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的遗产：南诏国寻传蛮分布区城镇建设与治理考述

　　摘要：南诏国治下的寻传蛮，与今天中国、缅甸、印度交接地区的汉藏语系藏缅语族各民族有族体上的历史源流关系。历史上，南诏在寻传蛮分布地设置政区、建立城镇，加强了对寻传蛮的治理，极大提升了寻传蛮群体的社会组织、动员能力，从而加大了社会财富的生产规模，促进了该地区的文明跃升和社会进步。

　　关键词：南诏；寻传蛮；城镇建设

　　中国史籍当中被称为氐羌的民族群体，因为种种原因通过“藏彝走廊”不断向南迁徙，经过漫长的历史过程，逐渐演变、分化成为今天分布于亚洲南部多个国家的汉藏语系藏缅语族各民族。秦汉时期分布于今天云南省中北部、四川省西南部和贵州省西端这一广大区域的氐羌群体，被称为“昆明”“叟”，并进一步发展为下个历史时期南诏国治下的“乌蛮”“寻传蛮”等。(1)其中，“寻传蛮”与今天中国景颇、缅甸克钦以及印度新福等藏缅语族各民族有族体上的历史源流关系。(2)

　　寻传蛮主要分布在今天伊洛瓦底江(Irrawaddy)上游一带。(3)公元8世纪中期，特别是唐玄宗天宝(742～756年)以后，南诏国在和唐王朝、吐蕃的博弈中借势崛起、日益壮大。这一时期的南诏国积极向四方开拓发展，向西则是在加强控制永昌地区的基础上“西开寻传”，(4)设置丽水(镇西)节度，建立众多城镇，对分布于此的寻传蛮群体进行治理。

　　一、南诏国丽水、永昌二节度与寻传蛮分布

　　天宝战争之后，南诏国联合吐蕃将李唐王朝势力逐出滇地，随即向西拓展。南诏君主阁罗凤于赞普钟十一年即唐肃宗宝应元年(762年)冬，“亲与寮佐，兼总师徒，刊木通道，造舟为梁”，以“观兵寻传”，“款降者抚慰安居，抵捍者系颈盈贯”之后，寻传蛮分布区“举国来宾”。(5)为治理寻传蛮，南诏于永昌以西设置了镇西节度，驻镇西城(今缅甸克钦邦东南部太平江北岸之曼冒)，后向北移治丽水城(今缅甸克钦邦密支那南、伊洛瓦底江东岸之达罗基)，(6)镇西节度遂改置为丽水节度，加强对这一地区的行政管理。

　　关于丽水节度区的范围四至，有学者主张：

　　从纪录可知者，丽水节度地西界东天竺，南界骠国，北界吐蕃，惟东天竺、骠国、吐蕃势力所及亦未明确，殊难定界。假定丽水节度包有今缅北克钦邦，则不至于大谬也。而丽水节度之东界，与永昌节度、铁桥节度毗连，惟在高黎贡山及恩梅开江地带，是时多未开发，各地区之分界无可依据也。(7)

　　我们认为，这种观点是较为合理的，丽水节度北接吐蕃，南与骠国为邻，西连摩伽陀，东面则是永昌节度，包括有寻传诸部，所辖区域应在今天的缅甸北部，即整个克钦邦加上实皆省北部。

　　丽水节度区内分布的民族群体主要是寻传蛮，对此相关史载并不十分明确。丽水节度因丽水而得名，唐人樊绰所撰《云南志》卷二记载：“又丽水，一名禄郫江，源自逻些城(今拉萨)三危山下。南流过丽水城西。又南至苍望。又东南过道双王道勿川。西过弥诺道立栅。又西与弥诺江合流。过骠国，南入于海。”(8)丽水就是纵贯今天缅甸南北全境的伊洛瓦底江，被当时的中国史籍记为寻传大川，节度驻地丽水城，又称寻传大川城：“丽水城、寻传大川城在水东。”(9)学者们认为，南诏的政区划分与民族群体分布基本吻合，地处伊洛瓦底江上游一带的丽水节度地区，则主要为寻传蛮居处。(10)

