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型城镇化建设进程中城乡文明的融合与共生研究

　　摘要：城市文明與乡村文明是人类文明的两种重要形态，随着社会的发展，城市文明逐渐显现出自身难以解决的问题和弊端，而乡村文明在解决城市文明的痼疾和社会矛盾中体现出了越来越重要的价值。“新型城镇化”建设的提出为城乡文明的共同发展提供了一个重要契机，它从理念、制度、途径等方面将城市文明与乡村文明融合起来，从满足人的物质需求与精神需求两方面出发，既高效有序地推进城镇化建设，又能将乡村文明的优秀文化传承下去，实现城乡文明的融合与共生，最终实现人的全面发展。

　　关键词：新型城镇化；城乡文明；融合与共生

　　基金项目：湖南省教育厅一般项目：新型城镇化进程中湖湘古村镇民俗文化价值创新研究（编号：16C0250）

　　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中国进入了城镇化的高速发展期，大规模的城市扩建和人口迁徙，使得中国的城镇化率在30多年的时间内从25%提升到53.73%，城镇化带动了经济的腾飞和社会的发展，但快速单一的城镇化推进造成了诸多的社会问题。2012年11月，党的十八大提出“新型城镇化”的概念，它最显著的特点就是李克强总理提出的“人的城镇化”，城镇化不仅是城市的扩张，现代化进程的加快，生活方式的改变，物质生活的丰富等，它更应体现为宜居的生活环境，和谐的社会环境，以及不断提升的居民幸福指数。在新型城镇化进程中，不仅强调了城镇化的全面推进，更注重在这一过程中主体的和谐发展，正是在这一理念的指导下，城乡文明从对立走向融合与共生，在实现人的原生态价值回归的过程中呈现出一种张力，推进了符合中国国情的城镇化建设的高效有序进行。

　　1.城市文明的弊端导致的人主体困境及反思

　　城市文明代表了更高的生产力水平，因此成为人类社会发展的总体趋势。然而，在这个过程中，城市文明的种种弊端也逐渐显现出来，导致了不可调和的社会矛盾和生存困境，这已经成为人类社会发展进程中无法忽视的问题。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1工业化生产方式导致人的异化

　　城市文明以工业化作为主导，工业生产是一种高度集中化、统一化、规范化的生产方式，它规模大、效率高，能最大限度地满足城市经济发展的需求和人们的生活需要，因此，在以往的城镇化建设中，其重心就是大力推动城市工业化。但是，工业生产在自身的发展过程中逐渐显现出很多弊端，其中最为典型的就是高强度、超负荷、机械化、单一化的劳动最终导致“人的异化”，这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

　　第一，工业化生产使劳动失去了“自由”的性质，导致了人自身的异化；第二，工业生产的劳动分工造成的阶级对立，导致了人与人关系的异化。

　　“人的异化”是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提出的，马克思指出：资本主义机械化大生产是与人的本质特征，即“自由自觉的活动”背道而驰的，它以牺牲人的自由为代价，极大地制约了人的创造性，将劳动者“异化”为自己的对立面。劳动理应是最能体现人的智慧和创造性的，但是工业化生产的模式通过流水化、单一化的劳动限制的人的创造性和才能的发挥，长时间单调、枯燥的劳作很难让人能够全面发展，无论从身体方面还是精神方面对人都是一种压抑，导致了诸多生理和心理问题。

　　另外，社会分工的出现导致了阶级的产生，这种分工在现代社会愈演愈烈，带来的直接后果就是财富、资源分配的不平衡，贫富悬殊逐渐扩大。工业化生产必然存在社会分工，这种社会分工就像一把“双刃剑”，一方面它能提高生产力，创造最大的财富；另一方面导致了人的两极分化。阶级对立、贫富悬殊、资源分配的不均衡使得人与人的关系逐渐异化为单纯的利益关系。

　　1.2城市生活方式导致人的机械化

　　根据社会学理论，城市最为显著的特征之一就是区域人口的密度非常大，而且具有异质性的特点。这导致了两个结果：首先，是人们居住环境的变化；其次，是人际关系的变化。正是这些变化导致了人的机械化，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

　　第一，城市建设尤其是城市中心城区的建设通常会最大限度地利用有限的土地资源，人口密度的增大必然导致人们生活空间的缩小，所以无论是商业区还是居住区都以高楼建筑为主，鳞次栉比的高楼将人们的工作和生活限制在一个狭小的区域，无论是工作环境还是在居住环境都极大地限制了人们的活动空间，导致了人的机械化。

