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些现代知识分子……从世界各地搜罗神像，玩起了装点私人神龛的游戏，或者是利用一切种类的体验创造一个冒牌货，并谎称它拥有神秘的神圣尊严，然后拿着它到书市上去兜售。这简直就是欺诈或自欺。”[1]
——马克斯·韦伯，《以学术为业》（1919年）
这真是一个“来不及学习”的时代。伴随着数字科技的飞速发展以及传播媒介的高度发达，数不清的新生事物、新生概念有如走马灯一般，在大众传媒的竞相炒作中一跃成为最热门的时尚，然后在人们还没弄懂其具体内涵和意义所指时，又骤然消逝于无影无踪，让人无从寻迹。这也许是“大众文化”（匿名权威）向“分众文化”（没有时尚）过渡时期中的一大特有景观吧[2]。这不，又一个新的名词正成为高高在上的最新时髦——“
知识经济”披着神话般的装束，泰然享受着万人的瞻仰。而清华大学
技术经济学博士吴季松先生应时推出的新著《21世纪社会的新趋势——知识经济》也立即变成各大书店柜头中最畅销的新书，三个月内连印五次，十数万册顷刻脱销。
想想也难怪，“知识经济”这个新词就字面上已经是太美好了，不要说国内的一般百姓为之欢呼鼓舞，就连一向最具反思与批判精神的知识分子闻之也由衷地欣然雀跃。当了几千年的“穷秀才”，解放后又经历了几十年精神变物质的“穷过渡”，好不容易改革后终于能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没想到到头来竟然还是那干“痞子流氓”以及不学无术的歌星影星、足球明星先“灿烂”了起来。不少知识分子被逼下海，抛却仁义礼信而硬去习练一身的“匪气”与“霸气”，这其中掺和了多少荒唐的无奈感与辛酸之泪。现在总算好了，时代进步了，知识终于可以化为经济了，严肃的思想和学术研究终于能够得到应有的尊重与回报了。“知识经济”这个被称为“21世纪社会的新趋势”的新生概念轻松地催发出潜伏在知识分子潜意识中的“柏拉图情结”——关于理想国的千年古梦（在现代社会中经济精英的地位完全可以与政治精英媲美），无疑已经变成了知识分子耳中来自救世主的仙籁，成为知识分子新世纪理想的安身立命的倚靠。
然而笔者恰好尚年轻气盛了些，也不属于“不求甚解”学派，总觉得天上不会随便掉下个林妹妹，这个悬空出世的“知识经济”也不大象是老天因怜见知识分子而灵机一动的新馈赐。那么在我们将其奉为又一个救世主而顶礼膜拜前是否有必要了解一下，这个极富魅力的名词究竟是从那里来的？它的真正内涵又是什么？知识又到底是怎样转化为经济的呢？我想只有先弄清楚其究竟是何方神圣，然后再欢呼雀跃、宣誓效忠也不迟。不要待到又一次烟消云散了无痕时，才发现原来竟又是一套“古今最要命的、最魅惑人的谎话”（尼采语）。
◎何为知识？
到底何为知识？要弄明白知识经济的来龙去脉，似乎这是跳不过去的一环。吴季松先生在其新著中也专门辟出了一节来解答此问，他认为知识就是知道（Know）“6个W、1个Q”，即“时间”（When）、“地点”（Where）、“人物”（Who）、“内容”（What）、“原因”（Why）、“方式”（How）以及“数量”（Quantity）[3]。对这一颇似记叙文写作要素的答案，我总觉得着实有些问题，如果我们学知识的过程就是知道无数个这样的“6个W”和“1个Q”，那我想我们的学校更应该被叫做报馆才对。这“6个W”和“1个Q”合起来充其量只能算构成一条信息，而不是知识。我知道以我目前的学识，是不够资格来为“知识”下定义的，但为说明知识与信息二者的区别，特冒昧地将前人的论述加以我的理解记述于此：知识是用科学的方法（即分析、抽象和归纳的方法），在特定的、被考察的现实的领域，从无数条杂乱无章的信息中引导出一般的、典型的、普遍的，可持续的成体系的有意义的规律的阐述。信息可以靠告知而获得，而知识只有通过思考才能理解、接受。如果我们的教科书是用来记载由“6个W”和“1个Q”所组成的那种“知识”的话，那么恐怕老图书馆保存着的重达几十公斤、比人还高的合订的《新民晚报》将会是最好的现代史教材。汪丁丁先生曾明确地指出，“信息并不是‘知识’，信息只是包含可能被知道的知识。当我们说我们拥有某项信息时，我们无非是在说我们已经提取出了那项信息所包含的知识。”[4]
