人口的消费改善是否超过平均水平的消费改善。在相对贫困概念的引导下，现有研究倾向于从而第二个方面来界定经济增长的益贫性。与上述不同，本文将利用减贫的经济增长弹性和收入分配弹性来对海南经济增长和收入分配影响减贫的方向和变动态势进行大致判定，然后对贫困减缓进行分解，利用数值模拟法，识别经济增长和收入分配影响减贫的强度问题，并基于减贫的数值分解，构建海南经济增长的益贫性指数，对海南经济增长对城市贫困人口的影响进行最终判定。
　　（一）减贫的经济增长和收入分配弹性
　　减贫弹性反映了贫困变动对减贫影响因素变动的反应敏感程度，本文利用减贫的经济增长弹性和收入分配弹性来反映经济增长和收入分配对贫困减缓的影响方向。减贫的经济增长弹性被定义为：在收入分配格局等其他因素保持不变的情况下，经济增长变动所导致的贫困状况变动程度，即减贫的增长弹性是贫困变动率与经济增长变动率的比值[6]。减贫的收入分配弹性是贫困变动率与基尼系数变动率的比值。减贫弹性的数值模拟结果见表3所示，为了规避2009年经济波动对减贫弹性的扰动，在分析过程中本文重点分析2000—2008年减贫弹性的变动。
　从减贫弹性的符号来看，各项绝对贫困指标的减贫增长弹性为负值，减贫分配弹性为正值。该结论与上文一致，即经济增长能够对贫困减缓产生积极影响，而收入分配的恶化则不利于贫困减缓。从减贫弹性随时间的变动来看，贫困指数增长弹性的绝对值长期保持稳定，而分配弹性则逐步增加，表明经济增长中收入分配的不均等越来越成为制约海南贫困减缓的障碍因素。从横向比较来看，在任一年份，分配弹性均随着贫困厌恶系数的增加而上升，这表明海南收入分配状况的变化，对贫困深度更深的贫困人口更为不利。因此根据海南减贫增长弹性和减贫弹性的分析可以对海南经济增长的益贫性做如下初步判定：海南的经济增长本身对城镇贫困人口具有显著的减贫效应，但经济增长同时伴生着收入分配状况的恶化，这对城镇贫困人口的贫困减缓形成了越来越强的制约，并且收入分配状况对城镇深度贫困人口的减贫抑制更强。经济增长对城镇贫困的总体影响取决于增长和分配两者的合力，虽然目前单就减贫弹性无法识别经济增 长的益贫性，但可以确定的是，由于收入分配对海南城镇贫困减缓的抑制作用越来越强，经济增长的益贫性趋于下降。
　　（二）海南城镇贫困Shapley分解和益贫性测度
　　本文根据Shapley分解方法将海南城镇绝对贫困变动分解为经济增长的收入效应和分配效应（见表4），并根据贫困分解计算了海南经济增长的益贫性指数（见表5）。总体来看经济增长对贫困指数具有显著负效应，经济增长能够有效带动减贫。而收入分配对贫困指数的影响则主要以正效应为主，即收入分配的变动不利于海南贫困减缓。如果收入分配保持2000年的初始状况，海南的经济增长将导致贫困发生率下降49.38个百分数。如果经济总量保持基期水平，收入分配结构变动将导致海南城镇绝对贫困发生率上升4.99个百分数。如果在计算贫困指数时，将贫困人口消费支出离贫困线的距离考虑在内，收入分配对贫困减缓的不利作用更为显著。如果海南经济发展保持在2000年的初始状态，2000—2011年分配结构的变动将导致海南的贫困距上升0.462个百分数，占总效应（1.4个百分数）的33%。因此，收入分配对贫困减缓的抑制作用随着贫困厌恶系数的增加而增大，经济增长对贫困深度较深人群的减贫总效应趋于下降。
　　表5也给出了益贫性指数的两年平滑值，该指数以收入和消费变动作为益贫性判定标准，如果贫困人口的收入消费水平有所下降，表明经济增长将恶化贫困人口的福利状况，此时益贫性指数小于0。如果贫困人口的收入消费增加且增速高于非贫困人口，则表明经济增长是益贫的，此时益贫性指数大于1。如果贫困人口的收入消费增加，但增速低于非贫困人口，则表明虽然贫困人口获得经济增长的扩散效应，但与非贫困人口的收入消费差距有所扩大，相对贫困指标趋于恶化，此时益贫性指数介于0到1之间。
