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影《蝴蝶梦》的道德危机

　　电影《蝴蝶梦》（Rebecca）于1940年在美国上映，由好莱坞著名导演阿尔弗雷德?希区柯克执导，因获得奥斯卡奖（最佳制片和摄影奖）而轰动世界。该电影改编自英国著名作家达夫妮?杜穆里埃（1907―1989）于1938年出版的同名长篇小说。《蝴蝶梦》兼具浪漫情调和悬疑丛生的哥特式风格，不仅仅局限于艺术成就，从伦理学的角度分析可以更加深刻地揭示其隐含意义：主要人物都或多或少地处于道德危机之中，也从侧面反映了社会的道德危机。

　　《蝴蝶梦》的背景是，英国虽然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获胜，却在战后面临严重的经济困难，劳资冲突尖锐。20世纪20年代末到30年代初的世界性经济危机致使帝国主义国家之间矛盾加剧，导致第二次世界大战。英国社会的贫富分化严重，人们对于物质利益的需求膨胀。当时流行的现代主义思潮强调“都市现代性，科学的认识论，机械的、技术的和实验的形式”[1]，科学技术的发展伴随着工具理性迅速发展，助长人们极力追求物质利益。同时，非理性主义的哲学思潮和世俗化潮流也空前繁荣。特别是尼采的哲学提出“上帝已死”并以“超人”取而代之，以权力意志为核心，颠覆了传统的基督教伦理观念，也颠覆了以亚里士多德、康德等为代表的西方传统的伦理观念。由此，人们的个人欲望迅速膨胀，人性的弱点暴露无遗，道德水平急剧滑坡。这集中表现在《蝴蝶梦》中主要人物的道德堕落和缺陷。

　　一、丽贝卡

　　丽贝卡是曼德里庄园的主人马克西姆?德文特的亡妻，在电影中从未出场，然而，观众可以从主要人物之间的对白、丽贝卡的房间装饰、摆设、服饰等细节感受到她的幽灵笼罩着整个庄园。丽贝卡是道德沦丧的典型。首先，她自愿与马克西姆结婚，却只是贪图他的贵族地位和财富，丝毫不爱他本人。没有爱的婚姻是不道德的。夫妻双方不能仅仅为了繁衍而相互利用，而是应该相互协助、关爱。古希腊哲学家亚里士多德早在两千多年前就提出，夫妻之间应该是友爱的。“这种友爱似乎既有用又有快乐。如果他们是公道的人，这种友爱还是德性的。”[2]253而丽贝卡对丈夫只是利用，根本没有爱，也不快乐，她缺少的是友善、友爱的德性。另外，西方普遍遵循的是基督教的家庭伦理观。根据《圣经》传统，上帝创造人类之时从亚当身上抽出一根肋骨造出夏娃，所以夫妻应该互敬互爱，正如耶稣对教会的圣爱为夫妻之爱树立了榜样。基督教伦理倡导爱的德性，当然也包括夫妻之爱。“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慈……凡事包容，凡事相信，凡事盼望，凡事忍耐。”（《哥林多前书》13： 4-7）但是，丽贝卡对丈夫毫无恩情、信任、包容。

　　其次，丽贝卡生活放荡，情人众多。究其原因，电影和小说原著都没有明示，只是马克西姆向第二任妻子“我”控诉丽贝卡：“她邪恶、可憎、坏透了……丽贝卡不能够爱、温柔、体面。她甚至不正常。”[3]283丽贝卡的堕落反映了她违反西方自古希腊以来的传统美德：节制。“节制是快乐方面的适度”[2]88-89，这主要指与肉体有关的快乐。不加节制就是放纵，完全受到肉体欲望的支配，表现的完全是兽性，应该受到谴责。丽贝卡沉溺于情欲而不能自拔，违反了基督教伦理中“不可奸淫”的诫命和夫妻应该互爱、忠贞的训导。

　　总之，丽贝卡放荡不羁，却不脱离婚姻的羁绊，原因是她贪图丈夫家族的显赫地位和财富。从表面上看，她漂亮、聪明、能干，把曼德里庄园装扮成尊贵府邸和游览胜地。实际上，她奢侈无度，风流成性，毫无美德。她甚至知道自己身患绝症将不久于人世，却故意激怒马克西姆枪杀自己，害人之心险恶之极。她的形象反映了英国上流社会的骄奢淫逸和势利伪善。

