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本粘性、所有制和管理者权限相关性的实证统

　一、引言
　　根据传统成本习性理论模型的内容，固定成本和变动成本是成本的两大组成部分，由于变动成本被认为机械性的随包括销售量在内的企业业务量的变动而变动，因此企业成本应当也与企业业务量成线性关系。研究结果表明，这种基于成本习性的理论模型难以概括现实中的成本变动情况。实际上企业成本较明显的偏离了假设，业务量与成本之间的关系也并非线性。这种非对称性的关系被Anderson、Banker和Janakiraman称为成本费用粘性。“成本粘性”是指成本随业务量减少而降低的程度小于成本随业务量的增加而上升的程度。由于成本粘性的存在，企业对成本的计划和控制都受到较大的局限，与成本相关的决策难度也相应地提高了。因此，研究成本与业务量的关系对企业有着重要的意义，指导企业根据成本习性制定相应的成本计划，作出合理的决策，较好地控制成本。成本粘性并不是孤立的存在，与企业的其他特性也有着紧密的联系。在代理关系下，高管对企业行为有着相当大的影响，这种影响同样会表现在成本粘性上。高管心理与高管权限对成本粘性在特定企业中的出现程度有着显著影响。因此，在这样的背景下，研究不同企业环境中由于高管等其他因素对成本粘性产生的影响是全面研究成本粘性不可缺少的部分。在更加全面的掌握了成本习性的基础上，企业可以通过各个可实践的手段来切实影响成本粘性进而较好地控制成本。
　　本文研究成本粘性的存在性以及与所有权性质是否相关。在此基础上引入高管权限的大小因素，研究高管管理权限的大小是否会对成本粘性产生影响，而这种影响在不同所有权性质的企业中是否会有显著的差异。
　　二、文献综述
　　（一）国外文献
　　Banker和Johnston（1993）研究表明，美国航空部门的销售费用与销售收入在变动上不成比例，销售费用的变动程度在不同的销售收入变动方向下有着明显的区别。研究提出了成本粘性存在的可能性。Noreen和Soderstrom（1997）分析了医院的成本以及管理费用，结果表明，成本与费用和业务量并不呈线性关系，这个案例同样表明了成本粘性存在的可能性。Anderson等（2003）分别通过样本上市公司数据和Compustant数据库中1997年和1998年的样本数据的研究，从实证角度论证了管理费用确实存在粘性。在此基础上，研究对象扩大到包括了销售费用的“总费用”，依然得到了相同的结论。Subramaniam和Weidenmier（2003）以Banker、Anderson等学者的研究为基础，发现成本的粘性特征在管理费用、销售成本、总成本中均存在。在对成本粘性的影响因素的研究上，Anderson等提出了市场经济环境和企业自身特征。而Balakrishnan （2004）等人提出企业的生产能力的制约。K Calleja， M Steliaros，和D C Thomas （2006）则提出了资本密集度和劳动力密集度的增强作用。另外，在针对不同国家企业的研究中发现，公司治理模式和法律制度环境的不同使得公司呈现出不同的成本粘性。
　　（二）国内文献
　　国内对于成本粘性的研究起步时间较晚，孙铮和刘浩（2004）通过实证分析说明我国上市企业存在费用粘性。孔玉生、朱乃平、孔庆根（2008）以主营业务成本和主营业务收入为对象同样证明了成本粘性的存在。万寿义、王红军（2011）将范围缩小到制造业中，研究发现，制造业上市公司的销售费用和管理费用均存在粘性行为。在成本粘性存在性研究的同时，关于成本粘性的影响因素，也出现了许多方面的研究。孙铮、刘浩（2004）认为我国上市公司管理水平低效和代理成本较高是成本调整速度慢的根本原因。朱乃平、刘志梧（2009）探讨了投资决策及其绩效对企业成本粘性的影响。王明虎、席彦群（2011）则提出了企业的所有权性质和大股东的持股比例这类因素。另外，跨领域的研究也使得对成本粘性影响因素变得更加多样，出现了许多基于地域、公司治理和管理者个人因素等的研究。马景涛（2008）发现企业的治理水平与成本粘性呈负相关的关系。自此，公司治理成为了成本粘性研究的新领域。之后，出现了以独立董事、投资者等因素为中心的研究，改善费用粘性的政策性建议也随之被提出（潘颖静，2009）。