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工业革命与当代资本主义的技术创新悖论

　　资本主义条件下，创新技术只有与产业资本结合，才能成为现实的生产力。产业资本在取得对技术创新的支配后，将有选择的技术创新成果产业化作为其参与创新竞争、赚取超额利润的工这种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特有的技术创新实现路径决定了资本主义技术创新存在一个相对狭窄的可行域，并与新工业技术革命对技术创新活动的新要求相冲突。这一矛盾的发展会导致当代资本主义陷入技术创新悖论，技术创新过程趋于停滞化和碎片化，并引发一系列经济后果。具。

 

　　一、问题的提出

 

　　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曾指出：“资产阶级在它的不到一百年的阶级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世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1](P32)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相对于封建生产方式的优越性，体现在它能更好地促进技术创新和加快生产力发展。熊彼特也曾高度评价资本主义在技术创新方面的优势，认为来自资本主义企业创造的新消费品、新生产方法或运输方法、新市场、新产业组织形式，才是开动和保持资本主义发动机运动的根本推动力[2](P78-79)。鲍莫尔则认为自由市场经济提供了其他经济形式从未提供的激励，使企业家投入到生产的创新活动当中去[3](P74)。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驱动下，西方国家凭借两次工业革命率先进入了工业文明时代。但是20世纪70年代逐步展开的新工业革命[4](P43-52)却并没有使西方国家迈向新的工业文明高峰，西方国家普遍经历了一个“去工业化”过程：在制造业占国民经济的比重持续下滑的同时，服务业特别是金融业急剧扩张，并在过去的数十年里多次引发世界性金融危机。笔者认为，要弄清西方国家为什么会在第三次工业革命崭露头角之时陷入技术创新困境，就必须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技术创新的实现路径入手。

 

　　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技术创新的实现路径

 

　　不论哪种生产方式，要完整地实现一次技术创新过程，都必须相继完成以下两种结合：先是劳动者的创新性劳动与重复性劳动相结合，再是劳动者与劳动资料相结合。创新性劳动是指耗费在探究如何以新的生产方法和组织方法改造生产实践过程的一切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的总和，创新性劳动的直接产品是新的知识。重复性劳动则是指在以特定生产方法和组织方法开展生产实践过程中耗费的一切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的总和。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要实现一次完整的技术创新，须满足一些特别的条件：

 

　　首先，创新性劳动产品转化为知识产权或人力资本，实现创新性劳动产品的商品化。一方面，因创新性劳动产品(即知识)可以多次交换使用而不出现使用价值的损耗，故不能实现价值与使用价值的对立;另一方面，因创新性劳动产品的生产不会重复进行，故只存在生产创新性劳动产品的个别劳动时间而没有相应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创新性劳动产品不是马克思意义上的商品，创新性劳动也不是形成价值的源泉[5]。但是，技术创新过程须满足的结合条件又为创新性劳动产品的商品化开辟了道路。一方面，如果创新性劳动产品是显性知识(Explicit knowledge)，就可以将这种知识的独占权和使用权以法律形式赋予这种知识的生产者，形成知识产权;另一方面，如果创新性劳动产品是意会知识(Tacit knowledge)，则可以通过高于行业平均薪酬的劳动力价格去雇佣这种知识的占有者，形成人力资本①。通过设立“虚构商品”[6]完成创新性劳动产品的商品化，不仅解决了创新性劳动不形成价值与等价交换原则在形式上相冲突的问题，还为产业资本支配和利用创新性劳动创造了条件。

 

