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断开辟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新境界

　　2017年7月15日至16日，由全国高等财经院校《资本论》研究会主办、江西财经大学经济学院和《经济学家》杂志社联合承办的全国高等财经院校《资本论》研究会2017年第34届学术年会在南昌召开。本届学术年会的主题是纪念《资本论》德文版第1卷出版150周年，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当代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系列重要讲话精神，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来自西南财经大学、吉林财经大学、山西财经大学、河北经贸大学等30多所高校以及研究机构、学术刊物的百余名代表齐聚南昌，围绕主题展开了热烈的讨论。

　　一、《资本论》的理论体系、思想内含及其当代价值

　　为纪念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出版150周年，积极探索新时期如何把握和弘扬马克思《资本论》原理的科学理论体系、思想内含，特别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博大精深的研究方法，厘清《资本论》的当代价值，与会专家学者展开了深入的研讨。大会讨论的内容主要集中在《资本论》的逻辑起点和研究方法、《资本论》关于共产主义经济形态的思想阐释、马克思劳动价值理论的合理内核和剩余价价值理论的批判性特质等方面。

　　中国《资本论》研究会副会长、全国高等财经院校《资本论》研究会副会长、吉林财经大学副校长丁堡骏教授致开幕辞。他回顾了《资本论》学术年会的举办历史及在我国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研究领域所发挥的重大作用，指出今年是《资本论》第1卷出版150周年，作为一个具有纪念意义的时间节点，来自全国高等财经院校马克思主义经济学领域的专家学者济济一堂，围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和当代中国经济社会改革与发展的重大问题展开深入探讨，具有特别深刻的现实意义和理论价值。他还告诫大家做好“两个马克思”这篇大文章，坚持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学研究中的指导地位，正确把握好学好用好资本论的研究方法和理论来源等重大问题。

　　江西财经大学经济学院康静萍教授从马克思资本原始积累理论出发，深刻揭示了中国特色的劳动力商品化特点。用马克思的眼光观照现实，我们发现资本主义原始积累对劳动者具有双重意义：一是使劳动者获得了人身自由；二是使其转变为“被雇傭者”，而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是以资本的原始积累为前提的，大量的劳动者在改革进程中逐步从旧体制中“解放”出来，获得了“人身自由”；但同时也成为了出卖劳动力的“被雇佣者”。她认为中国的劳动力商品化形式比较复杂，劳动力属性的转化也不是整齐划一的，而是在农村与城镇两个不同领域分别进行的，即农村居民通过家庭联产承包制和城市大开发完成了劳动力商品化的过程；城镇居民则主要是在国有企业改革推进中完成了劳动力商品化过程。通过与其他国家的劳动力商品化过程的比较分析，她把我国劳动力商品化过程所具有的鲜明特点归纳为四个方面：一是农村劳动者与土地（生产条件）分离过程的“非暴力”性；二是劳动者与生产条件分离的“补偿”性，体现了人文关怀；三是劳动力商品化的不彻底性——农民工；四是劳动力商品交易局限于非农产业。

　　淮北师范大学当代经济研究所所长张作云教授对马克思的经济危机理论一直比较关注，认为马克思的经济危机理论是一个大系统，这个系统是在批判资产阶级经济学家的危机理论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关于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历史性质、危机的可能性和现实性、危机的历史必然性、危机的根源和原因、危机的实质、危机的周期性、危机的革命作用和历史意义等问题都是这一系统的丰富内容，我们不能以偏概全，挂一漏万，特别是联系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历史，结合当代尤其是2008年以来国际金融危机的现实，有意或无意漠视资本主义制度内在的不稳定性和不可克服的社会矛盾，在深刻认识资本主义的历史性质及其必然趋势，深刻认识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坚定社会主义必胜信念等大是大非问题上缺乏自信和鲜明的政治立场。

　　山东财经大学经济学院张新春基于马克思机器大工业理论的考察，总结了人工智能技术条件下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出现的两个端倪：一是资本由雇佣劳动力向雇佣资本转化；二是资本由剥削剩余价值向剥夺工人劳动权利转化。在他看来，目前人工智能技术成为继蒸汽机、电力、信息技术之后推动工业社会再次发生变革的力量，以机器人为代表的人工智能机器与马克思传统意义上的机器有明显的不同，这种不同引起资本生产出现两个新的变化趋势，即资本由雇佣劳动力向雇佣资本转化、资本由剥削剩余价值向剥夺工人劳动权利转化将导致社会贫富分化继续加深，全球产业分工格局将出现大变动。这种变化不单单局限在资本主义社会，如果放眼全球经济一体化的大背景，人类现行任何有资本参与的经济体制和生产活动都将面临重大考验。他的合理化建议就是在技术、劳动权利、教育、转移支付等方面集思广益，多措并举，促进生产关系适应人工智能生产力的改革需要。

