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退出TPP对我国对外贸易经济的影响及发展对策

　　摘要：贸易经济是全球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但随着美国退出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导致逆全球化和贸易保护主义抬头，正逐步威胁着全球经济。在贸易保护主义与自由贸易主义的博弈中，中国在亚太地区主导经贸合作的空间不断扩展，将在政治、贸易等国际事务中肩负起更多责任。面对美国战略性回撤的大背景，我国应在互利共赢开放战略思维指导下，以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谈判为重点，在TPP或RCEP基础上扩容或融合，积极推进亚太自由贸易区（FTAAP）建设进程；应抓住“一带一路”发展机遇，坚持“引进来”与“走出去”并重；应以技术、质量、品牌为核心，加快对外贸易转型升级；应促进加工贸易向产业链中高端延伸，向中西部地区梯度转移。

　　关键词：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逆全球化；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亚太自由贸易区；“一带一路”

　　中图分类号：F753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7-8266（2017）11-0061-07

　　一、TPP协定概述

　　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rans-PacificPart？nershipAgreement，TPP）是一项由美国主导，包括日本、澳大利亚、加拿大、新加坡等12个谈判成员国的多边自由贸易协定，TPP协定各成员国经济总量占全球的40%，超过欧盟。TPP协定的主要特点如下：

　　一是成员国之间较为突出的差异性和复杂性。TPP协定各成员国分布于北美、南美、东亚和大洋洲，在地理位置、宗教信仰、政治制度以及经济发展水平等各方面存在很大的差异性和很强的复杂性。

　　二是TPP协定内容覆盖多个领域。协定详细规定了包括货物贸易、服务贸易，知识产权保护，国有企业、政府采购，劳工与环境标准，金融、投资，透明度和反腐败等在内的条款，绝大多数是亚太地区其他自由贸易协定中所没有涉及或较少涉及的。

　　三是降低关税加强成员国之间的经济合作。制定统一的原产地规则，全面减免关税，赋予成员国服务贸易的国民待遇和最惠国待遇，主要目的是扩大对亚太地区的出口，促进经济复苏与增长。

　　四是TPP协定将中国排除在外。美国阻挠由中国发起的亞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却没有达到目的，转而将TPP协定视为美国与中国在贸易政策方面抗衡的战略措施，试图将中国排除于亚太区域共同体之外，增强美国在亚太地区的地缘影响力。

　　二、美国退出TPP协定的原因

　　特朗普上台后，其政府施政纲领发生了转变，奉行美国利益优先的外交政策，退出了TPP协定，从而在根本上扭转了美国长期以来实施的自由贸易策略。

　　（一）美国社会存在一股不认可贸易全球化和自由化的力量

　　美国通过科技、金融、教育等方面的服务贸易获得了巨大的出口顺差，并从发展中国家进口物美价廉的商品，享受其低成本劳动力的实惠。然而，随着美国外包行业的发展，甚至连高技能生产任务也开始转向外包，这就冲击了美国自身的就业结构，导致其制造业就业需求减少，工资降低，美国劳动力面临着来自其他发展中国家低廉劳动力的竞争压力，这有可能导致美国传统制造业的衰落。早在2016年初，美国国际劳工论坛以及钢铁工人联盟等组织就要求美国国会阻止通过TPP协定。特朗普的执政和退出TPP协定凸显了美国社会存在的对贸易全球化与自由化的强烈质疑和反对力量。

　　（二）美国贸易保护主义的反弹

　　当前，美国主流政治势力认为，美国的主要贸易伙伴国基于其国内的产业扶持政策及支持性补贴，导致美国优势企业与高科技在竞争中处于劣势。比如，美国民主党参选人桑德斯曾经指出，在过去的十几年里，美国大约有6万多家工厂关闭，高达480万报酬较好的工作岗位消失，这些大多与灾难性的贸易协议有关，因为自由贸易协定鼓励企业把工作转移到工资更低的地区。[1]特朗普本人也基于美国工作机会外流、创新能力下降以及移民等问题，强烈反对TPP协定，试图在美国退出TPP协定后，通过“两反一保”等手段维护公平贸易，实现美国产业回流，重塑制造业大国形象，重新夺回流失海外的工作机会。[2]

