股市正进入与实体经济脱钩期

股市正进入与实体经济脱钩期

　　 2008年金融危机至今已经四年了，还有很多疑问依然在那里，无人能够赢得共识。这直接导致了一个根本问题上的分歧——我们究竟处于危机后时期的哪个阶段？在今天的研究中，我试图回答这个问题。因为只有确定“我们在哪里”，正确预测“我们正走向何方”的概率才能最大化。
　　
　　趋势一：全球经济陷入“死亡螺旋”
　　 “危机后”实施的临时性政策刺激，正在面临“信心危机”——当刺激政策药效逐渐消退，经济状态依旧疲软的时刻，更多的人开始怀疑“政府，本身或许是问题的根源”。迅速积累的、庞大的国家债务，让每一名国民感到失望，这决定了他们手中的选票会投向谁！即便非民主选举国家，民心所向的变化也会让政治家们感到恐惧。
　　 凯恩斯主义被纳税人终结，只是时间问题。财政政策“被迫”收紧，给脆弱经济带来的潜在影响不免令人担忧。不过，完全放弃努力，却又是任何政治家无法做出的抉择，因此，无休止的谈判、结构化的政策，会令经济数据看上去陷入“下降螺旋”，而非猝死。
　　 货币刺激，成为最后的救命稻草。不过，最大问题是，刺激成本的上升会逐渐体现，通胀周期开始缩短，经济增长幅度开始收窄，各国央行如同吸食吗啡的瘾君子为了追求同等快感而不得不逐渐加大用量。
　　 过量货币投放，可以恢复经济增长吗？这个问题没有共识。美联储认为“可以”，其他央行“不反对”或者被迫“弃权”。没有通胀预期，货币流通比率就会下降，经济活动就会减少，经济增长率就会下降。尽管货币过量投放不一定能够促使经济出现持续性增长，但却可以做到维持实体经济基本稳定，虽然每一轮货币投放的力度必须加大。
　　 相比未来可能发生的“世纪通胀”，眼下通缩造成的失业率上升更令货币决策者担忧。因此，量化宽松上各国央本文由论文联盟http://收集整理行的“一致性”体现得尤为明确。
　　 凯恩斯主义完成了“家庭债务”向“国家债务”的转移，量化宽松则完成了“近期债务”向“远期债务”的转移（前提是以新增国家债务为抵押的货币发行方式比如美元）。本质上，它们都是财务技巧——将债务展期的一种方式。债务从来没有消失，政策刺激的根本作用是“减轻负荷、争取时间”，只有真正的经济增长出现才能在未来对冲掉一部分债务。
　　 不过，真正的经济增长不会来自任何政策刺激，政策刺激只能是作为“诱因”或“债务转移”；真正的经济增长来自于创造性需求或替代性需求的持续出现（技术革命或战争）。“自发性复苏”何处会出现呢？没有人能够预料。上世纪三十年代大萧条的结束，可以归功于罗斯福新政，但如果没有第二次世界大战“创造需求”，也许结局会是另外一个答案。
　　 如何甄别“自发性复苏”来临呢？可以通过金融市场来发现，当游戏规则依然是“危机逻辑”——以流动性数据是逻辑主线，那么说明全球经济还没有走出衰退阴霾。阶段性的经济数据可能具有“欺骗性”，而游戏规则的变化则更为“诚实”。
　　
　　趋势二：中国经济“减速换效率、减税换增长”
　　 从长周期看，中国经济增长处于趋势性放缓。人口红利、全球化红利、城乡劳动力转移红利的消退，带来了生产效率持续下滑。从短周期看，主权债务危机恶化，发达经济体增长前景黯淡，使得中国经济外生增长动力严重不足。货币过量投放导致的通胀高悬以及房地产泡沫，抑制了长期政府主导下的内生增长。推动经济高速行驶所引发的成本（人力、物力、环境）上升，使得“宽松货币拉动投资、财政刺激主导投向”这套组合策略的边际利润已经下降至临界点。
　　 值得庆幸的是，当下“减速”已达成共识——在没有寻找到新的可持续增长点之前，“减速”是最保险、最经济的选择。由此引发的失业率上升压力，可以通过社会保障体系不断完善、以及创造就业能力强的部分产业政策放宽来有所分流。减速不是目的，效率增长才是目标。这是所谓“调结构”的初衷。不过，“减速”同时，需要做一件事情——让“大政府模式”寿终正寝。否则，“减速”换不来效率。
　　 主动减速，意味着不可能再出现“四万亿”刺激政策；意味着不可能再依赖房地产投资来拉动gdp；意味着经济目标彻底转向效率增长。这等同于宣告“大政府模式”的终结。高投资、高税赋是过去十年“大政府模式”的经典特征。我们要观察“大政府模式”是否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