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常账户调整的方式分析

 一、引言
    20世纪90年代以来，东亚等新兴市场经济国家在实现高速经济增长时，经常账户余额发生了显著的变化，都由负转正并且迅速扩大，这其中以中国最为抢眼。亚洲金融危机前，中国经常账户余额时正时负并且数额很小，1997年后对外经常账户余额一直为正，并且迅速扩大，由1996年的72.42亿美元上升到2010年的3060亿美元，2007年为3718亿美元，占当年GDP的10.6%。而与中国和东亚贸易余额迅速扩大相伴随的是美国经常账户余额逆差的不断扩大，1998年以来美国经常账户逆差占GDP的比例一直在3%以上，2004年至今更是超过5%，2007年为80264亿美元，占到GDP的6%。这种全球贸易的日益失衡给世界经济带来严重的隐患，必须进行调整（Obstfeld and Rogoff，2004/Edwards，2005）。很多学者将这种全球不平衡归结于人民币汇率的低估，认为人民币的升值将会有效的改善这种状况。
    人民币升值能否改善经常账户？在已有的人民币汇率变动对经常账户和进出口影响的研究文献中，国内外学者主要集中在马歇尔—勒纳条件（Marshall-Lener condition）是否成立以及J型曲线效应是否存在这两个方面，如国内学者叶永刚等（2006）考察了中美中日贸易是否存在J型曲线/王根蓓等（2008）考虑了汇率变化对出口以及企业盈利的影响/姚枝仲等（2010）构造了一个能够考虑产品种类和质量变化的出口需求估计方程，对中国1992～2006年的出口需求函数进行估计，发现中国出口的收入弹性较大，但价格弹性很小。国外学者如Obstfeld和Rogoff（2000a）在一个由贸易品和非贸易品组成的小型开放经济模型中，分析发现贸易品的份额越大，消除美国经常账户赤字需要贬值的越多，当贸易品份额占15%时，实际汇率需要贬值20%/O'Neill和Hatzius（2004）考虑了流入美国的资本及其生产收益，结合资产的价值效应分析发现要消除美国经常账户赤字，美元需贬值53%～55%，这高于Obstfeld和Rogoff（2004）在考虑了美国经常账户调整对世界贸易影响后所作出的需贬值50%的估计。
    必须强调的是，上面的种种分析都是弹性分析法，它们一般先计算美国贸易赤字需要调整的幅度，然后采用贸易价格弹性获得削减贸易赤字所需的汇率贬值幅度。该方法一个重要假设就是汇率的变化不影响贸易双方的收入和消费，只影响进出口商品在不同国家的分配。而在当前，中国和东亚国家对外贸易依存度极高，对外贸易部门规模巨大的情况下，汇率的变化直接影响这些国家企业和居民的收入，进而影响整个国家的产出和消费，从而对进出口产生重要的影响，因此单纯从马歇尔—勒纳等弹性分析考虑经常账户调整是存在缺陷的。其他的不是基于弹性分析法的研究如McKinnon（2005）和Qiao（2007）又缺乏微观基础，国内的如贺力平（2006）又只是实证分析。
    作为全球贸易失衡中最具代表性的中国和美国，在贸易模式和进口商品结构上存在非常大的差异。就中国而言，进出口贸易中加工贸易比例非常大一直占到总贸易的50%左右，而美国等发达国家加工贸易比例很低/从进口商品的结构来看，中国进口的商品中消费品的比例很低，长期低于进口商品总价值的4%，中间品的进口非常高，一直在70%以上，2010年更是达到80%，而美国等发达国家进口结构中消费品的进口占总进口的比例则一直超过40%，中间品的进口一直在40%以下。此外Koopman等（2008）用详细的数据估计出中国出口部门的投入产出表发现，纺织品、钢材、家具、瓷器、玩具等产品的出口中加工贸易的部分仅占该产品出口的10%左右，而电子产品、通讯器材以及各种成套设备医药生物设备加工贸易的部分占相应产品出口的90%以上，这说明中国加工贸易主要是承接国际产业链中低端零部件的配套生产和最终产品的组装。这种贸易的典型特点是中间投入品不能由国内供给替代，而是主要依靠进口，这是一种典型的“两头在外”贸易方式，中国这种加工贸易比例很高，并且进口中加工贸易的部分更大，这使得人民币汇率进口弹性非常小，汇率变化对进出口的影响很小。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课题组（2006）对中国1992～2003年的出口贸易垂直专门化与中国对美出口贸易中的垂直专门化程度作了分年度计算，发现中国出口到美国的是美国在产业升级中不愿生产的中低端产品，这些产品的附加值低，需求价格弹性较小。