　　（三）多边协定将被双边协定和区域化合作所取代

　　美国退出TPP协定这一行政命令的签署标志着美国贸易政策的转变，美国开始从多边协定转向双边协定和区域化合作，这充分体现了美国利益优先的导向。在双边会谈中，美国的合作对象大多是经济实力弱于美国且依赖美国市场的伙伴国。以日本为例，汽车一直被视为美国和日本贸易严重失衡的代表性商品。最近三十多年，日本汽车制造商占美国汽车市场的份额接近40%，而美国占日本市场的份额还不到1%。如果美日展开双边谈判，美国一定会要求日本作出比TPP协定更大程度的让步。此外，美国也会尽快与加拿大和墨西哥就北美自由贸易协定（NAFTA）进行重新谈判。

　　三、特朗普新政对国际贸易的影响

　　（一）特朗普新政计划

　　国家安全和主权、经济民族主义和拆解行政国家是特朗普新政计划的重要内容。他认为，美国经济就是本国经济，不是开放国界的全球化市场经济。总体可用“两破两立”来归纳，即废除奥巴马医保法案，取缔多德—弗兰克金融法案（Dodd-FrankAct），建造隔离墙与新移民制度，投资5500亿美元投资交通基础建设。

　　1.废除奥巴马医改法案。美国是发达国家中唯一没有建立全民医疗保障体系的国家。奥巴马医改法案的目的在于，实现医疗保险的广覆盖和低成本。奥巴马医改法案中止的原因在于，该法案严格约束保险公司的合同行为，控制医疗费用，降低医疗成本，破坏了垄断医疗集团既得利益，而且增开新税与医保费用上涨增加了美国中产阶级对医改法案的反感，加之美国两大党派执政理念不同，执政党的交替势必会在医疗体系改革方面产生大相径庭的方案。

　　2.撤销多德—弗兰克金融法案。2010年通过的多德—弗兰克法案旨在严格管控金融行业，其中最知名的就是沃尔克法则，即限制大型金融机构自营交易业务。然而，多德—弗兰克金融法案实施后，美国经济形势并没有得到明显改善，美国经济增速缓慢，仅维持在2%以下，失业率居高不下，与此同时大银行的规模却仍在扩张。基于此，特朗普政府认为，多德—弗兰克式的经济不适合劳动者，将取缔多德—弗兰克金融法案，放松对金融机构的束缚，制定新政策以促进经济增长和就业。

　　3.“美版四万亿”。美国基础设施陈旧，公路、桥梁、铁路使用年限较长。根据美国公路管理局数据，美国50%的高速公路属于带病运营；桥梁按规定年限是每50年一大修，目前平均年龄是43年，有25%的桥梁需要大修或者桥面窄不适合现代车辆通行；超期服役或接近期限服役的公交车和轨道车辆占了近50%。因此，特朗普在竞选时提出，将由政府出资5500亿美元用于基础设施建设，构建更快更安全的交通网络。

　　4.完善移民制度。美国与墨西哥接壤的边界线长达3100多千米，特朗普已经签署总统令，指定启动联邦资金在美墨边界修建隔离墙，以阻挡非法移民和毒枭入境。除此之外，特朗普执行的移民新法还包括非法移民零容忍、第一时间遣返外国罪犯、终结庇护非法移民的城市、停止接受难民、废除奥巴马移民行政令等。这一切都是为了实现美国公民利益的最大化，把美国移民数量控制到合理范围之内。

　　5.贸易保护政策。特朗普贸易新政以退出TPP协定、把企业留在美国、创造就业+纳税为核心，利用贸易保护对所谓的“不公平”贸易利益进行分配，妄图重振美国制造业，实现美国经济强劲增长。特朗普政府已经宣布退出TPP协定，并要求重谈北美自由贸易协定，计划免征出口税，征收20%的进口税，打算对墨西哥和中国征收惩罚性关税。这些均表明，美国已经从宣扬自由贸易的旗手转向了贸易保护主义，并正在成为影响全球经济健康发展的最新的不确定因素。2017年2月28日晚，特朗普在美国国会联席会议发表重大政策演讲，主要涉及旨在简化税收体系、减轻中产阶级税负、提高美国企业全球竞争力等的全面减税和美国制造业激励计划的关键内容。[3]

