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虽然是最先从危机中走出来的国家，但是，不能说中国目前就没有风险。当前，以希腊债务危机为标志的
国际金融危机再次来犯，以贸易顺差为借口逼迫并制造人民币升值预期、利益集团垄断、房地产泡沫、人口老龄化等都是中国面临的最大危险，如果处理不好这些风险，将有可能会引发连锁反应，最终拖垮中国经济。
无论是国家债务危机还是人民币汇率问题都是今年g20峰会或中国战略与经济对话中重点被讨论的话题，但不管讨论的过程怎样，中国都要坚持自己的底线一
中国金融的核心利益，警惕这一利益被损害。
中国金融危机的潜在因素——第二次国际金融危机
以2009年底迪拜债务危机为先导，2010年春季希腊危机为标志；从美国次贷危机演化为欧洲国家债务危机，欧盟和北约的过度扩张，金融投机高杠杆、高福利、高消费，人口老化，已造成社会严重的腐朽和停滞。可以预见，欧洲国家债务危机将会继续扩散，影响到英国和美国。
国际金融危机已发生过多次，至今中国没有被卷入，其基本原因是中国金融体系开放程度较低，货币没有完全自由兑换。1997年的亚洲金融危机，中国得益于提前进行“软着陆”，坚决打击北海房地产泡沫，控制通货膨胀，经济已提前达到平衡，因此有能力保持人民币稳定。1998年在投机资本集中冲击香港联系汇率，我国断然在香港实行强硬干预手段，切断投机资本自由进出。后来，索罗斯总结自己失败的教训是“没有想到中国政府不守规矩”。
1998年以后，国际资本认识到中国的稳定能力，在“人民币升值”的预期下大举进入中国，换取人民币进入股票房地产市场，购买国企产权，至今已有11年，进入的国际资本估计有数万亿美元，超过中国国家外汇储备。这样的一个国际收支结构，反映的基本格局是：
第一，国际私人资本，包括直接投资和货币资本流入，中国的国家资本流出，对于中国而言，总资本是净流出的，这与储蓄大于投资，国际收支经常项目顺差是一致的。
第二，国内资本和国际投机资本对流，国内腐败资本流出“洗钱”，然后再作为国际资本流回。在国家资本项目严格管制的条件下，大部分国内腐败资本还没有来得及把自己洗干净。只要放弃资本项目下的外汇管制，就意味着公开放纵腐败资本出境洗钱。
第三，长期实行“重商主义”政策，以静态比较利益理论为指导，实行劳动密集型产品的出口导向，依赖发达国家市场，把产业链定位在国际低端，延误了科技发展与产业升级。
第四，人口年轻和教育成功，造成货币财富大爆炸，自2000年以来连续11年经济高速增长，平均速度超过10％。在市场经济利润导向下，过剩资本难以流向实体经济，而是进入股市房地产，造成资产泡沫化。
从当前的状况来看，中国发生金融危机的危险性要比1998年大得多。
首先，1998年的亚洲金融危机是中国与美国联手抵御的，而2007年是美国爆发危机并且向世界转嫁，其压力对中国而言要比1998年大得多，中国无力独自抵御危机。
其次，美国向中国转嫁危机不仅是收缩国内市场打击中国出口，更加严重的是，迫使中国把自己的国家外汇储备大量购买美国国库券。美国政府借新债还旧债等于不还，中国并不能无限制地在国库券市场上抛售。如果外资集中撤资，中国无法抽回这笔巨额债。
第三，中国经济的繁荣与开放程度比13年前要高得多，国内经济已丧失均衡，通货膨胀尤其是房地产泡沫的危险性相当高。
第四，启动内部需求所必须的国内利益格局调整，国内政治与社会改革，市场经济的完善，由于国内利益集团的阻挠，难以真正启动。
第五，“精英层”包括决策层、理论界、媒体界等，所受到的新自由主义影响也要比13年前要大得多，他们把对于美国金融危机的报道控制在技术层面，拒绝反思。不排斥国内特殊利益集团与国际投机资本相配合，利用中国经济发展中的失衡，制造金融危机的可能性。