    正如上面所提到的，当前关于中美两国的经常账户的讨论大多是弹性分析法，未能从一个一般均衡的角度来思考问题，并且很多都停留在实证分析上。中美两国作为全球贸易失衡最重要的两方，经济规模都非常大，占据世界GDP排名的前两位，贸易联系紧密，两国各自的政策都会对对方经济产生重要的影响。如美国改善经常账户减少进口的政策，会直接影响出口部门较大的中国，使中国的出口、产出和消费发生变化，而中国产出和消费的变化又会影响中国从美国的进口，这又会影响美国的产出。正如Devereux和Genberg（2007）所说，当前关于这两个代表性大国的经常账户调整的分析必须基于两国模型基础上考虑才有意义。
    对此，本文在Kiyotaki和Moore（1997）的“信贷周期（Credit Cycle）”模型的基础上建立了一个包含两个国家的一般均衡模型。该模型中每个国家存在家庭、企业、零售商和最终商品生产商4个经济主体，两个国家通过各自经济主体消费、借贷等行为发生的贸易和资本流动联系起来。该经济中信贷市场是不完备的，企业不能在既定利率下无限借贷，必须要用不动产进行抵押。本文以Kiyotaki和Moore（1997）方式引入信贷市场的不完备是基于下面两个方面的考虑：一方面信贷市场的不完备在经济波动中的作用正越来越受到重视（Garcia-Cicco，2008）①，大量的学者以Kiyotaki和Moore（1997）形式将信贷市场的不完备引入到开放经济中发现能够很好刻画现实经济中冲击影响经济的跨国传导路径，以及不同国家间产出波动的特征②/另一方面在一般的两国模型中，经常出现当国内和国外的利率不同时，资本将全部流向利率较高的国家，利率较低的国家没有资本流入，在该情况下，利率的微小变化，会引起资本在不同国家的大规模流动，使得不同国家投资和产出急剧变化，导致模型失真。而在Kiyotaki这种形式下企业根据持有的不动产的进行抵押贷款，在该情况下国外利率较低时本国企业可以增加借贷，但由于不动产的限制，使得借贷不能任意增加，这样能够避免两国模型中由 于资本自由流动而普遍存在的问题。并且这种企业根据不动产进行抵押贷款的设定也是与现实世界相吻合的（Walsh，2003）。
    此外，模型通过引入中间商品生产商和最终商品生产商，并根据相应的参数设定，刻画了贸易失衡双方不同的贸易模式和进口商品结构。需要注意的是，之前的很多理论都将汇率作为调整经常账户唯一变量，实际上Taylor（2006）指出除汇率外其他如顺差国增加消费或者增加政府支出，逆差国提高关税、再工业化、增加储蓄或者财政紧缩等政策也可以对经常账户进行调整，但这些政策对经常账户改善的程度，以及造成的福利损失有多大，他都没有进行讨论。对此本文在考虑了信贷市场的不完备以及失衡双方的贸易特征的基础上，建立了一个两国模型，分析了汇率升值影响经济的传导路径和对经常账户改善的程度，以及这种影响程度又取决于哪些参数。除此之外，我们还分析了其他改善经常账户的政策如逆差国对进口商品征收关税、逆差国紧缩财政支出、逆差国补贴储蓄减少居民消费、逆差国的“再工业化”、顺差国的财政扩张、顺差国增加居民消费等能不能改善经常账户以及对经济的影响路径，并分析了这些影响所取决的参数以及所造成的福利损失。最后根据分析结果，对这些不同的调整经常账户的政策进行比较。
    文章的剩余部分安排如下：第二部分给出了分析的基本模型/第三部分对模型的参数进行校准后进行数值模拟，分析了汇率升值以及其他的政策对经常账户以及其他经济变量的影响，并对这些政策的效果进行了分析评价/第四部分是结论和总结。
    二、模型框架
    （一）经济环境
    该经济中存在H和F两个国家，每个国家都存在4个经济主体：家庭、企业、零售商和最终商品生产商。家庭在劳动力市场上提供劳动获得工资收入，持有上一期的贷款获得利息收入，将获得的收入用于消费和购买不动产，剩下的部分贷给国内和国外企业家。企业家每期利用自身的不动产作为抵押向本国和国外居民借贷，来雇佣劳动增加不动产进行生产。为了分析货币政策，我们参照BGG模型引入零售商，零售商从企业购买商品进行加工使商品产生差异，这样就可以使每个零售商具有一定的垄断力。同时为了分析加工贸易在经济中的作用，我们引入最终商品生产商。最终生产商进口购买本国零售商复合成的中间品和国外的零售商复合成的中间品进行生产。本国企业、居民和政府以及国外经济主体消费最终商品商生产的商品。该经济中政府每期预算约束平衡，通过税收和发行货币支付开支，并制定货币政策，基本经济结构如图1所示。在下面的分析中，H国经济和贸易结构设定成与代表性的贸易顺差国中国一致，F国的经济和贸易结构与美国一致。
    
