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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2023-01-12 阅读量：0次 所属栏目：伦理道德
作者简介：柴文华，男，黑龙江大学中国近现代思想文化研究中心、哲学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从事中国现代哲学和中国伦理思想史研究；罗来玮，女，黑龙江大学哲学学院博士研究生，从事中国哲学研究。
基金项目：黑龙江省哲学社会科学研究规划重点项目“论龙江的中国伦理思想史研究”，项目编号：16ZXA01
中图分类号：B26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7504（2017）03-0006-06
恩师张锡勤先生长期从事中国伦理道德史的研究，其成果可以分为五类：第一类是史料整理，代表作是《中国道德名言选粹》（以下简称《选粹》）和《中国传统道德?名言卷》（以下简称《名言卷》）；第二类是范畴研究，代表作是两个版本的《中国传统道德举要》（以下简称《举要》）；第三类是通史，代表作是《中国伦理思想通史》（以下简称《通史》）和《中国伦理思想史》（以下简称《史》）；第四类是道德生活史，代表作是《中国伦理道德变迁史稿》（以下简称《史稿》）；第五类是断代史，代表作是《中国近现代伦理思想史》。以下对先生的五类研究成果分别加以综述。
一、资料整理类著述
先生领衔和参与的资料整理类著述是《选粹》和《名言卷》。《选粹》是先生和柴文华合作编撰，1990年由黑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名言卷》是当时国家教委组织编写的《中国传统道德》丛书中的一卷。该丛书的顾问是李岚清、张岱年，编委会主任是朱开轩，主编是罗国杰。每卷卷首都有江泽民同志和李鹏同志的题词。《名言卷》主编是朱贻庭和锡勤先生，1995年由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
《选粹》的近千条资料是编著者在多年研究积累的基础上认真筛选出来的，这些名言具有行文精采、富有哲理、影响深远等特点。重点选取在历史上影响较大的思想家的言论，对于那些脍炙人口、流传久远、又与伦理道德密切相关的文学家、史学家的言论也多有涉猎。《选粹》侧重于选取在现实生活中具有实践意义的道德规范、道德修养和道德教育等方面的内容。对于那些理论色彩较浓的论述选取较少。全书按主题思想分为43篇。《名言卷》收录了自殷周至近代辛亥革命长达3000年间所积累下来的道德名言近4000条，涉及经、史、子、集等文献200余种。
《选粹》和《名言卷》虽然主要是史料整理和筛选，但也有自身的一些特点：
1.选编的目的是弘扬中国优秀传统道德，并对之进行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从而为当代中国的道德建设提供借鉴。《选粹》的前言指出，中国是礼仪之邦，具有悠久的文化传统和丰富的精神文明积蓄。在前人的道德思想中，包含不少具有?e极意义和永恒价值的精湛论述，至今读起来仍给人一种启人心智、净化灵魂、使人振奋、催人向上的积极作用。人们能够从这些“陈年老酒”中品味出绵长的幽香，获得有益的精神滋养和享受，进一步认识和匡正自己的人生，健全自己的人格。《名言卷》卷序指出，中国传统道德中的“当理”名言，如能结合当前社会的特点，加以理解，赋予新的时代内容，在今天仍有很重要的现实意义。中国人对传统名言的认同是一种深层次的文化认同，这种认同本身就是批判的继承，就是一种创造性的转化。比如，我们认同“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已经以今之“天下”取代了古之“天下”，其所当忧和当乐，自然也有所不同。我们应该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对之进行创造性的转化。