中国30年经济高速增长的“黄金时期”，将随着人口老龄化而逐步降温。金融的“超前过度反映”将会在某个时点出现，这就是说，中国经济与社会结构的一系列调整势在必行，自身就孕育着金融危机的因素，而一场金融危机的爆发，往往是宏观与结构失衡难以主动调整，最后被迫强制调整的一种形式。金融危机强制性地将经济增长打断，迫使社会进行利益结构的调整，如再不成功，中国就难免走上长期衰退的道路。
汇率之争的实质不是贸易顺差，而是制造人民币升值预期
美国逼迫人民币升值的公开理由是中国贸易顺差太大，贸易顺差不是中国压低币值造成的，而是30年来国际产业结构调整的结果。如果依靠升值来平衡中美贸易顺差，就是升到1:4，也还是解决不了。
随着中国进口结构的调整，人民币不用升值，贸易顺差也会减少。去年，中国的贸易顺差下降了4个百分点，未来，还会下降直至消失，只要国内经济继续高速度增长，这就是一个必然的趋势。
喧嚣一时的“把中国列为汇率操纵国”的问题似乎因欧洲危机的爆发而告一段落，但实质不然，因为美国的政客与经济学家们都明白，贸易顺差只是一个借口，真正的目的已达到，即制造人民币升值的预期。
升值预期诱发、利益集团垄断、房地产泡沫是中国最大危险。
不可不防的是，那些专门以“新自由主义”药方搞垮他人的政客和理论家们，制造“汇率操纵国”的目的，不在于纠正贸易顺差和转移国内危机，而是蓄意强化人民币升值预期，逼中国走当年日本的泡沫经济之路。
一场泡沫过去，日本经济停滞20年，人口平均寿命达到83岁，就难以恢复。其实中国人口老化速度极快，现在已经开始，我们还有10年宝贵的时间。目前爆发的货币财富有两条出路，一是纳入国家战略发展实体经济，二是以“市场导向”，实际是利益集团垄断和投机资本误导下造成经济泡沫，在崩溃中烟消云散。
在当前经济未完全复苏的情况下，由于担心出口滑坡，今年初中国政府未让人民币升值，但其实真正的危险不在于人民币小幅度升值，而在于美国已经成功地制造了升值预期，越不升值，升值预期越强，而升值预期是引起房地产泡沫的重要经济根源。
货币升值预期可直接引起资产泡沫，并不一定需要国际资本进出和套利套汇。这就必须深入理解实际汇率理论。
名义上汇率扣掉货币因素，称为实际汇率。人民币中期升值趋势是非货币因素决定的，就是实际汇率20年以来升值大约40％。
实际汇率，又表示为可贸易品与非贸易品之比。可贸易品即可以移动并参加
国际贸易的商品，其价格不断下降，非贸易品即房地产、旅游、医疗等不可移动的商品与服务，其价格不断上升。决定价格涨跌的非货币因素，称为“生产率比工资弹性”。在可贸易品部门，由于引进外国先进设备，生产率提高速度非常快，而工资基本不涨，所以可贸易品价格年年下降。在非贸易品部门，生产率难以提高，但工资却在提高，非贸易品价格年年上升。这样，用可贸易品价格去除以非贸易品价格，分子越来越小，分母越来越大，实际汇率的值就越来越小；人民币是采用直接标价的，1美圆所兑换的人民币越来越少，就说明人民币的实际汇率在升值。
具体地说，在可贸易品价格中间，出口品价格不断降低数量扩张，进口品价格不断提高数量萎缩，导致贸易条件恶化，贸易顺差增加，就要求名义汇率升值。
名义汇率如果不跟随实际汇率升值，称为“汇率错位”，就会产生升值预期，引导国际投机资本进入，国家被迫收购外汇使外汇储备剧增，造成人民币基础货币过度发行，再使用货币政策予以冲销，这就是10年以来中国发生的实际情况。
根据“金融超调”规律，如果政府不控制，人民币名义汇率会超额升值，以后升值预期变为贬值预期。如果政府控制名义汇率，就长期存在升值预期。
就是说，实际汇率升值引起名义汇率升值预期，长期存在的名义汇率升值预期引起股市房地产价格的升值预期，并且在“超前过度调整”规律的作用下，加速上升，即使严格控制外部资金流入也不能避免。只要国内储蓄大于投资，国家追求经济高速增长，采取积极的财政货币政策，有充足的货币供给，政府又不控制资金流向，资产泡沫就会发生。