　　丽水节度区还分布着与寻传蛮关系密切的裸形蛮，又称野蛮。《南诏德化碑》记载阁罗凤西开寻传后“择胜置城”，使得“裸形不讨自来”，(11)他们与百越等民族群体共居于此处。关于丽水节度区的裸形蛮分布，根据《云南志》卷四所载：“裸形蛮，在寻传城西三百里为巢穴，谓之为野蛮。”同书卷六又记载：“丽水城、寻传大川城在水东……丽水渡西南至祁鲜山。山西有神龙河栅。祁鲜已西即裸形蛮也。”(12)综合行文叙述来看，我们认为，以上两条史料所言于“裸形蛮居寻传蛮西”之文意上是一致的。“寻传城”应为丽水节度治所所在，也就是“丽水城、寻传大川城”，“丽水渡西南”的祁鲜山，即今天缅甸克钦邦境内的甘高山，则裸形蛮分布于甘高山及其以西地区。还有，《云南志》卷二载：“从腾冲过宝山城，又过金宝城以北大赕，周回百余里，悉皆野蛮。”(13)这里的“野蛮”，即裸形蛮，金宝城即今天缅甸克钦邦境内的密支那，则野蛮分布于今天密支那北向的“周回百余里”。综合来看，裸形蛮分布于丽水节度内城镇密集区(即今缅甸克钦邦东南部)向外的北部和西部。

　　丽水节度东邻的永昌节度内也有裸形蛮分布。《云南志》卷六记载：“永昌城，古哀牢地，在玷苍山西六日程……又杂种有金齿、漆齿、银齿、绣脚、穿鼻、裸形、磨些、望外喻等。”(14)根据《云南志》行文叙述，结合谭其骧《中国历史地图集》，与“金齿、漆齿、银齿”等民族群体杂处的裸形蛮，应该分布在永昌节度中部，即今天云南省的保山市和德宏傣族景颇族自治州一带。

　　所以，寻传蛮(裸形蛮、野蛮)分布地为南诏时期的丽水节度以及永昌节度中部，也就是今天澜沧江以西至缅甸伊洛瓦底江上游一带。

　　二、南诏国在寻传蛮分布区的城镇设置

　　南诏国君主阁罗凤以永昌为据点向西开拓，设置丽水(镇西)节度，使得寻传蛮分布地城镇兴起，丽水和永昌两节度辖区内的城镇密集区相隔相邻。城镇的建立，对居于此处的寻传蛮群体起到了“不讨自来”“望风而至”的镇抚效果，(15)为南诏政权在该地区的深入治理打下了基础、创造了条件。

　　丽水节度区内的城镇，主要有丽水城(寻传大川城)、安西城、宝山城、金宝城、金生城、门波城、镇西城、苍望城、摩零都督城等。对于这些城镇，唐代樊绰在其《云南志》卷六中有详细记述：

　　丽水城、寻传大川城在水东。从上郎坪北至眉罗苴盐井，又至安西城，直北至小婆罗门国。东有宝山城。又西渡丽水，至金宝城。眉罗苴西南有金生城。从金宝城北牟郎城渡丽水，至金宝城。从金宝城西至道吉川，东北至门波城，西北至广荡城，接吐蕃界。北对雪山，所管部落与镇西城同。镇西城南至苍望城，临丽水，东北至弥城，西北至丽水渡。丽水渡西南至祁鲜山，山西有神龙河栅。祁鲜已西即裸形蛮也。管摩零都督城，在山上。(16)