　　二、马克西姆

　　《蝴蝶梦》的男主人公马克西姆?德文特出身于贵族家庭，在道德方面的缺陷逐渐暴露。他对于第二任妻子 “我”的态度飘忽不定，婚后日渐冷淡，缺乏关爱，甚至大发脾气，遮掩事实。后来丽贝卡的尸体被从海边找到，马克西姆才变得失魂落魄，不得不向“我”吐露实情：他因丽贝卡生活放荡并企图霸占家产而激愤地枪杀了她，而后抛尸入海。小说明确指出马克西姆枪杀了丽贝卡，“她仍然在微笑”[3]293。而《蝴蝶梦》在被改编为电影时，电影制片人塞尔兹尼克（Selznick）虽然忠实于原著，却为了遵循“好莱坞制片法规”（即美国于1930至1968年实行的“电影制作法规”，旨在对电影业进行道德审查）中杀害配偶必须受到惩罚的规定，对电影情节稍作修改。[4]在电影中，马克西姆在被丽贝卡的奚落激怒后才认为自己杀了她，而她向后倒下，头部撞在船具上，仿佛因受伤而意外死亡。这个模棱两可的情节使马克西姆逃避了法律的制裁，也摆脱了说谎的道德责任，同时也避免了电影袒护道德过错者之嫌，又增加了悬念。

　　电影与小说的这一区别恰恰表明，马克西姆不仅犯有杀人罪，而且在法庭上说谎作假证，这不仅触犯法律，而且违法道德法则。根据基督教伦理，“不可杀人”是《旧约》圣经“十诫”中的重要诫命，也是基督教《新约》圣经中耶稣基督的重要诫命。另外，杀人违反了亚里士多德所谓的“公正”（即“正义”）德性。公正是“交往行为上的总体的德性。它是完全的，因为具有公正德性的人不仅能对他自身运用其德性，而且还能对邻人运用其德性”[2]130。马克西姆因杀人而对他人丧失了德性，而且为自己带来恐惧和烦恼，因而违反了公正的德性。

　　古今中外的法律都规定严厉惩罚杀人者，这在道德方面非常必要。康德继承亚里士多德的观点，认为杀人违反了正义的原则，因而杀人者必须受死刑。“有多少谋杀者实施了谋杀，或者哪怕是指令谋杀，或者是参与谋杀，就必须也有多少谋杀者承受死刑；这是作为遵循普遍的、先天建立的法则的司法权之理念的正义所希望的。”[5]123-124法权建立在正义这个普遍的理念之上，所有人必须服从法权的命令，而从根本上讲是服从普遍的道德理念。 　　总之，马克西姆之所以愤恨地忍受着丽贝卡的不忠，却没有勇气提出离婚，只是由于他维护家族的荣誉，并没有把真、善、美的理念放在首位。而他再婚后表现出焦虑和烦恼，也只是由于他担心杀人之事败露，却没有表现出悔恨和负疚。可见，他并不是遵守道德法则的人。

　　三、“我”

　　马克西姆的第二任妻子“我”是家境贫寒的年轻女子，在婚前和婚后不久表现出纯真、善良、忠贞、简朴等诸多德性。正如马克西姆的管家弗兰克赞美她说，“我应该说，善良、忠诚（恕我斗胆），和谦虚对一个男人、对一个丈夫来说远远比世界上所有的机智和美貌更有价值。”[3]140 “你年轻没有经验，而且明智，你与过去的所有时光都没有关系。”[3]141然而，令人遗憾的是，“我”也不是道德高尚的人。“我”一踏入曼德里庄园，就被庄园的庄严和豪华气派所震撼，甚至自惭形秽，这显示出“我”对财富和势力的崇拜。面对丈夫的冷淡和急躁，“我”怯懦无方，对丈夫百般迁就、逢迎，打扮得过于成熟反而招致丈夫的厌烦。典型的电影场景是，“我”受到管家丹福斯太太的哄骗穿上了丽贝卡昔日穿过的豪华晚礼服，马克西姆惊讶万分，以为看到了丽贝卡。当他从幻觉中惊醒后，愤怒地勒令“我”去换衣服。这部黑白影片恰到好处地运用光与影的变化展示人物鲜明的心理变化。当“我”仪态万方地走下楼梯时，月光时明时暗地照射在“我”的脸上，衬托了“我”那兴奋而忐忑不安的心情，也暗示着“我”以后的命运变幻莫测。可见，“我”年轻、单纯，缺乏生活经验。而且，“我”并不符合西方传统的德性标准，因为“我”完全不像简?爱那样推崇人与人之间的平等、灵魂的高贵，而是对物质的追求超过对于精神、道德层面的追求。按照康德的理论，人的实践理性应该并且能够为自己制定应该遵守的道德法则。但是，“我”显得无所适从，“我”的心中显然并没有明确的道德法则。