　　其次，对超额利润的追求，促使产业资本通过知识产权市场或人力资本市场去支配技术创新成果。产业资本的一切运动，都是以赚取更多的剩余价值或利润为目的。若某项知识产权不能帮助产业资本赚取超额剩余价值，资本家就不会购买这项知识产权;若拥有某种人力资本的劳动者不能帮助资本创造超额剩余价值，资本家也不会愿意为这种人力资本多支付一分钱。对资本有益的知识产权或人力资本，均须具备可以暂时地使产业资本置身于利润一般化过程之外的使用价值。对于知识产权来说，在因引入知识产权提高重复性劳动复杂程度而降低了资本有机构成的同时，法律所规定的独占权构成了资本暂时无法克服的外力，正如马克思所说，“在完全排斥或部分地排斥剩余价值一般平均化为平均利润的条件下才允许资本投入这种特殊生产部门……在这种生产部门中，由于商品的价值超过其生产价格，就会产生超额利润”[7](P861-862)。对于人力资本来说，个别产业资本对拥有人力资本的劳动者的雇佣行为本身就产生一种独占权，使个别资本可以独占这些劳动者创造出来的剩余价值。由于拥有人力资本的劳动者的劳动是创新性劳动与重复性劳动合一的复杂劳动，在社会必要劳动时间不变的情况下能够创造出比简单劳动更多的剩余价值。

 

　　最后，利润一般化规律迫使产业资本发动创新竞争，在产业资本的运动中不断实现技术创新成果产业化。知识产权和人力资本的存在，并不能使支配和占有这些“虚构商品”的个别产业资本永久地赚取超额利润。由于知识具有可传播性，对技术创新成果的模仿、学习和推广会使社会必要劳动时间下降并带来社会平均资本有机构成的提高，个别产业资本享有的超额利润因此不复存在。个别产业资本要继续赚取超额利润，就必须在旧的技术创新成果推广之前取得对新的技术创新成果的支配和占有，不断地实现技术创新成果产业化。产业资本与产业资本之间的竞争以及为在竞争中取胜而产生的对超额利润的渴望，变成一种迫使各个工业资本家不断改进自己的机器、不断提高机器的生产能力的强制性命令[8](P555)。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形成的这种由个别产业资本来支配和控制的技术创新实现路径，不可避免地会让个别产业资本将技术创新作为与其他个别产业资本展开竞争的工具。究竟是否要加入到创新竞争中来，不由各资本家的意愿所决定，而由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利润一般化规律所决定。个别产业资本如不加入这场创新竞争就不能赚取超额利润，就会在资本集聚和资本集中过程中处于劣势地位，就免不了最终被其他个别产业资本吞并的命运。参与创新竞争，推动技术创新成果产业化，是产业资本在竞争中求生存的自觉行为。

 

　　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技术创新所需要满足的这些特殊的、历史的条件，决定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比之前的任何一种生产方式都更能促进技术创新的不断实现。就如鲍莫尔所说：“很多其他经济类型中也有惊人的大量发明，然而，它们都没有这样一种能够源源不断地生产出创新的机制。”[3](P12)这也是率先确立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西方国家为什么能在两次工业革命中占得先机的根本原因。

 

　　三、新工业革命中技术创新的新趋势

 

　　(一)新工业革命中社会生产体系的变革趋势

 

　　正当西方世界沉浸在两次工业革命的辉煌中时，新工业革命已经在20世纪70年代悄然而至，并将为社会生产体系带来革命性的变化。里夫金在《第三次工业革命》中强调了清洁能源普及在新工业革命中的重要性[9](P29)，安德森在《创客：新工业革命》则描绘了新的自动化生产方法对传统制造业的颠覆性影响[10](P93)。

 

　　笔者认为，在新工业革命中，社会生产体系将呈现出两大变革趋势：

 

　　一是社会生产体系的清洁化趋势。前两次工业革命发展起来的社会生产体系建立在煤炭和石油等化石能源基础之上，这种传统的社会生产体系所创造的物质产品越丰富，则煤炭、石油等不可再生资源的消耗就越剧烈，向自然界大量排放的废弃物就越是加剧生态环境的恶化。新工业革命的任务并不仅仅是使太阳能、风能等清洁可再生能源成为社会生产体系的广阔能源基础，而是要最终建立起一套能与自然和谐共处的新的社会生产体系。清洁化的社会生产体系应包括清洁能源、清洁生产和清洁流通三个组成部分：社会生产所使用的能源必须是可再生能源;物质产品生产过程产生的废弃物或是可以被其他产品的生产过程利用，或是经过有效处理后不对生态环境造成压力;物质产品的流通过程在高效率地实现产品流通的同时尽可能地减少物质产品的无谓损耗。要建立这样一套清洁化的社会生产体系，就不可避免地要对现有的生产设备、基础设施等生产资料进行大规模的更换或改造。