　　丽水城，又名寻传大川城，为今天缅甸克钦邦的达罗基，又名打洛。眉罗苴，为今天克钦邦康布西北一带。安西城，为今天克钦邦的勐拱。宝山城，为今天云南省德宏傣族景颇族自治州的卡场、苏典一带。金宝城，为今天克钦邦的密支那。金生城，为今天克钦邦的青蒲。牟郎城，为今天克钦邦的晚莫。道吉川，为今天克钦邦的岗板。门波城，为今天克钦邦的昔董。广荡城，这里为樊绰行文涉及而已，并不在丽水节度辖内，而是位于永昌节度区西北，即今天缅甸克钦邦北部的葡萄。镇西城，约为今天克钦邦的谬迪。苍望城，为今天克钦邦的八莫。弥城，也不在丽水节度辖内，而是位于永昌节度区中部，约即今天云南省德宏傣族景颇族自治州盈江县的盏西。神龙河栅，为今天缅甸北部可克威河上游一带。摩零都督城，约为今天克钦邦的蛮莫一带。丽水节度区内除宝山城外，其余诸城均不在今天中国云南省境内。其中重要的城镇有金宝城、安西城、宝山城、丽水城、金生城、镇西城、苍望城等7城，是南诏控制寻传蛮、裸形蛮的军政中心。(17)从谭其骧《中国历史地图集》可以看出，金宝城至镇西城一带及其周边地区为南诏在当地所设城镇的密集区，并且唐人樊绰明言金宝城“北对雪山，所管部落与镇西城同”。据此可以认为，这一地区主要分布着寻传蛮，而寻传蛮中较为落后的裸形蛮，则主要分布在这一区域向外的西向和北向，即前文所言“寻传城西三百里”“祁鲜已西”以及“过金宝城以北大赕，周回百余里”的区域。

　　有裸形蛮居住的永昌节度区建有越礼城、长傍城、藤湾城、磨些乐城、罗君寻城、利城、押西城等。唐人樊绰《云南志》卷六对此亦有较为详细的记载：“越礼城在永昌北，管长傍、藤弯。长傍城，三面高山，临禄卑江。藤湾城，南至磨些乐城，西南有罗君寻城。又西至利城，渡水郎阳川，直南过山，至押西城。又南至首外川。又西至茫部落，又西至盐井，又西至拔熬河。”(18)越礼城，约为今天保山市的界头北一带。长傍城，为今天缅甸克钦邦的拖角。藤湾城，向达等认为即腾充，也就是今天云南省保山市的腾冲。(19)磨些乐城，当作“些乐城”，方国瑜主张为今天云南省德宏州的瑞丽，而谭其骧《中国历史地图集》则定位为潞西，也就是今天德宏傣族景颇族自治州州府所在地芒市。罗君寻城，约为今天德宏傣族景颇族自治州的曩宋一带。利城，约即今天德宏傣族景颇族自治州梁河县城西边的麻栗坝。押西城，为今天德宏傣族景颇族自治州的旧城。除了西北端的广荡城(今缅甸克钦邦的葡萄)以上诸城镇较为集中地分布在永昌节度中部，与其西向丽水节度的城镇密集区遥相呼应。(20)

　　南诏得势后向四方拓展，城镇取名上号为拓东、开南、镇西、宁北。与其他三个方向城镇建设多沿袭李唐、吐蕃及豪族大姓所建旧城不同，南诏在寻传之地所建城镇均为新开自建，此间南诏“审形势”“择胜置城”。对于南诏所审之“形势”、所择之“胜”，我们认为，主要有以下几点。首先，南诏“建都镇塞”，(21)欲保持对于新辟之地的军事控制，那么地形、地势上的攻守兼备是必须要考虑的，同时顾及施政管理的便捷有效。其次，尽管东汉桓帝延熹九年(166年)大秦国(欧洲罗马帝国)开辟了以日南郡为最早终点的海上丝绸之路后，古来已有的中外交往通道“蜀—身毒道”重要性逐渐降低，(22)但是贯穿寻传蛮分布区的古商道，对于南诏获得域外物资以及在当地的治理施政仍然是非常重要的。最后是寻传蛮人口的聚居区域，以及靠近各种物产(如盐和金)的产出地。对于以上几点的综合考虑，应当是南诏决定在寻传蛮分布区建城设镇时所必需的。

