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千分之一人口生育率抽样调查学术讨论会综

　　1985年10月14至18日，中国人口情报资料中心与美国东西方研究中心人口研究所在北京共同举办了《中国千分之一人口生育率抽样调查学术讨论会》。参加这次讨论会的，有中国、美国、日本、印度、澳大利亚的六十多名人口学专家和人口学研究工作者。在为期五天的会议上，中外学者共宣读了学术论文25篇，内容广泛涉及婚姻、生育、节育状况、出生性別比、性偏好、家庭结构，独生子女教养和计划生育估价等各方面。这次会议由于中外专家的共同努力，取得了圆满的成功，引起了良好的反响。

　　世界著名人口学家、美国普林斯顿大学教授科尔说：“一般开学术讨论会，总是说会议开得很好，实际上并不都是那么好。但这次会议确是真好。”中国专家认为，这次讨论会无论从学术上看，还是从政治影响上看，都是相当成功的。其所以如此，可以归结为以下三个方面的原因：第一，这次会议得到了中国国家计划生育委员会的重视和支持，得到了国内各有关部门的协助。会议召开的本身，就是执行党的对外开放政策的结果。正如美国东西方研究中心人口研究所研究员段纪宪所说：“这次会议的成功，最终表现为中国开放政策的成功”。第二，中国千分之一人口生育率抽样调查，为这次会议提供了极为丰富的资料。美国著名汁会学家、密执安大学教授弗雷德曼直截了当地指出：“没有千分之一人口生育率抽样调査，就什么也不会发生”。他向中国的同事们表示，提前的研究(又仅是开始，在今后的日子里，他将把对这次生育率抽样调查的研究不断继续下去。第三，中外学者都能以客观的、科学的态度参加这次学术讨论活动。在宣读的学术论文及有关的讨论中，代表们根据大量事实，特别对中国的计划生育政策及其取得的成就作出了正确的评价。印度著名人门学家斯瑞尼瓦尔桑教授说：“印度是世界人口大国，中国的人口政策对印度是个范例。”

　　在会议上宣读的25篇学术论文中，有12篇为中方专家，2篇为美方专家撰写，其余11篇均由中美双方专家合作完成。这些论文从所研究的问题看，大致可分为以下六个方面：

　　一、论述抽样调查工作本身的有3篇文章，主要介绍千分之一人口生育率抽样调査的方案设计，论证回顾性调查的可能性，并对这次调查的样本设计效果及质量问题作出了客观的回答。

　　由中国于旺、肖振禹撰写的《中国1%人口生育率抽样调査》一文，详细介绍了方案设计、编码及抽样、现场调查、资料汇总以及非抽样误差控制的理论依据和实际的T作情况。其中组织调查实施和控制非抽样误差，是国内外专家最为关心的问题。在讨论发言中，专家们认为这次世界规模最大的人口生育率抽样调查是一次“高质量的调査”。“调查结果令人满意，这些数据十分确切，达到了惊人的准确程度”。“这使我们掌捏了有关中国人口十分确切的详细情况”。邬沧萍教授指出：“当世界第一次人口生會卓转变发生在政洲发达国家时，并没有能很好地记录下来。这个转变是后来的人口学家花费很长时间，用间接方法弥补的。而千分之一人口生育率抽样调査是对中国生育率下降的直接记录。正因如此，这一调査资料为人口学研究开拓了新的境地”。澳大利亚代表胡秀安教授说：“这个独一无二的调查，就其调查工作和质量来说，都是值得人口学家来讨论和研究的，许多问题都有重大意义”。

　　《生育率回顾性调査的可能性》一文的作者，中国陈胜利就一个封闭的人口系统内如何从现存妇女的婚姻、生育情况出发，推算历史上的妇女婚姻、生育状况，阐述了它的理论根据及其计算方法对于回顾性调查的可行性问题，代表们对此讨论得比较热烈，并且发表了某些不同看法。争论的焦点是“存活妇女的生育率是否与死亡妇女的生育率存在显著差异？”弗雷德曼教授说：“现在还没有发现哪个人口学家能进行这样的内部检查以证明有多少差别。”科尔教授认为：“如果不通过回顾调査的办法能获取以往的妇女生育史，那么我们将考虑走第二条路。但是，在目前的情况下，千分之一人口生育率抽样调査的结果，是完全有理由被接受的”。

　　弗雷德曼教授一再强调，在分析省级或其他亚组的资料时，应当对抽样误差的计算给予足够的注意。中国刘韵清、李伯华在《抽样误差的计算及有关的问题》一文中，介绍了这次调査中主要几项指标的抽样误差、设计效应、群内相关系数的计算情况，并对今后的调查提出了若干有益的建议，如增加群的数量，缩小群的规模，进行更细的分层等。