    （二）模型框架
    1.H国
    （1）居民
    
    
    该经济中家庭生存无限期，每期持有货币，提供劳动获得工资收入，按照上一期的对H国本国和F国的企业贷款数额获得利息收入，所获得的收入中一部分用于消费和购买不动产，另一部分贷给H国和F国的企业家。因此，代表性家庭的最优化问题是：
    
    
    上述最大化问题的一阶条件为：
    
    上面各式中，（5）是消费品在国内和国外商品中分配的最优性条件/（6）是消费的欧拉方程，由于资本所得税的存在使得居民的跨期消费决策与此相关，税率越高，资本的回报越低，居民增加消费的愿望越强烈/（7）是劳动力的供给方程/（8）是国际经济学中未抵补的利率平价方程/（9）是居民对不动产需求的最优性条件。
    （2）企业家
    
    
    
    企业家的最大化问题为：
    
    
    （15）式是企业家的消费品在国内和国外商品中分配的最优性条件，（16）和（17）式是企业家消费的欧拉条件，与一般的欧拉方程不一样，由于存在借贷约束，多出了相应的拉格朗日乘子，只要居民的耐心程度（β）大于企业家的耐心程度（γ），在均衡点附近，拉格朗日乘子为正，这样借贷方程（12）和（13）约束变紧取等号。（18）是对不动产需求的最优性条件，（19）是企业家对劳动的需求函数。
    （3）零售商
    
    每期只有1-θ比例的零售商可以调整价格（Calvo，1983），由此可得到标准的新凯恩斯主义菲利普斯曲线（Walsh，2003）：
    
    （4）最终商品生产商
    最终商品生产商进口国内企业家和国外企业家生产的中间品进行生产，生产函数如下：
    
    
    该经济中，最终商品根据边际成本定价=MC。作为顺差方最具代表性的中国，根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加工贸易占总贸易的比重一直在50%以上，近几年虽然有所下降，但仍然超过40%，这表明中国α系数较低。正如引言中所说中国加工贸易主要是承接国际产业链中低端零部件的配套生产和最终产品的组装。当前，主要顺差国对外贸易在核心技术、产品设计关键零部件配套等高端环节仍然很大程度上依存、受制于发达国家，这意味着顺差国提供的中间品对进口的中间品的替代率很低，η很小。而对于美国等逆差国家则恰恰相反，它们主要从其他发展中国家进口纺织、原材料等初级产品，这些产品来源广泛，可替代率很高，η很大/同时他们基本没有加工贸易，出口的产品中主要的附加值来自于国内，因此α系数接近于1。结合给出的生产函数，对相应参数进行取值，这种设定较好的刻画了贸易失衡双方出口部门的生产结构和贸易模式。
    （5）政府行为和市场均衡条件
    政府每期保持预算平衡，依靠一次性税收、资本收入税和发行货币为自己的开支融资，政府开支主要购买本国生产的消费品：
    
    我们用泰勒法则（Taylor rule）刻画政府的货币政策，政府通过调节名义利率对经济中的产出、价格水平以及汇率变动进行反应，基本形式如下：
    
    2.F国
    F国4个经济主体的行为与H国相对应，两国主要差别表现在F国可以发行以本币计值的债券，因此企业家的借贷约束不受汇率变动的影响/此外两国消费品复合方式和最终商品生产商进口中间品的比例和替代弹性的差异，刻画了两国的不同的贸易模式和贸易结构，这在下面的参数校准中可以清楚的看到。
    3.市场均衡条件
    