　　丽水节度和永昌节度辖内的这些城镇，代表了南诏这个唐代地方民族政权的权威，起着管治该地区寻传蛮、裸形蛮等各民族群体的作用，正如《云南志》卷六所言：“祁鲜已西即裸形蛮也。管摩零都督城，在山上。自寻传、祁鲜已往……南诏特于摩零山上筑城置腹心，理寻传、长傍、摩零、金宝、弥城等五道事云。凡管金齿、漆齿、绣脚、绣面、雕题、僧耆等十余部落。”(23)同时发挥着加强南诏与徼外众多“国家”和民族群体交往、连接商路、散播携带有中原文化因素的西南文化的功能，体现了南诏政权的立体存在，极大促进了该地区的社会进步。

　　三、寻传蛮社会与南诏国治理

　　丽水流域上游地区为寻传蛮等各民族群体居处，属西汉哀牢地，东汉时为新设之永昌郡间接统辖，原因就在于，“当时(哀牢)社会基础落后，尚不能在广大地区建立强大政权，惟作为一个地方单位，(与云南其他地区)共同发展”。(24)这种情况到了南诏国时期依然没有什么改变，此时丽水节度所辖区域的“社会基础尚非与其他地区可比，部落疆界并未明白，尤以边远地界未能确指”。(25)因为寻传蛮的社会发展状况较为落后，难以建立深入基层内部的政权组织，所以为了便于对当地进行有效管理，南诏国在丽水节度和永昌节度两个政区内建设了主要起到军事驻防及政治治理作用的城镇，用以镇抚当地的寻传蛮等民族群体，即《南诏德化碑》所言“矜愚解缚，择胜置城，裸形不讨自来，祁鲜望风而至”。(26)

　　为了降服寻传诸蛮，南诏君主阁罗凤亲自督师，“观兵寻传”。勒石以纪其功业的《南诏德化碑》，专有一段文字记述西开寻传一事，篇幅也要大于对“诸爨要冲”“雄镇”安宁的记述，可见西开寻传意义之重大和阁罗凤对于此事的重视。之后，在寻传蛮所在的丽水、永昌两节度内分布有整个南诏辖境内城镇数量的近三分之一，驻守着南诏全部兵力的三分之一强，(27)这不仅是由于寻传蛮分布区“南通渤海，西近大秦”、地当西汉时期即已存在的古丝绸之路西南线的“蜀—身毒道”，更因为当地有着丰富多样的物产以及可供南诏驱使的人力资源，即《南诏德化碑》所载的“爰有寻传，畴壤沃饶，人物殷凑”。(28)

　　丽水节度地区位于古代中西交往的重要商道之上，该区域内的商贸活动也很频繁。根据《云南志》记载，不只有“河赕贾客在寻传羁离”，而且“金宝城以北大赕，周回百余里”的野蛮分布区也“往往有吐蕃至赕货易”，河赕即今天的大理坝子，为南诏国都阳苴咩城所在地。从中至少可以知道，来自苍洱和吐蕃的贩夫商贾，经常往来于寻传之地，人流、物流、文化流在当地并通过当地向更远处散播流布。当地的贸易交换以盐粒作为中介，还未出现专门的货币，“颗盐每颗约一两二两，有交易即以颗计之”。(29)这表明当地贸易活动还处于水平较为低下的阶段，这种情况与中国史籍对寻传蛮社会发展状况的记述是一致的。虽然说地处商道之上，寻传蛮地区民间的物资交流很早就有，但是樊绰《云南志》所记的上述商贸活动，主要当为南诏在寻传蛮分布区所建众多城镇对于人口、货物的集聚效应所致。(30)

