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目前，人民币汇率必须保持基本稳定，但人民币升值的压力依然存在。从国际经济关系的发展来看，汇率的变动越来越不确定，这就需要以务实的态度，深入研究人民币升值的可替代性。本文从政府行为、市场调节、金融运作等几个角度探讨了对冲人民币升值的机制和机理，以期能以灵活适度的政策措施配合汇率政策来促进中国的经济发展。
国际上关于人民币汇率升值的议论持续了一段时间后，随着中国维持人民币汇率基本稳定的坚定立场而逐渐淡去，但是可以看到人民币升值的巨大压力依然存在。2003年11月，美国政府突然宣布对中国所出口的服装、纺织品、彩电实施配额控制和征收反倾销税的进口限制措施，这是美国政府看到人民币升值无望后采用的非汇率手段打击中国的出口，来解决中美贸易顺差问题；同时在国内也有升值的压力，中国多年来的贸易顺差和巨额资本流入使我们的外汇储备突破了4000亿美元。但是，人民币汇率目前必须保持稳定，国内大多数专家学者和国外的有识之士都认为，人民币升值将导致疯狂的投机，对中国经济发展将是灾难性的。著名的经济学家、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蒙代尔教授更是深刻的指出：人民币升值将带来八大弊端，加重通货紧缩，经济增速下降，造成就业率下降，形成商业银行不良贷款，外商直接投资下降，货币政策失控等等，产生一系列严重后果。因此，目前维持人民币汇率的稳定是明智之举。但是一方面我们必须从实务对策的角度研究人民币升值的化解之道，积极为人民币汇率保持稳定创造条件；另一方面，也要未雨绸缪，在理论上分析在人民币升值的状态下人民币升值的可替代性，探讨如何削减人民币升值给贸易、经济带来的负面影响。毕竟伴随着中国经济实力的增强、综合国力的提升，人民币汇率必然有一个上升的过程，只是我们需要选择一个合适的时机。
一、本币汇率升值的经济学分析
汇率，又称汇价，表示的是一个国家货币折算成另一个国家货币的比价。它表示的是两个国家之间的互换关系。汇率的标价方法主要有两种：一是直接标价法，用一单位的外国货币为标准，折算为一定数额的本国货币来表示的汇率；另一种方法是间接标价法，它用一单位的本国货币作标准，折算为一定数量的外国货币来表示。无论哪种标价方法，本币的对外升值都是对于以前而言，现在能用较少的本币兑换较多的外币，从而影响着两国商品的价格对比关系。一般说来，本币汇率升高，有利于进口，不利于出口；反之，则有利于出口，不利于进口。因为在本币汇率高的情况下，进口同样的商品，要少支付本币；出口同样的商品，要少收入本币，这有利于进口商，不利于出口商。对于外商直接投资，本币汇率高，相对于外币而言意味着，本币标示的土地、房屋、劳动力价格、设备等等价格就高，因而投资在东道国的企业的经营成本、财务成本、劳动力成本都会上升，在同样的收入前提下，收益就少，就不利于吸引外资。同样，本币的汇率的上升也就是外国货币的贬值，在外国的投资成本随之下降，使向国外投资变得更经济，促进本国国内的资本转向国外投资，而投资是一国经济增长的前提，投资的减少也就影响了经济增长的速度。尤其对发展中国家而言，引进外资更重要的是引进先进的技术、先进的设备和科学的管理经验，提升市场化程度和现代化程度，但本币的升值为外资的进入设置了羁绊。这样，汇率的高低就归结到一点，能否更充分地利用本国资源，赢得更多的国民产出，争取更多的就业机会，所以任何国家的政府都要争取有利的汇率条件。因而说汇率是国际经济关系中的核心要素，本币汇率的高低，关系着国家之间的贸易往来，即商品和劳务的进出口；关系资本流动，不仅对直接投资产生深远影响，而且汇率的变动能诱发大批短期资本进行套利活动，冲击正常的经济生活。