　　第二，城市人口具有异质性的特点，也就是说城市人口类别丰富，人际交往大多发生在互不相识的个体之间，这决定了维系人与人之间关系的不再是传统农业社会中的“血缘关系”和“地缘关系”，而是“契约关系”和“业缘关系”，淡化了人与人之间的情感关联，导致了人的机械化。

　　这就是我们在城市文明中感受到的现状：人们居住的楼房越来越高，却离自然越来越远；人口密度越来越大，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却日渐疏离；人们的收入越来越高，但生活却变得日益单调苍白。正如有学者所言：当前城镇化面临的重要问题之一就是城镇作为人类存在的时空环境成了与人之本真、性情相违背的物化存在物。一旦远离自然，相互疏离，精神贫瘠必然会导致身体和心理的疾病，这些现象伴随着城市化的发展日趋严重，以至于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已经与人自身的发展相悖离，极大地限制了人的自由发展。

　　1.3激烈竞争导致主体价值的功利化

　　对于城市工业文明而言，竞争是不可避免的，正是在相互竞争的过程中，人们发挥自身的主观能动性，激发潜能和智慧，勇于开拓和创新，对生产力水平的提高和整个社会的进步都起到了积极的作用。但是，随着人类社会的发展，竞争愈演愈烈，在这种情势下，人们想要获得的一切都是通过竞争的手段达到的，城市越发展这种竞争的现象就越突出，长此以往，良性竞争极有可能演变为恶性的、乃至于不公平的竞争。

　　通过这种竞争不仅实现社会分层和资源分配，而且还建构起一套新的秩序和标准用以判断主体价值的高低，即个体价值不再体现为崇高的人格、深邃的思想、高尚的情操以及对人类社会的贡献，而是看他占有多少社会资源、拥有多少财富，掌握多大权力以及占据什么样的社会地位。由此导致了主体价值的功利化，具体体现在三个方面：第一，过于追求物质生活的满足，忽略人格精神的塑造；第二，注重利益的最大化，忽略道德伦理的规范；第三，以“工具理性”为导向，导致整个社会价值观念的偏离。日趋激烈的竞争造成了资源垄断，扩大了贫富差距，由此导致的主体价值的功利化造成人的心理失衡，这种价值功利化的倾向不仅会导致集体价值观的偏离，而且还会增加社会的不稳定因素，最终会导致不可调和的社会矛盾。

　　1.4资源过度消耗导致人类生存环境的恶化

　　高速发展的工业生产是以过度的能源消耗，不可逆的环境污染为代价的，看似经济发展了，人们的生活水平提高了，但却带来了无法估量的损失，甚至直接威胁到了人的生存。

　　工业生产对环境的破坏已是一个不争的事实，工业越是发展，对环境的破坏就越加剧，过度开采资源，任意排放污水，工业垃圾处理不当，这对于整个生态系统而言是不可逆的伤害，不仅如此，由于环境的破坏引发的自然灾害同样给人类带来无法估量的损失。人类已经走上了一条与自然相对立的道路，而且是以牺牲人类自身的发展为代价的。

　　对于工业生产导致的自然环境和生存环境的破坏带来的后果，恩格斯早就向人们发出了警告：“我们不要过分陶醉于我们人类对自然的胜利，对于每一次这样的胜利，自然界都会对我们进行着报复。”工业生产对资源的过度消耗以及盲目发展而导致的环境恶化实际上已经严重影响了人类自身的生存。

　　20世纪中叶，西方兴起的“生态运动”提出了许多富有价值的观点，这些观点的提出，表明了西方学者已经逐渐重视环境问题，但也从另一个侧面说明这种破坏已经到了一个非常严重的地步了，西方学者寄希望于通过对人类生存现状的考察与昭示，为人类敲响一记警钟：当人类无限向自然索取、破坏却又不懂得尊重自然、敬畏自然的时候，人类的命运即将走向自我毁灭的边缘，而这也正是工业文明难以解决的问题。

　　2.乡村文明的价值呈现及其启示

　　中国数千年以来的乡村文明以农耕文明为主，这是中国传统社会的典型形态，不仅创造了辉煌灿烂的文化，更是奠定了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然而，随着社会的发展，乡村农耕文明被视为落后的象征逐渐为城市工业文明所取代。直到现在，随着城市文明弊端日趋严重，中国传统农耕文明再一次进入到人们的视野，并显示出其不可替代的价值。

　　2.1生產方式：遵循自然，彰显人性

　　在中国传统的农业社会，人们的劳作所依循的是自然规律，所谓“日出而作，日落而息”“春耕、夏耘、秋收、冬藏”。中国国土幅员辽阔，因为地理环境的差异而形成了丰富多样、形态各异的生产方式，这些生产方式都是与这一区域独特的地理环境和自然环境相适应的，它们几乎都有一个共同特征，那就是符合自然规律。正是这种生产方式导致了华夏先民们对时间的敏感，进而感悟到生命的特质，在此基础上形成了中国传统哲学独特的思维模式——“天人合一”。