　　对于寻传蛮的户数、人口，史籍没有明确记载，《南诏德化碑》在概述寻传之地时也仅记其“人、物殷凑”。毫无疑问，包括寻传蛮在内的当地众多人口被组织动员起来，参与到南诏政权在当地的各种统治治理行为当中，特别是开采盐矿和淘金。根据《云南志》卷七记载：“长傍川界三面山并出金，部落百姓悉纳金，无别税役、征徭。”而且南诏对于开采黄金有严格的规定：“蛮法严峻，纳官十分之七八，其余许归私。如不输官，许递相告。”(31)

　　不仅如此，南诏治下包括寻传蛮在内的各民族群体“皆为南诏总之，攻战亦召之”，(32)被充作南诏兵源，四处征战。唐懿宗咸通三年(862年)，南诏曾“帅群蛮五万寇安南”，(33)这“群蛮”中便有寻传蛮和裸形蛮。唐人樊绰亲历了南诏和唐王朝在安南的这场战斗：“臣(樊绰)本使蔡袭咸通三年十二月二十七日以小枪镖得(寻传蛮)一百余人。臣本使蔡袭问梁轲见有竹笼头，猪皮系腰，遂说寻传蛮本末。”在此次战斗中，“裸形蛮……去咸通三年十二月二十一日，亦为群队，当阵面上。如有不前冲者，监阵正蛮旋刃其后”。(34)

　　南诏还将战俘、奴隶、罪人等迁到寻传蛮分布区充作劳动力，以生产更多的社会财富，这客观上有助于南诏政权自身影响力的增强及在其地的统治治理。唐文宗大和九年(835年)，南诏攻破“皆边海国”的“弥诺国、弥臣国”，“掳其族三二千人，配丽水淘金”。不仅如此，按照南诏法规，“男女犯罪，多送丽水淘金”。具体来说，例如违反南诏嫁娶规俗的男女皆处死，但是“或有强家富室责赀财赎命者，则迁徙丽水瘴地”。还有，“军将犯令……更重者徙瘴地”，可以想见，这些严重违反军令的将士所徙之“瘴地”，很有可能就是当时南诏极西之地的丽水节度，特别是“悉有瘴毒”的裸形蛮分布区，相信这些人也都作为劳动力投入到了当地诸如采盐、淘金等生产活动中。(35)

　　不过，由于寻传蛮特别是裸形蛮(野蛮)社会发展一直以来都很落后，到了南诏国时期也多处于“男女遍满山野”较为原始的部落时代，“无君长”以统领之。整体来看寻传蛮群体的社会组织能力还是比较弱的，“阁罗凤既定寻传”后也只能令其“散居山谷”。加之当地“悉有瘴毒”，来自南诏政治中心苍洱一带的城镇官长(河赕人)对于这里的自然环境较难适应，使得南诏政权的统治治理并不能深入到寻传蛮社会的基层内部，城镇密集区向外的边远地域只能遥领。《云南志》卷二便载：“从腾冲过宝山城，又过金宝城以北大赕，周回百余里，悉皆野蛮，无君长也。地有瘴毒，河赕人至彼中瘴者，十有八九死。阁罗凤尝使领军将于大赕中筑城，管制野蛮。不逾周岁，死者过半。遂罢弃，不复往来。”同书卷六又曰：“祁鲜已西即裸形蛮也……自寻传、祁鲜已往，悉有瘴毒……诸城镇官，惧瘴疠，或避在他处，不亲视事。”(36)