在此论断上我还要进一步指出的是，信息与知识也不能简单地化约为全集与子集的关系，知识并非完全地包容在“信息”概念中。罗素曾经将一个人所能具有的知识划分为三大类。其一为个人直接体验所得的知识；其二为通过其他人间接体验所得的知识；其三为内省所得的知识。[5]盖此善言我们不费力地便能将信息与知识的范围界定开：信息这一概念至多只能包容罗素所讲的第二类知识，只有这类知识是通过信息的交互流通来获得的。如果不是笔者孤陋寡闻的话，似乎还没听说过至今为止的信息学能够将人“顿悟”所得的知识，或称“意识流”瞬间捕捉并破译，再化作为可交流的“信息”吧！由此可见，知识与信息根本是两个完全有着不同范围与不同涵义的概念。
将“知识”的概念与“信息”故意混淆和等同起来的做法倒不是吴季松先生的创举，早在八十年代初美国未来学家约翰·奈斯比特在其畅销书《大趋势》中向人们描绘从“工业社会向信息社会”发展的“大趋势”时，就曾如此描述即将到来的“新的经济秩序”：“我们不久就会以大量生产汽车的方式大量生产信息。在信息社会中，我们将知识生产系统化了，并扩大了我们的脑力。借用一个工业上的比喻，我们不久就会大量生产知识，并且这些知识是我们经济的驱动力。”在以上所引句子中，我们注意到“信息”已成为“知识”的同义词，在行文过程中索性完全地将其等同起来，似乎二者之间不存在重要的区别，而且我们从这些文字中还得到了“知识”正在被“大量生产”的印象。奈斯比特迫不及待地试图用“知识价值理论来取代马克思过时的劳动价值理论”，他预言“在信息社会，价值是由知识提升的”。由此他得出这样的结论：知识在不久的将来注定要成为我们经济生活的主要产品（或服务）。[6]
然而正如上文所述，信息与知识从来就有着本质涵义上的区别，奈斯比特那些堂皇词藻背后的立论基础恰恰是混乱得很。按照“信息论之父”申农定义的“信息”概念，当一个观察主体面对着被观察的客体的最多的可能状态时，或者，一个接收到的信号包含最大的完全随机的噪声时，客体或信号所包含的信息也就最大。可见，在申农这里的“信息”一词，其只是作为通讯交换的纯数量单位。对于信息学家而言，他关心的是如何在单位时间内传输更加多的信息，而不管传输的是事实、判断，还是肤浅的俗话、深刻的学说。信息的计量与传输的内容根本无关，至理名言同淫词秽语一样都能成为被传输的信息，难道我们还要在学校里开设一节“淫言秽语”课来学习这方面的“知识”吗？又如从外太空来的“3-k微波”明显地是一种结构或信息，但我们目前仍不能破译其涵义，对于我们不知道的东西，怎么能说是“知识”呢？知识本是人类的智慧努力的成果与结晶，其和个人意识的创造并与思维的质量密切相关，我也实在不明白它同装配线上生产出来的汽车有何关系，即便这种关系是比喻性的。如果知识也能够被批量“制造”、“生产”出来，并成为一种“商品”在市场上流通，那么我想作为顾客的人们应该“购买”谁生产的“知识”呢？是购买“售价便宜”的呢，还是买“售后服务好”的那一种呢？
