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资本的产生、发展与政治经济学理论演进的逻辑关联性

　　摘要：货币缘起于人类的“社会”需要，它本质上是一种社会工具，同时也是社会生产关系的集中体现。从实物货币到现代资本的历史嬗变，孕育、催生了“政治经济学”建构的现实基础，并与政治经济学的理论演进具有内在逻辑关联性与历史契合性。政治经济学在应对、批判资本的过程中诞生、发展与进步，而“完善”于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建设成功与否，关键在于能否探明资本的当代逻辑，进而成功利用资本推动中国的现代化进程、驾驭资本实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建设的伟大目标。因而，实现对资本的驾驭，是建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主要任务。要建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必须坚持马克思对资本批判的基本方法，立足于中国应对现代资本的历史经验，吸纳西方现代资本研究的最新理论成果，探索出驾驭资本的中国道路与中国方案。

　　关键词：资本；中国特色；政治经济学；驾驭

　　中图分类号：A8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004-3160（2021）02-0099-11

　　自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多次提及“要学好用好政治经济学”，“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要以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为指导，总结和提炼我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伟大实践经验”[1]。当代中国“重新举起了政治经济学的大旗”[2]，抑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之所以如此被时代呼唤，是因为它不仅仅是一个纯粹关注理论的学科，更是切中“社会现实”的“学科”。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最独特的理论品质就是通过“物”去把握人与社会，经由“物性”去把握“人性”。当然，马克思理论语境中的“物”并非自然物，而是人化之社会存在物，是一个“可感觉而又超感觉的物或社会的物”[3]75。而资本是这个社会存在物的“集中”表现，是历史发展的必然产物，更是现代一切社会关系的“以太”与“普照之光”。政治经济学缘起于资本的诞生，发展于对资本的理论批判，“成熟”于对资本的理论驾驭。古典政治经济学是对现代资本社会诞生的经济理论自觉，作为德国古典哲学的集大成者黑格尔“认真研究了”（卢卡奇语）政治经济学，并最终为现代资本完成了理性加冕与文化附魅，而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则对现代资本进行了历史的、辩证的理解，实现了真正的科学把握。基于以上对资本理论史的梳理，本文认为建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主要任务就是要探明当代资本新变化、新趋势与新特点，探索与把握当代资本“中国化”的逻辑。为此，我们必须坚持马克思对资本批判的基本方法，立足于中国应对现代资本的历史经验，吸纳西方现代资本研究的最新理论成果，探索驾驭资本的中国道路与中国方案。

　　一、资本的诞生与政治经济学的缘起

　　作为一般等价物的货币肇始于人类的“社会”需要，是一种社会存在物。它有一个生成、发展与蜕变的历史过程，先后经历了实物货币、抽象（信用）货币与现代资本等不同的历史形态。因而，货币的历史嬗变与现代资本的诞生，孕育、催生了政治经济学建构的现实基础。

　　在人类社会原始阶段，出于人的“社会”需要，要实现不同物品间的社会交换，自然会衍生出社会的“等价形式”，即需要一般等价物作为社会交换的基础或中介，以便使“使用价值的五光十色的自然形式”[3]61的不同商品实现通约通兑。从历史上来看，在初始社会交换中，“一种商品的价值表现在另一个商品的使用价值上”[3]63，比如20麻布=1件上衣，20麻布的价值必然要通过一件上衣的使用价值来得以表现，显然20麻布=20麻布同类比对则毫无价值展现的意义。这是早期商品价值表现的必然方式，即一种商品价值必然要通过其它不同类商品的使用价值来体现。从逻辑上来看，诸多的商品要实现自由的社会交换——生产剩余羊皮的人需要他人多余酿造的酒，而生产酒的人则需要麻布——必然会催生出“一般等价物”。因而，货币缘起于人的社会性需要，即人对物的社会交换必然外化、衍生出货币。最原始的货币是实物货币，诸如用羊等实物充当一般等价物。