 

　　二是社会生产体系的智能化趋势。社会生产体系的机械化和电气化是前两次工业革命的鲜明技术特征。一方面，与生产活动相对独立的科学研究和技术发明在产业资本的引导下不断地改造着分工越来越细化的生产流程，使得机器排斥和取代劳动力的倾向日益凸显。另一方面，建立在规模经济和范围经济基础上的社会生产体系使得大规模、标准化的产品生产成为最有利可图的生产工艺，只有在少量奢侈品的生产中小规模、定制化的生产工艺才得以保留。新工业革命的任务，不仅要实现更高的生产效率，使得单位产品所耗费的劳动时间大幅减少，还要通过更加智能化的机器设备，使高生产效率与小规模、定制化的生产工艺相互兼容。智能化的社会生产体系则必须包括智能生产和智能流通两个组成部分：具有强大生产能力和极高生产效率的生产设备可以直接根据众多消费者的个性需求，在极短时间内生产出每个消费者专属定制的产品;高度发达的产品供应链则可以在极短的时间内实现低成本、点对点的产品流通。要建立这样一套智能化的社会生产体系，就不可避免地要对现有的生产线、供应链进行革命式的改造。

 

　　(二)新工业革命对技术创新活动的要求

 

　　社会生产体系的清洁化和智能化趋势，也为技术创新活动提出了新要求，具体表现在两方面：

 

　　一是技术创新活动的“重化”。随着人类知识的不断积累，个别创新性劳动者越来越不可能掌握某个技术创新领域的全部知识。仅以个别创新性劳动者之力已经无法完成那些对人类历史进步有重大促进作用的技术创新活动，创新性劳动者的分工与协作成为重大技术创新活动的必要条件。将一种新产品由概念变成现实所需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越长，劳动过程越复杂，那么，在有大量的人共同劳动的情况下，就不仅可以而且应该把不同的操作分给不同的人，使人们形成分工协作关系[11](P380)。新工业革命要求人类改变长期依赖的能源基础，建立新的能源网络和生产体系，这种革命性、系统性的变革就必须要靠大量劳动者的分工与协作才能取得突破。以“阿波罗登月计划”为例，作为人类航天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一项成就，该计划历时约11年，耗资255亿美元;在工程高峰时期有2万家企业、200多所大学和80多个科研机构参加工程，总人数超过30万人。新工业革命促使一些技术创新活动走向“重化”，创新性劳动者的相互合作和精细分工成为技术创新活动的必要条件。

 

　　二是技术创新活动的“轻化”。伴随着劳动分工的精细化和生产工具的智能化，劳动者在其专门从事生产领域进行一些微小的技术创新和工艺改进，成为一种在技术上越来越可行的事情。马克思在分析工场手工业的劳动分工时曾说过：“总体工人从而资本在社会生产力上的富有，是以工人在个人生产力上的贫乏为条件的。”[11](P418)这种“奴隶般的服从分工”[8](P435)的状况在新工业革命中终于在技术上具备了彻底改变的可能性。借助增量加工技术和工业机器人，个别劳动者完全可以将其合一的创新性劳动和重复性劳动直接与生产资料相结合，创造出个性化、定制化的产品。由此形成的最终产品并不必然是商品，却可以提供标准化商品所不能提供的使用价值，直接满足消费者个性化需求。这种“轻化”的技术创新活动，由于直接满足了技术创新过程的两个结合条件，相较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的技术创新实现路径，是一种更便捷、更高效、更人性化的技术创新活动。新工业革命在促使一些技术创新活动“重化”的同时，也在促使另一些技术创新活动“轻化”，曾经不得不变为局部劳动者的个别劳动者，在新的技术条件下重新成为全面发展的劳动者。

 

　　四、新工业革命与资本主义技术创新过程的停滞趋势

 