不幸的是，吴季松先生不经思索地从奈斯比特处“批发”来“知识即信息”的立论，在此基础上作出了“人类正在步入一个以智力资源的占有、配置，知识的生产、分配、使用（消费）为最重要因素的经济时代”的结论。也许吴先生自己也有些为其得出的这个古怪的结论而拿捏不准，于是他接着马上写道“从这个概念的形成也可以看出，先是政治家的敏感，后是学者的探索，再是记者的宣传，后是科学家的研究，直至国家领导人和国际组织的正式采用，经过了30多年的时间，可以认为：这是一个科学的概念。”[7]经过了这么一大段文字的“壮胆”，吴先生终于肯定地宣布：“知识经济”虽然在分类学上有些问题，但确确实实已经到来了！[8]
似乎我们可以将吴季松笔下的“知识经济”看成是奈斯比特在《大趋势》中提出的“信息经济”概念稍加包装后的“新瓶旧酒”。不过奈斯比特那空洞无物的“信息经济”尽管迎合了当时不少欲摆脱经济低谷的商界及政治家这些体制既得利益者们的需求，但早已经遭到了许多有远见的思想家的猛烈批判。避而不谈具体问题（譬如就业、福利等），而只管用无关痛痒的时髦词句所涂抹出的未来艳丽图景去填充大众头脑的空隙，这种做法的确能够使政治家暂时摆脱许多具体的社会
经济问题所带来的窘境以及使得一些商人们继续大发其财，但是其对于实际的社会、经济问题的解决却是毫无益处，甚至还是极为有害的。美国历史学家西奥多·罗斯扎克指出：“按未来主义者和他们的保守主义门徒的说法，信息经济在美国的兴起宣告了工业经济寿终正寝，这种变化如此巨大且不可避免，就像是人无法控制的自然过程。但事实恰恰相反。向高科技的转变是我们的政治领袖和企业巨头精心选择的结果。”“按照信息经济过于简单化的公式，我们几乎可以相信，不久我们就可以以塑料软盘为食，行走在铺满集成电路片的马路上。”[9]显然，吴季松先生也不甘心自己精心描绘的“知识经济”图景，只是原来奈氏那个大而无当的“信息经济”的翻版。于是，他在定义“知识经济”时，或者说将“知识经济”这一新的时髦词汇移植入中国语境时[10]，又刻意地添加了迎合国内主流意识形态的一笔……
◎谁是知识分子？
虽然“知识经济”在大众传媒以及“专家”们卖力地宣传下正大红大紫，但要确切地为其作出准确定义和具体解释却并非易事。吴季松在谈到“知识经济”的由来问题时也不得不东拉西扯，从布热津斯基笔下的“电子技术时代”到丹尼尔·贝尔的“后工业社会”；从托夫勒的“超工业经济”、奈斯比特的“信息经济”再到福莱斯特的“高技术经济”；从他自己提出的“智力经济”（姑且不论其真实性）到前不久联合国研究机构提出的“知识经济”的说法，这一大串眼花缭乱的抽象名词的确能够轻易地将非专业读者蒙得晕头转向，只剩下唯唯喏喏的份。然后吴季松在借用奈斯比特描绘“信息经济”的词句上再加上一道神来之笔——“简而言之就是‘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时代”[11]的论述，以此作为那个即将到来的21世纪“知识经济”的时代的具体内涵所指。看来，“知识经济”一到了中国，马上迅速地本土化，成为了目前我国意识形态主流关于“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论述的名副其实的西洋版。
如果“知识经济”果如吴季松所言就是我们的治国方针：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那倒也是一桩幸事，至少它算是脱下了神话般的外套，开始现出原形了。[12]至此，许许多多对“知识经济”欣喜若狂、欢呼雀跃的知识分子可以回复平常心态了——“知识经济”并非新的救世主。“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立论基础是与当年毛泽东主席的思路一脉相承的：“大学还是要办的，我指的是理工科大学。”因此尽管在这所谓的“知识经济”时代，知识分子恐怕离附在“皮”上的一层“毛”的境遇并不很远。