　　海南省历年经济增长的益贫性指数均大于0，且大多数年份的益贫性指数显著大于1，表明多数年份海南城镇贫困人口的消费增长速度高于非贫困人口，其消费水平体现出与平均水平的趋同。可能的原因有二：一是海南城镇贫困人口的确从经济增长的扩散效应中获益，二是由于贫困人口的初始消费水平较低，其边际消费率高于非贫困群体，从产生贫困人口和非贫困人口消费水平的绝对收敛。同时，益贫性指数也体现出较为明显的阶段性，尤其是2006年之后益贫性指数趋于下降，且小于1。这意味着随着外部政策红利的消化和消费水平的自然收敛，海南城镇贫困人口的消费提升面临新的困难。虽然贫困人口的消费水平依然有所增加，但增速水平开始低于非贫困人口。贫困人口与非贫困人口的消费差距开始呈扩大态势，这将会导致海南城镇相对贫困状况的恶化。
　　基于以上对于分析，我们可以对海南省经济增长益贫性做如下判定：第一，海南的经济增长对城镇贫困人口消费水平提升具有显著扩散效应，但收入分配状况的恶化将会抑制经济增长的减贫效果；第二，收入分配对海南城镇贫困减缓的抑制作用趋于增强，收入分配恶化尤其不利于贫困深度更深的贫困人口；第三，2006年以前随着经济的不断发展，由于经济增长的扩散效应和贫困人口初始消费的低水平，海南经济增长表现出显著的益贫性，贫困人口消费水平与非贫困人口表现出趋同态势；第四，随着全球性金融危机带来的外需不足，海南经济增长益贫性趋于减弱，并且2006年之后益贫性指数开始步入小于1的区间，城市贫困人口从经济增长中的获益程度低于非贫困人口，消费差距开始扩大，相对贫困状况趋于加重。
　　五、结语与政策建议
　　本文利用FGT贫困测度指数，测度了海南城镇消费贫困状况；并利用Shapley分解方法，对贫困变动进行了分解，分析了经济增长的益贫性。本文的主要结论为：
　　1.海南省城镇绝对贫困呈持续下降态势，但受基尼系数扩大的影响，城镇相对贫困问题开始凸显，城镇相对贫困成为海南未来必须面对的贫困问题。
　　2.经济增长带来的收入扩张具有显著的贫困减缓作用，但收入分配格局的恶化对经济增长的减贫效率形成了抑制，并且收入分配对贫困深度更深人口的抑制作用高于其他非贫困人口。
　　3.海南省经济增长的益贫性表现出显著的阶段性，2006年之后经济增长的益贫性有所减弱，并且受外部政策和宏观经济波动的影响较大。
　　政策启示：
　　1.随着海南省贫困线附近城镇贫困人口的有效脱贫，离贫困线较远的贫困人口尤其是深度贫困人口将是未来实现贫困减缓的重点和难点，海南省城镇减贫开始真正步入攻坚阶段。
　　2.海南省城市的相对贫困呈上升态势，城市的相对贫困问题在海南开始凸显，相对贫困的理念应纳入到未来减贫政策的理念中。以贫困距和平方贫困距度量的相对贫困也呈现明显的恶化，这表明海南不仅在总体经济增长方面体现了不均等，在贫困人口内部的分配也存在越来越显著的差异。如何在制定和实施同质性减贫政策的同时凸显贫困人口内部的异质性是未来海南城镇减贫的关注方向之一[7]。
　　3.海南省城镇减贫受国家战略以及全球性金融危机的影响较为显著，体现出较强的外部冲击敏感性，海南省外部植入和政策推动的经济增长方式并非内生演化的结果，其拼接和移植的痕迹较为浓厚，导致针对海南的外部政策冲击往往更有利于资本所有者。未来海南如何构建本地市场、本地要素与外部植入经济的融合发展，形成有效的本地要素吸纳和自我发展能力是未来海南减贫努力的根本[8]。
　　（责任编辑：李兴发）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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