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角度看甲午战争中国失败之根源

　    甲午中日战争，是中国近代史上失败最为惨重的一次战争，给中华民族带来的灾难及给国人心灵造成的冲击惨痛至极，至今难以消除。它不仅改变了中日两国的命运，也改变了东亚的政治格局和此后的历史进程，甚至可以说从某种程度上改变了世界战略格局，其影响可谓巨大、深刻、持久。 

　　本文试图结合马克思主义创始人之一的恩格斯对中日甲午战争结果的论断，从政治经济学角度分析一下中国战败的根本原因。 

　　19世纪中期，中国和日本同样遭受了西方侵略，作出了同样的抉择——变革。不同的是，中国的变革是被动进行的，可谓挨一次打开放一点儿，吃一次亏前进一步。1861年开始的洋务运动这场中国近代史上史无前例的军事和社会变革，更是在争议、争执中起步，不仅饱受攻击，还处处受到掣肘，数次面临中途而废的危险。可以说，清朝这个老大帝国，每前进一步都是极为艰难的。 

　　在对世界大势的把握上，大清帝国觉得我们“万事皆在西人之上，唯独制器不行”。在“师夷长技以制夷”“中学为体，西学为用”观念主导下，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张之洞等发起了洋务运动，以“官办”的方式向西方学习先进的机器制造、科学技术。即便如此，洋务运动仍然受到了以慈禧太后为首的守旧势力的阻挠，克扣军费甚至把军费挪作他用。1894年甲午战争失败，北洋海军覆灭，标志着洋务运动彻底破产。 

　　相比之下，日本是主动拥抱变革，从1868年明治维新开始进行的资产阶级革命，走上全盘西化的道路。其开放时间虽比中国晚7年，但开放比较彻底，不但从制器层面进行改革，推行工业化大生产，还从政治、经济、军事，乃至国民习性、思想观念等方面进行了全面变革。 

　　在经济改革方面，明治维新开商法公议所、办商法学校和“帝国劝业博览会”，鼓励工商，将官营企业出售给私人，政府提供资助；颁布了股票交易所条例，允许公债的转让与股票交易；制定了《廉价处理官营工厂概则》，规定以极低的价格和无息长期分期付款的办法出售。此外，日本还大力发展铁路、电信业等现代产业，大大促进了经济发展。而大清的洋务运动在顽固派强力反对下举步维艰，只许官办或官督商办，禁止民办现代企业，严重压抑了民间活力和社会变革。 

　　在军事改革方面，甲午战争前十几年日本就在考察学习西方兵制基础上进行了全面改革，实现了武器的标准化和编制现代化，并有了先进的后勤保障体系。而此时大清的军队由传统的八旗、绿营和勇营三部分组成，没有形成一支具有高度国家意识和专业水准的军官群体、一支具有牺牲精神的士兵队伍，更何况军中官僚主义、贪污腐败盛行，战斗力自然远不如日军。 

　　反观日本，明治维新实行“文明开化”，“求知识于环宇”，倡导武士道精神和“为国尽忠”思想以激发民族意识，强调为国而死是职责与荣光。当时日本的思想家福泽谕吉提出了“脱亚入欧”思想，不再与东方国家为伍，要全盘西化，脱亚入欧，此思想影响日本至今。 

　　从国家战略来看，明治维新后的日本完成了中央集权和君主立宪，迅速走上资本主义道路，提出“开拓万里波涛，布国威于四方”的发展方略，既重“殖产兴业”以富国，也重整军精武以强军，国力迅速赶上并接近中国。特别是日本两次工业革命交叉进行，急需廉价资源和对外输出商品、资本，加之社会转型期各种矛盾尖锐，急于从对外扩张中寻求出路、转移矛盾。 

　　而以“天朝上国”自居的大清经历了两次鸦片战争，正往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深渊沉沦，却仍然奉行“闭关锁国”的基本国策，被动挨打，求和避战，苟且偷安。 

　　通过以上中日两国近代化改革的对比我们可以看出，不管是从经济基础还是从上层建筑的改革和成效来看，中国都远远落后于日本，至甲午海战前，尽管中国国力还稍强于日本，但战败的命运已经不可避免。 

　　甲午战争中断了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大大加深了中国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程度，从而引起西方列强新一轮瓜分中国的狂潮。但中华民族遭此奇耻大辱，也从此开始觉醒，逐步走上了变法图存、推翻封建专制的革命救亡道路。戊戌变法、辛亥革命、五四运动、北伐战争、土地革命战争、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直至新中国成立。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中国人民进行了28年的浴血奋战，彻底结束了旧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历史和一盘散沙的局面，建立了人民民主专政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彻底摆脱了被开除球籍的危险，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