2.选编有理论分析和价值评判。如《名言卷》卷序所说，发掘传统道德的精华不仅仅是进行“事实的陈述”或“事实判断”，而且也要进行“价值的评价”或“价值判断”，这主要体现在二书每一篇的篇首语和书中的评论上。《选粹》的第一篇《重德》乃先生执笔，篇首语是：“重德治，是儒家的传统，这一主张为中国历代大多数政治家、思想家所推崇，在中国历史上曾产生过巨大影响。为了贯彻重德治的主张，许多思想家对道德的社会作用，道德与政治、法律、暴力的关系，以至道德与革命和革命党的关系，发表过许多议论。虽然，他们中许多人夸大了道德的作用，具有道德决定论的倾向，但是，他们的一些议论具有明显的合理因素和积极意义，这对于我们今天正确认识和发挥道德的作用是有重要参考价值的。”[1]（P1）在数段名言所构成的一层意思之后，先生又有评论。《名言卷》也是如此，每一篇都有导语，体现了编著者的理论分析和价值评判。
3.选编有清晰的逻辑结构。《选粹》是按照德治、德育、规范、节操、修养等逻辑线索编撰的。《名言卷》分《德治教化》《公私义利》《品德节操》《修身养性》《人生处世》5篇，相互贯连，自成体系。如《名言卷》卷序所说，《德治教化》反映了道德功能与治国安邦、育才造士、道德表率、移风易俗以及齐家的关系，充分体现了古贤关于“重德”“重教”的思想，而正是在这一思想的指导下才会有丰富的道德实践，才会有大量的总结道德实践的言论，故列《德治教化》为首篇。《公私义利》为第二篇，所录关于“群己”“公私”“义利”“理欲”诸方面的名言，反映了传统伦理道德所蕴涵的“贵公”“重义”精神，其中关于“爱群”“利群”“公而忘私”“先公后私”“见利思义”“以义谋利”以及“以理导欲”等价值方针和行为模式，集中地体现了中国传统道德价值观的精华。《品德节操》篇就是这种“贵公”“重义”价值观的具体体现，故列为第三篇。而要使道德价值观和品德节操的要求化为人们内在的德性，就必须修身养性，故列《修身养性》为第四篇。“修身养性”的目的是使道德要求更好地落实到人生处世上，故列《人生处世》为第五篇。“总之，全卷各篇前后贯通，互相联系，构成了一个完整的体系。”[2]（P4） 《选粹》出版后，李耀宗刊文认为，该书特色鲜明、结构严谨、主题明确、涵盖较宽、应用性强。[3]傅盛安刊文认为，该书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具有广泛性、实用性。[4]《选粹》和《名言卷》主要是对中国传统道德资料的筛选，是大众所喜闻乐见的精彩名句，对道德实践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常想起在编撰《选粹》时先生跟我们说过的话：先哲们的语言文字不多，但很精练，很有味道，现代人的有些论说很长，不少都是废话。那些精练而有味道的名言往往能给人一种精神的激励，甚至流传千古。当然，《选粹》和《名言卷》毕竟属于一种资料整理，总体而言，实践性大于理论性，叙述性多于原创性，这也恰恰是这类著述的特点。
二、范畴研究
先生在中国传统道德范畴研究方面的代表作是两个版本的《举要》。首版《举要》1996年由黑龙江教育出版社出版，增订版《举要》2009年由黑龙江大学出版社出版。增订版《举要》与首版《举要》比增加了约10个条目和几个附录，字数由原来的32万增加到45万。两个版本的《举要》整体上没有质的变化，可以合而论之。
1.在《举要》中，先生首次提出自己的中国传统伦理文化观，亦即对中国传统伦理文化的基本看法。从人类伦理文化的角度来看，先生提出了两个“之一”，认为中国传统伦理文化是人类最早的伦理文化源泉之一，也是人类历史上最为完备、成熟的伦理文化之一。就历史地位和影响而言，先生认为独具特色的中国传统伦理文化在人类伦理文化遗产中占有重要地位，在历史上，它曾对日本、朝鲜、越南等国家的伦理文化产生过重要的、直接的影响。由中国古代家族本位的社会结构所决定，伦理道德在中国古代社会生活秩序的建构中具有重要意义。因此，中国传统文化乃是一种伦理型文化，中国自古以来就形成了一种重道德的传统，历朝历代无不高度重视并力图最大限度地发挥道德的社会功能。重德的传统使中国伦理道德遗产异常丰富，形成了一系列的传统美德，它使中国早就获得“礼仪之邦”的美誉。立足今天的视域，我们充分认识到，中国传统伦理道德是一个多层面的矛盾复合体，体现了时代性与超越性、阶级性与民族性的矛盾统一。中国传统伦理文化毫无疑问具有明显的时代性、阶级性，随着历史的发展，它的不少内容与要求已经过时。但是，作为一个文化传统从未中断的伟大民族对人类道德生活的一种系统反思和总结，中国传统伦理文化在许多方面又反映、包括了人类某些“公共生活规则”和“古今共由”的为人处世之道，体现了诸多人类的基本理智和情感，因此又具有普遍性、共同性的一面，而这些也正是具有超越性、恒久性的东西，它不仅在今天具有现实意义，在将来也仍有其内在的活力。中国传统伦理文化表现了中华民族自身独特的心理、行为模式和情感表达方式，形成了独具特色的中华道德精神和礼俗。这种民族性不论在历史上还是今天，都是维系中华民族共同体的精神纽带，是民族凝聚力的源泉。根据中国传统伦理文化时代性与超越性、阶级性与民族性的矛盾统一的事实，我们今天对它所持的正确态度就是批判的继承。既要批判、剔除过时的东西；又要继承、吸取具有恒久价值的部分。这就需要排除来自彻底抛弃中国传统文化的民族文化虚无主义和盲目固守中国传统文化的文化保守主义这两方面的干扰。[5]（P1―4）