事实上，我发现昔日曾经流行过一阵的“专家治国论”倒正在死灰复燃，借着粉墨登场的“知识经济”再次还魂，梅开二度。在时下分工越来越细、专业化程度越来越高的市场社会里，在工业理性精神导向下，一切社会问题都被统统化约为专业技术问题，于是一种寄居体制内部的“技术专家”便直上青云，大受欢迎。对于当前社会上日益增多的技术专家们，许纪霖先生曾深有洞见指出那是知识分子被文化工业的商品逻辑以及科技理性的发达而吞噬异化后的产物。“这些担负着社会重大责任的技术专家，在专业领域堪称权威，但只要越出雷池一步，便会显得惊人的茫然无知。他们沉醉于琐碎的技术或事务处理之中，不关心价值、意义、规范等符号系统的重建，人文气息日益稀薄，超越性思考荡然无存，在理性系统世界里只是一个非人格化的既定角色而已。”[13]依靠这些剥离个性的“单面人”（马尔库塞语）以完全工具理性化的方式去治理社会，其结果只能造成一种形式合理但实质不合理的局面。按照马克斯·韦伯的话来说，这样的社会就是一只“铁的牢笼”，在此意义上他坚决断言“专家在今天可被认为是无用的了，或者可以降为预言家的附庸。”[14]而英国著名历史学家阿诺德·汤因比也曾经针对当时流行西方的“专家治国论”深恶痛绝地指出：“晚近西方技术专家根本不能胜任他的17世纪的拥戴者们派给他的恺撒这个角色。”[15]然而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所谓的“知识经济”时代似乎仍只需要这样的专家型“知识分子”，而具有公共关怀与批判精神的“业余型”知识分子却还是不名一文。
通过吴季松先生为“知识经济”时代定制的理想的“人才选拔标准”，我们依稀窥见了作者悉心勾画出的21世纪“知识分子”的大体风采：1、高等数学（一些基本概念，例如微分方程）；2、在R&D[16]某一领域中的实践（至少5年）；3、计算机的基础知识（例如：关于算法语言的基本概念）；4、现代管理方法（例如：应用系统分析，矩阵管理法）；5、外语知识（阅读英语的能力对R&D领域的任何工作都是必不可少的）；6、
社会科学的基本知识（特别是法律，经济，本国历史和科学史）。[17]总算作者还没有忘记将经过其特定框选的“社会科学”放在了“标准”的最末尾，但是关于人文社科领域的文学、哲学、心理学、社会学、美学、伦理学等等的学问知识却只字不提，看来传统意义上的知识分子早已经被排斥在吴季松精心构架的新型“知识分子”范围之外了。黄平先生曾经把像这般地将知识分子吸纳改造成体制内部的技术专家的过程称之为“知识分子的非知识分子化”。[18]而依我看来，这样的“知识分子”实际上犹如古代的农奴、中世纪的农民和近代的工人一样，不过是充当相应时代的主要劳动力而已。不信就看看作者自己的话语：“知识分子在高技术企业中从事知识性的劳动，工人也知识化从事同种性质的劳动”。[19]这句话除了行文逻辑上有些语病之外，基本的意思倒还是不难理解的。
谁是知识分子，这个问题看来的确值得好好琢磨。数月前刚辞世的法国思想家利奥塔曾为知识分子作过如下定义：知识分子是那样一些思想家，他们将自己放在人、人类、人民等位置上，是认同于普遍价值的一个主体，针对社会每一个人发言。[20]英国当代社会学家鲍曼也指出，“成为一个知识分子”的意向性意义在于超越某人对自身专业或艺术门类的局部性关注，进而参与真理、判断、时代品位等全球性问题的探讨。[21]而知识分子研究权威爱德华·希尔斯则表示道，知识分子永远是神圣性的，对于普遍的神圣性的问题永远感兴趣，而且试图作着自己的解答。综上可见，知识分子必须要具有一种公共的关怀，因而必须是“公共的知识分子”（相对于那种“专业的知识分子”而言，也有称“业余的知识分子”）。
