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并不是学经济学的出身，现在只是凭着一点常识，来谈谈中国经济现在面临的问题，实在是卑之无甚高论。
现在中央正采取扩大内需的政策，且力度有越来越猛之势，而传媒也一片叫好之声，但照目前的路走下去，前景是否可以乐观呢？从我国的现实看，六七年前，我们被迫走上宏观调控之路，对当前的政经制度、社会文化心理诸方面，当和那时仔细相比，以求得教训。从扩大内需政策依据的理论基础看，凯恩斯主义的宏观经济理论，无论是其理论本身，还是从历史的经验来看，都不是没有问题的。美国当年的大萧条，是不是凯恩斯主义政策解决的，也不是没有疑问。对于经济学家米尔顿·弗里德曼甚至默里·罗思巴德等人的论述，甚有加以注意的必要，不听取相反的意见，只有一边倒的意见是很危险的。当然，即使批评宏观经济政策只是在短期内有效，有人也会说我们要的就是短期的效果。我承认在两种统计上的宏观经济数据之间，有时候能够确立一种经验上的联系，但是否可以依据这种联系，来制定经济政策，制动一方面，求得影响另一方面呢？即使从短期来看，这种政策的影响如何，也必定要看此时此地微观主体的行动决策。为什么中央一再降低利率，积累的幅度是如此之大，却效果不显呢？若是老百姓心中惶惶然没有底，他如何肯拿出积蓄来去消费；若因为执法不畅等原因，导致企业经营风险很大，它如何肯去投资？中国人现在的行为，实在和凯恩斯主义经济政策所要求的相去甚远。这时候，就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了。宏观经济理论依据的微观基础不一定是可靠的，其对人的行为假设，并不是普遍的、基本的，可能却是历史的、具体的，只在某时某地为真实的一些现象。所以在外国正确的假设，到了中国就行不通了。进而言之，这是更重要的，宏观数据之间的联系，可能也是表面的，往往是彼一时有，此一时无；外国有，而中国无。甚至，不同时不同地的数据，是否反映了同一个实在，我看也成疑问。这样说来，一定要从政策的有效来考虑问题的话，依从凯恩斯主义的思路，倒不如依陈云同志的思路。但大家又都不愿回到计划经济。一种政策，没有达到理想的效果，不是说其不理想的后果就不出现了。当前的扩大内需政策，很可能只有再分配的作用，即劫贫济富，劫无权者济有有权者。通货膨胀伤害的首先是老百姓，使百姓们的储蓄缩水乃至化为乌有。现在有所谓以股市繁荣来刺激经济、刺激消费一说，这实在是饮鸩止渴之举。当下中国的经济状况处在改革开放以来最困难的时期，久病更不可下不对症的虎狼药。
现在中国经济困境的症结所在，一言而敝之，是因为微观经济环境的恶化，而这是因为在中国近十年来，在现有的政治经济制度和社会文化之下，经济绩效的提高已到了一个尽头。甚至，制度和文化竟越来越变得反生产性了。什么叫反生产性呢？就是在此种境况下，做蛋糕的人得到的蛋糕越来越少，在分蛋糕中耍手腕的人得到的份额越来越多，结果，人们做蛋糕的积极性降低，蛋糕变得越来越小。
中国的经济改革，以1989年为界，可分为前后两个时期，前十年，改革开放确实为普通人带来了实惠，对于大多数老百姓来说，是感到生活变化最明显，最有奔头的时候。其实，当时那些改革政策的推行，并不是非常困难的，只要中国共产党内部能够克服意识形态的障碍就可以了。可是，取得的成效是如此明显，竟有点四两拨千斤的意思在了。不象今天这样，政府要去刺激经济，要去搞活国企，但却是费了九牛二虎之力也收效不大。可以说，在当年，推行政策的人也不一定预期到政策的效果会这么好吧。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呢？因为当时推行的改革措施，确实创造了一个崭新的制度环境，而这个崭新的制度环境，对于当时中国人民，特别是农民来说，大大改变了他们行为的模式，可以说发挥了高度的主动性和创造性。所谓宏观的经济现象，所谓宏观的经济表现，是以微观个体的行动为基础的，是个人行为的结集。这一点，我想是政策制定者当知道的最基本的常识。在那十年里，贫富的差距也拉得并非很大，而且致富的人，有许多也并非是因为有了权力背景，而是其经营填补了社会特别紧缺的需要。虽然搞导弹的不如卖茶叶蛋的，拿手术刀的不拿剃头刀的，但摆摊理发的人，有什么权力可言呢？这种社会现象，你可以说是不好，但因此想让政府干预一下这种社会不公，那就太没有道理了，因为摆摊理发的人并没有犯法。
