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生猪期货上市问题及对策的相关研究与分析

　　一、我国生猪期货上市的意义

　　随着农产品期货市场的不断发展，众多国家都已开始对生猪期货市场展开研究，其中主要美国、德国和韩国等发达国家尤为突出。而我国作为生猪养殖大国，加快生猪期货的推出，掌握国际话语权也愈加重要。刘国信的研究中指出，我国生猪现货市场比较成熟，生猪期货上市的条件比较理想。生猪期货的上市，对推动生猪生产健康发展，促进产业升级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1]

　　生猪期货的发展离不开生猪期货市场和生猪现货市场两者的共同作用，而生猪现货市场是生猪期货市场存在和发展的基础。为了稳定我国生猪现货市场价格波动现状，推出生猪期货的呼声越来越高。乔娟指出，我国自1985年以来，猪肉的计划流通体制开始向国家宏观调控下的自由流通体制过渡，生猪价格由市场决定供求，生猪价格波动问题凸显并一直困扰中国生猪市场。因此，中国发展生猪期货市场是生猪现货市场发展的客观需要。[2]

　　期货市场具有的价格发现和套期保值功能，农户可利用期货市场价格走势来分析调整养殖策略，进而提前锁定预期收益。何蒲明、王君君共同分析指出，发展生猪期货能降低养殖者生产经营的盲目性，实现稳定增收。中国9亿农民中有5亿在养猪，利用生猪期货来帮助生猪养殖者及时了解未来的生猪价格走势，从而降低生产经营的盲目性，保障基本利益。[3]

　　生猪期货的推出，能提高我国政府宏观政策的前瞻性及生猪养殖企业运营模式的有效性。王云芹、赵杰共同认为，生猪期货可以为国家生猪市场调控提供有力手段。同时，生猪期货的推出有助于推进我国生猪产业化进程，通过推行“期货+订单”的新模式，龙头企业和养殖场、农户共同经营，不断发展壮大。[4]

　　李宁、李龙滨通过分析共同指出，生猪期货上市能够降低生猪加工企业生产风险，生猪期货上市之后，企业可以通过期货购入原料，这样能锁定成本，企业可以安心生产。[5]

　　生猪期货的推出对于农产品期货体系进一步完善以及粮食、畜牧产业的协同发展非常重要。陈昊表示，生猪期货的推出将使我国市场定价机制更加完善，同时，生猪期货的推出与粮食期货形成有效互补，形成涵盖主要农畜产品的较为完整的农产品期货体系。[6]

　　二、我国生猪期货上市存在的问题

　　（一）生猪期货标准不易制定，合约质量标准关难过

　　我国是生猪生产、养殖和消费大国，生猪现货流通正在逐渐形成系统，但由于南北饲养差异颇大，生猪养殖标准也千差万别。李宁、李龙滨共同认为，我国生猪期货标准的制定不仅要适应全国期货市场的发展，还要和世界接轨。由于我国地域辽阔，每个区域的生猪品种的区别很大，所以生猪期货标准的制定要充分考虑到多方面的因素。[5]

　　农副期货产品定价标准很难确定，尤其是生猪类鲜活产品，需综合考虑多种因素。何蒲明、王君君共同分析指出迄今中国尚没有一部完善的、可用于商业贸易中生猪活体检验的通用标准。由于消费习惯、养殖技术水平等方面的差异，价值饲料原料来源广泛，导致出栏生猪的品质差异较大，难以达到统一指标，很难实现标准化。[3]

　　生猪市场的规模制约着生猪期货标准的合理制定，设立规模化的养殖场和设备齐全的屠宰厂有助于生猪期货的标准化。黄文君指出，中国生猪现货市场的交易量大且接近完全竞争状态，但中国生猪养殖者的规模小、标准化程度低。因此，未来中国生猪期货市场发展要随着中国现货市场的变化不断调整期货市场的标准化内容。[7]早在2008年，大连商品交易所计划推出生猪期货合约，但由于我国生猪品种数量庞大，多达200余种，但是出栏量达到500头的养殖场不到50%，因此严重的限制了生猪期货合约的成功推出。

　　山牧指出，生猪交割质量标准是生猪期货合约的核心，也是影响期货市场与现货市场结合程度的关键指标。[8]因此，合理谨慎制定生猪期货标准是必要的，相关机构更要依据现货市场发展规律来客观制定生猪期货标准。