法国著名思想家雷蒙·阿隆曾就“业余者”与“专业者”做过一个分析比较：“如果以心智的性质或活动的本质，而不是以社会活动来判断，‘业余者’并不比‘专业者’更称不上知识分子。在现代的社会里，‘专业者’为数愈多时，‘业余者’就相对减少。”[22]而美国当代思想家萨伊德在其新著《知识分子论》（1994年）中更进一步地批评了现代所谓的“专业知识分子”。萨伊德认为“知识分子是具有能力‘向’（to）公众以及‘为’（for）公众来代表、具现、表明讯息、观点、态度、哲学或意见的个人”。其最重要的属性就是“业余性”（amateurism），真正的知识分子“不为利益或奖赏所动，只是为了喜爱和不可抹煞的兴趣，而这些喜爱与兴趣在于更远大的景象、越过界限和障碍、拒绝被某个专长所束缚、不顾一个行业的限制而喜好更多的观念和价值”。所以真正的知识分子都是公共的、业余的。业余知识分子首先是意味着他们的动力是来自兴趣、普遍的关怀，而不是利益和专业化。而且知识分子永远是具有批判性的，是“对权势说真话的人”。专业的知识分子遵从于知识体制，从来不具有背叛的反抗精神，甚至将知识作为稻梁谋。[23]在这一点上，美国社会学家古尔德纳也曾反复地强调知识分子必须拥有一种“批判性话语文化”，并认为那是知识分子得以存在的文化背景。[24]黄平先生则在此基础上尖锐而又深刻地指出，所谓的技术专家早已丧失了这种批判性的话语，“技术的一个内在特点，就是把人（技术性知识群体）训练得稳重、精细、保守，从而使他们的工作往往更具有建设性而不是批判性。”[25]因此技术专家所能具有的只是技术上的形式主义，他们忠实地恪守于某一狭小的技术框架内。
除了上述对知识分子规范层面的定义之外，赵毅衡先生还曾经在经验的层面上，通过对“知识分子”一词词源上的考察，指出这个本世纪初社会学所建立的概念，来自早期俄国马克思主义者所用的интеллигенция一词，指的是“从事脑力劳动的人”中关心文化价值并具有强烈的现实的与道德的批判精神的那部分人。具体就是指人文学科的参与者（例如哲学、历史、艺术、文学、语言学等）以及一部分我国所谓“社会科学”工作者，但并不包括法律、经济等社会实际运行的参与者（律师、医生、
经济师等西方称“职业人士”），更不包括科技工作者。[26]
可见，无论从现实的还是历史的角度来说，那种缺乏公共关怀与批判精神的技术专家都是根本没有资格拥有知识分子这一称号的。吴季松博士重新命名知识分子的“壮举”看来是缺乏任何知识上的合法性资源与学理依据的，若非一拍脑袋想出来的急性发明，这番用心良苦的另起炉灶之勇气倒也应该“可嘉”了[27]。
以一种由意识形态控制下的知识体制生产的专业的知识、技术化的知识来替代原先批判性的、公共性的知识，用恪守于专业领域内的技术专家来全盘替代传统的公共的知识分子，这才是粉饰一新后的“专家治国论”——“知识经济”的真实使命所在。由是观之，吴季松先生在其著作中多次提到的颇为振奋人心的论断，诸如“拥有更多知识的人获得高报酬的工作增多”、“创办企业可以是博士论文”、“在知识经济的社会中，有知识就是内行”、“知识经济社会是知识化的社会，在知识化的社会中知识当然受到尊重”[28]等等，对于从事严肃的人文思潮与
社会科学研究与批评的知识分子来说，无非只是又多了些花花绿绿的“空头支票”罢了。
事实上，“谁是知识分子”与“何为知识”一样，在问题的背后具有着复杂的内涵与脉络，几乎很难作一个笼统的定义式回答。而对于吴季松博士在20世纪末开出的答卷，我想东方自孔子始，西方自苏格拉底始的千百位曾经为人类进步写下过不朽篇章的伟大先哲们如若地下有知——21世纪他们统统将被开除“知识分子”之籍，恐怕都将气歪了自己的胡子。无怪乎利奥塔老先生要摇头叹息在当代“知识分子已经死亡”！