龚启辉、刘慧龙等（2010）的研究延伸到不同的产权性质，对不同所有制的控股公司来说，成本和费用粘性受要素市场的影响程度不同。另一方面，对于不同行业对成本粘性的影响学者们有不同观点，刘武（2007）认为行业归属的差异显著影响了企业行为，因此整体研究必然会掩盖各行业间的区别。曹晓雪、于长春、周泽将（2009）考虑了不同行业之间的制度差异，认为不同行业的费用粘性差异是由于绩效评价制度的区别产生的，因此行业差异并非其根本因素。我国自2004年才开始有学者对成本粘性进行初步研究，起步较国外晚。当前国内学者对于成本粘性主要研究了其存在性和影响因素包括跨领域的研究。虽然取得了一定的成果，但是仍能看到许多空白和缺陷。
　　三、研究设计
　　（一）研究假设
　　Anderson、Banker和Janakiraman（2003）指出，正是由于管理层主观上对于成本额度的控制才形成了成本粘性。孙铮、刘浩（2004）研究表明费用粘性形成的原因有三种学说，分别为：“契约观”——由于长期契约带有较高的向下调整成本，因此，一旦契约形成，管理者便难以随着业务量的变动向下调整成本，这种由于契约带来的局限导致了成本粘性的产生；“效率观”——管理层认为未来将有良好的前景因此不愿意因为当前的业务量下降而轻易降低生产，管理层的这种决策是为了避免未来业务量上升时再次产生调整成本，管理者资源配置倾向带来了成本粘性现象；“机会主义观”——现代企业机构决定了代理成本的存在，由于管理者与所有者的利益不一致所产生的管理者决策引起的浪费无法避免的存在着，管理者资源调整决策不能完全最优化，由此便产生了成本粘性。因此，我国同样存在着契约关系下的局限和代理结构下的资源浪费，不可避免地存在着成本粘性。
　我国市场经济体制中，国有企业占据主导地位。一方面，我国缺乏对国有企业成本披露的有效规定，这无疑为国有制企业疏于管理成本提供了环境；另一方面，由于国有企业缺乏危机感带来的松散管理也会增加成本粘性，并且在国有企业中代理结构下的利益不一致显示的更 为突出，国有企业更有可能存在更为严重的成本粘性。因此提出H1。
　　 H1：成本粘性普遍存在，但国有上市公司的成本粘性程度要高于非国有上市公司
　　成本行为很可能不仅反映存在真正的调整成本情况下能获得最佳前景的资源规划，也反映代理问题。如管理者很有可能因为希望能够最大化利用资源而盲目的扩大，并且不愿意缩减，这种情况下不对称的资源投入导致即使不需要调整成本的情况下依然存在成本粘性（孙铮、刘浩，2004）。相反，如果管理者是以盈利为目标而非资源利用最大化，那么他们很可能积极地缩减资源来配合业务量的下降，同时限制资源投入，即使业务量有所增加。在这样的治理目标下，成本粘性很可能是较低的。（Dierynck和Renders 2009， Kama和Weiss 2010）。由此可见，管理者对成本粘性有着相当重要的影响。
　　既然管理者的动机和对外来的预期会对成本粘性产生重要的影响，那么管理者的权限在企业中对于限制管理者按照自己的意愿，根据激励制度调整成本决策有着同样重要的作用。管理权限的大小会直接影响管理者主观决策的能力，进而对成本粘性产生影响。因此，提出H2。
　　 H2：管理者权限大小影响企业成本的粘性程度。管理者权限越大，成本粘性越大
　　由于国有企业的所有权性质和在市场经济中特殊的地位，国有企业与非国有企业中对管理者的评价机制以及激励机制不同，导致管理者的动机和预期都会产生差异。如国有企业会在强大的国有资金背景下对未来前景产生一定程度的高估，或者在国家既定指标的影响下，作出与业务量不符的资源投入和产量安排；国有企业的激励制度是规模导向，而国有制企业高管的行政色彩决定了其盲目想做大企业，完成政绩的意愿。在这种情况下管理者决策很可能成为成本粘性的主要产生原因，那么管理者权限能对不对称的调整产生更大的约束作用。因此，在国有企业和非国有企业中，管理者权限的大小会对成本粘性产生不同程度的影响，并且很可能在国有制企业中这种影响更为显著。提出H3。
　　 H3：管理者权限大小在国有企业和非国有企业中对成本粘性有不同影响，在国有企业中影响程度更大。
　　（二）模型设计与变量定义
