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公众利用微博非理性地自我赋权的治理策略

摘　要：信息是信息社会最为重要的资源，权利意味着对社会最重要资源的获取和占有，微博出现后，信息的轻松易得为社会公众进行自我赋权提供了良好的技术基础，但是由于公众被网络媒介分割在屏幕前，其媒介接触行为呈现出个人化的特点，导致其容易进行碎片化、非理性的思考。因此，当社会热点出现时，公众容易利用微博等、自媒体进行情绪的宣泄以及非理性的观点表达。这一现象冲击着健康的社会秩序和舆论环境，因此有必要对公众利用微博进行非理性的自我赋权行为加以引导。笔者在探讨这种非理性自我赋权产生的原因和机制的基础上力图探寻加以引导的基本途径。

关键词：赋权理论； 非理性； 媒介素养

信息是信息社会最重要的资源，权利在某种意义上意味着对社会最重要资源的占有和获取，在信息社会，拥有信息即意味着拥有权利。基于用户关系的互动平台¬¬——微博产生以来，社会公众对信息的占有和接触关系发生了深刻的改变，普通民众开始可以轻松地利用微博的关注、转发和评论功能发布信息、传播信息、评论信息。微博赋予了普通民众前所未有的话语权。处在深刻的社会转型期的中国，由于社会阶层急速分化断裂、法制和公共政策不健全、社会监督机制不完善等原因，使得微博的赋权功能对于普通民众发出自己的声音、监督公共权力的运行来说至关重要。但是由于种种原因，社会公众利用微博发声却一贯地呈现出非理性和碎片化的现象，必须对其加以规范和引导，才能构建健康的网络舆论场，最终促进公民社会的建设。
1 赋权理论与我国公众利用微博非理性赋权的现状
赋权（empowerment）一词源于20世纪60、70年代的西方，也译作增权，是现代社会工作理论的一个重要概念。有学者从个体心理层面与社会关系层面对赋权进行了概念的界定。从个体心理层面的角度看，赋权指的是“赋能”，“它源于个体对自主的内在需求”，意指通过提升个人的效能意识，以增强个体达成目标的动机。笔者讨论的赋权是它的社会关系层面的概念，并不是简单地从字面意义理解的“增权赋能”，而是指通过一个社会互动的过程，引导个人、家庭、社区积极地行动起来，发出自己的声音，参与社会的决策，改变固有的社会关系结构，提升自身的权利和能力，最终促使社会权力结构的公正化，减少社会的不平等。赋权强调社会群体的积极参与，不断激发自身的潜能，以达到最大程度地改变社会资源占有关系和改善自身命运的目的，从而推动社会的变革。
微博诞生以来，因其快捷、即时、互动的传播特性，得到快速发展，在具有较高学历的年轻人当中很快流行起来。目前以新浪微博和腾讯微博为代表的两大商业微博的用户基数都在急速增长。有调查显示约占74.3%的用户喜欢运用微博发表自己的看法和表达自己的情绪，96%的人表示会通过微博了解重大事件的最新资讯、发布自身对突发事件的看法。微博为他们发出自己的声音提供了极为便捷的渠道。他们当中的多数自诩为草根，定位于社会中下层，热切关注着社会热点，互动性强，并开始表现出实践性。7•23动车事故出现后，网民发出倒逼改革的声音证明了他们开始产生行动的意愿并力求与社会现实进行积极的改造式的互动。社会公众对微博的使用使其看到了增强自身话语权和参与社会决策的希望，因此他们渴望利用微博发出自己的声音。微博为他们提供了广泛而便捷的获取信息的渠道，深刻地改善了他们在信息社会对信息资源的掌握曾经处于弱势的地位，其社会行动力因而得到了极大的提高。
微博的快速发展在增强普通民众的话语权的同时，也带来不少的弊端。微博成为滋生谣言的温床，放大了人们对社会阴暗面的主观感受，为人们传递不假思索的情绪化的观点提供了条件。在社会危机出现时，这种非理性的、情绪化的观点的表达会极大地冲击正常的社会秩序，伤害健康的社会舆论环境，例如温州“钱云会”事件。该事件利用微博快速传播，一时间谣言四起，对政府更是出现了一边倒的责难。这次舆论鼎沸现象的根源在于公众对政府不信任情绪以及对政府官员贪污腐败、与民争利、阴暗堕落的刻板印象的长期积累的总爆发，因而他们对于政府发布的信息倾向于选择一概不信任的态度，认为其必然会出于维护腐败利益而故意掩盖真相。他们更倾向于选择轻信网民分析的钱云会被谋杀的“证据”。这种情绪化的选择性接受严重损害了政府的公信力。即便最后的事实真相证明这只是一件普通的车祸，政府不是群众刻板印象中的那样，难以弥补的社会裂痕已经产生。由此可见，公众利用微博进行自我赋权存在着极大的情绪化和非理性化的现象，必须对其加以正确的引导。