　　二、着力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

　　为了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当代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系列重要讲话精神，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与会代表就如何建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展开了热烈研讨，比较有代表性的议题包括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和出发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研究队伍和研究价值取向、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基本内核等重大现实问题。

　　南京财经大学经济学院何干强教授主张要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和方法来回应中国当下改革与发展的新战略对理论工作者的新期待，特别是应当科学地提出和回答关乎经济改革方向的“资源配置”和“激励机制”两大问题。他认为照搬西方资产阶级经济学的“西化派”提出深化改革，要解决的问题是“资源配置”和“激励机制”两大问题，但所提的问题和指导思想并不科学，而是完全从私有化立场出发，彻底否定了计划调节这种解决“问题”的方法，这无疑是有害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的。我们如果以《资本论》的唯物史观方法为指导来科学地提问，应当是“究竟什么决定并如何实现市场供求关系的平衡”、“究竟如何实现对广大劳动人民的激励”，只有结合实践来回答这两大科学提问，才能通过深化改革，从根本上消除宏观经济出现的严重结构性失衡。在他看来，“西化派”提出的上述两个问题体现出现代西方资产阶级经济学话语的特征，我们只有坚持使用和创新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自己的话语体系，才能在实际经济工作中做到“以人民为中心”，促进经济科学发展和人民共同富裕。

　　河南财经政法大学经济学院崔朝栋围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这一主题，分析了我国转轨经济条件下政治经济学教学与研究方法的新进展新趋势，强调要在特色方面下大功夫。不可否认，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不断把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基本原理和方法与中国经济改革开放的实践结合起来，在很多方面创新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很多重要理论成果，其中，首要的是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的创新发展，那就是立足于现实中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国情，研究现实中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生产关系，而不是像传统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那样脱离国情，根据马克思关于未来社会主义的规定，推论出社会主义生产关系；不仅研究现实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公有制生产关系，也研究现实社会主义初级阶段非公有制生产关系，并且还研究它们之间怎样平等竞争、优势互补、共同发展；既重视研究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同时又重视研究其实现形式的经济体制及机制；认识到现实中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生产关系是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与市场经济体制及机制的有机结合。当然，随着改革的深化，我们还需要继续创新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主要是进一步破除教条主义，包括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教条和西方经济学的教条，不断创新发展真正适合中国国情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生产关系及其发展规律，尤其是要创新发展对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及机制有机结合问题的系统认识。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经济学院梅金平教授充分肯定了自从2015年习近平总书记提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以来经济理论界作出的积极贡献，不论是形式多样的专题学术研讨会，还是出版的一系列专著、论文和教科书，所有这些都将成为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建设的重要力量。他认为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不能眉毛胡子一把抓，要突出重点，特别是要搞清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含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构建的出发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开放性特点等等问题。否则，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就无从谈起，也难以实现。正如西南财经大学《经济学家》编辑部蒋南平教授所言，回应中国改革开放的现实呼唤，急需发展中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作指导，当下我们要有信心和恒心，由于存在理论研究队伍青黄不接、理论研究的取向失之偏颇、理论研究严重脱离实际、理论内容上急需拨乱反正、理论研究的风气急需端正等问题，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春天还不能马上到来。因此，我們必须尽快建立一支强有力的研究队伍，大力倡导科学正确的研究取向，倡导理论研究的批评与反批评风气，坚持理论联系实际的研究方法，迎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春天真正到来。

　　大家知道，根据比较优势理论，资源型地区应按资源比较优势发展经济，然而现实情况却是资源型地区依赖发展具备比较优势的资源型产业发展经济却深陷“资源诅咒”之困。山西财经大学王亚丽通过分析资源型地区的静态比较优势和动态比较优势，认为比较优势并不是一成不变的，长期内区域分工应基于比较优势的动态考量，而“资源诅咒”之所以发生，是因为资源型地区在利用资源比较优势发展经济的过程中资源禀赋的动态转变受到抑制，静态比较优势没有转化为动态比较优势，背离了动态比较优势理论。因此，要促进一个地区经济实现有效增长，必须首先做好资源动态转化工作，对资源型地区而言，如果能在资源优势基础上积极建立起动态比较优势，就可以顺利实现转型发展。