　　（二）生猪疫病控制能力低，企业农户双向压力

　　我国生猪养殖产业化程度还很低，规模化养殖面临着生猪的不耐储存和易出现大规模疫病的状况，进而给生猪养殖业带来很大困难。肖雨认为，在生猪期货上市前，需要加强生猪的疫病防治，如口蹄疫、蓝耳病等传染病的控制。[9]进一步带动养殖者、加工企业进行生猪品种改良和优质饲养。

　　期货交易的“先卖后养”和直接交易的“先养后卖”都让养殖者面临着生猪疫病防控问题。陈栋指出，长期以来养猪企业和农户一直有“怕病”的心理，只有先解决好生猪疫病问题，才能推进生猪现货市场与期货市场的结合，活跃期货市场，进一步完善我国农业结构体系。[10]

　　生猪疫病问题多出现在生猪运输过程中。陈艳丽认为，我国生猪养殖规模分散，经济承受能力弱，养殖户受教育程度参差不齐，生猪在运输过程中容易出现损失且有可能造成疫病传播。[11]因此，应全面考虑多方制约因素，生猪期货要付诸实施，还需要谨慎。

　　（三）生猪期货交割困难，交割面临多重风险

　　谈志琦和张晓霞认为，我国对于设立生猪期货品种面临一些困难，诸如现货流通体系欠发达、市场不规范；生猪作为活体动物交割面临问题，不易储藏。[12]交割是期货交易最后也是最关键的一步，因此选择合适的交割地点，建立有效的交割机制非常重要。

　　生猪期货交割方式的确立应充分围绕生猪价格体系的建成情况，确保更好的衡量现金交割和实物交割方式。周爱民和梅传伟等，通过研究提出我国现货市场尚不发达的今天，可以先采用实物交割方式，待机会成熟之时，再以现金交割方式取代实物交割。[13] 　　李晗虹认为，现货商在从事期货交易时应注意风险防范，需正确判断价格走势，需要有后续资金托底，需预防交割风险。[14]现金交割方式多被期货投机者利用，产生巨大风险，应有效规避生猪期货交割风险。

　　生猪实物交割面临运输风险和疫病风险。周开锋指出，生猪在我国的生产和消费相对比较分散，远距离运输风险大，一般的生猪贸易半径在500公里以内。加之生猪在出栏后就必须迅速完成交割，不能够进行储存。此外，当实物交割时考虑到疫情防控和运输成本问题，必须采用分散交割的方式。但国内农畜产品交易所交割点普遍比较少，覆盖面有限，不能满足全国性市场实物交割的需求。[15]因此应促进生猪养殖的产业化和现代化。

　　综上所述，我国生猪期货的推出面临着众多难题。一方面，在生猪养殖源头上，存在地域广、品种杂、饲养方式多样的问题，制约了生猪期货合约标准的制定；另一方面，由于生猪本身的饲养及生长特性，其在交易过程中易出现大规模疫病的状况。因此，应该在养殖技术和运输模式上进行改善。除了以上总结的问题，生猪期货的上市还存在着交割方式难以确定、生猪饲养现代化程度低，以及生猪生产者对于养殖技术及期货避险方式认知程度的不足等限制因素。因此，协调好生猪期货市场和现货市场的关系，从多方面解决生猪期货上市面临的问题，我国生猪期货的上市进程将指日可待，生猪交易市场的稳定性也会随之提高。

　　三、我国生猪期货上市的对策

　　（一）规避价格风险，促进生猪产业技术进步

　　期货市场的交易者分为套期保值者和期货投机者两类，而在生猪期货上市后，应大力吸引生猪养殖户和企业加工商参与到期货套期保值中来，使套期保值者成为生猪期货市场交易的主力军。张立中指出，应充分调动套期保值者参与期货市场的有效运行。我国的生猪现货市场交易量较大，接近完全竞争状态且现货价格波动较为剧烈，因此应规避价格风险。[16]我国散户生猪养殖者也占有一定比例，因此应通过引导养殖者利用期货市场化解现货市场价格风险。

　　生猪期货的上市对企业和农户的作用是双向的，因此养殖户要先形成标准化、产业化和规模化的猪肉深加工体系，进而推进我国生猪期货的规范交易。何蒲明和刘军军认为，生猪企业必须提供符合生猪期货合约交割质量标准的生猪，否则就无法进行期货交易和交割平仓。这样，可以促使生产者加快品种改良和科技养殖的进程，从而促进我国生猪产业整体标准化水平的提高，提升参与国际市场的竞争力。[3]