    
    经济中只有两个国家，则F国经常账户余额与H国相对应为。由于两国的对应关系，这样在下面的数值模拟中我们只考虑H国经常账户的变化。大家可能注意到，模型中讨论的主要是贸易往来，而国际收支中的经常账户则包括货物、服务、生产要素收入和经常转移4个部分。这是因为贸易收支是经常账户最大的组成部分，中美两国经常账户和贸易余额的走 势图相差很小，基本等价，当前大家关于经常账户调整的争论实际上讨论的都是贸易余额的调整。
    世界贸易总量（World Trade）可以表示为：
    
    下面是经济中可能面对的各种冲击的AR（1）过程：
    
    （30）描述的是直接的汇率升值冲击，（31）描述的F国关税冲击，（32）描述的是H国的政府购买冲击，（33）描述的是F国的政府购买冲击；（34）描述的是H国的资本收入税冲击，（35）描述的是F国的资本收入税冲击，通过资本收入税冲击的引入，我们可以讨论不同国家通过对资本征税和补贴，进而影响资本的回报，对居民的消费和储蓄产生影响，来讨论顺差国增加消费、逆差国减少消费对经济的影响；（36）描述的是F国中间商品生产商的技术冲击，通过引入该冲击我们讨论当前发达国家的“再工业化”政策。
    三、数值模拟和福利分析
    （一）模型的参数校准
    为了对上述宏观经济模型进行数值模拟，我们根据Uhlig（1999）的方法首先对模型进行对数线性化⑦，并对模型中的参数进行赋值。中美两国作为当前全球贸易失衡最重要的两方，我们主要利用这两个国家的数据进行参数赋值。H国对应中国，F国对应美国。
    
    
    
    在上面的参数设定下，均衡时计算得到H国进出口占GDP的比例为68%，F国进出口占GDP的比例为34%，H国进口中消费品占总进口的比例为9%，F国总进口中中间品的比例为45%，这些结果与中美两国的实际中的数据和贸易结构基本吻合。2005～2010年中国出口占GDP的比例均在60%以上，2006年达到70%，而美国则一直在30%左右徘徊，根据联合国BEC的分类，2005～2010年中国的消费品进口占总进口比例在5%～7%之间，而美国中间品占总进口的比例则一直在50%左右。在下面的数值模拟中，我们将这些参数的取值所得到的结果作为一个基准的参照，由于本文提供的是较为定性的结果，对于那些影响模型定性结论的参数我们会进行敏感性分析。
    （二）汇率升值对经常账户的影响
    我们首先考虑直接的汇率升值冲击对经济的影响，图2是直接的汇率升值影响经济的示意图，可以看到：汇率升值，使得进口的国外商品的价格下降，同时由于H国商品最终商品生产商进口国外的中间品用于生产，这样汇率升值使得H国的商品价格也下降，进口的中间品的比例越高，本国商品价格水平下降越多/价格水平的下降又使得本国居民的购买力上升，促使其增加消费，这样会增加对国内商品和国外商品的消费，对于在这其中的分配取决于国内外商品的替代弹性。同时，汇率的升值促使国外居民降低对本国商品的购买/最终对本国产出的需求主要取决于汇率升值导致的本国购买力上升增加的消费与升值导致的国外对本国商品的消费下降这两者的比例，而这两者的变化又与消费品的替代弹性和H国最终商品生产者进口的中间品的比例密切相关。图3是汇率升值的经济变量的脉冲反应图，我们考虑了3种情况：一种取值与前面一样，将其作为参照组/另一种除H国进口中间品的比例为0.5外，其他参数都不变/最后一种我们将国内外消费品的替代弹性取为6，正如前面所说该数值刻画了消费品的长期替代弹性。认真观察图3的脉冲反应图，我们看到当消费品的替代弹性较高时，H国汇率升值导致H国对国内商品的消费增加很少，而F国对H国居民消费品的需求急剧下降，这样使得H国的产出下降，导致对中间品的进口也下降，经常账户得到改善。由于汇率升值使得F国的居民都转向消费F国的商品，使得对F国商品的需求上升，产出上升。替代弹性越大，H国产出下降的越多，F国产出增加的越多。而当替代弹性较小（取2），同时进口品的比例很高时，我们会发现另外一种比较特殊的情况，即汇率升值使得H国商品价格下降很多，由价格水平下降带来的消费增加使得对国内商品的消费增加，同时由于替代弹性较小，国外对H国消费品的需求下降也很少，这样出现一种情况就是升值可能提高本国的产出，导致国外的产出下降。这是因为升值提高了国外商品的价格，使得F国居民的购买力下降，减少了F国居民的总消费和对F国商品的需求，这样使得F国产出下降。
    