在本币升值的状况下，对本国的贸易和资本流入产生很大的冲击，1985年日本迫于西方主要国家的压力，签订了《广场协定》，使日元的汇价飙升了三倍，结果贸易形势发生急转，大批资本为压缩成本也跨出国门到发展中国家投资办厂，固然攫取了可观的投资利润，但也影响了国内的就业水平和发展后劲，埋下了后期经济发展的隐患，可以这样说，日元升值是日本近年来挥之不去的通货紧缩的根源所在。因此在本币升值的情况下需要采取一定的措施和办法对进口商进行限制，对出口商进行补偿，限制或补偿的办法有政府行为和市场行为。
二、政府行为对本币升值的可替代性
政府为了削弱汇率变动的负面影响，可以通过行政手段进行调节，主要有关税、出口退税、配额等。关税和出口退税是政府运用税收的办法调整进出口商品的价格。关税就是对进口商品课税，向外国物品征收，提高了国外商品的销售价格，减少了国内消费者对它的需求，所以提高关税是对进口商的限制。出口退税补贴是政府对出口企业进行税金返还，是对出口商的一种补偿，提高出口退税率，实质上相当于本币贬值，这是用国内的货币补贴国外消费者，用来对冲本币名义上对外升值而形成的对出口的冲击。这表明：本币汇率变动(升值)，对出口商说，能够通过提高出口退税补偿，对进口商说，能够通过提高关税进行抵消。进一步说，本币升值的效应能够通过提高有效出口退税率来抵消，也能够通过提高关税抵消。但是采取关税或补贴两种手段各有其特点，效应是不同的。如果贸易保护的目标是刺激国内产出，补贴要优于关税，因为关税加大了进口消费成本，却无助于对国内贸易部门的产出。如果贸易保护的目标是减少进口或增强自力更生的能力，那么关税的代价最小，而补贴较为不利，原因在于关税能同时起到进口消费品和增加国内生产的双重作用，这比补贴仅能增加国内外向型产出的单一作用更为有效。简单地说，可以认为关税是一种“内向型”政策，即保护国内生产的发展，而补贴是一种“外向型”政策，它刺激出口生产的发展。另外，两者作用的后果也不一致，关税限制了国内消费者需求，国外生产者亦支付了更高的进入成本，约束了国际间比较成本优势的发挥，对整个社会而言，只会引起社会整体福利的净损失，普遍提高关税这个效果是应当防止的。而且，一国关税的提高，往往会遭致贸易伙伴国报复性关税反击，造成“双输”的局面。特别是发展中国家从发达国家进口的商品通常是技术含量高、附加值高的商品，依赖性强，进口弹性差，提高关税只会加重国内消费的负担，自身的福利损失更大些。出口退税补贴的实施要有政府财力做为保障。在财力不足的情况下，出口退税补贴会成为一张空头支票，对外贸易企业不能得到及时的货币补偿，引起企业支付能力和周转能力下降，陷入生产危机。另外，出口退税补贴的多少，即出口退税率的确定，还要考虑外汇紧缺程度，如果外汇短缺、储备不足时，提高出口退税率，能够调动出口企业的积极性，增加创汇；反之，就有条件订得低些。
以上两种措施是政府在改变进出口商品的价格上施加影响，政府还可以通过配额在进口商品数量上直接控制，来抵消由于本币升值使得进口商品成本低，进口商品有条件降价而形成的对国内生产厂商的冲击。配额的使用有一个特点：弹性较差，进口配额上升会受到贸易国伙伴的欢迎，但下降就会招致强烈的抗议，因为配额的数量是透明的，贸易伙伴按照原本配额设定产品数量组织生产进行供给，配额减少后，进口数量遭到强制压缩，无疑会使其生产能力闲置，形成投资浪费、加大失业。所以，配额增加容易减少难。