　　随着“社会”的发展，货币被慢慢从实物中抽離出来，从牛羊演变为金银，再到贝壳，直到蜕变为以纸币为代表的纯粹形式货币即信用货币。社会愈发展，货币愈抽象化，愈脱离“物性”，其使用价值愈稀薄，对人的自然性需要满足愈“疏离”，逐渐演化成为纯粹满足人“社会性”需要的工具，即货币唯一的“使用价值”就是用来社会“交换”，使得不同商品在不同历史时间、地域空间能进行通兑互换。能跨越时空进行物品的社会交换正是人类的独特本性，即社会性。在人类社会发展的初始阶段，牛羊等实物货币之所以能担当起一般等价物的“责任”，是凭借其自身的“物性”即以商品的使用价值为基础，比如作为实物货币的牛羊可以直接满足人的温饱等“自然性”需要，具备实际功用。而信用货币（即纸币），不是依靠其自身的物质属性或使用价值而获得等价物的地位，它是完全凭借社会或“国家”的认可，这里的“国家代表了非自然性”[4]，是人的社会性的“完满”体现，此时货币形态只是满足人的社会性需要，本身不具有实际功用。因而，从实物货币演进至信用货币，一方面表明货币完成了其自身的一般抽象与彻底的社会化，另一方面则体现着社会劳动分工体系的“完善”，社会“雏形”已经达成，从而说明了“劳动一般”的历史已经形成。总而言之，作为一般等价物的货币，在前资本主义历史上，无论是由羊充当还是后来由金银充当，主要有以下两个特点：其一，以使用价值为基础。货币必须依据实物本身的物性或对人的使用价值，能满足人的自身的物质需要。实物货币的物的本性没有变化，只是在“量”、形式上有所不同。其二，狭隘性。货币还没有完全抽象化、社会化，这种类型的货币只能局限于一定时空范围之内，不具有完全的社会性与彻底的普遍性，不能在“世界”范围之内通兑通换。

　　货币从实物货币到信用货币的历程，也是人类不断社会化的历史过程。从羊、贝壳、金银、纸币到电子货币，货币形式中“物”的因素越来越少，逐渐从物中抽离并不断获取自身的独立性、抽象性，进而成为完全的社会存在物，而非自然存在物。实物货币完全由形式货币即纸币取代，标志着人类“社会”雏形的显现。社会发展到不再需要实物货币来充当一般等价物，说明“国家”与“社会”极其“发达”，由此货币也从具体、实物迈进了抽象、形式的历史阶段。但在前资本主义社会，货币没有实现再由“抽象”到“具体”，完成货币的最后“涅槃”。直到资本主义社会，货币在实现形式化、抽象化与社会化的同时，也逐步培育与萌发了它的“主体性”意识，产生了客观的、“疏离”人的能动性，这集中表现在资本的诞生。资本是货币自身发展过程中的质变与必然。在前资本主义社会中，货币只是作为一般等价物，是一种工具性存在，而资本则不仅仅作为一般等价物，更是成为了社会的“主体”，这体现在：其一，它的“自动”增殖性，即资本的本性在于追求、产生利润，否则不能称之为资本；其二，它统摄所有的社会生产关系，成为支配一切社会力量的“以太”。

　　货币的发展史也是政治经济学的孕育、生成史。货币真正走向独立化、形式化，既标志着人类社会发展的进步，同时也标志着政治经济学建构的历史基础的形成。政治经济学的核心议题与主要研究对象，就是考察社会财富的来源与本质。而货币的历史嬗变表明了人类社会对社会财富观念的变迁，深刻地影响着人们对财富的认知态度，进而关涉到政治经济“科学”的逻辑建构。