    价格的替代弹性对经济的影响是比较直接的，而中间品进口的比例为何也对产出有较大的影响呢？本文中贸易条件为，当升值国进口国外中间品时，汇率升值使得贸易条件分母下降的同时也使得下降，这样当该国进口国外中间品比例很高时，汇率升值对贸易条件改善很小，如果国内外消费品的替代弹性不高那么汇率升值可能提高升值国的产出和消费，对于逆差国而言虽然能够改善贸易余额，但这提高了逆差国的价格水平使得逆差国消费下降。总的说来，当顺差国进口大量的国外中间品时，升值可能提高了顺差国的产出和消费，虽然能改善逆差国经常账户，但降低了逆差国的消费、产出和福利水平。
    而当居民对国内外商品的消费弹性较高（即ρ=ρ*=6），升值导致的相对价格变化使得居民都较大的减少对升值国的消费，这使得升值国的产出下降很多，这是显然的。必须强调的是本文的数值模拟结果都是脉冲图，这种分析都假定经济突然遇到一个外生的冲击，这会影响各经济变量的变化路径，但该冲击随着时间的变化不断衰减，较快回到均衡水平，这正如图3第一排第一个图汇率的变化所示，这与我们当前讨论的人民币一次性升值是不一样的。当前的升值是要求人民币一次性升值多少，然后一直保持在那个水平，也就是价格上升后保持较长时期，这样消费者就完全可以对消费品进行替代，即这种情况居民对消费品的替代弹性很高（对应长期替代弹性6），这样升值使得升值国产出下降很多，但在这种情况下，观察脉冲反应图可以发现，升值国产出下降0.5个百分点，而经常账户仅仅改善0.5个百分点左右。
    当前国际上有一种观点认为人民币升值能提高中国居民的购买力，增加消费和进口，有利于世界经济的复苏。从上面的理论分析可以看到人民币升值可能会提高中国的消费，但不一定有利于世界经济的复苏。这是因为中国进口的商品中的消费品的比例很低，汇率升值带来的中国居民购买力的上升虽然使得消费上升，但由于进口的消费品的比例很小，对外国的进口的增加很小，对外国的产出拉动很小，而中国的汇率升值又使得外国居民的购买力下降，使得外国居民的消费下降、需求下降，这就不可能出现“人民币升值有利于世界经济复苏”的结果。需要指出的是，要使该论调成立，这要求汇率升值国进出口占GDP的比例达 到100%，进口的中间品的比例在总的生产结构中占50%以上，而这与中国的现实差距太大。
    
    （三）不同财政政策下经常账户的调整和福利损失
    下面我们考虑各种财政政策对贸易余额的影响和对两国造成的福利。图4是F国关税政策、H国增加政府购买和F国财政紧缩3种不同财政政策下经济中各个变量的脉冲反应图。首先观察关税的增加对各个经济变量的影响：可以看到关税增加使得F国价格水平上升，使得F国居民购买力下降，消费减少/同时关税增加使得F国对H国商品的消费下降，对H国商品需求的减少使得H国商品在本国价格下降，这会暂时提高H国居民的消费，但F国对H国进口的减少使得H国产出下降，进而引起H国居民收入下降，使得居民的消费也迅速下降到均衡值以下。出口的减少直接导致H国企业家的收入下降，消费下降。而H国产出的下降又直接使得最终商品商减少从F国进口的中间品。这样即使提高关税后F国居民更多的转向对F国本国商品的消费，能够改善贸易余额，但是由于物价上升减低了F国居民的购买力以及H国产出和收入的减少使得其对F国商品的需求增加不大，这导致F国的产出变化很小。这样逆差国F增加关税，改善了贸易余额，但减低了本国和国外的居民的消费，同时减低了外国的产出，而对本国产出影响不大，是一种损人不利己的政策。并且关税的增加使得F国更多的使用F国自己国家的商品，H国收入的下降又使得进口减少，导致世界贸易规模下降。
    下面观察顺差国H增加政府公共支出对各个经济变量的影响：顺差国H政府开支的扩大导致对H国商品的需求上升，使得H国产出上升，这样导致H国进口的F国中间品上升，但需求上升会提高H国商品的价格使得H国价格水平上升，降低了H国居民的购买力使得H国居民消费下降/同时H国商品价格的上升又导致F国对H国进口的商品下降，使得经常账户改善。该政策虽然能改善贸易余额，但H国商品价格的上升会提高F国的总价格水平，使得F国的消费下降。也就是说顺差国H增加政府支出，会改善经常账户，提高本国产出，但会使国内和国外居民的消费和福利都下降，而对F国的产出影响不大。
    对于逆差国F紧缩财政支出的政策，这会直接降低F国的国内总需求，使得F国产出下降，这一方面使得F国商品的价格下降，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F国居民的购买力，这样即使F国需求下降使得居民收入下降，价格水平的下降也使居民的消费下降不是很多/另一方面F国产出的下降使得使用的H国和F国的中间品减少，导致两国中间品的价格下降。对于H国来说，两国中间品价格的下降使得H国商品的价格下降，同时由于F国商品价格也下降，这样使H国的物价水平下降较多，居民的购买力上升较多。这样即使F国的紧缩政策降低了H国的出口，H国购买力的上升所导致的对H国商品的消费上升，使得本国的产出下降不大。
    
