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人口红利时代高职教育改革目标分析

　　[中图分类号]G71 [文献标识码]A

　　一、我国劳动力短缺现状

　　改革开放以来，数量庞大的廉价劳动力为我国经济发展提供了强大动力。但是近几年我国劳动力短缺现象变得十分突出。据初步预测，一线工人工资在三四年内会继续以每年20%～30%的速度上涨。而实际上我国目前还没有进入劳动力绝对短缺的时代，只是流向发生了变化。2005年，70.3%的劳动力分布在沿海地区，中部与西部各占14.4%及15.0%。2009年以来，随着承接东南沿海地区的产业转移和基础设施建设的加快，中、西部出现许多新的就业机会，吸引了我国劳动力总数的17.0%至20.3%，而留在东部打工的劳动力占比则减少至62.5%。

　　据联合国测算，中国劳动力将于2017年进入负增长。加上内需的迅速扩大，服务业的加速发展，以及城镇化步伐的加快，预计中国的劳动力将于2014年左右出现实质性短缺状况。至2017年，劳动力需求将达到8.37亿人，可供应为8.19亿人，就业市场净短缺将达到1760万人。

　　二、刘易斯二元经济理论概述

　　刘易斯在20世纪50年代提出“二元经济”理论，劳工市场由城市劳工市场和农村劳工市场构成。前者根据订单、利润决定雇人数量，生产效率较高，工资也较高；后者则是很多人都耕种同一块地，生产率低、收入低，没有失业，只有就业不足。经济起飞时，城市劳工市场吸引农村劳动力，由于两个市场间人员的流动，城市可以在不提高工资的情况下，大量增加人力资源，增长由此得以加速。当农村劳动力被耗尽后，城市劳工市场需要大幅增加工资才能请到新的工人，这个时点被称为刘易斯拐点。刘易斯拐点的显现，往往是所谓人口红利逐渐消失的一个前兆。如图1所示，横轴表示劳动力供给，纵轴表示工资水平。工资水平长期保持不变劳动力过剩，随着AD1右移至 AD3到了劳动力过剩向短缺的转折点，即刘易斯拐点。

　　三、后人口红利时代对开展职业教育的挑战与机遇

　　劳动力短缺一方面造成了薪酬水平的提高，而薪酬水平的提高反过来又要求劳动力具有更高的素质和更高的专业技术水平，并且能为企业创造更多的价值。另一方面，大量接受过高等教育的高级劳动力因为和企业实际脱节而无法获得理想工作的机会。人口红利的消失意味着一个旧的劳动力时代的结束――由低廉（技能低、综合素质低）的劳动力支撑的中国式经济奇迹的结束和一个新的劳动力时代的到来――依靠技术进步和高素质人力资本。同样，将目前如此多的初级劳动力尽可能多地转化为中高级劳动力，使其拥有真正的谋生和发展的技能，中国的职业技术教育特别是高职教育更是责无旁贷。在此意义上，刘易斯拐点对于职业教育是挑战，也是一个很好的机遇：一是政府和企业必然会增加投入去发展地方的职业教育，因为职业教育水平将直接影响到地方经济的发展。二是职业教育需要扩大规模，新时代对于劳动者的素质要求提高，每个从业者要不断的接受职业教育。三是经济的转型对于劳动者的工作能力和水平提出了新的要求，人才的质量是企业竞争力的最重要的因素之一，提高人才质量需要高水平的职业教育。四是高科技时代，新知识和新技术不断涌现，职业教育需要和产业实际相结合，这种密切跟踪全球新技术新趋势的培训需要由职业教育来完成。

　　四、后人口红利时代高职教育的主要对象――新生代农民工

　　在后人口红利时代，农民工群体正在或已经实现了大规模的代际替换，这就是冠以“三高一低”（即受教育程度高、职业期望值高、物质和精神享受要求高、工作耐受力低）特征的新生代农民工的崛起。与父兄相比，他们在农民情结、成长经历、成长环境、打工目的、工作态度、价值追求、接受新事物的能力等方面，有很大的不同，尽管他们仍然是低端市场主要的劳动力提供者。使其从提供简单劳动为主向具备技能高、素质好的现代产业大军转变，尽快成为中国特色工业化、城镇化的合格的生力军，简单的技能培训难担重任，中职教育也难以胜任，本科教育偏重理论，惟有技能培训与学历教育并重的高职教育方能担此大任。新生代农民工的必然归宿是市民化，这也是中国特色工业化、城镇化的必由之路。

　　五、后人口红利时代高职教育改革目标――培训教育、学历教育和引导教育

　　新生代农民工实现从农民角色向市民角色的全面转型，最有效途径是接受良好的教育，培训教育应该是高职教育的“重头戏”，但这种培训与企业、社会以及相关职能部门的培训不同：除适岗性的、短期的生存式培训之外，更着眼于中长期的发展式培训，即注重素质能力提高和培训效果运用的“能力本位”的现代培训。为此，应通过科学、合理的培训流程设计，构建全方位、动态性、个性化的培训需求分析模式，并由此制定分类、分层实施方案。要通过问卷调查、定期到新生代农民工聚集的企业和社区调研，遴选具有代表性的班次和培训学员展开个案调查等方式，重点了解和关注他们在认知能力、生活方式、价值取向和利益诉求等方面的特殊需求，及时了解他们所在企业和行业的培训需求状况，进行过程性的培训需求信息的调控和前瞻性的培训需求信息的预判，从而建立“培训前―培训中―培训后”的有效衔接机制和动态监控机制；要充分考虑他们在技能水平、工作性质、文化程度、年龄层次和就业心理等方面的差异性，分别实施外出就业技能培训、技能提升培训、劳动预备制培训、创业培训和农村劳动者就地就近转移培训。

　　学历教育是既区别于各类培训组织，又不同于本科高校的具有特色或优势教育。新生代农民工的学历已从初中学历升级为高中学历，但这远未与其职业期望和价值追求相匹配――而本是“草根”的高职教育所提供的大专学历正是他们经过努力能够达到的现实的门槛或目标。

　　引导教育对于新生代农民工具有现实的紧迫性，因为他们的心理承受力更低。新生代农民工被称之为是“无根的一代”――既未被城市接纳，又对农村很淡薄，有更多的改变现状的渴望、定居城市的渴求和维护正当权益的诉求。而当正常的、应有的渠道被阻塞，这些渴望、渴求和诉求就会造成心理失衡。对此，高职教育绝不能漠然以对，必须把引导教育置于与培训教育和学历教育同样重要的位置并作为独立的任务而付诸行动。要根据农民工自身特点和市场、社会实际需求，有针对性地对他们开展心理引导和调适；要加强他们对“新市民”角色适应的引导，引导他们通过“角色的期望―角色的领悟―角色的选择与归属―角色的实践―角色的确认”的渐次演化，逐步实现“新生代农民工一新市民”的角色转换；要创设各种活动，增进他们与城市原住民（老市民）的接触与交流，促进彼此的心理交合；要帮助他们搞好自我调适，舒缓心理压力，提高耐挫能力，营造良好的人际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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