　　在实物货币阶段，人们把社会财富主要看作是商品使用价值的累积，“不论财富的社会的形式如何，使用价值总是构成财富的物质的内容”[3]52，而不明白“使用价值或财物具有价值，只是因为有抽象人类劳动对象化或物质化在里面”[3]54。因而，在这个历史阶段，“劳动不是它所生产的使用价值即物质财富的唯一源泉”[3]54。“在罗马帝国，在它最发达的时期，实物税和实物租仍然是基础。那里，货币制度原来只是在军队中得到充分发展。它也从来没有掌握劳动的整个领域。”[3]2因而，在这个阶段，人们始终从产品的使用价值中考察社会财富，把对社会财富的规定限于物性之中，而不把它归结为人类的一般劳动。然而，产品的物性或使用价值却充满着特殊性、偶然性、有限性，由此不同商品之间的使用价值在质性上无法通约，以至于对社会财富的计算无法确定科学、有效的标准与方法，因而无法建构一门关于社会财富的科学即政治经济学。因此，在前政治经济学的历史时期，没有独立的经济学学科体系的构建。古希腊思想家对于经济问题的论述只能表现经济思想，而不是学科体系，其主要特点：一是只关注使用价值的追求，而否定货币等社会财富的形式；二是他们没有独立建构经济学学科，而是把经济知识寄存于政治学或哲学之中，属于“‘哲学--道德’问题的真知灼见”[5]26，“只是一种政治性见解，因为那时还并不存在政治经济学所赖以存在的现代经济生活”[6]37，缺乏经济学所依赖的必然性、普遍性的现实基础。

　　纯粹形式化的纸币，作为人化（社会化）的信用货币正式脱离“物性”，而走向纯粹的“人性”、社会性。由此，人们不再从商品的物性即使用价值上去考察社会财富，而是转向到对商品的人性即“社会”价值中去考察。“人类劳动的等同性，取得了劳动产品的等同的价值对象性这种物的形式”[3]75，如此则使得社会财富的内容具有同质性、通约性、可“计算”性，为政治经济学的建构奠定了坚实的逻辑基础。信用货币的出现，表征着“劳动一般”，彻底社会化的劳动，因而构成“现代经济学的起点”，“成为实际真实的东西”[3]22。只有劳动一般或社会劳动的出现，只有基于人性、社会性，政治经济学才有可能。基于人类社会劳动而建构的政治经济学，就是在对社会财富的考察中实现了经济学的“哥白尼革命”，社会财富来源从使用价值转向价值，从物转向人，从实物货币转向信用货币。当然，信用货币本身并非是社会财富，真正社会财富根源于人类社会劳动，货币不过是人类社会劳动外化、凝结的社会形式或载体而已。在政治经济学诞生的前夕，货币主义错误地“把财富看成还是完全客观的东西，看成自身之外的物，存在于货币。同这种观点相比，重工主义或重商主义把财富的源泉从对象转到主体的活动——商业劳动和工业劳动，已经是很大的进步，但是，他们仍然只是把这种活动本身理解局限于取得货币的活动。”[3]21人类劳动创造一切的社会财富，“一国国民每年的劳动，本身就是供给他们每年消费的一切生活必需品和便利品的源泉”[7]1。以社会劳动为建构基础的古典政治经济学，在高度肯定货币抽象化、形式化的同时，也从理论上完美地解释了资本带来利润的历史现实。根据劳动创造社会财富的基本原理，古典政治经济学认为，资本是以往劳动积蓄或凝结下来的物质资产，是劳动社会存在的一种方式，它在再生产过程中与工人的劳动一起产生价值，因而“自然”会带来收益、回报与利润。货币的历史嬗变至现代资本的诞生，在政治经济学的第一种理论形态即古典政治经济学中得到了理论承认与历史自觉。

　　二、对资本认识的深化与“政治经济学批判”