　　（二）特朗普新政对国际贸易的影响

　　1.历史的经验教训

　　1929年，世界经济危机爆发，全球经济进入大萧条时期，各国之间货币战、贸易战、关税战频繁爆发，国际贸易总额大幅下降，世界经济秩序瓦解。由于缺乏有效的国际协调机制，加之经济爱国主义盛行，极具破坏性的贸易保护主义风靡一时。1930年5月，美国国会颁布霍莱—斯姆特法令，针对890种商品提高进口税率，各种进口商品的税率平均提高约40%。霍萊—斯姆特法令一经实施便遭到了33个国家的强烈抵制，先后有25个国家采取报复措施，进口税率比1929年提高了60%～100%，结果引发了20世纪30年代大规模的关税战。

　　在1929—1933年不足四年的时间里，国际贸易额缩减60%以上，美国GDP降幅接近30%，工业生产下降55.6%，进出口贸易锐减77.6%，企业利润从100亿美元下降到10亿美元，汽车工业开工率仅为5%，钢铁工业开工率为15%。

　　2.特朗普新政对国际贸易的影响

　　贸易经济是全球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但特朗普执政后主导的贸易保护主义的抬头与多边贸易协定的解除，正在逐步威胁着全球贸易的发展。世界银行提供的数据显示，2000—2015年间，国际贸易年均增长率为5.2%，具体可参见表1。2016年增长率仅为1.9%，同比下降了0.8个百分点，其增长率降至2009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以来的最低点。2009—2015年国际贸易增长率的下降是世界经济增长缓慢的长期趋势所导致的，而2016年国际贸易增长率的下降则源于经济和政治政策的不确定性。

　　贸易规模增长的一项重要贡献就是全球供应链的形成。发达国家的高科技与发展中国家的廉价生产要素相结合，“贸易—投资—服务—知识产权”相互关联，形成了最有价值的全球供应链。全球供应链通过国际化分工协作与信息化互联互通实现了全球资源配置的最优化，使得跨国企业能够更加高效地运行。在全球价值链时代，特朗普新政下美国退出TPP协定、企业回迁、提升贸易壁垒等政策将导致全球供应链不断萎缩，极大地损害跨国公司的利益，从而降低世界经济竞争力，改变国际贸易发展趋势。世界银行最新报告认为，全球政治的不确定性正在减缓贸易增长，特朗普的崛起可能已经给全球经济投下了阴影，只有保持并继续扩大贸易协定的范围，而不是倒行逆施，才有助于推动世界生产力的稳步增长。[4]

　　四、美国退出TPP协定对我国经济的影响

　　（一）习近平关于中国推进全球化战略

　　2017年1月17日，我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同志出席在瑞士小镇达沃斯举办的世界经济论坛年会，并在开幕式上发表了题为《共担时代责任共促全球发展》的精彩演讲，产生了极大的反响。他指出，世界经济持续走低，不能笼统地归结于经济贸易的全球化，国际社会应继续坚持经济市场化与全球化，加强全球经济治理。他强调，中国既是全球经济的受益者，更是奉献者，要构建协同创新、公平包容、开放共赢的合作模式。

　　2013年由中国倡议的“一带一路”，正在不断成长与完善，沿线国家加强了战略对接与务实合作。通过构建“一带一路”，中国正在寻求更加深远的区域合作，携手打造均衡、普惠的开放式区域合作架构。英国脱欧、特朗普新政使得区域化瓦解势力抬头，逆全球化势头高涨，世界经济陷入迷途。面对全球局势的不确定性，“一带一路”倡议为全球化提供了强劲的动力。2017年5月在北京举办的“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其主旨为全球经济复苏、全球经济再平衡、全球创新、全球互联互通，同奏合作共赢新乐章。

　　（二）美国退出TPP协定对我国经济的影响

　　TPP协定是将中国排除在外的，是制衡中国的战略工具。从整体来看，TPP协定由于美国的退出而实质上作废了，美国贸易保护主义与中国自由贸易主义形成了新一轮博弈。中国在亚太地区主导经贸合作的空间不断扩展，中国将在政治、贸易等国际事务中肩负起更多的责任。美国共和党参议员约翰·麦凯恩认为，美国退出TPP协定是犯了“严重错误”，是为中国制造改写经济规则提供了时机。全球化的支持者将聚焦于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egionalCom-prehensiveEconomicPartnership，RCEP），而中国则是RCEP协定谈判国中最大的经济体，中国针对亚太地区贸易规则的话语权将进一步扩大。