综上所述，政府在对本币升值进行政策抵消时就可以综合考虑三个因素，即关税调整、出口退税率和配额。假设在人民币升值情况下，我们能否还用这几种措施进行抵消呢?首先，从关税上讲，加入wto后，我国郑重承诺大幅降低整体关税水平，再次提升关税水平势必影响大国的诚信和形象，配额也是如此，只能是一个逐步扩大、放松，乃至取消的趋势。从出口退税上来讲，出口退税率调整确实对出口增长的影响非常直接，中国出口企业对税收成本的增减非常敏感。1999年在东南亚国家货币相继贬值的浪潮中，我国保持了人民币汇率的坚挺，事实上是人民币升值的过程，外贸部门的出口形势变得异常严峻，于是将出口退税率平均由6%提高到15%，政策效果显著，当年出口额为1949亿美元，到2002年底增加到3256亿美元，年均增长速度为18.6%。据有关专家测算，平均出口退税率上调一个百分点，中国出口增速将增加4.9个百分点，出口退税对本币升值的作用可见一斑。但应该看到，我国目前扩张的财政政策已形成巨额赤字，财政状况比较薄弱，出口退税的拖欠问题越来越严重。前不久，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联合发文下调了出口退税率，平均水平降低了3%左右。毫无疑问，动用出口退税政策来冲销本币升值必须有充足的财力作后盾，况且近几年外汇储备高速增长，由短缺变为盈余，迫切需要外汇的压力变小，政府不愿在出口退税上再做文章。
三、市场自我调节对人民币升值的可替代性
市场运行机制的自我调整是指在本币升值后，影响了出口商的经营行为，进而改变国内市场供求状况，带来物价的全方位下跌，进而又为出口改善了贸易条件，市场自身的力量使本币升值后尽可能回落。这一机理作用过程如下：本币的汇率升值，首先影响到进出口价格，使得进口价格降低，出口价格上升。出口价格上升，削弱了出口商品的竞争力，会很快丧失
国际贸易中的份额，这一点在某些发展中国家身上体现的尤为明显。进口商品价格下跌，排斥了本国商品供给，使得本国商品生产萎缩，丧失出口能力，使进出口失衡，这一点在某些发展中国家也产生过。发展中国家的出口贸易往往是传统的日用品制造业、劳动密集型产业，产品的附加值低，他们之间的产品出口替代性强，因而其出口贸易不仅要接受发达国家的歧视性定价，还面临着其它发展中国家的激烈竞争。一旦本币汇率升值，价格优势丢失，原来拥有的国际市场会迅速被其它发展中国家所占领。本国贸易部门生产出的庞大产品规模只得转销入国内市场，加剧国内商品市场的竞争，竞争的结果只能是日用品市场价格水平的下跌。出口产品转向国内市场销售带来国内产品价格下跌，这和本币对外升值带来的进口商品价格下跌共同形成了物价水平整体下降，是同样的效应，即意味着本币对内升值。同时，由于发展中国家的劳动力素质较低，科学技术不很发达，使得国内产业在适应新的出口形势而进行结构调整时显得更为漫长，物价往往持续地滑坡，低迷不振，把经济拖入通货紧缩的泥潭。因此在外汇汇率管制的情况下，如果本币升值一步到位不再调整，可以说本币的对外升值也会通过市场自身的机制诱发货币对内升值。按照前面的假设，名义汇率不再调整，货币对内升值，根据购买力平价理论，就意味着实际汇率下跌，因而可以抵消名义汇率在前期上升的部分幅度。前文已经论述过，对内升值可以起到减缓进口商品涌入的速度，为出口商压缩生产成本扩大出口创造条件；其实质是市场通过自身的力量影响货币价值而进行的自我恢复性调节。这种市场性的调节会带来市场机制的通病：作用链条长，时间缓慢、形成资源的浪费。要充分认识到市场自我的调节机制对货币对内价值的作用，使之尽量为国民经济发展施加正面影响。1997年东南亚金融危机时，人民币坚持不贬值，一时间大量商品出口受阻，积压严重，只有拿到国内市场上出售，致使供过于求，物价下跌。而货币当局没有预测到这种现象，实行了适度从紧的货币政策，加剧了通货紧缩的程度，经济增长速度下滑，只有依靠后来加大财政货币政策的力度去刺激经济增长。应当说，市场机制的自我调节会产生负面作用。