　　古典政治经济学是对现代资本诞生的理论自觉，属于政治经济学发展的第一个历史阶段，有其深刻时代精神把握，也有其历史局限。古典政治经济学突出的历史贡献在于它对现代资本精神的基本把握与系统阐述。把现代“资本”与传统“资本”有本质的區别开来，是古典政治经济学的理论成就之一。在古希腊时期，就出现过商业资本或高利贷等社会现象，但这属于“偶然性”的货币增殖，其仰仗于偶然性社会机遇或信息不对称的情势，因而不具有普遍性、必然性。在前古典政治经济学的重商主义经济学思想中，其实质也是阐明了资本带来利润的现象。但是这种商业资本还不构成现代资本，它的主要特点在于：一是资本的利润产生源于偶然性机遇，因而充满着不确定性，不能“稳定”地赚取利润；二是资本利润只能以实物作为载体。现代资本诞生的根源在于“生产劳动”，而非商业活动抑或商业投机，它牢牢地以人类劳动“为生”，不仅不希冀于商业投机或某种对信息不对称的把控，而且还能驯服各种风险、不确定性。古典政治经济学坚信劳动创造一切社会财富，资本或货币作为劳动的凝结物与物质载体，与工人劳动结合在一起创造社会财富，因而理应获取回报、收益与利润。显然，这种对资本把握的路径根源于其形而上学的方法论，而这种方法论的后果是：其一，只能对资本运行过程进行抽象、形式的把握，“充其量不过是从对人类历史发展的考察中抽象出来的最一般的结果的概括，这些抽象本身离开了现实的历史就没有任何价值”[8]33，因为没有把握到本质；其二，没有“历史”的维度，“不从否定方面来表述它的规律”[9]157，因而把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看作自然的和永恒的超历史性存在；其三，没有“辩证”维度，它只能把握到资本所体现的物与物之间的关系，而不能把握到资本背后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无法透过资本看到“人”的因素。

　　在对资本的认识与批判史上，唯一认真研究过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德国古典哲学家黑格尔是无法被忽略的，尤其是在从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的视角来讨论问题时更是如此。黑格尔虽然对以资本为核心的市民社会予以思辨的理论批判，但是没有认识到资本的社会主体性。黑格尔对市民社会的批判，集中在以下两个方面：其一，市民社会是基于“需要”和“劳动”建构起来的普遍的社会形式的联合，只不过是“通过维护他们特殊利益和公共利益的外部秩序而建立起来的”[10]174，它具有抽象性、偶然性；其二，市民社会是绝对精神自我实现的一个历史环节或精神的展现，具有历史性、外在性。从逻辑上来看，在市民社会中，个体私益与公共利益有不可调和的矛盾。从历史上来看，市民社会不是人类历史发展的终结形态或根本依据。黑格尔认为，不是市民社会决定国家，而是国家决定市民社会，立基于市民社会或资本逻辑无法构筑人类文明的家园。而国家才是“在世上行进的神”，是市民社会存在的逻辑根据和历史“终点”。因而，黑格尔把对资本或市民社会的偶然性、抽象性的克服希冀于国家，诉求于伦理理念。这样，黑格尔一方面用其绝对精神主体遮蔽了现实资本的主体性，使得他及其历史哲学无法看到资本对人的现实压迫；另一方面，黑格尔又通过“国家”的教化，向资本主宰的市民社会注入精神，进而去对资本或市民社会的世俗性进行节制、克服与规范。

　　马克思认为，黑格尔的绝对精神不仅未能克服市民社会的缺陷，反而借此为资本压迫人民进行理论附魅与思想加冕，与资本一起形成了对人的双重压迫。在他看来，黑格尔的国家哲学，其实质不过是资本对现实压迫的理论反映和意识形态。因而，马克思认为，“法的关系正像国家的形式一样，既不能从它们本身来理解，也不能从所谓人类精神的一般发展来理解，相反，它们根源于物质的生活关系”[3]32，必须通过对现实的批判、对资本的批判来达到对国家法哲学的彻底批判。

　　马克思既沿着黑格尔哲学对资本或市民社会继续进行批判，又借用对政治经济学与市民社会的批判实现对黑格尔哲学的颠覆与反叛。与黑格尔相比，马克思对资本的本质作了更科学、现实的把握，主要体现为他的如下观点：其一，资本自动增殖的根源是人民群众的劳动。马克思通过艰苦的理论批判工作，探明资本的逻辑不是某种自然形式或自然规律，也不是绝对精神自我运动、外化的结果，而是来自无产阶级创造的“剩余价值”。马克思破解了资本产生的真正根源，同时也探明了历史的真正主体，是人民群众或无产阶级。其二，资本主义社会不是历史的终结，不具有超历史性。资本作为一种社会力量，只能作为一种生产工具存在，而不能作为社会本质存在。因而，可以利用资本，但不能被资本利用。然而资本主义社会就是把资本作为统领一切社会关系的根本。资本造就的劳动极度异化，让人们深陷“无限物”的奴役之中不可自拔。人的主体性没有了，物的主体性却以新的面貌出现，主宰着人类的命运，“人的发展采取了物的发展的形式，人类历史不再是人本身的历史，而是资本发展的历史”[11]125。