　　本文参考Anderson、 Banker和Janakiraman（2003）提出的经典模型和赵息（2012）在研究成本粘性时所使用的模型，建立了如下模型：
　　其中，Ci，t表示第i家公司在t年支出的费用，用会计年度的管理费用和销售费用之和来衡量。Si，t表示第i家公司在t年的业务量，用会计年度的营业收入来衡量。虚拟变量Di，t在第i家公司在t期营业收入高于t-1期时取0，低于t-1期时取1。SOC表示公司所有制类型，国有企业取值为1，非国有企业取值为0。MP表示董事会赋予公司管理层对公司运营的管理权限，用营运资本率（营运资本总额/营业收入）来衡量。模型中引入了以下控制变量：资本密集程度Capinti，t（资产总额/营业收入），劳动密集程度Labinti，t （应付职工薪酬/营业收入），宏观经济增长ΔGDP（GDP / GDPt-1）。
　　经典模型中，营业收入增加时虚拟变量Di，t取0，所以模型在营业收入增加时含虚拟变量Di，t的项为0，从而β0 + β1度量了销管费用对营业收入增加的变化，即营业收入增加1%，费用增加（β0 + β1）%。营业收入减少时虚拟变量Di，t取1，从而β0 + β1+ β2度量了费用对营业收入减少的变化，即营业收入减少1%，费用减少（β0+ β1+ β2）%。根据费用粘性的定义，营业收入增加时费用的边际增加量大于营业收入减少时费用的边际减少量，因此系数| β2 |表示费用粘性水平。可以预计β1>β1+β2即β2<0，且β2越小，企业费用粘性越大。模型中，系数β3表示公司所有制对成本粘性的影响，根据假设，国有制企业成本粘性更高，所以推断β3<0，系数β3*表示董事会赋予管理者管理权限大小对成本粘性的影响，假设权限越大，成本粘性越大，即β3*<0。系数β4表示公司资本密集度对成本粘性的影响，根据Anderson、Banker和Janakiraman（2003）的研究，劳动密集度高的企业即使面临业务量下降的情况也很难及时调减资源，成本粘性较高，由此推断β4<0。系数β5表示公司劳动密集程度对成本粘性的影响，同理，推断β5<0。系数β6表示宏观经济增长对费用粘性的影响，这种影响主要通过改变管理者预期表现出来。良好的宏观经济形势使得企业在业务量下降的情况下依然乐观地认为这种下降是暂时性的，拒绝调减生产资源。所以，当年度GDP增速比上年增加时，成本粘性较高，由此推断β6<0。
　　（三）样本选取
　　本文数据来源于CCER中国经济金融研究数据库，选取了在沪深上市的公司2008—2012年的年度报表中的财务数据进行实证研究，共获得2 492家公司的12 460条数据，采用上市公司的营业收入作为年营业收入指标，销售费用和管理费用的总和作为费用支出指标。对于上市公司的选取按照如下方法进行筛选：首先，基于ST类上市公司的特殊性，研究中剔除了ST类的上市公司；其次，去掉了2008—2012年中任何一年营业收入、销售费用、管理费用和其他所需变量存在缺失的公司，以及任何一年营业收入、销售费用和营业费用小于0的公司；去除2008—2012年任何一年销管费用大于营业收入的公司；最后，将这些公司按照实质控制人性质，分成国有上市公司和非国有上市公司。由于近年来我国经济发展速度较快，股票市场波动强烈，使得很多上市公司的实质控制人也经常会发生变动。在分类过程中，希望数据都能够尽量符合实际控制人的属性，所以在对国有上市公司进行归类时，只选取2008—20l2年实质控制人一直为国有性质的上市公司的数据为考察对象。对于非国有上市公司的分类标准亦如此，只选取2008—2012年实质控制人性质为民营企业或者是自然人的上市公司为考察对象。经过上述数据筛选过程，我们获得国有上市公司样本598家，非国有上市公司样本362家，共960家公司、4 800条数据，在进行统计分析时，舍弃了有比率数据缺失的第一年（2008年）的数据以及操作中变异的一家公司数据，最后采用了3 836条数据进行实证研究。
　　四、实证检验结果分析
　 　（一）描述性统计
　　对筛选后得到的数据进行简单统计后，得到描述性统计结果如表（1）（2）：