我相信真正的知识分子并不会因为失去那个虚妄的“知识经济”而深深介怀，他们坚守着人类的知识和精神的家园，承担着社会公正的仲裁者、文化传统的传承者，以及知识共同体的立法者与共同体知识的阐释者的角色[29]。千百年来，无数的知识分子合力为人类创建出了一个了可惊可叹、博大壮观的“世界3”（卡尔·波普语），这份功绩是任何人都抹煞不去的。而在时下这个资本主义功利效率原则盲目扩张、科技主义肆意横行的社会里，知识分子更是在为平衡韦伯所担忧的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的紧张关系而默默奉献着自己的绵薄之力。从事严肃的思想、学术研究以及公共的文化、社会批判，一向是知识分子实现职业价值和自我尊严的人生途径。“风雨如晦，鸡鸣不已”，蔡元培先生于北大二十五周年庆典上的题辞一语道出了知识分子的社会价值与职责。美国当代哲学家罗蒂尝言：“知识分子作为知识分子，本来就具有特殊而奇异的需求——希求不可名状，希求崇高，希求超越限制，希求完全自由地应用语言、不受制于社会制度。”[30]“形不满五尺而心雄万丈，身居半室而欲以广厦万间蔽天下寒士”，这从来是知识分子的胸怀写照。即使陋室敝屣、种种物质上的匮乏，对于一个知识分子而言，都决计比不上失去精神的关怀和超越的需求来得重要。在知识分子的灵魂深处从来都是向往“自由漂游”（曼海姆语）的，那种笑面寒窗拍栏吟哦“
学海无涯苦作舟”的气度才是知识分子真我的风采。真正的知识分子说道：“如果学问成了洪荒中的孤岛，我愿乘最后一叶方舟前去。如果学问成了墓地，我愿作寒夜的守灵人。魔鬼来点最后一个人文学者的名字，我开门答应——我在。”[31]
◎什么是知识经济？
“可持续发展”（Sustainable Development）基本上已经成为了当今世界各国的共识。几百年来在资本主义的工业经济下，急功近利的资本家们对自然资源进行着贪得无厌的掠夺，终于人类被迫面临世界性的能源危机与严重的自然生态环境污染破坏的可怖一幕。二十世纪末的来自大自然的频频报复以及逐渐枯竭的能量资源都迫使清醒的人们意识到，再不加任何措施和限制地任意发展经济、盲目追逐利润的话，“世界末日”将不会再是宗教故事中的某个古老传说了。所谓的“可持续发展”就是指寻求一条人口、经济、社会、环境和资源相互协调的、既能满足当代人的需求而又不对满足后代人需求的能力构成危害的道路。当前“可持续发展”研究所面临的最大两项困境就是“动力问题”与“限制问题”。不可再生的能量资源，比如石油、煤炭等的日益枯竭构成了严重的动力危机；而厄尔尼诺现象、大量物种灭绝等等生态环境的衰竭与反常则成为了可持续发展需求满足的最大限制。
“可持续发展”作为一个严峻的全球性的重大课题而正式提出，无疑是极为实际而有意义的。然而，“可持续发展”这个严肃词汇一到了某些大众传媒与“未来学家”口中，竟不清不楚地同目前的当红时尚——“知识经济”牵扯到了一块。如果我在小学炼就的概括课文（现在流行叫“文本”）中心大意的技艺还不曾退化，这些传媒和学家大致想表达这么一个意思：所有的自然资源都是有限的、不可再生的，因此依赖短缺自然资源的工业经济是不可无限持续发展的经济；而“知识”是可以再生的，人类的“知识资源”（也有称“智力资源”、“
人力资源”）是无限的，因此即将到来的“知识经济”是可持续发展的经济。经过如此一番的类比阐述，看上去倒挺象是有那么回事。既然理论逻辑已经顺理成章了，那么剩下的问题就是：“稀缺自然资源如何支持从依赖稀缺资源的工业经济可持续地发展到主要依赖智力资源的知识经济”[32]。吴季松先生在提出这个问题后，似乎自己也觉得有些为难，是以一直到书末仍未对此问题作出任何正面的解答，只是文中匆匆忙忙地交代一句：“如何合理利用现有的有限资源，顺利通过这一过渡时期，将是摆在全人类面前的严峻课题。”[33]轻轻松松一句话，就把这一“如何过渡”的课题转交给了“全人类”，至于作者自己嘛，或许是有更重要、更新潮的课题等着他去研究罗！