　　基于以上认识，马克思对资本作了辩证而科学的把握。他认为，资本既是人类社会历史逻辑的必然结果，又是人民群众或无产阶级社会劳动的结晶，它大力推进了历史发展与社会进步，其历史贡献主要在于：其一，创造了前所未有的物质文明，“资产阶级在它的不到一百年的阶级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世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12]405；其二，破除了一切封建愚昧，把人从所有彼岸的神域中解放出来，“资产阶级在它已经取得了统治的地方把一切封建的、宗法的和田园诗般的关系都破坏了。它无情地斩断了把人们束缚于天然尊长的形形色色的封建羁绊”[12]402-403；其三，促进了人类的“政治解放”，实现了人类的“权利”平等。资本的发展是政治解放的结果，更是权利平等的原因。资本要获取力量、维护自身的社会存在，必然要求人的个体独立与政治权利平等，否则资本无法运行，得不到根本的保证。与此同时，马克思也指出，在资本主义社会，资本也是历史上对人最深的、最隐蔽的奴役方式，主要表现在：其一，它是对工人的“无限”奴役，在传统社会形态中，无论是奴隶制中的奴隶，还是封建制中的农奴，都无法展开对他们的“无限”奴役，“资本就其能够再生产自身的条件以及能够控制生产的所有方面而言，近乎达到了自我中介、自我生产的真正的无限性”[13]，“固定地表现为财富，表现为财富的一般形式，表现为以数量来衡量的价值，因此它（资本）就不断地驱使自己去克服量的限制：这是一个无限的过程。”[13]其二，它是对工人最隐蔽的奴役，在奴隶社会中充满着非法的暴力侵害，奴隶没有人身自由，但在资本主义社会，工人有劳动不劳动的权利，有出卖劳动力的自由，这种形式自由和权利自由，使得资本对人的奴役具有“合法”性，因而更隐蔽。

　　三、对资本的驾驭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建构

　　资本作为社会生产工具，是人类自身的历史产物，可以、必然会成为我们解放自身的社会力量。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深刻指出“资本不是一种个人力量，而是一种社会力量”，因此“把资本变成为公共的、属于社会全体成员的财产，这里所改变的只是财产的社会性质”[12]415，由而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其压迫人的本质、核心问题不在于资本本身，而在于被人民自身创造出来的社会生产工具即资本私有化，成为资本家个人的“合法”财产。因而，马克思坚定地认为，“共产党人可以把自己的理论概括为一句话：消灭私有制”[12]414，而不是把消灭“资本”作为理论目的。显然，资本作为一种社会力量、“社会”生产工具，既可以被资本主义社会所用，也能被社会主义社会所用，且只有在共产主义社会（社会主义社会）才有成功地、现实地驾驭资本的可能，而在资本主义社会其所有制的本性就注定了人们只会被资本遮蔽、奴役与压迫的历史命运。在经历我国现代化的历史实践后，邓小平同志深刻认识到资本这一工具特性，提出了“计划多一点还是市场多一点，不是区分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本质区别”[14]373的著名论断，为我国改革开放引入资本、市场机制打破了理论枷锁。因而，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主轴、主题就是要探索如何驾驭资本这一重大课题，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历史发展与人类解放提供理论指导。具体而言：