2 产生的原因
网民利用微博进行自我赋权是公众利用自媒体与社会互动的过程，因此要分析出现非理性自我赋权现象的原因，就应该着重分析微博的传播机制以及当下社会公众的特点。
首先，微博信息碎片化传播和定制模式，使其成为公众观看社会的一个井口，观众在其中根据自身的喜好有选择性地定制接触内容。美国学者桑坦斯在其著作《信息乌托邦》中把这种现象称为“信息茧房”。“因为公众的信息需求并不是全方位的，往往跟着兴趣走，久而久之，会将自身桎梏于像蚕茧一样的茧房中。”微博对社会公众整体而言是信息的集纳地、观点的公开市场，但对个人来说却并非如此。因为个体的主动定制，它为个体带来的更多是一个密闭的空间。个人轻易地自我建构了一个信息脉络，生活必然变得程式化、定式化。也正因为此，他们更乐于在微博上寻找志同道合的人去关注和交流，逐渐形成一个个群体，微博“圈子化”现象逐渐盛行。他们对来自圈子里的信息，更倾向于无意识地追随，即便是谣言和偏见，而对于来自圈子外的声音，则容易出现沟通和认同上的障碍。众多的微博圈子将社会的“中心化”消解殆尽，社会公众也因此没有一个统一的价值观，丧失了独立的价值判断能力，当谣言击中这样的公众时，他们便会表现得无所适从。
其次，网民自身的媒介素养不高，缺乏基本的法律意识和道德判断能力。当出现社会热点矛盾是，他们倾向于非理性地表达自身的情绪，而不会主动地思考这种表达是否合法或者是否合乎道德，也不会主动思考自己的一键转发和情绪化的评论所带来的社会后果。在匿名性传播的庇护下，因为“法不责众”、“权责模糊”，使得他们的责任意识淡薄，即便造成不好的社会后果，他们也不必承担 重责。在长期的媒介接触过程中，他们对各个社会阶层的影响已经根深蒂固地刻板化。
3 非理性自我赋权的引导对策
针对微博自身的定制化的传播机制带来的“信息茧房”现象以及这种现象所导致的公众独立判断能力的丧失，桑坦斯在《信息乌托邦》中提出需要构建网络“人行道模式”。他认为，大众媒体、微博等应该像“人行道”一样，属于社会的公共领域，因此应该变成社会的“公共论坛”，应该提供给人们“不想要”的信息，通过加强信息的对称性，来减少“偏于一端的误导”，避免群际之间的孤立。通过在微博上铺展均衡、全面、真实、客观的信息，不断潜移默化地扩展他们认知的视角。这可以避免他们在利用微博进行自我赋权时，仅仅根据自身情绪化的判断来发出声音和采取行动。总而言之，社会管理机构包括政府和微博供应商都应该主动参与确保受众信息接受的多样性和全面性。另一方面，还应该主动塑造具有社会主流影响力的、代表主流社会价值观的舆论领袖，利用舆论领袖引导舆论的力量，增强受众在谣言四起时的信息判断能力。而舆论领袖也应该慎言笃行，防止自身成为谣言走廊。
最后，应该着重加强社会公众的媒介素养教育，转变素养教育结构。媒介素养教育至少应该包括三个方面的内容：一是使用现代媒介工具的能力，二是对信息进行独立的分析判断和评价的思辨能力，三是在网络生活中的遵循道德和法律的教育。媒介素养所蕴含的重要本质是对信息的批判性。而目前的状况是我们对于网民的信息和通讯技术技能方面注入了太多的资源，而忽略了对社会公众的思辨能力和法律、道德判断力的教育和引导，忽略了受众信息批判能力的塑造。微博为他们提供了参与社会管理、发表自己看法的机会，但是这并不必然意味着个体能转变为具有社会责任感的公民。因此转变媒介素养培育的思路，加强公众的道德建设和法律意思显得尤为重要。加强受众的法律、道德的判断力，离不开底线共识的重新塑造，离不开常识教育。常识是公众判断是非的起码标尺，是对真与伪的基本判断尺码，当公众的常识足够丰富是，其对谣言的抵抗力也必然会增强。而这种常识的普及更应该通过社会热点事件进行集中教育。比如在钱云会事件之后，微博一方面要进行自我反思，另一方面也应该主动分析网民在这次事件中的刻板印象和情绪化表达所带来的严重社会后果，并将这种反思、分析广泛地传播给公众，使他们意识到自身对社会应该承担的道德责任和法律责任。公众自身在接受这些信息后也必然会进行自我思考，在下一个矛盾问题出现时，也将会更加理性。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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