我们中国的思想方式，一向是从经验出发，不重视理论思维的。我国经济改革的第一个时期，其措施也是来自于具体的经验，所以那时经常有各种试点。后来，这种改革思路，还被总结为摸着石头过河的“摸”论。上述政策取得巨大成功的背后，是否有内在的、统一的逻辑？改革的进一步深化，是否应当是同一逻辑的推演和贯彻？或许由于意识形态的原因，这样系统的理论总结工作，没有很好地进行，或者说对决策者没有产生很大的影响。这对于中国经济的成长，乃至中国社会的前途来说，都是一个悲剧。
从1992年开始了第二个时期的改革，这期改革一开始，是将过去一段时期人们必须表面尊奉的意识形态信条抛弃了。但是却又没有建立任何新的信仰。大家都去发财吧，可是真的大家都能发财吗？不讲道德原则的民族是注定要贫困下去的。接着是一轮全民经商的热潮。这个时候，也出了一些企业家，而且这些企业家发财致富的速度惊人，但是，这些企业家们的致富，许多却是靠寻租、投机而暴富，是靠公共权力的腐败和掌握公共资源的人腐败发的财。换言之，更多的是财富的转移，而不是财富的创造。如果说八十年代打破了底层人民的追求幸福生活的枷锁的话，九十年代则是解放了有权有势者，他们得以放心大胆地追求财富。而在不自觉间，八十年代改革的内在理路没有彻底坚持下去，达到其逻辑的结论，反而停滞下来，停留在一些不完善的、半吊子的制度上。而这些制度所能容纳的人民努力的发挥，所能容纳的经济绩效的表现，到今天可以说到了一个尽头。在现有的制度框架下，已达到了一个均衡点，再难有什么高速增长出现了。另外我们还需注意一点，这时期，社会风气变坏使得对经济发展至关重要的社会资本被严重侵蚀了。人们之间的信任和信用关系几乎处在瓦解中。什么是社会资本呢？简单说，就是人群使合作得以达成的道德共识、文化传统等等。为什么中国的社会资本在这近十年里，被消耗得如此利害呢？一个原因是，旧的一种信仰破了产，一些有权有影响者，再加上一些文人帮腔，竟相率信奉起禽兽之道来了。殊不知，唯有有道德的国度能富裕，在道德瓦解的状态下，全体国民只能在贫穷和悲惨中挣扎。
在现有的制度下和社会信用瓦解的局面中，在社会的上层，固然忙于寻租；而在社会的底层，稍微一点大规模的社会合作皆不易实现，合作局限于小商小贩、小饭馆、发廊。底层的服务业还是很繁荣，很方便的。但是，当我经过那些饭馆、发廊，看到那么多的年轻姑娘的全日性工作就是端盘子、给人洗头时；看到城市里的单位竟有这么多其主要工作我看就是站着或座着的棒小伙子保安时，我的心总是很难受。既为这些人们乏味的工作，黯淡的前途，也为
人力资源的巨大浪费和其中体现的中国经济环境的问题。甚至娼妓业的发达，也不纯粹是个社会风气的问题，也是因为这一行业的社会交易成本较低有关，是面对面的现金交易。在中国人当前可怜的、残缺不全的个人财产权利制度下、在中国社会的文化背景下，这类交易和合作是容易进行的。但是，这其中还是有道德，有正义.我们毕竟没有到那种局面，人们当面为盗为匪，不讲丝毫正义良心，那时，我们只好成为各个自给自足的单位并对他人严加防范，连一点合作也谈不上。有效的制度，就是要在残存的社会资本的条件下，促使人们的合作，甚至在长期优良的制度环境下，使新的社会资本得以生成。
九十年代，中国在制度的创新和完善方面，可以说是乏善可称。或许人们要说证券市场的建立和企业股份化改造的成就。但我还有看问题的另一个角度。我们这方面的改革，一开始就重视的西方股份制和证券市场外在的表现，而不是其本质的方面，其所由发生的方面。股份制是大规模的、完全陌生的人们之间的合作，如果没有完备的个人财产权利体系，没有完善的法制和诚实信用的社会文化环境，是不易成功的。我倾向于认为它是上述几个条件发展成熟后自然而然的产物，而不能人为地拔苗助长。我国的法制环境和社会文化心理，可以说不能支持股份有限公司这样一种大规模的社会合作。我们的搞法，是不是有点大跃进了。现在看看，我们的股市，真的起到了优化资源配置的作用麽？还是又创了一个寻租的场所，股民间赌博的场所。中国股市的隐患，必有爆发的一天，不信可以拭目以待。