2.《?e要》强调了研究中国传统道德范畴对于把握中国传统伦理文化本来面目的重要性。先生指出，在对待中国传统伦理文化的原则、方针确定之后，最重要的是进行扎扎实实的工作，了解中国传统伦理道德到底是些什么。按照孟子的话说，做一种“掘井及泉”的工作，更加具体、深入地了解中国传统伦理道德的全貌，而要做到这一点，必须对中国传统的道德观念、范畴、规范、道德教育和修养方法进行研究，从而显现中国传统伦理道德的全貌。
3.《举要》的确抓住了中国传统伦理道德的“要”，即以儒家为经，非儒为纬的主要道德范畴以及基本思想。在初版《举要》的《后记》中，先生有两点担心：一是该书所述及的恐未必尽是中国传统道德之“要”；二是中国传统道德之“要”，也可能有些尚未被该书论及。我觉得这些担心是多余的。《举要》所涉及的中国传统伦理道德的观念、范畴、规范等是十分丰富的，有道德、伦理、德治、法治、义利、理欲、公私、荣辱、苦乐、生死、三纲、五常、孝、忠、贞、谏诤、友悌、仁、恕、智、勇、礼、诚、信、廉、耻、谦、让、谨慎、勤俭、公正、正直、宽厚、贵和、气节、知报、奉献、中庸、表率、自强、自尊、自信、教化、乐教、神道设教、乡规民约、家教、家规、移风易俗、修身、改过、重行、慎独、自省、重微、经权、力命、德才等等，这些都是中国传统伦理道德的核心或重要内容，基本展示了中国传统伦理道德的全貌。
从大陆对中国伦理思想的研究来看，多数都是按历史时间和代表人物来书写的，也有按问题书写的，如陈瑛主编的《中国伦理思想史》（湖南教育出版社2004年版）、张岱年的《中国伦理思想研究》（江苏教育出版社2005年版）。与先生的《举要》比较接近的是陈瑛、焦国成主编的辞书《中国伦理学百科全书?中国伦理思想史卷》（吉林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该书分总论、名词学说、人物、著作、少数民族伦理思想几部分，对中国伦理思想史的名词概念做了较为系统的梳理和解说。相比而言，先生的《举要》是中国唯一一部真正意义上的中国伦理道德范畴论，其地位和规模有似于在中国哲学范畴史研究中张岱年的《中国哲学大纲》、葛荣晋的《中国哲学范畴史》、张立文的《中国哲学范畴发展史》（天道篇）和《中国哲学范畴发展史》（人道篇）一样，是具有鲜明特色的标志性研究成果。此外，先生的《举要》还是真正意义上的中国传统道德范畴史，梳理出每一个观念、范畴、规范等的动态发展过程及其复杂的含义，为我们真正把握中国传统伦理道德的全貌提供了坚实的基础。先生的《举要》尽管如他所说有汉族以外其他少数民族伦理道德的暂时空缺，但足以担当起中国传统伦理道德范畴研究第一作的美誉。
三、通史研究
先生在通史研究方面的代表作是《通史》和《史》。《通史》由先生和孙实明、饶良伦主编，杨忠文、王凯、柴文华参与撰稿，1992年黑龙江教育出版社出版，分上下两册，约50万字。 谈到中国伦理思想史的撰写，最早可以追溯到蔡元培1910年出版的《中国伦理学史》（商务印书馆），这是中国第一部伦理思想史，尽管篇幅不大，但涵盖的人物、思想不可谓不丰富，从三代一直写到清初的戴震、黄宗羲、余理初。20世纪80年代之后，中国伦理思想史的研究进入到一个繁荣阶段。1985年，陈瑛、温克勤、唐凯麟、徐少锦、刘启林合作出版了66万字的《中国伦理思想史》（贵州人民出版社），对从先秦一直到五四时期的中国伦理思想史做了解读和阐释，按照该书后记的话说：“自蔡元培先生辛亥革命前写的那本《中国伦理学史》问世以后，一直没有一本中国人写的系统的中国伦理思想史，现在总算有了”[6]（P969）。就中国伦理思想通史研究的角度来说，此话不为过。1989年，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推出了朱贻庭主编的《中国传统伦理思想史》，从西周写到明末清初的戴震。该书2003年出版了增订版，增加了第八章《中国传统伦理思想的近代变革》和结语《关于中国传统伦理的现代价值研究――一种方法论的思考》等。