    图5是顺差国增加消费，逆差国提高储蓄的政策下，各个经济变量的脉冲反应图。当顺差国H对储蓄征税，使得资本的回报率下降，导致居民的储蓄下降消费上升，消费上升使得对本国商品和国外商品的需求都上升，由于H国的消费品中绝大部分消费本国的产品，这使得本国产出上升非常明显。对消费品需求的上升又促使这两种商品的价格上升，这会提高F国的价格水平，导致F国居民的购买力下降，消费有所下降。同时H国商品价格上升很高，使得F国对H国商品的进口下降，同时H国产出的增加又使得进口的F国中间品上升，这样综合作用下，经常账户得到显著改善。最后的结果是，顺差国增加消费的扩张型政策，提高了顺差国的消费、产出和商品的价格，H国商品价格的上升使得经常账户改善，但使得F国居民的购买力下降消费下降，对F国的产出影响不大。
    我们再考虑逆差国F对储蓄进行补贴的政策，储蓄的回报率上升，这使得F国居民的消费下降，消费的下降使得对本国和国外商品的需求减少，又因为消费品中本国商品占绝大部分，因此F国商品的价格下降较多。F国居民消费的下降又使得F国的产出下降，这又使得F国需要的中间商品的价格下降，这样降低了H国商品的价格，与F国商品价格下降相结合使得H国价格水平下降较多，H国居民的购买力和消费水平上升，这样就可能出现一个结果，逆差国的紧缩政策可能使得顺差国消费和产出都上升。当前大量的文献忧虑美国经常账户调整的紧缩性政策可能减低对中国的进口使得中国的产出下降，而本文的模型则告诉我们，在当前的中美两国贸易特征下，美国的紧缩政策能够改善经常账户，降低中国进口的中间品的价格，使得我国的物价水平下降，提高我国居民的消费水平，并且对我国的产出影响不大。
    （四）再工业化
    2007年在发达国家发生的次贷危机给这些国家带来严重的损失，许多国家的领导人在反思这种危机时认为制造业的衰落以及对金融业和服务业的过度依赖，是导致全球贸易不平衡和金融危机的重要原因。对此危机后奥巴马提出了“再工业化”战略来挽回这场危机给美国经济造成的损失，并扭转美国经济所面临的“贸易赤字”问题。一些学者认为再工业化会加剧中美两国产品的竞争，使得大量的制造业流回美国抢夺中国的就业机会，降低我国经济的产出。下面我们用F国中间品生产函数的技术进步率提高来代指“再工业化”，在一个一般均衡的两国模型中考虑再工业化对两国经济和世界贸易的影响。
    