　　在传统的农业社会，人类的生产活动是与自然合节拍的，在长期与自然打交道的过程中，形成了一种和谐的关系，同时也强化了对人自身的关注，这种对现世的人的关注，对生命的感知、对自然的亲和构成了一种集体无意识，融入中国传统文化的血脉之中，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和根基，彰显了一种完整和谐的人性。

　　反观现代社会，人们的工作方式是与工业生产模式相适应的，封闭的工作空间，恒温的工作环境，不变的工作场景，固定的工作程序，工作效率非常高，但是长期处于这种工作状态下的人则会逐渐失去对外部事物的感知能力和对时间与生命的体验能力。他们无须关注时节变换与季节更替，割裂了人与自然的关联，瓦解了“天人合一”观念下人的和谐状态，这种生产方式在很大程度上是与自然规律相违背的，长时间超负荷的工作一方面导致身体过度的损耗，另一方面也导致心理的抗拒，生产劳动一旦失去了自由的性质，就会极大限度地限制人的发展，必然会导致从身体到心理的病态。

　　在中国传统哲学观念中，人的活动是与宇宙自然息息相关的，只有遵循自然规律，人自身才得以和谐运转，这种观念融入人们的生产劳动中，不仅使得生产劳动本身符合规律，同时也使得这一生产过程中的主体获得了身心的满足。

　　2.2生活方式：安定和谐，社会保障

　　我国明显的区域性地理特征造就了独特的生活环境和生活方式，这种丰富多彩的生活方式本身就是文化最为重要的载体，传统农业社会沿袭了数千年的地缘关系和乡土情结正是在这里形成并凝聚在每个人的观念之中。农耕文明的生活方式最为突出的特征就是它的稳定性，这种稳定性是社会和谐的基础，人与人之间很少存在激烈的竞争，也较少出现尖锐的矛盾冲突，自给自足的生活让人际关系相对比较简单，在一般情况下都是处于和谐安定的状态。

　　乡村生活对于现代社会的和谐稳定所起到的不可替代的作用，乡村生活的价值也逐渐呈现出来，一旦社会发生重大事件的时候，乡村就成为缓和矛盾、解决问题最得力的缓冲区。关于这各方面，在近期爆发的全国范围内的新型冠状病毒传播的过程中，中国广大农村在控制疫情发展方面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就是一个典型例证。作为灾难之前最得力的缓冲区，乡村给予了一个国家得以稳定的最有力的保障，从而彰显出不可替代的价值。主要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第一，自然村落成为阻断和隔离病毒的天然屏障。此次疫情以湖北武汉为中心蔓延至周边城市，继而分散至全国各地，湖北以外的地方大多为输入型病例，对此，各地政府积极响应党和国家的号召，做好相应的防控工作。在各级乡镇由各基层单位在重要路段实施交通管制与往来人员检查登记，并通过宣传车向民众普及疾控知识及相关要求。在各方努力下，我国乡村的防控效果明显较之城市好，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因为中国农村很多地区地广人稀，村落与村落之间有一定距离，相对封闭，这种环境就像一个天然屏障，很大程度上降低了人际传播的可能性。

　　第二，家庭式小规模种植为人们提供充足的物资，在一段时期内能基本维持正常生活，避免因食物短缺、资源匮乏引发的恐慌。虽然从20世纪90年代末乡村人口大量涌入城市，但留守村民依然保留了一定程度的自给自足，这种生活方式成为社会稳定的重要保障。

　　由此可见，农耕文明的生活方式不仅为缓解社会突发性事件提供有效保障，而且以独特的方式呼吁人们向原生态生活的回归。

　　2.3民俗文化：凝聚人心，精神皈依

　　民俗文化是中华文化中最核心的部分，它深深地植根于整个民族的发展历史之中，融入一个民族所有成员的血脉之中，民俗文化可以从两个方面来理解：首先，就其内在属性而言，民俗文化是一种社会意识形态，它是人们长期以来在对社会、自然、人自身的理解和认知过程中形成的感观思想，包括观念、观点、概念、思想、价值观等要素。其次，就其外在表现而言，民俗文化体现为人们的风俗习惯、节日庆典、礼仪制度、村落建筑、服饰工艺等。从某种层面上说，民俗文化是人向原生态价值回归的精神向导。