先生等主编的《通史》与之前出版的同类著作相比，第一个明显的特色就是时间跨度大，是第一部从中国伦理思想的诞生写到毛泽东的中国伦理思想通史。第二是力图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本着实事求是和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精神，科学地总结中国伦理思想从先秦到现代发展的全过程，探索中国伦理思想的发展规律和特点。力求正确反映历史上各家伦理学说的本来面貌，揭示其一系列概念、范畴、原则、规范的真实意蕴，并在把握其精神实质的基础上，客观地评价其历史意义。第三，注意阐明各伦理思想体系的内在逻辑联系，阐明各思想家的伦理思想同其整个思想体系的逻辑联系，同历史背景的必然联系，以及各个思想体系间的对立统一关系和批判继承关系。第四，力求站在时代的高度，把握现实的真正需要，进行正确的批判继承，做到取其精华，弃其糟粕，总结历史的经验教训，挖掘有启发性的思想资料，以利古为今用。第五，在尊重学界流行看法的基础上，努力提出自己的创见，以期引起人们的进一步思考，收到抛?u引玉的效果。第六，由于《通史》属于改革开放早期的作品，距“文革”结束时间不久，难免有一些历史的痕迹，如过度运用阶级分析方法、哲学党性分析方法等，价值评判上未能完全做到客观和公正。
之后比较厚重的中国伦理思想通史类著作还有沈善洪、王凤贤的《中国伦理思想史》（上中下三册，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字数达到123万多，从中国伦理思想的诞生写到五四新文化运动。2008年，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了罗国杰主编的《中国伦理思想史》上下卷，字数达到125万多，这是又一部从殷商写到毛泽东的中国伦理思想通史。
先生主编的《史》是2009年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重大课题攻关项目“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重点教材编写专项”的结项成果，2015年由高等教育出版社出版。先生和杨明、张怀承为该课题组首席专家，主要成员有柴文华、肖群忠、吕锡琛、邓名瑛、徐嘉、傅小凡、唐文明、关健英、张继军，分别来自国内八所高校。《史》是比较早顺利通过层层审查的教材，不论是各类标题，还是逻辑结构以及文字表述都比较规范、稳妥。《史》的绪论分别谈到中国伦理思想形成的社会历史背景、历史进程、基本特点、意义和方法等。在谈到中国伦理思想的基本特点时，绪论将其概括为四点：其一，儒家伦理思想居于主导地位；其二，强调伦理道德在社会生活中的作用，形成了重德的传统；其三，强调整体主义，重视整体内部的秩序、和谐；其四，重视修养实践、追求理想人格。早在《史》出版17年前，先生就提出了对中国传统伦理道德基本精神的看法，将之概括为“尚公”“重礼”“贵和”三大方面[7]，绪论中对中国伦理思想基本特点的概括是对先生先前观点的进一步发挥。由于《史》的教材性质，与其他通史类论著相比可能创新性偏弱。
四、道德生活史研究
先生在中国道德生活史研究方面的代表作是《史稿》。《史稿》是国家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项目结项成果，由先生和柴文华主编，主要撰稿人还有樊志辉、魏义霞、关健英、张继军、王秋，分上下卷，计62万字，2008年由人民出版社出版。《史稿》具有自身的特点，得到了学界的好评。
1.理论拥抱生活。《史稿》出版后，时任中国伦理学会会长，后任名誉会长的陈瑛撰文给予了高度评价，题目即是“当理论拥抱生活之时”。文章指出，“理论是灰色的，而生活之树常青（黑格尔名言――引者注）……因为理论一旦脱离生活，就会变得枯涩、坚硬，她似乎孤高冷傲地站在那里，冷冰冰地俯视着生活，而对人们没有任何益处。然而，当理论一旦回归生活、拥抱生活时，她就会立即变得温暖而亲切，其力量和作用也迅速彰显出来。这是我在读《中国伦理道德变迁史》一书时的强烈感受。……百余年来的中国伦理学史研究，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创获颇丰，成绩瞩目，但是人们总觉得有一种遗憾和不足，那就是在此前的著述中往往只重理论，重视对于历史上思想家的论述，却很少看到生活，看到当时人们生活中的所思所行。张锡勤、柴文华主编的这本书一改旧面目，让我们耳目一新”[8]。