　　RCEP协定是由东盟国家发起，并邀请中国、日本、韩国、澳大利亚、新西兰、印度共同参加，建立16国统一市场的自由贸易协定。RCEP协定的目标是削减关税及非关税壁垒，建立并完善自由化投资环境，扩大区域贸易，还将涉及知识产权保护、竞争政策等多个领域，其自由化程度远高于东盟与其他6个成员国所达成的双边自由贸易协议，RCEP协定涵盖全球近50%的人口，GDP占全球总量的1/3，将成为世界上最大的自贸区。目前，RCEP协定各谈判国希望加速谈判进程，原TPP协定的其他国家，如日本、澳大利亚等，希望能将TPP协定的部分条款加入RCEP协定。2017年2月27日到3月3日，16个RCEP协定成员国首席谈判代表齐聚日本神户，进行了为期一周的第17轮会谈，除已经达成基本共识的中小企业与经济合作领域外，还就投资与电子商务基本规则、减免关税、货物与服务贸易、原产地规则、知识产权保护等事项进行了磋商。美国国会下属顾问机构美中经济安全审查委员会（USCC）曾经在其报告中援引数据称，如TPP协定生效而RCEP协定也同时生效，那么中国可获利720亿美元；如果TPP协定生效而RCEP协定未能生效，中国将损失220亿美元；如果TPP协定失败而RCEP协定生效，中国将获益880亿美元。[5]

　　五、我国对外贸易经济发展对策

　　（一）中国国际角色定位

　　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中国经济不断融入世界经济。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后，中国对外经济从“部分让利”“互利”发展到“互利共赢”，对外贸易以规模经济、技术转移、产业关联等形式促进了中国经济的持续高速增长。中国处于国际贸易最为活跃的环亚太经济圈，环亚太地区既拥有世界上规模最大且技术先进的制造业生产基地，又拥有最具活力的科技创新中心，还是全球最大的区域市场。

　　随着TPP协定的中止以及跨大西洋贸易与投资伙伴关系协定（TransatlanticTradeandInvest？mentPartnership，TTIP）的停滞不前，制约亚太地区自由贸易协定发展的两大阻碍逐渐消退。美国战略性回撤背景下，中国在互利共赢开放战略思维指导下，勇于承担经济大国应有的责任，积极应对全球金融危机后续影响，推进环亚太地区贸易与投资的自由化和便利化，为全球共同应对金融危机做出了重要贡献。

　　（二）推进FAT—RCEP—FTAAP进程

　　1.自由贸易协议（FTA）

　　1989年成立的亚洲太平洋经济合作组织（APEC）成功开启了亚太地区经济合作及一体化的进程，但由于APEC作为一个开放性经济合作协调组织，没有制度约束力，亚太区域经济一体化进程一直比较缓慢。两国或多国之间通过签订自由贸易协定，通过降低关税和非关税壁垒，允许产品和服务在各国间自由流动，促进区域贸易自由化。随着区域经济合作的日益加强，亚太地区国际贸易发展势头很好，货物贸易、服务贸易、跨境投资快速递增，现有碎片化、政治化自由贸易协议已经无法满足全球贸易自由化的需求，亚太地区经济一体化进入新的发展时期。

　　2.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

　　随着TPP协定的搁浅，RCEP协定成为亚太地区有望达成的唯一的自由贸易框架协议。RCEP协定立足于多个自由贸易协定，致力于建立新的“高质量、高标准”自贸区，其规则将促进东亚地区生产网络的完善并使之融入全球价值链，符合APEC开放的区域主义原则。目前，RCEP协定第17轮谈判已经结束，并取得重要阶段性进展，但日本和澳大利亚与多数发展中国家仍然存在较大分歧，日本和澳大利亚要求实现以TPP协定为基准的高度开放的区域贸易自由化，而印度等发展中国家却在关税及投资规则等方面持谨慎态度。