　　三、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与中国经济发展

　　当代经济发展、尤其是中国经济发展问题历年来都是本研究会学术年会讨论的重点问题之一，今年也不例外。与会代表重点围绕中国经济发展问题展开热烈的讨论，讨论的主要议题包括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政治经济学解析、城镇化及劳动力市场发展问题、创新创业问题、经济转型升级问题、个人收入分配等问题。

　　四川师范大学党委书记、全国高等财经院校《资本论》研究会会长丁任重教授对供给侧改革做了专题政治经济学分析，他详细解读了供给侧改革的基本内容和理论基础，厘清了我国经济新常态下推进供给侧改革的合理化路径。在他看来，马克思主义视角下的供给和需求具有同一性，需求决定供给，供给创造需求，不论在供给侧，还是在需求侧，都存在供需问题，从长期来看，供需平衡是经济发展的永恒主题。基于此种辩证关系，中共中央提出了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这一提法与西方供给学派不是一回事，应该说是超越并丰富了西方供给理论。大家不会否认，当下我国经济发展的结构问题突出，既存在总需求不足与需求转移外溢并存的供需间不对称问题，也存在有效供给不足与相对过剩并存的供需内部不对称问题，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关键与核心是优化经济结构。因此，要加快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就必须树立正确的宏调思路，做到需求与供给两侧同时发力；以多元化改革为抓手，优化供给端的制度环境。

　　劳动力城乡分割是影响收入分配的关键因素之一，它不仅造就了城乡之间的收入差距，而且也使城乡居民之间收入流动性表现出明显的差异化特征。南京财经大学经济学院刘志国、张士杰认为我国城乡居民收入流动性的差异在量上主要表现为农村居民的流动性要高于城镇居民，这也意味着农村居民者面临着较大的收入波动风险。与此同时，我国城乡居民收入流动性质量也存在着显著不同，从Dickens指数的非绝对值形式来看，我国农村居民在收入结构中的地位总体是向下流动的，而城镇居民则是总体向上流动的；从收入转换矩阵来看，农村居民陷入贫困陷阱的概率要大于城镇居民，城镇居民高收入地位比农村居民会更加持久。如何从根本上改变农村居民在收入流动中的不利地位，他们给出的建议就是改变和调整现行的户籍制度，推行以人为本的城市化建设。

　　在农业生产领域，我国政府在事实上把土地密集型粮食农业的高单产策略移植到了畜禽养殖、蔬菜等劳动密集型非粮农业，并采取了不同的生物学方法。内蒙古财经大学经济学院倪学志分析指出在粮食作物生长过程中我国并没有采取影响植物生命机理的外源技术，而非粮农业主要采取的却是影响动植物生命机理的外源技术，即依靠的是过度密集化种养殖和出栏的短周期，以及相应的动植物激素和抗生素的大量使用，结果引发的生态和健康代价巨大，使非粮农业走上了“高物质投入、高污染、高产出、低成本、低价格、低质量与高浪费、高健康代价”的不健康增长道路。他建议政府应彻底禁止催生催肥剂、催熟剂、生长剂、某些副作用较大的中毒农药的使用，而不是限量管制，让非粮动植物基本按其本身的生命周期和生命机理正常生长；相应减少的产量可以通过降低养殖中的病死率、避免浪费、扩大养殖空间（毕竟畜禽养殖不是土地密集型产业，且养殖大多使用的是差地，扩大些养殖空间也不会与粮挣地）等方法来弥补，并通过生态补贴、提供生态生产服务、价格机制来引导农户减少非粮农业生产中的抗生素及常规化肥和农药的使用。

　　中部地区农民工回流既是一种现象，更是一种趋势。江西财经大学经济学院彭新万以新型城镇化建设为研究背景，考察了中部地区农民工回流的特殊性及其与中部地区新型城镇化建设的关系。他的研究显示，中部地区农民工回流实际上经历了由初期的“推（被动）”到近几年“拉（主动）”的过程，这一趋势与中部地区新型城镇化建设的战略实施十分吻合。针对这一发展趋势，他主张中部地区各级政府要高度重视为农民工服务的工作，一是要以提供完善的公共服务（产品）等为抓手稳住回流的农民工；二是要尽可能地创造更多的就业和创业条件，籍此化解因农民工回流产生的矛盾，以便进一步吸引更多的农民工回流。

　　作者简介：陈孝兵，湖北省社会科学院研究员，湖北武汉，430077。

　　（责任编辑辰曦）

　　来源：社会科学动态 2017年9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