探究现今中国的经济困境的原因，主要不在阅读宏观的统计材料，而是要分析微观个体的现实处境，进而探究影响他们行为的制度和社会文化背景。
那么，在今天的形势下，对中国经济面临的困难局面，有什么意见要贡献呢。无它，只是把八十年代改革内在的逻辑进一步推演下去罢了。八十年代的是一基本的制度结构的变革。最基本的制度，不是那些大词，不是那些轰轰烈烈的说法，但关系到无数普通个人对于他一生的规划，时时刻刻影响到千千万万人的选择。所以，我们社会的面貌，被它极大地塑造了。八十年代的制度变革，合乎民心，顺乎民意，因而含有正义性。它创造的经济奇迹，说明它具有合理性。再加上和人民现有的文化和习惯相符合，所以制度运行的成本很低。可以说八十年代的制度变革已给了我们很好的方向，在这样的基础上，对其正义性与合理性两个方面进行逻辑的建构，以逐渐实现制度逻辑的内在一致性，这正是制度进步的不二法门。
正本清源，纲举目张，一些次一级的制度在基本制度的确立下，在人们变化的实践中，才能合乎逻辑地被创造出来。例如在今天的中国，保护知识产权、打击盗版软件的法律很难实施，因为一般人们绝不以买卖盗版为可耻，且监督的成本也很大。知识产权是一项很抽象的财产权利，是派生出来的财产权利，而且至今对它的许多方面并没有公认的定义和规定。一些在我国非常具体的财产权利都无法得到确实的保护，却要落实这么抽象、派生的权利，又岂不是太大跃进了一些。所以通过一项新的法律来保护知识产权，难见什么效果，也不会因此就在中国见到一个新兴的软件产业。
八十年代基础性的制度变革，仍然有待于完善，而这种完善，和八十年代一样，将有巨大的效果，并直接经济绩效上。而且，变革和新制度运行的成本较低，不会引起大的利益冲突和社会失序，只要执政者思想观念变化一下，头脑转过弯来就行了。
下面以产权体系中的土地制度、束缚人身自由的户口制度、经济和社会生活中种种不合理的管制制度说明一下这种变革的思路。
土地使用权的长期化。在一个财产权利体系中，关于土地使用的权利是相当重要的，而这样的财产权利体系要真正能发挥作用，产生长期有序的经济增长，无论对于土地使用的权利加以怎样的限制，但其初始拥有者的权利必须是长期的稳定的。要有多长呢？三十年的承包权是不够的，七十年的使用权也是不够的，九十九年的租用权也太短了，至少应达到九千九百九十九年。对一项土地使用权，可以有其它限制，但必须长期化。世界上并没有绝对的土地私有权，再强调土地私有权的法律，也不会规定他人的鸟儿也不能从私人的土地上飞过，也不会规定宅前屋后的通道别人也不能走。实际上，在一些国家的市镇，甚至住宅的外在风格，也有明确的规定。我们可以规定一个人占有的土地不可超过一定数目，也可规定某些特殊地区的土地不能作某些特殊的用途。在这些规定下，一个人仍可作长期的、理性的计划。但是，面对一项短暂的土地使用权，一个人的计划也必定是短期的。若每个人都只能作短期的计划，无法顾及到久远的将来，代与代间的合作无法达成，结果也是灾难性的。
人们进行任何经营，从事任何事业，都是发生在土地上的。每一个人，他居住的房屋，也必须建在土地上。所以，土地对于一个人长远的生活规划，对于一个企业长远的经营，实在是太重要了。一个人的生活计划，由于代际间的合作，实际上并不止于他生命的结束，而是可推向无限远的将来。即以建造房屋来说，即使一个人一生积累所得，也不足以建造一所房子，但父子孙几代人合作，还是能盖起房来，但这需要有稳定的长期的土地使用权。可以说，在所有的财产权利中，只有土地使用权是一定要长期的，其它到不一定。比如我眼前这台电脑，我知道它将来又会被新的机型取代，所以我买这台电脑时，若只买到了使用三年或占有三年的权利，这对我来说，也没有什么影响。
另外，土地的使用权一定是可以交易，可以转让的。作为一项最基本的生产要素和生活资料，却不可交易和转让，可以说导致个人合理的计划和社会经济有序皆大受影响。