　　3.亚太自由贸易区（FTAAP）

　　亚太自由贸易区的概念开始于2004年，是在美国支持下由加拿大率先提出的。2010年在日本横滨举行的APEC会议上，与会代表发表《领导人宣言》，意在基于各国间双边及小型自由贸易协定，在亚太地区建立自由贸易区，为亚太经济长远发展提供强有力支撑。2014年，在北京举行的APEC会议上，亚太自由贸易区进程正式启动，制定了亚太自由贸易区实施的路线图。2016年11月，APEC会议批准《亚太自贸区集体战略研究报告》，在亚太自由贸易区问题上达成重要共识。

　　对中国而言，首先需要以RCEP协定谈判为重点，尽快督促RCEP协定成员国搁置政治分歧，承认公正以及自由贸易的价值，以谋求互惠互利为目的，尽快达成RCEP协定。同时，FTAAP代表亚太地区经济一体化的新发展，RCEP协定当前的谈判应当注重“扩容”并考虑其作为亚太自由贸易区发展路径的可能性和兼容性；在“RCEP协定先行”的情况下，通过RCEP协定升级谈判的方式，从规则、范围、成员角度考虑对TPP协定进行融合。[6]中国将继续积极推动亚太自由贸易区建设进程，充分发挥中国影响力，推动国际规则重构，彰显参与全球治理的领导力。

　　（三）扎实推进“一带一路”建设

　　“一带一路”是以古丝绸之路为纽带，以互联互通为基础，以多元化合作机制和“义利观”为特征，以打造命运共同体为目标的新型区域合作机制。[7]“一带一路”倡议从顶层设计到具体实施已经历了三年多的时间，并取得了超乎预期的成效，对国际社会认同中国和平崛起发挥了重要作用。

　　中国面向“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进行的对外投资已经累计超过500亿美元，通过战略的引领、合作框架的签署、政策措施的完善等，一批示范性共建合作项目逐步落地。目前，“一带一路”倡议已经得到了全球一百多个国家的响应，并陆续与沿线国家签订了近50份国家间合作协议以及70多份包括国际组织在内的部门间协议，“一带一路”倡议的核心价值观正在得到越来越多沿线国家和人民的认同。

　　1.推行与沿线发展中国家经济外交“优先”原则

　　“一带一路”倡议追求合作共赢与共谋发展相结合、睦邻友好与帮邻富邻相结合。“一带一路”倡议所实施的全方位开放政策，首先是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并重的合作伙伴关系，且在国际事务合作领域优先对沿线发展中国家开放；其次是“一带一路”倡议以“五通”合作为建设目标，即实现贸易通、设施通、政策通、民心通、资金通，其重点是与发展中国家形成系统的经济外交内涵与经济合作战略架构；其三是根据与沿线国家协商共建“一带一路”合作发展的需求，通过建立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与設立丝路基金，促进当前国际金融体制结构的改革。

　　2.以雙重重心转移作为我国对外经济贸易增长新战略

　　随着我国经济贸易环境与世界经济增长格局的变化，世界经济增长明显表现出双重重心转移的特点，即世界经济增长与中国对外贸易增长重心正在从发达国家转向新兴经济体与发展中国家。当前，基础设施不足与机制体制不灵活等制约着许多发展中国家经济的持续增长，共建“一带一路”有助于解除沿线广大发展中国家存在的问题，加快推动中国与周边国家经济的持续稳定增长，为后危机时代全球经济实现强劲可持续增长贡献中国智慧与中国方案。

　　3.持续有效推动我国经济结构调整

　　随着生产要素成本与比较优势结构的变化，我国产业结构、技术结构、区域结构调整将进一步深化，而“一带一路”周边国家由于所处经济发展阶段和产业结构大不相同，同样迫切需要借助资金流转与产能合作来实现国家经济结构的调整与升级。因此，加快六大经济走廊合作支点建设，建立沿途大通关合作机制，扩大中国与沿线国家在不同行业以及特定行业上下游之间的投资范围，推动投资便利化进程以降低投资壁垒，通过共商共建各类产业园与集聚区探索投资合作新模式，为中国与沿线国家进行产能合作与产业结构调整提供广阔平台。[8]

　　（四）推动我国对外贸易实现由大到强的跨越

　　世界经济增长低迷态势仍在持续，来自美欧发达国家的不稳定、不确定因素增多。我国对外贸易发展进入新的阶段，坚持以推进外贸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把工作的着眼点从短期增速转移到中长期结构调整上，深化创新驱动，推动我国对外贸易继续回稳向好。