　　其一，建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必须坚持马克思对资本批判的基本方法。马克思对资本批判的基本方法，就是“切中现实”的理论能力。切中现实、从现实出发不是一套抽象的说辞、空疏的口号，而是饱含着科学的方法论意蕴——不是从抽象形式或外部反思展开对事物的理论建构，而是要能把握“事物自身運动”的现实。目前在理论上，对资本一般历史作用或规律的认识，学界的研究已经颇为透彻与全面，指出了它的辩证性、双重性等特点——既促进了历史巨大发展，同时又带来更大的历史“灾难”。但在对资本逻辑的研究中，还有以下两个方面的问题，亟待深入：一是对资本逻辑的根本、具体的把握，有待深入。目前的研究仍然停留在资本压迫人的抽象认识上，对于资本到底如何解放、压迫人的深层次逻辑仍把握不到位，主要表现为对马克思“资本论”缺乏总体性把握，以至于对资本逻辑的把握不“具体”，没有从“抽象上升到具体”（马克思语），尚且不能把握抽象资本与“现实”资本的区分。二是囿于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方法论掌握不彻底，对资本的历史新变化、新趋势缺乏阐释力。马克思主义方法论沿袭、继承与创新了黑格尔思辨哲学，是集逻辑论、认识论与“本体”论于一体的“科学”的方法论，是对理论与现实的辩证、有机统一。因而，如果脱离现实，仅仅用“主义”教条去“裁剪”现实，就把马克思的“科学”理论沦为抽象的套话、空洞的教条，由而造就目前研究的困局：“从事哲学研究的学者基本上不研究经济学，其理论只是充满了从逻辑到逻辑、从概念到概念的抽象思辨，对经济现实的复杂现象难以给出具有历史穿透性的解释……从事政治经济学研究的学者不研究哲学或不熟谙哲学的方法，对马克思的历史哲学的概念、范畴只是做—些简单的、形而上学式的理解”[15]，甚至干脆把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实证化、数理化，嫁接成为西方经济学的概念、范畴，沦为一种形式逻辑范畴，陷入自然科学研究范式不可自拔。这不仅违背马克思的理论初衷，更是对“现实”事物自身的深度“疏离”。

　　哲学意义上的“现实”不同于日常生活中的“实存”。“实存”是经验的、偶然的、有限的，是可以通过感性具体予以把握的，但“现实”是内容与形式、偶然与必然、有限与无限的辩证统一。因此，对于资本的研究，马克思特别交代了其方法论：一方面，不能仅仅从实存或经验的角度去展开研究，而是要从具体到抽象，“分析经济形式，既不能用显微镜，也不能用化学试剂。二者都必须用抽象力来代替”[16]206；另一方面，也要坚持“从抽象上升到具体的方法”，采取“从后思索法”，秉承“人体解剖视为猴体解剖的钥匙”的方法论原则，抽象与具体辩证统一去把握真正的“现实”。因而，对现实的把握，不能从具体、经验出发，“从实在和具体开始，从现实的前提开始……似乎是正确的。但是，更仔细地考察起来，这是错误的”[3]17-18，会陷入直观与表象之中；同时，也不能任凭任何外在理论框架、思维形式对“现实”裁剪、抽象。在西方哲学发轫之初，柏拉图就开启了对实存的批判，走向了脱离具体实存的理论建构，专注“抽象”而罔顾“现实”。黑格尔的唯心史观尽管宣称把握到了历史现实，但在马克思看来，它把握到的历史现实不过是更精致地对现实的抽象、虚构，而没有把握、切中真正的现实。诸位“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问题在于改造世界”[12]136，因而，问题不在于“构思”现实，而在于“切中”现实。只有切中现实，从“实际”出发，才能实现对历史发展的理论自觉，而成为真正的科学理论体系。“哲学就是在思想中把握的时代”[17]12，真正的理论体系就是把握历史现实。切中现实、从中国具体现实与当代资本“特殊”境遇出发，是建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根本所在。