　　传统的中国社会是典型的农业社会，维系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是依靠血缘和地缘，正因为如此，民俗文化能够在社会团体中体现出强大的凝聚力和向心力。而在工业社会，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更多地体现为业缘关系和契约关系，从而导致人际关系的变化，人际关系和社会结构的变化导致了民俗文化在一定时期内淡出中心，走向边缘。民俗文化是在人类发展的历史中逐渐形成的，为这一文化语境内所有成员所共同约定和遵守，并在这一文化氛围中代代传承，在长期的实践过程中形成了一种强大的精神力量，它通过潜移默化、代代相传融入每个成员的血脉之中，成为一种“信仰”，使他们自觉遵从并延续下去，不仅维系整个家族、宗族和氏族的团结，而且成为社会和谐的基本保障。

　　2.4生活观念：朴素生态，诗意栖居

　　中国传统农耕文明中蕴含着极为朴素的生态意识，这种生态意识是沿袭了数千年的观念形态在人们心灵和生活中的无意识积淀，因此有着更高的价值，也更富启发性。在农耕时代，人们对于自然有一种发自内心的热爱与敬畏，即便是生产、生活资料的获得也同样遵循规律，从不过度索取：“子钓而不纲，弋不射宿。”（《论语·述而》）“不违农时，谷不可胜食也；数罟不入洿池，鱼鳖不可胜食也；斧斤以时入山林，材木不可胜用也。谷与鱼鳖不可胜食，材木不可胜用，是使民养生丧死无憾也。”（《孟子·梁惠王》）人们在发展生产力的同时最大限度地保持自身需求与自然生态之间的平衡状态，因而实现与自然的和谐相处。

　　而现代化的工业生产是以过度消耗自然资源为代价的，为当前的利益不顾未来的发展，人则以居身于生态链的高端为傲，将自然作为一个征服的对象和利用的对象，以至于违背自然规律从而导致灾难性后果，当意识到这一点以后西方哲学家们才提出了“生态革命”，强調“生态意识”，但就其出发点和理念来看，这种“生态观”是一种消极的策略，其主要思想就是：如果人类违背自然规律，将会遭到自然加倍的报复。相比之下，植根于农耕文明的中国传统的生态规则是一种积极的唤醒，它秉承的是这样的理念：如果人类尊重自然、敬畏自然，将会得到自然更大的馈赠。两相比较之下，孰优孰劣一目了然。

　　传统的农耕文明朴素的生态观表达出了这样一种理念：它从不执着于当前物质利益的满足，而是出于本能和自觉的状态下构建了一个完整平衡的生态模式，既关注人的身心发展，同时也保持了人类赖以生存的自然的发展，实现诗意栖居。

　　3.城乡文明在新型城镇化形势下的融合与共生

　　城市文明与乡村文明是两种完全不同的文明形态，它们各自的特征明显，也各有利弊，工业文明注重物质生活水平的提高和经济的发展，忽略了主体精神层面的诉求；乡村文明满足了人们精神层面的需求，却因为生产力落后导致了人们生活水平低下。在以往的城镇化建设中，大多试图以城市文明取代乡村文明，但事实证明这种方式带来很多弊端，因此必须寻找一条新的路径，既能在物质层面实现经济的增长和生活水平的提高，又能在精神层面满足内在需求和价值实现，推动整个人类社会的发展。“新型城镇化”的提出正是一个新的契机，相对于以往的城镇化，它有一个核心理念：“以人为本。”在这一理念的指导下，将物质需求与精神需求结合起来，实现人的全面发展。而城乡文明正是在这一双重需求基础上实现融合互补，实现共生。

　　3.1实现群体价值与个体价值的交融

　　城市文明以工业化生产生活方式为主导，倡导的是一种集体价值观，它所强调的是高效、有序和一致，这种理念在促进经济发展和城市建设方面的确体现出了它的优势，但是在强调集体价值观的同时忽略了个体价值，导致人们的生活、消费呈现出千篇一律的现象，逐渐丧失了自由选择的可能性，工业生产制造出什么，人们就消费什么，社会潮流引导至何处，人们就趋向何处，城市建设也呈现出“千城一面”的格局，以至于身处城市的人们逐渐丧失了自身的文化属性，日益被人为制造出来的“都市文化”所同化，丧失了精神的自由与独立。

　　相对于城市文明对群体价值的重视，乡村文明则更偏向于个体价值的呈现，它更加强调自由、自律、自然。中国几千年来的乡村文明的发展一直沿袭着自身的规律，并形成了与之相适应的生产生活模式，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格局让人们习惯了家庭和家族式的生活，很少有团体生活，这种生产生活方式有积极的一面，也有消极的一面，它在保持社会稳定的同时也阻碍了生产力的快速发展，因为缺乏群体观念，因此便失去了共同合作的基础，从而导致生活水平的落后。