　　四、结语

　　总的来讲，基于对寻传之地“开辟以来声教所不及”的历史认识，南诏国带着“革之以衣冠，化之以义礼”的文化自信，(37)将今天伊洛瓦底江上游地区纳入到自己的统辖范围，分布于此的寻传蛮群体成为南诏国居民。南诏在当地划设政区、择胜置城，作为人类聚落高级形式的城镇，对于人口和资源的集聚，使得寻传蛮分布地区的发展有了着力点。南诏依托交通线上的这些城镇对当地进行了富有成效的建设和治理，极大提升了寻传蛮群体的社会组织、动员能力，从而加大了社会财富的生产规模，传播了中华文明，促进了该地区的文明跃迁和社会进步。否则，当地处于较为落后阶段的时间可能还会延续很久。需要注意的是，寻传蛮分布地层山密林，几条大川贯穿其间，城镇建设所需要的台地平坝并不多见。而比对古今可知，南诏新开的众多城镇与现在缅北城镇多重合，这表明南诏的城镇建设，为后来缅甸北部的发展奠定了一定的历史和物质基础。另外，西开寻传使南诏的政治势力得以向西拓展，加强了古代中国与当时南诏国徼外弥诺国、弥臣国、骠国、昆仑国、婆罗门国、夜半国等地多方面的交往、交流。(38)寻传蛮分布区地当古代中西交流的重要商道“蜀—身毒道”，对于南诏君主阁罗凤西开寻传的历史意义。英国著名东南亚史学家霍尔在其《东南亚史》一书中曾这样评价道：公元4世纪，中国放松了对缅甸边境的控制，古“蜀—身毒道”随着东晋成帝咸康八年(342年)永昌郡的撤销而被封闭，直到南诏的阁罗凤才重新开辟，从而大大促进了缅甸北部经济的发展及缅甸骠族人与中国唐朝之间的接触。(39)

　　纵观整个历史，今天的伊洛瓦底江上游一带西汉时属哀牢之地，至东汉为永昌郡所领，直到永昌郡撤销的东晋前后，其实“中国因素”的影响一直都比较微弱。两汉以后随着氐羌系的寻传蛮群体逐渐迁徙至此，特别是南诏国西开寻传、设置政区并建立众多城镇，极大改变了这一状况。140年后继接南诏的大长和国短暂而立，从王朝国家政治疆域、行政管理角度来看，此时南诏国建立的众多城镇已经开始快速失去。稍后的大理国时期，干额(今盈江)以西的原丽水城等诸多城镇皆被弃置，只剩乞蓝部一个聚落村邑羁縻遥控。到了元代，情势稍振，南赕(今盈江)以西的区域也只余蒙怜、蒙莱、蒙光几个路治，原南诏国丽水、金宝等诸多“西域城镇”大多都没能延续下来。明清时期此地基本不再属中国所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的五六十年代，这一区域北向的大部分地区也曾在地图上归属中国，中缅边界谈判后，在现代国际法意义上正式归于缅甸。虽然如此，但是漫长历史积淀而来的中国影响力在当地无疑是十分巨大的，而寻传蛮群体徙居于此和南诏西开寻传当为这种影响力的建立打下了坚实的基础。1891年，因为西南边疆危机而至滇缅边境进行实地勘察的清廷官员姚文栋，来到南诏时期为寻传蛮(裸形蛮)居处的江心坡、野人山地区，“野人(景颇/克钦)”仍“结队送迎，环求归属中国者，到处皆是”，(40)这是因为：“野人山，即腾越西境群山，非域外之地也。山中野人额设抚夷以治之，辖于诸土司，非化外之民也……闻者不知其名之具于志乘，而疑为荒渺难稽之域，此皆由耳食之误也。”(41)

　　现代国家建立后，南诏时期的寻传蛮成为了分布于中国、缅甸、印度三国境内的景颇、克钦、新福等族。这些经过长期发展演变、“同源异流”而来的跨境民族，可以成为今天中、缅、印三国加强经贸、文化交流的有利条件。长时段历史积累赋予了这一地域声气相通的人文和社会风貌，也留下了三国之间长久以来交往、交流的众多历史记载，同时诚如英国史学家霍尔所说，南诏国的治理大大促进了缅北的社会和经济发展，这些无疑为当前三国发展相互间稳定、友好的国际关系、深化全面交流合作开创了历史案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