    图6描述了F国的再工业化即中间品生产部门技术进步的上升对经济中各变量的影响。可以看到F国家技术进步的上升，提高了中间商品的产出，降低了中间商品的价格，这使得F国最终商品中使用更多的F国中间品，对H国的中间品进口下降，并且这也使得F国商品的价格下降，F国消费更多的F国商品。同时随着F国中间品价格的下降，由于H国进口F国中间品生产最终商品，这样F国中间品价格的下降也使得H国商品的价格下降，下降的多少与H国最终品生产中进口了多少F国的中间品相关。F国和H国商品价格的都下降，但F国商品的价格下降更多，这使得H国和F国两国总价格水平都下降，提高了两国居民的购买力，使得它们总消费都上升，福利提高。总消费的上升中，对H国和F国两种商品的需求的变化与不同消费品的替代弹性相关，替代弹性越高，消费的F国商品越多，对H国商品的需求越少。
    上面的3种情况分别比较了H国进口中间品比例的不同和消费者替代弹性不同下，各个经济变量的脉冲反应图。情况2与情况1相比消费品的替代弹性取6非 常高，比较发现，在基准的情况1中，F国的“再工业化”不但提高了本国居民的消费和产出，也使得H国的产出和消费上升。尤其当H国最终商品生产进口的F国中间品比例较高，H国产出和消费上升的越多。而当消费品的替代弹性非常高即情况2时，F国的“再工业化”虽然使得H国产出有所下降，但下降很少，并且H国居民消费依然上升，福利得到改进。该政策对经常账户的改善和世界贸易的影响也与消费品的替代弹性和进口的中间品的比例密切相关，当消费品的替代弹性较高时，F国的“再工业化”使得F国更多的使用本国的中间品和消费本国的最终商品，使得经常账户改善较大，世界贸易的规模下降也较大/而当H国进口的中间品比例很高时，则F国的“再工业化”使得经常账户进一步恶化，这是因为再工业化导致的F国总价格水平的下降使得居民购买力上升很高，此时若消费品的替代弹性不高，并且由于H国物价下降也较多，F国进口的H国商品也上升，而F国的进口的贸易结构中，消费品的比例很大，这样可能使得经常账户进一步恶化。
    
    （五）综合比较
    以上的种种措施虽然都能改善经常账户，但同样一单位的冲击，仔细观察其他经济变化的变化幅度，可以看到造成的效果和福利变化存在很大的区别。表2以基准模型的结论为代表，对各种政策进行了概括。
    