　　新时期的城镇化建设，首先从建设理念上明确了人的核心地位，由此实现群体价值与个体价值的交融，既彰显了群体价值的优势，又保障了个体价值的实现，在这一基础上实现人的全方位发展。

　　3.2“就地城镇化”实现生活环境与自然环境的融合

　　2013年12月，中央城镇化工作会议中提到：“让城市融入大自然，让居民望得见山，看得见水，记得住乡愁。”这是在上层声音中第一次用充满诗性的语言表达了对新型城镇化的美好愿景。新型城镇化提出的要使人们“记得住乡愁”，实际上就是在倡导一种新的生活理念，将生活环境与自然环境融为一体，实现“诗意的栖居”与“心灵的皈依”。

　　从数据表明中国的城镇化建设速度快、覆盖广，在整个过程中，都是以乡村改造城镇化，农村居民市民化为主，有的地方甚至将本来居于自然村落的各户村民集中起来建房，通过这种方式提高城镇化率。其效果明显，但带来的问题也不容忽视。首先，这种城镇化是以粗放型发展为主，大改大建、合并村落，试图完全改变乡村原有的生活环境。其次，这种“去乡村化”的方式导致原有的乡村人口骤减，日趋凋敝，很多的乡村居民改变了居住环境和生活方式，但是却越来越发现自己成为游离在城市与乡村之间的边缘人。

　　针对这种情形，“新型城镇化”提出了一个新的政策——“就地城镇化”，这个观点的提出在很大程度上解决了之前的城镇化所面临的问题，在改善当地生活条件的同时最大限度地保持原有的生活方式，这不仅使得人们的物质生活水平得以提高，而且使人们从精神上“留住了乡愁”，实现了身体与心灵的双重皈依。

　　3.3保护民俗文化满足物质与精神的双重需求

　　就整个人类的发展而言，既有物质层面的需求也有精神层面的需求，二者和谐统一，不可偏废。城市文明满足了人们物质需求，但忽略了精神需求；乡村文明则与之相反。新型城镇提出“以人为本”的理念正是要将二者结合起来，实现人的全面发展，在这个过程中，民俗文化的价值和功能开始彰显出来。

　　2013年的中央城镇化工作会议强调了：“要传承文化，发展有历史记忆、地域特色、民族特点的美丽城镇。”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副部长仇保兴在谈到新型城镇化时提出“要传承自身的文脉，重塑自身的特色。”2014年3月16日，新华社发布的《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2014-2020年）》在阐明新型城镇化规划的意义时提出“文化传承，彰显特色”。由此可见，正是基于对人的关注，新型城镇化尤其重视“民俗文化”在社会发展中的功能与价值，在此基础上满足了人们物质与精神的双重需求：一方面通过对民俗文化的宣传和保护，如发展文化旅游、创建“特色小镇”、传承民俗工艺等方式创造经济利益；另一方面又能通过共同参与、恢复职能、再现民俗文化的凝聚力唤起人们的集体情结。

　　在城镇化的发展进程中，人们越来越意识到，所谓的城镇化并非简单的人为地去“造城”，而是以文化为根基进行建设和发展，民俗文化是人创造的，反过来民俗文化也是人赖以生存的心灵依托和归宿，它引领人们向一种原生态价值的诗性回归，这种回归从精神层面强化了人们对自身的价值认同和生命体验。民俗文化中最重要的就是民俗文化主体，他们是民俗文化的创造者和参与者，在一次又一次仪式化、程序化的操作中，反复感知民俗文化带来的身心的满足感和归属感，这种在鲜活生动的体验中建立起来的心理认同具有不可替代的向心力和凝聚力，它能使所有的成员通过自觉的方式紧密地團结起来，成为一个民俗文化共同体。

　　结语

　　城市文明与乡村文明作为两种不同的文明形态，在人类文明发展的进程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它们之间有矛盾冲突，也有融合交织。从整个人类的发展而言，物质与精神不可偏废，这也是城乡文明能够融合互补的基本前提。新时期党和国家“新型城镇化”决策的提出是一个新的契机，“新型城镇化”在关注经济发展的同时，更是提出了“人的城镇化”的新理念，正是在这一理念指导下，城乡文明才能从同时满足人的物质需求与精神需求两方面融合互补，走向共生，最终实现社会的和谐与人的全面发展。

　　作者简介：向丹（1976.4-），女，土家族，湖北恩施，硕士，讲师，研究方向：民俗文化、美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