　　从样本的描述性统计结果中可以看出，目前国有上市公司数目占比62.36%，接近于非国有上市公司数目37.64%的两倍，这说明国有企业在我国经济中依旧占主导地位。从上市营业收入增长比率的0-1变量中1变量频数远大于0变量，且平均在1.253水平，可以看出我国上市公司的营业收入大体呈现上升趋势；从国有上市公司和非国有上市公司费用增长比率的平均值1.220与总体中营业收入增长率的平均值相差不大可以看出，我国上市公司的费用支出上升速度很快，因而很容易产生成本粘性现象，由此更肯定了成本粘性的研究前提和必要性。另外，从GDP比率的平均水平1.175和标准差0.061可以看出我国经济整体呈现稳步上升的良好态势，这样的宏观条件对公司进行经营决策难免将造成一定的影响。而营运资本率的均值和标准差则反映出众多上市公司的管理层权限的总体水平相对合理且较为一致。最后，由样本的描述性统计中我们可以看出，资本密集程度、劳动密集程度在不同行业、不同所有制形式间形成的了一定的差异，尤以资本密集程度以标准差23.108显著，相比之下劳动密集程度（标准差0.024）的差异则显得不是很大，两者是在研究成本粘性时不可忽略的分析因素。
　　（二）相关性分析
　　相关性分析结果见表（3），从中可以看出，销管费用的变化率与营业收入的变化率正相关，且在l%水平上显著；与业务量的下降、资本密集度和GDP增长幅度负相关，且都在1%水平上显著；与劳动密集度负相关，且在5%水平上显著。这说明销管费用的变动率不仅由业务量的变动决定，同时也与公司所处行业的特性相关，体现在资本密集度和劳动密集度都会增加调整成本进而使成本调整的难度和代价上升，增加成本粘性，这与原有经典理论相符。同时销管费用变动率还与市场经济背景相关，GDP高速增长则管理者预期偏高，及时调整成本的意愿下降，成本粘性上升。费用变化率与国有企业性质负相关，即销管费用的变动率在国有企业中较低，则成本粘性更高。费用变化率与营运净资本率正相关，反映了公司调整空间大的时候调整量大，这不能很好地反映成本粘性与管理者意愿的关系。
　　（三）回归结果分析
　　1.假设一。模型一检验了公司所有制对成本粘性的影响见表（4），β3符合预期的符号，但不显著，不能支持得到国有制企业成本粘性更高的结论，这一假设证实万寿义、徐圣男（2012）的分析。
　　3.假设三。假设三验证了国有企业与非国有企业中营运资本率对成本粘性的影响程度见表（6）。从中可以看出，国有企业中β3*显著为负，营运资本率与销管费用调整率在1%的水平下显著负相关，管理者权限在国有企业中与成本粘性有着显著影响，权限越大成本粘性越大。而在非国有企业中，β3*为正，但不显著，即营运资本率与成本粘性没有显著的相关性，因此，假设三可以调整为，在不同所有制的公司中，管理者权限对成本粘性的影响不同，在国有企业中成本粘性明显提高。
　　本文分析得出以下结论：（1）上市公司普遍存在着成本粘性，但国有制企业的成本粘性是否要大于非国有制企业的成本粘性不显著；（2）管理者权限大小影响企业成本的粘性程度，并且管理者权限越大，成本粘性越大；（3）不同所有制的公司中管理者权限对成本粘性的影响不同，在国有企业中的成本粘性有明显提高。本文验证了已有研究中成本粘性的存在性，我国企业普遍存在成本粘性，并且由于成本粘性的存在与管理者决策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管理者权限能够表明管理者在什么程度上能够影响成本粘性，在这样的基础上管理者权限确实能够影响成本粘性。由于国有企业高管对未来盲目看好，在松散的管理下调整成本速度慢，代理结构下规模导向的激励机制都更大程度上使得管理者影响成本粘性，国有企业中管理者权限对管理者影响成本粘性的限制作用更明显。管理者权限在更大程度上影响了成本粘性。本文首创性地研究了管理者权限对企业成本粘性的影响，补充了公司治理对成本粘性影响的研究。
　　本文仍存在不足，在样本选取时间跨度不长，可能会影响到结果的有效性。另外，虽然假设二验证了不同管理者权限对成本粘性的影响程度不同，但影响管理者做出成本决策的其他因素并没有全部包括在考虑范围以内。作为企业行为的成本粘性与管理者个人层面的各因素之间的关系将作为未来进一步的研究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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