有专家总结日本的历史教训，泡沫经济发生的深层次根源，是经济高速增长的惯性阻碍了经济转型。在外部压力下宣布日圆升值，即产生严重的升值预期，国际投机资本大量涌入，促使日圆升值过快，造成两个弊端：盲目投资海外造成严重亏损，国内资产泡沫形成。此时政府仍追求经济高速增长，采取扩张性财政货币政策，使资产泡沫更加严重。最终，在“日本买下美国，日本第一”的喝彩声中轰然塌陷，萧条长达30年。
有人说中国不会走日本的老路，因为我们有国内需求。但是我要强调的是，潜力不等于现实。启动内需，特别是提高人民群众消费，需要社会与政治改革。必然遇到既得利益集团的强烈反抗，如不能进行有效的利益格局调整，过剩资本会流向房地产和国外，而不会启动内部需求。
要从国家安全的战略高度来维护中国的核心金融利益
维护国家核心金融利益主要包括：
第一，全面认识美国推行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的危害性。人民币不升值不是最重要的，主要是不能升值过快。
第二，人民币不能公开宣布自由兑换，也不能私下里放弃对于资本项目的外汇管制。
第三，限制外资控制我国战略产业的股份，如已经被控制的，国家应以外汇的形式回购回来。
第四，金融机构与企业进行海外投资，必须在国家战略指导下进行，主要是控制资源，收购竞争对手，切不可进入房地产和金融投机。
第五，在人民币升值预期下，坚决打击房地产泡沫。目前政策力度不够，应该宣布对不动产征税。税率不能高，其关键作用，是实行不动产实名制，暴露并清查腐败性房地产投资。所担心的，这样的政策很难推行，恐将会受到既得利益集团反对，但是一般的经济政策又难以奏效，正如许多“经济学家”断言的那样，房价小降大升，最终在中国酿成大患。
第六，严防国际投机资本兴风作浪。索罗斯对于投资理论有重要发展，他认为，均衡市场虽然到处存在，但对于投资者来说没有意义，因为他只能得到平均利润，只有非均衡的市场特别是金融市场，才可能带来超额利润。他坚信金融市场的非均衡性质，就是垄断和预期能够改变供求关系，从而使股票房地产暴涨暴跌。他的投资理念是寻找宏观经济的不均衡。进一步讲，如果资金量足够大，就可以在不均衡的经济中进一步制造新的不均衡，利用经济的不均衡赚大钱。这不是阴谋论，而是市场经济规律基础上的资本运作，而美国国家政策和主流经济理论，又往往与投机资本形成巧妙的配合。
我们必须警惕，国际投机资本利用经济不均衡，在中国制造金融危机。其方法可能是制造和利用人民币升值预期，鼓励房地产泡沫，也可能在适当时机，转而制造人民币贬值预期，使已经出现严重泡沫的房地产崩盘。这样的事件，如果在人民币宣布自由兑换，或者中国政府在实际上放弃了资本项目外汇管制，同时某个国际著名投资银行发表报告：中国人口老化，经济高速增长即将终结，或者说房地产泡沫过大等等，此时如果美国宣布加息，等于一个动员令，号召投机资本和腐败资本外逃。金融危机的发生，关键就是预期的改变，而预期在一定条件下是可以人为操纵的。
如果某些重要的预期改变，外资集中撤资可能引起国内居民挤兑人民币而兑换外汇，连带股市和房地产泡沫破裂。一次泡沫经济破裂，只要耽误我们10年时间，中国就成为世界上人口最老化的国家。
我们要警惕中国金融的核心利益被损害，要把货币财富引向实体经济，包括基础设施，技术升级，国防与环保，和谐社会建设上来，不能放纵其到处炒作投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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