　　其二，建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必须把握当代中国资本特殊的现实境遇与近代中国已有应对资本挑战的历史经验。与马克思所批判的“资本”时代相比，当代中国资本有其独特的表现方式与运行特征，亟待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深入研究与科学把握。首先，进入21世纪，资本最大的时代特征就是实现了金融化、数字化，“资本范畴从产业资本主导地位到金融资本主导地位的历史转向”[15]，资本运行范式发生了历史性的嬗变。金融资本、数字资本表现出它新的运行逻辑、历史特点，改造、重塑社会生产方式，并对社会秩序、人们生活格局进行了重新的界分与厘定，这是建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不可回避的历史现实。其次，资本在中国的发展遭遇特殊“异质”文化——缺乏西方“理性”的历史锤炼与西方宗教的文化陶冶。尽管资本是人类历史发展的必然结果，是人类发展不可或缺的历史环节，但从发生学上来看，资本在中国的出现不是由中国历史“内源性”发展绽出的，而是由“外源性”力量致使的。诞生于西方文明中的资本，有其内在的文化逻辑与文明底蕴。现代社会肇始的主要历史背景是对基督教文明的“扬弃”，因而基督教文明的文化土壤、内在逻辑蕴藏了深厚的资本文化与精神。西方著名思想家、理论家韦伯，更是把资本主义社会的产生归因于宗教伦理与文化。由而从文化的角度来看，资本诞生、发展一直得到脱胎于基督教神学的西方现代文化的呵护、培育、节制与规范，这集中表现在作为德国古典哲学集大成者黑格尔从“伦理国家”的高度完成了对资本主义理性论证和文化附魅。因而，在西方，资本的诞生是西方文明逻辑的必然，同时它也为资本运行提供了精神支撑、文化保障与伦理规范。而中国面对资本的“侵入”，没有“原生”的文化底蕴与精神规范。显然，与资本的原生态社会相比，中国没有经过基督教宗教文化的历史陶冶与理性逻辑的精神锤炼。在一个毫无文化准备的文明形态中，资本逻辑的具体表现或展现方式不同于原生社会的资本逻辑的。最后，资本在中国发展有其特殊的历史境遇。正是囿于中国“特殊”的文明样态及资本的特殊发生路径，资本在中国的历史演进并没有遵循其在西方发展的历史逻辑，依次从流通资本、产业资本，再到金融资本进行有序的历史发展与嬗变。改革开放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所遇见的国际资本已经到了“金融资本”阶段，但当时中国发展的历史现实，却仍处于前现代资本的历史阶段，因而资本逻辑在中国的运行表现得错综复杂，金融资本、产业资本、商业资本高度浓缩、浑然一体，共同、集体展开对中国社会的“现代化”。因而，这些“现实境遇”是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事实基础，必须予以正视。

　　除此之外，中国属于外源性现代化的文明国度，资本运行方式不一样，中国社会看待、应对资本的方式同样是“独特”的。这种与资本相疏离的社会结构与文化形态展现着对抗、超越资本的独特理论视角与实践路径。“他山之石可以攻玉”，中国近代社会对资本的驾驭、超越也许能找出独特的中国方案或中国道路，为突破资本世界的藩篱、推动世界人类文明的发展做出贡献。鸦片战争以来，中国历次政治“运动”都是在展开着与以资本为核心特质的现代社会的抗争，并且在这种抗争中，不断磨合、演化与铸就了现行的中国政治结构、社会模式与文化形态，即当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制度、文化、理论。它们凝结了近代中国应对资本化挑战的正反两方面的历史经验，“自然”沉淀而成，有其顽强的生命力。以公有制为主体的多种所有制共存的“经济基础”与党领导下多元治理的政治体制是制衡、控制与驾驭资本的制度基础（静态结构），并且经过长期的历史实践，形成了一套动态驾驭资本的社会能力体系。因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就是在系统总结中国实践经验的基础上，通过一系列理论抽象和理论加工的过程，包括形成科学的概念、判断、推理等，揭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的本质特征和运动规律，形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理论体系”[18]。