当然，这些具体的问题“未来学家”们向来是不屑去研究的，回答这些问题会在许多有争议的现实领域引起复杂的、令人不快的讨论。他们关注的通常是更宏大的、一下子就能引起公众瞩目的新生概念以及以此作出新的预言。用华丽壮观的词藻、迎合时好的言语堆砌出未来的充满新希望的太平盛世，在人们的一片欢呼声中，似乎所有现实的危机、问题都会在那一刹那间迎刃而解。《21世纪社会的新趋势——知识经济》一书中所描绘的“知识经济”的种种美好图景已经成为许多人梦中的下一世纪的憧憬。什么“无污染并且取之不尽的知识资源可以供无穷多的人使用”啦，“知识财富可以私有也可以公有，但知识使用的人越多，其价值越高”啦，“知识经济社会是法律保障下诚实的社会”啦[34]……我真不知道在吴季松先生的那些振奋人心的高论背后，生活在“知识经济”时代消费“智力资源”、“人力资源”的人类，其最基本的需求如何满足——吃什么、穿什么、用什么？难道我们真的可以不向自然资源伸手，吃“塑料软盘”、穿“皇帝的新装”、睡在“铺满集成电路片的马路上”？
看完那些梦幻般美妙的篇章后，如果你没有马上跟着“联合国的喇叭”狂欢庆祝，或者随同某些传媒七嘴八舌地商讨在当前“知识经济”新形式下的敛财之道，而是去卫生间静静洗上把脸，你就会发现窗外的天空依旧阴沉、无数物种仍然濒临灭绝、高喊“世界末日”的影片照样迭出不穷。在美好的、无污染而“可持续发展”的“知识经济”面前，传统的工业经济并没有退位，高科技的经济依然是制造业的经济。对于发达国家来说，即使工业资本输出到国外（东南亚等），但工业制造仍没有从经济中消失，只不过是在同样所有权下的国际化。环境污染、能源枯竭依然是两把悬在颈上的利刃，人类现实所面临的危机问题一个也没有少。看来，“知识经济”不是救世主，而是麻醉剂，它唯一的实际功效是使人们忘却现实的困境，放弃所有的努力，而一起陶醉在世纪末的歌舞升平中。
什么是知识经济？恐怕这本身已经是一个伪问题了。但笔者仍要明确地指出，知识与经济并无特殊关联，知识与财富、资本完全是风马牛不相及的概念。众所周知，货币资本是可以转移的。它的持有者可以根据市场需要或自己对市场需要的预测来决定往钢铁或石油或别的什么领域投资。但知识却不是这样，试问一个学伦理学的学者或学生怎么把他的伦理学知识“投资”到钢铁行业或石油行业中去呢？再有，在现代市场经济中，所有权与经营权是可以分离的。货币资本的持有者（股东）大可不必自任经理，直接参与管理过程。但知识分子似乎不能如此这般地使自己同他所拥有的“知识资本”相分离。知识分子无法有代理人，就算要运用知识或者是所谓的“知识资本”，看来他也必须得事必躬亲。而国内研究知识社会学的权威黄平先生说得实在太好了：“作为人类智慧和经验的积累的知识型态本身，是不可能像货币资本一样可以‘自由兑换’的，不经过教育过程（其在现代社会常常是严格的通过各级学校的制度性强制过程）是不可能把知识‘买’到自己头脑中去的。……说实在的，《围城》里所说那种冒牌大学冒牌文凭并不可怕，可怕的是真大学的真文凭也拿到‘市场’上去兜售。……这样教育出来的‘人力资源’、如此培养出来的市场，还有什么竞争力呢？”[35]在当前国内的语境下，如何切实地在经济大潮汹涌泛滥的世俗导向中抓好教育，怎样使“身在学堂心系洋房”的学子们脚踏实地地做好知识的积累与人格的煅铸，我认为这才是真正有时代意义，直接影响二十一世纪中国现代化的课题，而所谓的“知识经济”则根本就是一个虚妄的名词，至多是传媒时代下那些擅长预言“新趋势”的未来学家们制造出的又一个极具诱惑力的神话。
