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论中国金融资源城乡配置差异的新政治经济学
日期:2023-01-24 阅读量:0次 所属栏目:财政金融
摘要:本文对
关键词:利益补偿;金融资源;城乡差异;政治经济学
一、引 言
(二)改革成本与利益补偿
当利益集团对改革的抵制而导致改革成本过高时,经济改革就不可能继续下去。在这种情况下,可以通过给予改革中的受损者相应的利益补偿来获取他们对改革的支持或认同[12]。laffont和qian,认为降低改革的阻力,从而降低改革的成本,使得经济改革变得可行①。虽然给予受损者以利益补偿也将增加经济改革的成本,因为这导致了市场信息的部分扭曲和资源的无效配置。但是我们有足够的理由认为这个成本的增量是要远远小于由于改革阻力的降低而带来改革成本的减少量,因为,过大的改革阻力所引起的社会动乱,甚至是武装冲突而导致的改革成本的增加是如此巨大,以至于我们可以用“呈几何级数上升来形容”。因此,当具有“帕累托”或“卡尔多”改进性质的经济改革由于改革阻力所导致的改革成本过高而无法实现时,我们可以通过给予改革的反对者以一定的利益补偿来减小改革阻力,从而降低改革成本的方式推进经济改革。要找到支持这一观点的经验证据并不是很困难,例如,
三、内生性金融制度安排与金融资源配置的城乡差异
转轨时期,政府为了降低经济改革的成本,就需要具备足够的动员社会资源的能力以给予经济改革中的利益受损集团以利益补偿,以减小他们对改革的抵制和反对。当政府的财政收入不断下降而无力以财政补贴的形式来维持补偿时,政府就以金融补贴的形式继续给予改革中的利益受损集团以利益补偿。
(一)利率抑制
早在上世纪70年代,麦金农[17]就发现,一些发展
由于国有银行一直肩负着向国有企业提供政策性贷款的职责,而这些政策性贷款大都转化成了国有银行的不良贷款,导致了其资产质量日益恶化①。政府担心因国有商业银行大量不良贷款的积累而引发金融危机的可能性和担心其不能适应加入wto以后国际银行业的竞争,于1998年对国有商业银行进行了全面的商业化改革,目的是要硬化其信贷决策和提高其经营绩效,加快其向商业银行转变的步伐。其实,如果不从根本上消除政府对国有商业银行信贷决策的行政性干预,商业银行就不可能实现真正意义上的商业化运营,其信贷决策也不可能被硬化,因此,其形式上的商业化改革也不可能提高其经营绩效[27]。但这次国有银行的商业化改革却给农村金融带来了很大的冲击,使得原本就被边缘化的中小企业和农户的融资由于国有商业银行名义上的商业化改革而进一步被压缩。同时,由于政府对农村社会、经济的政策由80年代中后期以前的以“放松管制”为主,转变为80年代后期的“放松管制”趋于停滞到90年代后的管制逐渐加强。政府对农村社会、经济管制的强化直接妨碍了农民根据自身的比较优势调整资源配置,优化产业结构,从而加重了农民的税费负担,直接阻碍了农民收入增长,从宏观上来看则直接导致了农业比较利益不断下降和恶化。
农村经济增长放缓导致农村经济剩余大大减少,使得国家从农村资源提取的收益下降了,其直接后果就是国有金融直接大踏步的撤离农村,根据有关统计资料显示,“1998-2001年国有商业银行撤并境内金融机构和营业网点4.4万个”[28]。国有商业银行从农村撤离,不仅导致了大量农村储蓄资金的上收和外流,而且其最直接的后果便是导致了农村金融的‘真空’,使得农村地区面临着严重的信贷约束。在四大国有商业银行撤离后,农村金融市场上的正规金融就只剩下农村信用合作社、农业发展银行和邮政储蓄。成立于1997年的农业发展银行属于农业信贷方面的政策性银行,主要从事农副产品收购贷款、商品粮基地建设贷款、农村基建贷款等,其基本不与农户发生信贷业务关系;邮政储蓄只吸收储蓄存款而不发放贷款,其实质上只是农村资金不断外流的一条抽水管②。因此,此时在农村金融市场上直接面向农户的正规金融其实只剩下农村信用合作社,其在农村金融市场上占据了近乎完全垄断的地位。正如本文前面所指出的,农村信用合作社在农村金融市场上的垄断地位显然是不利于中小农户和中小乡镇企业的融资。另一方面,农村信用合作社自从1979年划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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