　　马克西姆对“我”的坦白是电影和小说情节的转折点。“我”得知丈夫并不爱丽贝卡而是杀了她时，立刻变得理智、自信，冷静地劝慰丈夫说：“丽贝卡死了。她不能说话，她不能作证。她再也不能伤害你了。”[3]295“我”并不认为丈夫应该为丽贝卡的死负责，后来也没有向警察告发丈夫的行为，甚至没有明显的负疚感，可见，“我”心中没有严格的道德法则，也缺乏德性。“我”的包庇行为，也是说谎行为，违反正义的原则。在康德看来，说谎是最严重的违反道德的行为之一。“就人对纯然作为一个道德存在者（其人格中的人性）的自己的义务来说，最严重的侵犯就是诚实的对立面：说谎。”说谎可能是一种外在的说谎，说谎者会受到别人的蔑视；内在的说谎使说谎者在他自己的眼里成了被蔑视的对象。[5]207这实际是说，说谎违反了道德法则，损害了人之所以为人的人格尊严。

　　在电影结尾，由于丽贝卡死前身患癌症，以朱利安上校为代表的警方没有进一步追究她的死因，而且建议德文特夫妇去瑞士。电影没有解释他们如何能够逃避法律和道德责任。但是，即使丽贝卡身患癌症，马克西姆的杀人行为也不应该得到开脱。对于他们以后的生活，电影丝毫没有提及，结尾只是展现曼德里庄园被丹弗斯太太烧毁。然而，在小说开篇，“我”和马克西姆背井离乡，住在简陋的小旅馆中，过着单调、简朴却平静的日子。“我”经常梦见曼德里庄园，却不向丈夫诉说，也不愿意提起任何与往事有关的话题，即使在读报纸时也“把能够带来伤害的消息留给自己”[3]11。可见，“我”比较坚强，马克西姆的忧虑难以消除。他们只是意识到丽贝卡的放荡给他们的生活带来痛苦，却始终没有意识到他们的道德缺陷也是自己悲剧的始作俑者：马克西姆的虚伪、怯懦，特别是鲁莽杀人，以及“我”的迁就、包庇和不诚实。

　　四、结 语

　　从伦理学的角度对《蝴蝶梦》进行剖析，可以更加深刻地揭露主要人物的人性弱点和道德危机。丽贝卡是恶的化身，马克西姆和“我”也有道德上的弱点。没有人在道德上是善的，没有人坚持真理，说出真相。丽贝卡和马克西姆的形象反映了英国上流社会中的腐化堕落、物欲横流、虚伪狡诈的道德危机。以“我”为代表的下层无产阶级进入上层社会后也难保原有的道德操守。

　　《蝴蝶梦》通过“我”的叙述批判丽贝卡的堕落，然而“我”始终没有反省自己和马克西姆的道德弱点。小说开篇描写德文特夫妇在曼德里庄园被焚毁后开始了简朴的新生活，表明他们与贵族资产阶级的奢华生活方式彻底决裂，指明了一条通向简朴、诚实、互信的美好生活方式之路，这是道德提升的希望所在。而电影只是以“我”的梦境开始，以曼德里庄园的焚毁结束，对未来没有暗示，这种世界末日式的场景使人联想到人类道德的堕落是人类毁灭的根源。可见，电影《蝴蝶梦》忠实于原著，却比原著展现了更加令人震撼的视觉效果和深刻意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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