　　(一)资本主义技术创新的可行域

 

　　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的技术创新，以技术创新成果的产业化为技术创新实现的标志，技术创新的整个实现途径都处于产业资本的支配和控制之下。产业资本对技术创新实现路径的支配和控制，又以赚取超额利润和加快资本积累为直接目的。技术创新成果产业化能否带来更客观的超额利润，能否形成更迅速的资本积累，是产业资本是否选择一种技术创新成果加以产业化的唯一标准。这一标准的设定，必然使得资本主义技术创新实现路径成为一种有限制的技术创新实现路径。只有在不违背产业资本所设定的技术创新成果产业化选择标准的区域内，技术创新成果的产业化才会得到产业资本不遗余力的支持和推动，由此形成了资本主义技术创新的可行域。

 

　　资本主义技术创新可行域的边界究竟有多广，归根结底是由两个条件所决定：一是生产者与消费者必须分离，消费不是生产者进行生产的直接目的，这就使得由产业资本支配的商品生产和流通成为沟通生产者与消费者的桥梁;二是劳动者与生产资料必须分离，生产资料不归劳动者所有，这就使得产业资本能以预付资本和雇佣劳动的方式支配商品生产并赚取剩余价值。要同时满足上述两个条件，能够加以产业化的技术创新成果，就必须是有助于实现并利用生产活动中的规模经济和范围经济的技术创新成果。一方面，有待产业化的技术创新成果不能是需要特别大生产资料投入和特别多生产者协作的技术创新成果。这样的技术创新成果不仅不能实现规模经济和范围经济，还会让产业资本因须预付过多的货币资本和承担过大的经营风险而对技术创新成果产业化望而却步。另一方面，有待产业化的技术创新成果也不能是只能满足极个别消费者特殊需求的技术创新成果。这样的技术创新成果虽不需要多少生产资料投入和生产者协作，但极小的市场需求使得规模经济和范围经济难以实现，极高的生产成本和流通成本会让产业资本因利润空间有限而对技术创新成果产业化失去兴趣。由此，可确定资本主义技术创新可行域的上限和下限。

 

　　(二)新工业革命与资本主义技术创新的矛盾

 

　　正如前文所述，新工业革命使得技术创新越来越明显地表现出“重化”和“轻化”的趋势。但是无论技术创新活动走向哪个方向，都不可避免地会使技术创新活动越来越脱离资本主义技术创新的可行域。

 

　　一方面，技术创新的“重化”要求整个国家甚至整个世界的劳动者联合起来，在技术创新的理论推演、试验论证、成果整理、生产推广等技术创新过程的全部环节形成紧密的合作。但由此形成的矛盾是：协作的劳动者人数或协作的规模，首先取决于单个资本家能支出多大资本量来购买劳动力[11](P383)，规模越来越大的劳动者协作超出个别产业资本所能承受的范围。生产资料归全社会所有是解决这一矛盾的唯一办法，但这一突破资本主义技术创新可行域上限的行为恰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所不能允许的。

 

　　另一方面，技术创新的“轻化”要求劳动者直接为满足自身的个性化需求而进行生产，使得创新性劳动与重复性劳动合一的技术创新活动直接服务于劳动者的全面发展。但由此形成的矛盾是：生产者与消费者相分离的商品生产和流通即便付出极高的成本也很难完全满足消费者的个性化需求。要提高这类技术创新活动的效率，就必须实现生产者和消费者合一，实现劳动者对劳动资料的个人所有(或为提高劳动资料使用效率而实行部分劳动者对劳动资料的集体共有)。这一矛盾解决方法显然突破了资本主义技术创新可行域下限，也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所不能接受的。

 

　　(三)资本主义技术创新悖论的出现

 