    对上面各种政策进行总结发现，直接的汇率升值对经济的影响取决于商品的替代弹性和进口的国外中间品的比例，而一次性永久的升值只能较小的改善经常账户，但对经济的负面影响较大/逆差国对顺差国商品征收关税的政策能够显著的改善经常账户，但是使得国内和国外居民的福利和产出下降，是一种损人不利己的政策/顺差国的财政扩张政策对经常账户的影响不大，但会使得本国价格水平上升从而降低本国居民的福利/而逆差国的财政紧缩政策对经常账户的影响不大，但能减低逆差国商品的价格水平，使得本国和国外居民的消费轻微上升。顺差国增加消费的政策和逆差国增加储蓄的政策虽然能显著的改善经常账户，前者提高了本国和国外的产出，使得国内消费上升国外消费下降/后者则降低了本国的消费和产出，使得国外居民的消费上升。逆差国的再工业化政策降低了世界的价格水平，不但提高了本国的产出和消费，也提高了国外的产出和消费，是一种双赢的政策，但它对经常账户的改善作用较小。
    综合比较可以发现，关税政策虽然损人不利己，但相比其他政策，它能显著的改善经常账户，同时给本国造成的福利损失相对较小，这也是现实中经常使用该政策的重要原因。顺差国提高消费的政策，既能提高本国居民的消费和产出，又能改善经常账户，同时对逆差国影响也不大/而逆差国的“再工业化”的政策虽然能提高世界所有人的福利，但对经常账户的改善较小。相比之下顺差国提高消费的政策，既能较大的改善经常账户，又对外国影响不大，显得更加优越，这与我国一直提倡的扩大内需相一致。此外需要强调的是上面的种种改善经常账户的政策都有两个显著的共同结果，就是世界贸易总量的下降和逆差国消费的下降。结合当前实际，也就是说要使得当前中美两国的经常账户得到改善，逆差国美国消费率必须下降，世界贸易的规模必须下降。这对当前中国对外依存度很高，经济增长对进出口的依赖性较强的发展模式提出了直接的挑战，这是我们必须注意到的。最新的“十二五”规划提出将“国际收支趋向基本平衡”作为“十二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的主要目标内容之一，并提出通过调整经济结构，扩大内需，改变出口依赖型的经济发展模式，以此来减少经常账户顺差，促进国际收支平衡，这些政策正与本文的结论相契合。
    四、结论
    本文在回顾之前讨论经常账户文献的基础上，考虑了中美两国的特殊的贸易结构和贸易模式，建议了一个动态的两国模型，分析了包括汇率升值外其他种种可能改善经常账户的政策对经济的传导路径和影响，以及这些影响取决于哪些参数。在此基础上，我们还分析了不同政策对经常账户的改善程度以及不同国家的产出和居民福利的影响，并进行了比较。
    文章的分析发现，相对于其他政策，顺差国增加消费的政策既能比较显著的改善经常账户，同时对两国的福利影响较小，是一种在短期内较优的政策，与我国扩大内需的政策相吻合/逆差国提高关税的政策虽然损人不利己，但能显著的改善经常账户，并且造成的福利损失很小，是最有可能施行的政策/而发达国家的再工业化，对经常账户的改善作用较小，但是该政策不但提高发达国家的消费和产出，也通过降低发达国家商品的价格，使得外国的产出和消费也上升，提高了各个国家的福利，是一种双赢的政策/其他的政策如逆差国紧缩消费的政策，对逆差国的产出影响较大，而顺差国的财政扩张和逆差国的财政紧缩，对经常账户的改善都很不明显/汇率的一次性永久升值改善经常账户有限，对经济的负面影响较大。总结所有能改善经常账户的政策，我们这些政策都会使得世界贸易规模和逆差国的消费下降，这表明全球经常账户的调整会对我国出口导向的经济增长模式带来直接的挑战。
    文章的创新之处表现在下列3个方面。一是建立了一个一般均衡的两国模型，讨论中美两个大国的经常账户调整问题，在该框架下，我们可以综合考虑政策变化对经济各个参数的相互影响，以及各个政策影响经济的传导路径，这对我们的福利分析非常重要，正如Obstfeld和Rogoff（1995）的论文所指出的，很多国际经济学问题未在两国模型的角度下去考虑，得出的结果可能是误导性的。在本文的分析中，最直观的就是对于关税政策和再工业化政策的分析，在之前的弹性分析法中，一国关税增加都会得出使得居民更多的消费了本国的商品，提高了本国的产出和消费，改善了经常账户，而本文的模型则表明关税政策很有可能不但减低了国外的产出和消费，也使得本国的产出和消费下降/对于再工业化政策，之前的分析都认为发达国家生产能力的提升，会使发展中国家的就业回流，导致产出下降福利受损，本文的模型则表明在当前的贸易模式下“再工业化”能提高整个世界的福利，是一种双赢的政策。模型创新的另一个方面表现为在模型中考虑了中美两国的贸易特征，并分析了该特征在政策调整中的作用以及对最终结果的影响。文章最后一个创新就是第一次在一个两 国模型的框架下考虑了不同的经常账户调整政策对经常账户的改善程度，以及这种改善程度所取决的因素和造成的产出和福利损失，并对其进行了比较。
    当然现实中影响经常账户的因素更多、情况更加复杂，我们只是抓住现实经济中的对经常账户调整非常重要的贸易特征，初步的建立了一个动态的理论模型，对它进行了一定的讨论。更加细致和深入的研究，将更有意义和挑战性。
    注释：
    ①这以Bernanke等（1999）提出的金融加速器模型和Kiyotaki和Moore（1997）的“信贷周期”模型最具代表性和总结性，后者比前者在技术上处理更加简单一些。
    ②Iacoviello（2005a）在Kiyotaki和Moore（1997）的模型中引入粘性价格来讨论存在信贷市场不完备下需求和供给冲击对经济的影响，发现能够很好的刻画现实中产出、通胀变化情况/Iacoviello（2005b）又在该模型的基础上建立了一个两国模型，并引入跨国间的资本借贷，来解释在传统的国际经济周期理论（IBC）不能解释的不同国家产出的“Co-Movement”/Pisani（2006）和Punzi（2006）分别将Kiyotaki和Moore（1997）的模型推广到小国和两国模型，讨论美国房地产部门的波动对消费和贸易逆差的影响。
    ③和Bernanke等（1999）一样，我们假设零售企业最终拥有者是家庭。
    ④可以将不动产看做土地，这样更容易理解。
    ⑤在当前的国际金融体系下，除少数发达国家外，作为贸易顺差方的新兴经济体在对外交往时不能以本币进行结算也不能发行以本币记值的债券。这必然造成这些国家资产和负债、收入和支出以不同的货币来记值，在该情况下当汇率发生变动时，其资产和负债、收入和支出就必然会受到影响。
    ⑥这表明居民比企业家更有耐性。
    ⑦模型详细的求解过程和线性对数化形式可向作者直接索取。
    ⑧正如前面所论述的，β和γ的取值只需满足β＜γ使得信贷约束起作用即可。
 

本文链接：http://www.qk112.com/lwfw/jingjilunwen/guojimaoyi/108275.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