户籍制度的废除，听起来觉得麻烦，其实远非想象的那么可怕。户口制度，是一个“不义且不利”的制度。“不义”容易理解，它既昧于天赋人生而自由平等的公理；也违背“恕”道、“不忍之心”的中国古训。何以“不利”呢？它在经济上制造了巨大的效率损失，严重影响了我国经济的发展。不长篇大论解释，从它使一个农村青年禁固在他出生的村里土里刨食的可能性大大增加来说。我们可已设想下面一系列事情：农民爸爸妈妈生小孩的时候，既然自己的孩子基本上还是要变成一个简单劳动力，没什么希望出人头地，那么一双简单劳力总要胜过一个，于是就多生。孩子上学了，若不是有绝大的把握考上大学，把他供到高中作甚？白化钱让他学些乡下用不着的秀才习惯么？早点下学干活！孩子大了，进城打工，当然干的是苦力活。这时候，弄大学问，有大出息来不及了，何不学点技术，作个技术工人吃饭呢？可是，你是随时可以被清理整顿出去的，再说在城里也扎不下根来，还得回老家，还是卖力气吧。大批打工的人口，就在这样的情况下，停留于简单劳动力的阶段。于是我们多的是附加值最小的最下游产业。而城市阶级的后代，却又觉着自己既为上等的城里人，体力劳动，哪怕是有技术的体力劳动，都是有失身份的。这有点象黑奴制的社会，黑人的劳动自然是低效率的，穷白人也觉得劳动有失体面哩。北京的技校招不到生，却也不给农村青年寸进之路。女孩子们，倒是热心于理发美容这套能带着走的手艺，所以中国城市的一道风景就是发廊过剩。既无前途，又被处处歧视，纯朴的农村孩子们不免自暴自弃，乃至干出犯法的勾当，这样就对自己的人力资本进行了负的投资。话说得有些调侃，可是，中国工业产业的基石，技术工人，就在这样的情况下质素越来越差了。这让人绝对轻松不起来。户口制度的存在，阻碍了一项最重要的投资──对人力资源的投资，它浪费了我们中国人唯一具优势的一项资源──聪明（有时我不免民族自豪感地想，培训一名技工，一个中国人比日耳曼人成本要少多了吧）。中国人中的优秀者，特别是那些上了名牌高校的，又是什么样的呢？他们基本上高度集中于两三个大城市（肯定是世界之最），特别是京深沪，内地偶尔有所分布，农村是一片荒芜。其实，本来这么一个人，为了事业、为了住房，甚至为了呼吸新鲜空气，是可能离开北京这种地方的。但有户口这么个制度，就不敢离开，离开的机会成本太大了，一出去就终生不能返回来。可能需要颠倒过来想，是户籍制度才造成北京这么拥挤，而不是因为北京拥挤才需要户口制。这是我国资源中最重要的人力资源，特别是最优秀的部分，分布极度畸形不合理的原因。今天中国经济这个局面，户籍制也为这个局面的形成立了大功。
土地使用权的长期化和废除户籍制度，二者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任何一项都不能单独推行下去，这个道理明眼人都是明白的。这两项制度的改革，正是我们改革的那个伟大起点的合义、合理的逻辑推演。
减少管制，使民间的中小企业发展，这是有效的缓解就业压力的办法。家族、亲友间的小企业，对产权的法律体系，不要求那么精密、复杂，但要它不失其原始的本义即可。我国人民现有的文化心理，我们社会现有的社会资本支持中小企业的发展。假以时日，有利于大规模合作的社会资本乃可望在社会中渐渐生成。
总之，为这么大而复杂的国家制定政策，不是对付一台机器，也不是在造原子弹，需要多么复杂的技术，或者多么高深的原理。所需要者，是常识，是从普通人角度出发考虑问题的常识。我相信，本文提到的这些制度的改革，并非很难之事，但其间接直接的效应，必会大大有助于中国经济走出目前的困境。而且能为进一步的改革，创造良好的条件。自然，有人或说此文谈的都是间接长远之事，也许缓不及济于短期，但是人无远虑，必有近忧；虑及千年之远者，未必就不会有当下的惊喜出现。这一点不仅可验之于经验，也可证之于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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