　　新工业革命与资本主义技术创新之间的矛盾，归根结底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基本矛盾不断发展的结果。不可否认，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取代封建主义生产方式，并形成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相适应的技术创新实现路径，曾经极大地推动了技术进步和生产力发展。但当新工业革命对技术创新的要求与产业资本实现自我增殖的要求相冲突时，产业资本对技术创新过程的支配和控制就从促进技术创新的积极因素转化为阻碍技术创新的消极因素。由于产业资本垄断性地控制着全社会绝大多数的生产资料，也掌握着技术创新成果能否产业化的决定权，那些顺应了新工业革命潮流的技术创新成果，因产业资本的阻碍难以顺利地实现产业化。因此，现代资本主义不可避免地要陷入到一种技术创新悖论：倘若产业资本抑制技术创新，不将最新的技术创新成果加以产业化，在资本有机构成不变的条件下不断进行的资本积累终将会让劳动力成本价格上升到使剩余价值不复存在的地步;但如果产业资本向新工业革命的技术创新潮流妥协，允许技术创新沿着“重化”和“轻化”的方向发展，那么技术创新终将突破资本主义技术创新的可行域，使资本主义本身成为一种必须要废弃的生产方式。

 

　　为缓解新工业革命和资本主义技术创新可行域之间的矛盾，资本主义国家也试图利用国家的超经济力量来推动技术创新成果产业化。这种协调方式通过使技术创新的前期投入由全社会承担，局部地扩大了资本主义技术创新的可行域，但同时也产生了极大的副作用。必须承认。冷战结束后，以信息技术为代表的一批新技术的普及曾使美国经济步入一段“高增长、低通胀”的幸福时光。但究其原因，美国庞大的军工联合体将军用技术民用化是新技术得以普及的关键因素：卫星导航、医用激光、移动通信和因特网技术等重大创新都是由其军方首先开发后逐渐转为民用[12]。原本应当造福人类的技术创新活动却不得不以战争和军备竞赛的名义来展开，资本主义国家用超经济力量推动的技术创新成果产业化将由全人类付出巨大代价，是一种低效率的解决办法。这种协调方式非但没有解决新工业革命与资本主义技术创新的矛盾，还进一步加剧了劳动者的畸形发展，使创新性劳动成为少数人的特权。美国服务业就业人员比重由1997年的73%上升到2007年的78%，但每百万人拥有的研发部门研究人员数仅由1997年的4254人增加到2007年的4673人(见图1)。大部分劳动者被排斥在物质资料生产活动之外的同时，也失去了进行创新性劳动的机会。对人的创新力的浪费，加速了资本主义技术创新过程趋于停滞的速度。

 

　　五、陷入资本主义技术创新悖论的经济后果

 

　　(一)去工业化与就业结构变迁

 

　　资本主义产业转型是创造性毁灭的过程[13]。在产业资本的各种形态中，唯有在生产资本形态下才能创造出剩余价值，作为职能资本而从产业资本中独立出去的商业资本会将其大部分职能本身也交给被雇佣的劳动者，这些劳动者的劳动虽然不会创造剩余价值，但能使他占有剩余价值[7](P327)。资本主义技术创新悖论的出现使技术创新趋于停滞化和碎片化，因而减缓了资本有机构成的提高，使得剩余价值率进而利润率面临下降压力，这就促使越来越多的资本游离于生产资本之外。一方面，将现有的技术和生产线转移到社会平均资本有机构成更低的国家，另一方面，将国内资本投入服务业(特别是金融业)以便在全球范围内转移和占有剩余价值。这导致了西方国家出现去工业化现象和就业结构变化。以美国为例(见图1)，按不变价格计算，美国2011年工农业增加值仅比1980年增加了172倍，但其2011年服务业增加值却比1980年增加了228倍，服务业增加值比重则从1980年的6723%上升到2011年的7309%。去工业化引起的产业变迁对社会就业结构形成冲击。在美国，就业结构的转变使劳动者面临更严峻的就业形势，社会总失业率自1980年以来一直高于4%的水平，服务业就业人数比重从1980年的657%上升到2010年的812%，服务业就业人数比重上升的速度快于服务业增加值比重上升的速度，这意味着劳动者必须接受更低的实际工资。

 

　　(二)资产价格泡沫化与“伪创新”的泛滥

 