2.时间跨度大。《史稿》从中国伦理道德的萌芽一直写到“八荣八耻”社会主义荣辱观的提出，可以称作中国伦理道德变迁真正意义上的通史，展示了中国伦理道德变迁史的全貌。
3.明确提出了中国伦理道德发展阶段论。《史稿》的导言由先生撰写，提出了成熟的中国伦理道德发展八阶段论。第一，先秦是中国伦理道德的萌芽、奠基时期。第二，两汉是中国传统伦理道德体系基本确立、成形的时期。第三，魏晋至隋唐五代是中国伦理道德整合嬗变的时期。所谓整合，不仅是思想文化领域不同思潮、文化的整合，尚有胡汉、南北的整合。第四，宋明是中国传统伦理道德体系进一步完备、纲常礼教的权威完全确立的时代。第五，明清之际是三纲和某些传统观念受到初步挑战的时代。第六，近代（1840―1919年）是中国伦理道德的转型期。第七，现代（1919―1949年）就其主流而言无疑是马克思主义伦理学说、共产主义道德开始在中国传播、流行的时期，同时又是一个中国历史上罕见的伦理道德多元化的时期。第八，当代（1949年至今）是社会主义道德在中国建立的时期。八阶段论充分展示出整个中国伦理道德变迁的动态轨迹，气势恢宏而又细致入微。 正像有的?u论者所指出的那样：“编写一部中国伦理道德变迁史是一项较大的工程，集体合作无疑是一种较好的方式，但由于各人的视角、思路以及写作方式、行文习惯的差异，故而各章节之间仍存在一些不尽统一之处。当然，既是多人分别撰写，稍有差异也是情理中事。”[9]
《史稿》出版后，除了陈瑛的评价外，还有不少学者给予了中肯的评价，认为《史稿》“涵蕴丰富，创意颇多，特别阐释了此前学界少为关注的一些道德变迁现象，开拓了中国伦理道德研究的新视野。……把中国伦理道德变迁的全貌完整地展现在世人面前，无疑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9]。不夸张地说，《史稿》是中国第一部系统研究中国道德生活史的力作，又一次展示出先生及其团队在中国伦理道德研究方面的创获。
五、断代史研究
先生在断代史研究方面的代表作是《中国近现代伦理思想史》，该书是先生与饶良伦、杨忠文的合作成果，1984年由黑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
《中国近现代伦理思想史》是中国第一部近现代的断代伦理思想史，所涵盖的内容比较丰富，包括鸦片战争时期、太平天国时期、戊戌维新时期、辛亥革命时期、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伦理思想。涉及的主要人物有龚自珍、魏源、洪秀全、洪仁?、曾国藩、汪士铎、王韬、郑观应、薛福成、康有为、严复、谭嗣同、唐才常、梁启超、章太炎、蔡元培、孙中山、陈独秀、李大钊、鲁迅、吴虞、蒋介石、吴稚晖、胡适、张东荪、梁漱溟、冯友兰、陈立夫、李达、刘少奇、毛泽东等。先生在《中国近现代伦理思想史》的前言中指出，在中国伦理思想发展史上，近现代是一个十分重要的时期。这个时期虽然总共才109年，但在伦理道德领域却发生了极其巨大、深刻的变化。《中国近现代伦理思想史》的作者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立场，运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方法研究中国近现代伦理思想史，注重各种伦理思想产生的社会背景和其间的逻辑关系，是进入20世纪80年代以后率先奉献给大家的中国伦理思想史研究方面的重要成果。正像前言所说，“在此冬去春来、万象更新的大好时代，我们献出了一束平凡的‘三叶草’”[10]（前言P2）。“三叶草”尽管平凡，但毕竟是奉献给新时代的一抹绿色。
《中国近现代伦理思想史》的历史局限性和它那个时代几乎所用哲学社会科学成果一样，都是过度坚持了斗争哲学和阶级分析方法，可以说这是那个时代的共同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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