传媒的特点就是希望声音永远是高调的、哗众取宠的、与众不同的，因此它所需要的不是一种理性的、温和的思想，而是极端的、偏激的、华丽的文本与声音。而所谓的研究“未来学”的专家们为了迎合传媒，成为某类文化明星，所以不在学理上下功夫，而是徜徉于美妙的修辞世界，起劲地煽情、做秀、唱高调。他们生产的东西可能会成为爱好时髦者竞相追逐的奢侈品，但是任何一个有冷静头脑，会独立思考的人便会发现在那些漂亮的修辞背后，只是一个很空荡的灵魂，一个苍白的手势。法国思想家福柯曾非常戏谑地称这类未来学家为“全能知识分子”，并对这批特别喜好扮演预言家和指导者角色的专家们表示出发自心底的深恶痛绝，以及毫不留情的嘲讽。
记得韦伯尝言：“渴望猎奇的人应该去电影院，虽然在目前的研究领域内，这一类文学形式的东西在各种著述中也触目皆是。这样一种态度距离这些十分严肃的研究的意图何啻千里。”[36]在其著名的演讲“以学术为业”中，韦伯进一步地强调：“
学术界的先知所能创造的，只会是狂热的宗派，而绝对不会是真正的共同体。”[37]因此他正面地告诫我们，一个以学术为志向的知识人，便绝对不可以再去充当新时代先知的丑角了。他应当做的，也是唯一能够做到的，仅仅是力求保持“头脑的清明”并努力传播这种清明，即使成为别人眼里的“苦行者”。一个“祛魅”中的世界绝对不应再次“返魅”，若想信奉神，只能无条件地将理智作为牺牲献上，而若想献身于学术，就必须勇于直面“令人不快的事实”，任何伦理的虚饰，不但是对现实的歪曲，而且意味着逃避对行为后果的责任。[38]浅薄的乐观主义从来同悲观主义一样，不但绝无益处，而且还是相当有害的。对于这些声名远播于国内外的“未来学家”们，我只想将胡适先生那句名言稍作改动后赠上：“多研究些问题，少制造些神话”！
当然，辛勤鼓吹“知识经济”的专家们也并不是一点贡献都没有，我想当街头巷尾飘来一些“前卫”的家长教育孩子“将来是‘知识经济’时代，不好好读书就肯定没有饭吃”之类的语重心长的话语时，吴季松先生和他的追随者脸上应该露出欣慰的笑容吧。
一九九八年七月于沪南天骄创作室成稿
一九九九年元月十二日于沪西隅居改定
题注：这篇文章主要写于九八年六至七月份。那时侯国内已经出版的较为全面系统地谈论“知识经济”的著述只有吴季松博士的《21世纪社会的新趋势——知识经济》，因此笔者就主要以该书作为批评文本。而恰巧与此同时，“知识经济”受到了国家领导人的青睐，因此本文甫一诞生便是“不合时宜”的文字，也成了一些杂志主编手中“烫手的山芋”。半年多来，“知识经济”果然平步青云，红得无以复加。数百篇歌功颂德的赞美文章、几十种抄来挪去的相关著述，蔚为世纪末国内文化圈的一大景观。然而不能否认的是，其间仍是有不少学者以严谨的研究态度对待“知识经济”，并做了不少工作，比如质疑和梳理“信息”与“知识”的关系等等。然而究竟何为“知识经济”直至今日还是一笔糊涂帐。“看看社会科学界从事知识经济的人有多少，看看新闻出版业这样一个大产业，每年几百亿元的营业额，几百万人的就业，这些人不是从事知识经济吗？他们的产品中知识含量不高吗？”看到以上仲大军先生的一席慷慨陈辞（《粤海风》98年第6期51页），笔者强烈地感到自己那篇半年前的文字还未“过时”，于是厚脸翻出来略加修饰，以期抛砖引玉，将问题引向更深处。
注释：
[1] 马克斯·韦伯：《以学术为业》，《学术与政治》，47~48页，三联书店1998年版。
[2] 关于数字科技带来的网络社会分众文化的特点的详细论述请参见拙文：《后现代文学的斑马线》，《粤海风》，1998年9~10月号。
[3] 吴季松：《21世纪社会的新趋势——知识经济》，16页，北京科学技术出版社1998年版。
[4] 汪丁丁：《知识的经济学性质》，《读书》，1995年第12期。
[5] 转引自汪丁丁：《知识社会与知识分子》，《读书》，1995年第1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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