　　资本主义生产过程实质上同时就是积累过程[7](P242)，扩大的社会再生产要求不断将剩余价值转化为资本，通过产业资本的循环运动实现资本积累。第三次工业革命与资本主义技术创新之间的矛盾致使剩余价值资本化受到阻碍;一方面因技术创新过程趋于停滞化和碎片化而减缓了资本有机构成提高速度，另一方面直接转化为货币资本的剩余价值却在源源不断地被生产出来。这就不可避免地导致货币资本不断积累，“货币资本的积累，大部分不外是对生产的这种索取权的积累，是这种索取权的市场价格即幻想的资本价值的积累”[7](P531)。货币资本的这种积累必然导致资产价格泡沫化。为实现这种积累而推出的金融产品，不过是使“同一资本，甚至同一债权在各种不同的人手里以各种不同的形式出现”[7](P533)，是一种虚拟的伪创新。以美国为例(见图2)，上世纪90年代初期突然加速的技术创新步伐一度缓解了美国货币资本过剩的问题，其广义货币M2与GDP之比从1988年的7759%降到1994年的6216%，但技术创新步伐放缓又使该指标在2012年达8992%;1988-1999年间美国市场平均贷款利率为833%，2000-2012年间降至5352%，在2009-2012年间贷款利率进一步降至325%。货币资本积累为资产价格泡沫化创造了条件。美国股票市场交易额与GDP之比在1988年仅为3397%，1997年达到12373%，2000年进一步上升到32188%，美国房地产市场泡沫更在2008年让该指标达到45019%。

 

　　(三)国家财政与信用的破产

 

　　随着资本主义创新过程趋于停滞，一方面去工业化现象加剧了劳动者在生计上的不稳定，使维持劳动者基本生存所需的政府财政支出攀升;另一方面资产价格泡沫化加剧金融体系的不稳定，使维持金融体系正常运转所需的国家信用担保增加。当资本利益集团不愿承担国家财政和信用扩张的成本时，国家财政与信用的破产就成为必然。在欧洲，由于失业率长期处于较高水平(见图3)，西班牙、葡萄牙和意大利等欧洲国家不得不维持巨大的福利项目支出;2008年金融危机加重了这些国家财政负担，政府债务风险迅速放大(见图4)。在美国，1977-1996年的19年间美国联邦政府曾关门17次，其中1995-1996年的两次关门导致数十万政府雇员被遣散回家。2013年10月美国联邦政府关门闹剧又持续了16天之久。政府关门危机的实质是控制着美国国会的大资本利益集团不愿为维持政府运转而支付更多税款。

 

　　六、结论及对中国的启示

 

　　通过使劳动者与劳动资料相分离，产业资本可以对技术创新成果产业化环节进行控制，进而取得对已经转化为知识产权或人力资本的创新性劳动的隐性支配。产业资本的逐利本性决定了资本主义技术创新只能在一个相对狭窄的可行域内进行，这与新工业革命对技术创新活动的新要求相冲突。这一矛盾的发展使得现代资本主义国家陷入技术创新悖论，技术创新过程趋于停滞化和碎片化，并引发去工业化、资产价格泡沫化和国家财政信用破产等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不能自行克服的经济后果。

 

　　西方资本主义国家陷入技术创新悖论的教训也给中国带来了一系列启示：首先，中国要避免陷入这种技术创新困境，就应当坚持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大力发展公有制经济，积极探索与生产力水平相适应的公有制实现形式;其次，中国要在新工业革命中实现对西方国家的赶超，就应当全面深化各领域的改革，努力构建一种尊重科学和人才、鼓励全社会成员创新创造和全面发展的经济、政治与文化管理体制;最后，中国要避免西方国家因陷入技术创新悖论而出现的各种经济后果，就应当在发挥市场机制在资源配置过程中的决定性作用的同时，正确认识“举国体制”的作用和地位，通过市场调节与政府调控的有机结合来消除市场机制固有的缺陷和不足。

 

　　作者：王俊 来源：求实 2015年9期

本文链接：http://www.qk112.com/lwfw/jingjilunwen/gongyejingji/258147.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