四、本币对内价值变动对人民币升值的可替代性
在国内市场上可以运用货币政策使货币价值变动，即使其对内贬值或升值，对冲本币对外的升值或贬值。比如，在国内市场上，使货币贬值的方法是造成国内物价上涨，形成通货膨胀。通货膨胀造成的国际贸易的后果一般说来，有利于进口，不利于出口，因为进口商品在国内市场上销售能随着物价的上涨趋势多卖钱，出口商却因为原材料、能源、劳动力工资等因素的上涨而加大生产成本，以本币计算的出口换汇收益就要下降，减弱出口产品的竞争力，使出口数量减少。所以，在外汇汇率管制的条件下，本币对外升值，而对内贬值，对出口商会产生双重利空，但对进口商而言，却是双重利好，这样会迅速恶化国际收支状况，导致贸易失衡，所以应该采用货币对内升值的办法来抵冲对外升值给出口带来的影响。这样，出口商便能以低的成本进行生产，以低的价格出口，改善本币升值的不利局面。但是，又可能出现另一个问题，本币的对内升值，即通货紧缩，会造成国内经济的不景气，是货币当局不愿看到的。这样的货币政策操作便是以牺牲国内整体经济发展速度来保证贸易部门的利益，对此需要在这两者之间根据实际进行利弊权衡、政策取舍。两害相权取其轻，如果在一个外贸依存度高的国家，外贸部门对国民经济的发展起着关键作用，货币政策则优先考虑的应该是外贸部门的利益，阻止贸易状况因本币升值而过度恶化，通过贸易部门平稳发展来带动整体经济；反之，如果外贸依存度不高，国内经济运行对通货紧缩反应强烈，则货币政策要侧重考虑整体经济的发展情况，不宜使货币对内升值，要暂时牺牲外贸部门的利益来保证整体经济的健康运行。
五、利率调整对人民币升值的可替代性
汇率是货币资金的对外价格，利率是货币资金的对内价格。如果本币汇率上涨，则持有本币多的人在赚钱，持有外汇多的人吃亏，因此会影响企业出口创汇的意愿。如果利率下跌，则持有本币多的人吃亏。运用这一机理，在人民币汇率上调的情况下，出口企业的损失可调节利率杠杆来弥补。也就是说，作为出口型的企业，本币的升值，意味着财务环境恶化，外币收入转化为本币收入后减少，为了保证他们获得合理的利润，要使用利率手段增加拥有外币的收益，减少运用本币的成本，可谓堤外损失堤内补。操作的手法有：一方面，上调外汇存款利率，增加持有外汇的收益，使之相对于人民币存款更具有吸引力，变相提高外汇对本币的兑换价格，增强企业出口创汇的积极性；另一方面，针对外向型企业，提供人民币的优惠贷款，考虑允许外向型企业在一定范围内公开发行债券直接融资，降低外向型企业的财务成本和运营成本，创造低成本的融资环境。这些措施属于结构性的，目的明确，针对性强，不会干扰其他经济变量，也无关国际经济利益。尤其是我国很多出口企业是中小型企业，要对冲人民币升值的负面效应，尤为重要的是解决他们的融资困境，降低融資成本，在出口中获得更多的金融支持。
中国加入wto两年了，越来越深刻地融入国际经济关系的大家庭中。在国际经济关系中，汇率一向是焦点所在，它已经不是单纯的
经济问题，还越来越多地蒙上了政治的色彩，汇率的高低也远非一国所愿，汇率变动的方向和幅度随着国家间发展的不平衡性而带有不确定性。几年前，我们还沉没在人民币贬值的一片呼声中，现在却又深刻地感受到了升值的压力。面对人民币升值的纷争，我们所要做的绝非只是以静制动，人民币汇率一成不变终究不是万全之策，而要以务实的态度，考虑各种可能性，深入研究人民币升值的可替代性，考察它的对冲机制和机理，以更灵活适度的政策措施配合汇率政策为中国的经济发展谋求更大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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