　　其三，建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需要吸收域外对资本研究的优秀理论成果，补辍、夯实与提升我们对资本的理论把控能力。根据历史唯物主义方法论的启示，总体而言，有两大领域的优秀理论成果——即当代西方经济学对资本“形式”的理论研究与当代哲学对资本（现代）“本质”的理论研究——值得我们参鉴、吸收与消化，并融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理论体系建构之中。首先，当代西方经济学“研究社会如何管理自己的稀缺资源”[19]4，是“一门研究人类一般生活事务的学问，它研究个人和社会活动中与获取和使用物质福利必需品最密切有关的那一部分”[20]3。显然，当代西方经济学“以资本主义私有制永恒不变作为前提”来研究如何增进社会财富问题，即在既定的社会体制下讨论如何增强、提高资本增殖的能力。因而，当代西方经济学的理论目的在于阐明资本运行新规律、新特征，目的在于追求资本运行有效方式，力所能及地穷尽资本增殖的空间。因而，与我们发展中国家的政治经济学理论境遇相比，现代西方经济学在把握资本如何增殖的研究上，具有深厚的现实基础和深邃的理论沉淀，这也是它们的理论优势，这主要表现在它们对资本的历史形式、量变规律与空间存量等知性领域的问题把握深刻，因而值得我们学习、“拿来”直接作为建构中国特色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材料（工具）。其次，当代哲学对以资本为核心的批判与反思的理论成果，对中国特色政治经济学的建构将予以“哲学--质”的启示。双重批判——以对现实资本的批判与对依附在资本之上的資本主义意识形态的批判是马克思主义的理论特质。当代西方哲学则是通过思想抽象、逻辑建构在纯粹精神领域内展开对资本、现代社会的深刻反思。尽管这些哲学忽略资本主义社会中资本对人的现实压迫，在抽象理性、精神领域内展开对资本主义社会（现代社会）的反思，但不得不承认这些哲学理论饱含着真知灼见，有其新颖的理论视角与独特的方法论进路，具有对资本批判非凡的理论穿透力，并与马克思主义理论形成犄角之势，“合力”展开对资本的批判与深刻“解构”。这些哲学理论，从不同理论视角、逻辑进路与思想切入点展开了对资本主义社会的批判，并从宏观层面深入到微观层面去揭露、批判资本对人的个性与自由的压迫、钳制与异化。在宏观层面，主要表现在方法论、元哲学理论层面对资本主义社会存在所依赖的哲学基础进行总体性批判。如法兰克福学派阿尔都塞和阿多诺（启蒙辩证法）认为，启蒙理性一方面破除原始神话把人从传统愚昧的社会中解放出来，另一方面却走向了自身的反面，成为压迫人的新神话；现代西方哲学大家海德格尔更是从更深的理论视角展开对现代社会的反思，他认为数千年以来的形而上学史就是一部存在的遗忘史，人们误把存在者当成存在，反而造就对存在的遮蔽。这一思想与马克思对资本的理论意蕴的批判有异曲同工之妙——同样是对西方形而上学所构筑的理性牢笼的批判，更是对现实生活中“资本”这一抽象物对人自由（存在）压迫的深刻揭示。不仅如此，海德格尔本人也高度评价、肯定马克思的理论，认为“人们可以用形形色色的方式来对待共产主义的学说及其论证，但在存在历史上可以确定的是：一种对世界历史性地存在着的东西的基本经验，在共产主义中表达出来了”[21]401，由而“他们在历史之思中相遇”[22]、会通。而后现代主义哲学打破传统的宏大叙事与本质思维，选择从微观、局部层面展开对资本的批判。它们深入到人的情感气质、娱乐方式、消费心理等日常生活层面去揭露资本主义文化对人含情脉脉的压迫、宰制的历史真相，代表性的理论有舍勒的“性情气质”论、鲍德里亚的“消费符号编码”说等。因而，无论是在宏大梳理、方法论层面，还是在微观叙事、具体内容层面，当代哲学对资本的批判是非常值得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加以批判和吸收，内化成为建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重要智识资源。

　　总之，资本是人类社会发展不可或缺的社会生产工具。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对资本的批判，不是简单地否定，它在批判中实现了对资本的历史肯定，在肯定中实现了对资本的否定，这是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的内在逻辑与辩证实质。因而，寻求驾驭、超越资本的理论方案是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主要任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