　　生猪期货上市的诞生是为了规避现货市场剧烈价格波动，因此应该通过促进养殖企业对于配套设施的规范运营，其中包括养殖场规模、冷冻冷藏等高精尖技术和运输设备等，来打实生猪期货上市的根基，使生猪期货更好地作用于价格风险的规避。乔娟指出，我国应以期货市场的方式规避价格风险。应通过规模化和产业化等途径，不断提升我国小规模生猪养殖户的经营规模，从而使更多的生猪现货市场交易者有能力进入期货市场，通过期货交易来规避价格风险。[2]

　　优化改进生猪交易流程，通过完善生猪物流配送体系和提升仓储冷藏技术，建立健全市场流通体系，利用现代信息技术，对运输、仓储业进行整合，建立竞争有序的生猪物流市场体系，避免囤积居奇、操纵价格的情况。[15]

　　（二）加大疫情的监管控制，促进形成标准化生产模式

　　“民以食为天，粮猪安天下”，猪肉和粮食是人赖以生存所必需的物质，因此保证两者的食用安全，是扩大生猪期货影响力的基础，最基本的生猪疫情与食用安全得到控制，才能广泛吸引中小投资者共同推动生猪期货的上市。王长梅认为，应加大食品安全及动物疫情的监管。近年来，一直困扰着饲料及食品消费市场的无非就是动物疫情，其中口蹄疫最引人关注。[17]生猪疫病控制是建立生猪期货最核心的环节，从生猪养殖最基本环节入手，扩大范围、提高精度、规范养殖，进而形成生猪养殖饲养标准一体化。

　　生猪期货标准化进程要与中国现货市场相适应，在提高现货市场经营养殖规范的同时，不断完善改进生猪期货的标准化。李晗虹认为，应加快品种改良和科学养殖的进程。通过建立标准化的期货交易，充分体现“优质优价”的市场规律，促进规模化、标准化生产模式的形成。[14]

　　（三）调整、完善生猪期货法律法规体系

　　生猪期货等相关衍生品的推出，都要着重考虑其监管问题，因为期货市场高风险的特征，政府不仅要从宏观角度监管生猪期货市场，更要从生猪期货制定标准的微观细节进行跟踪指导。张立中认为，应完善我国生猪期货法规体系。2007年，大连商品交易所制定了《大连商品交易所生猪期货合约》（讨论稿），但是我国生猪期货法规体系建设还有待完善。[16]生猪期货的法律规范才是生猪期货上市初期最重要的调节工具，待生猪期货市场成熟，再以市场进行自由调节，由于生猪的供求特性会造成蛛网效应，过度干预会造成更加不稳定的生猪交易市场。

　　李宁指出，我国证券监管部门应全面发展。生猪期货作为一种新上市的期货在法律、监管等方面的准备需要更加充分。[5]加快制定中国生猪期货相关反垄断法律，避免加工企业与供应商的勾结牟利，防止此种行为挫伤生猪养殖者的权益。

　　灵活建立生猪期货监管法律，由于生猪本身养殖特性，可以依据不同地域推出试点政策，最后逐渐统一形成核心标准。李庆明认为，我国应制定生猪法律法规，内容涉及生猪养殖中的饲料、防疫、交易、屠宰、销售等标准。针对制约生猪期货推出现货交割的标准。[18]

　　四、总结

　　生猪期货在美国、韩国、德国和荷兰等众多发达国家已经上市多年，其中的经验与模式值得我们国家借鉴。但是，也要充分依据本国国情制定相应方案。由于我国生猪养殖存在最基本的标准化程度低的现状，因此我国可以通过试点模式，从生猪养殖规模较大的地区开始推广，以点带面，依据不同试点的饲养状况以及生猪品种，制定不同的生猪期货拟标准化合约，进而逐步地推广到全国期货市场。随着鸡蛋期货的成功推出，我国生猪期货的探索也在逐步加深，生猪期货的推出对农民形成避险意识以及保值观念有很大帮助，同时也为我国加速形成农产品期货产业化链条添上重要的一环。 　　（作者单位为沈阳农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

　　[作者简介：肖彬（1995―），女，辽宁大连人，沈阳农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本科生。通讯作者：陈立双（1973―），女，辽宁沈阳人，沈阳农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副教授，硕士导师，主要从事农村发展和农村财政金融方面问题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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