　　1.抓住“一带一路”发展机遇，推动双向投资

　　扎实推进“一带一路”建设，加快实施自由贸易区战略部署，不断优化投资环境，保持吸引外资、对外投资双向良好发展势头。坚持引进来、走出去并重，有效推动双向投资发展，将切实促进国内经济持续增长，对提升全球经济增长和推动世界经济复苏也将产生重要作用。

　　在外商投资方面，过去外商投资集中于制造领域，跨国公司并购式投资居多，我国高新技术产业对外资企业依赖性强，仍然存在高能耗、高污染等问题。因此，修订外商投资产业指导目录，进一步扩大服务业的对外开放，完善外资产业准入机制，使中外投资者能够在同一起点上开展竞争。在地方政府吸引外资方面，以建设完成的11个自贸试验区经验为蓝本，进行全面示范推广，打造良好投资经营环境。科学高效利用外资，由数量扩张型向质量效益型转变，将利用外资的重点放在引进先进技术、吸收管理经验、吸引高素质人才上，同时注重生态环境的保护、资源的节约与综合利用、能耗的降低，加快开发区、自贸区产业集聚与升级。

　　抓住“一带一路”发展机遇，积极推进“走出去”战略。深化国际产能合作，带动我国装备、技术、标准、服务走出去，实现优势互补。加强教育、文化、旅游等领域的交流与合作。[9]改变我国跨国企业对外投资与合作模式，关注国际生产分割的发展与投资国生产环境的变化，推动对外投资向参与国际生产分割转移，高度重视当地国际生产的专业化分工，为其他国家创造税收、外汇收入和就业机会，分享中国机会，消除中国威胁论所造成的误导。

　　2.以技术、质量、品牌为核心，加快对外贸易转型升级

　　目前，我国已经成为全球最大的货物贸易国，但外贸出口却是大而不强。其主要表现为，商品出口量大但质量不高，自主品牌少，主要依靠价格优势，中国政府和企业在国际贸易规则制定的很多方面还不具备话语权。因此，要以培育技术、质量、品牌为核心，加强我国民族经济的发展，提升我国对外经济竞争力。

　　加强技术、质量、市场与知识产权的互动，调整对外贸易结构，推动自主品牌产品出口。首先，自主品牌核心价值的基础是技术创新，要持续探索技术创新之路；其次，知识产权对技术创新具有保护作用，要加大知识产权保护工作力度，营造创新良好环境，将技术优势转化为产品优势和市场优势；其三，营销也是提高品牌竞争力的重要方面，企业要重视技术研发、质量控制、知识产权与营销创新的一体化整合。

　　3.促进加工贸易向产业链中高端延伸、向中西部地区梯度转移

　　加工贸易是我国第一大出口方式，但我国加工贸易产业链条短，增值率低，随着资源的日益紧缺、劳动力成本的日益攀升、生态环境保护标准的日益提高，加工贸易企业面临利润降低、订单减少等困境，成为阻碍我国对外经济发展的主要问题。

　　在加工贸易产业链的两端，随着研发设计与品牌运营和销售渠道的建立，产业链越长，产品增值收益增加越多。因此，向产业价值链中高端延伸，逐步占据设计与研发的高端，通过技术创新创立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品牌，通过发展跨境电子商务开拓自主销售渠道。

　　发挥中西部地区劳动力以及能源资源等方面优势，承接东部沿海地区加工贸易转移，结合优势特色产业与加工贸易，将人力优势、资源优势转变为经济优势。完善中西部地区承接产业转移的配套政策体系，建设能够完善快捷融入国际市场的现代物流体系，为加工贸易发展创造良好的外部条件。[10]

　　综观国际经济形势，变幻莫测，贸易保护主义抬头，逆全球化趋势明显。这对我国经济的发展既是挑战，也是机会。坚持对外开放是我国的基本国策，要借助“一带一路”，进一步推动区域经济合作，助推全球化进程。加快发展我国实体经济，提升产品质量，推动自主品牌建设，提高企业核心竞争力。充分发挥中国影响力，加强在国际规则制定中的话语权，推动国际规则重构，让中国方案惠及全球。

　　作者：杜永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