　　二、有关婚姻方面的文章共4篇。这方面的论文集中讨论了婚姻状况、初婚年龄，已婚比、总和初婚率等几个问题。

　　由美国皮特?斯密斯和中国魏津生合作撰写的《中国晚婚体制的演变》一文，着重分析了建国以来，特别是七十年代以来促成中国平均结婚年龄显著提高的结构性因素，阐述了中国婚姻格局中的社会经济变量，并探讨了婚姻的地区和民族差异的变化。文章还将中国与亚洲一些国家的婚姻格局作了比较研究。该文通过计算和分析指明，中国晚婚体制的形成主要是通过提髙初婚起始年龄实现的。这与许多亚洲国家通过提髙初婚起始年龄与放慢已婚比上升速度的共间作用来提髙平均结婚年龄是不同的。该文所引入的初婚起始年龄、已婚比上升速度、最终已婚比等研究平均结婚年龄的概念，对国内人口学研究工作者来说，比较新颖且富有启发性。在发言讨论中，代表们纷纷指出中国七十年代以来平均结婚年龄的显著提高以及家庭和婚姻关系的稳定，有力地促进了社会安定和计划生育工作的开展。

　　三、有关生育方面的论文占有较大比重，其中中美专家合作及国内专家単独完成论文各5篇

　　1.由美国安斯雷?科尔和中国陈胜利合作撰写的《中国各省1940-1982年的按龄及分已婚年数生育率》，提出了应用分已婚年数生育率可以对由于婚姻的变化所引起的全面或综合的生育率与已婚生育率之间的差别进行更有效的测量。作者认为，分已婚年数生育率是测定已婚生胄率的一种方法。例如从1940年以来，妇女的初婚年龄一直不变，由于中国妇女实质上在30岁以前已基本上进入初婚，则总和生育率和总和分持续时间生育率在数值上应当是相等的。而通过千分之一资料的分析，实际上这两者还存在差别，这是由于妇女的婚龄有所提髙所造成的。

　　2.美国弗雷德曼和中国肖振禹等人合作撰写的《1973-1982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生育行为的地区差别》一文，通过宏观一微观作用的研究和分析，证明了在中国各主要地区生育率已经开始迅速下降，而这个下降是与计划生育工作密切相关的。文章在对三个省份的111个生产大队，12个城市居民委员会的人口再生产行为的差异所进行的研究中，选择了仅生一胎妇女中持有《独生子女证》的比例、采取节育措施者占全部节育人群的比例、人工流产率等指标来说明各生产大队之间存在着明显的差异并分析了其中的原因。

　　3.由美国费尼和中国于景元等人合作撰写的《胎次递进比对中国生育率的测量》一文，详尽地介绍了以递进比的方法对婚姻和生育进行测量的基本要点，并对用递进比的方法所得到的总和生育率和用按龄生育率的方法所得到的总和生育率进行了比较。作者认为，在这两种用不同方法所得到的总和生育率之间存在着某种联系，但在生育率较低且耔波动的情况下，用胎次递进比来测定生育率水平是一种更好的方法。

　　4.由美国赵利济和中国韩京清等人合作撰写的《用亲生子女法对千分之一生會率调查中的户口资料进行生育率估计》一文，是在中国首次运用“亲生+女法”估计生育率水平并获得成功的例子。“亲生子女法”是美国东西方研究中心人口所所长赵利济先生在二十年前提出来的一种生育率间接估计法，在日本、南朝鲜呔东南亚一些国家得到过应用。赵利济先生为他的这种方法能在中国得到应用而感到十分高兴。他说：“今天，我终于等来了中国的开放政策。这次大规模的抽样调査数据，使我的研究得以验证。我非常髙兴，我要感谢中国同事给予的帮助和合作。”

　　5.其它一些有关生育率的文章，如美国帕尔摩和中国马瀛通等人合作撰写的《中国生育间隔动态》一文，将寿命表的方法引入了对胎次间隔的研究，并与通常的几种方法进行比较来验证其准确性；中国林富德、冯方回、杨子慧、胡学辉、徐刚等人的文章也都各有特点。他们在分析生育率下降的原因时，都强调了人口政策因素的作用。在这些引人注目的文章中，有的将测量自然条件下生育率基础水平的指标和控制条件下生會程度的指标引入了研究，从而有助于对生育模式的转变进行定量化分析；有的则进行了将政策因素“指标化”的尝试，如林富德教授将一胎率作为衡量政策因素作用强弱的指标。此外，有的文章还对促使生育率下降的其他因素进行了分析。

　　综合上述有关生育率的文章，大致反映出以下五个问题：

　　第一，近十多年来，中国生育率发生了急剧的变化。正如科尔教授所说，9家的分析表明，中国“在过去三十年里，出生率和死亡率出现了令人震惊的下降。”

　　第二，对于中国生育率下降的条件，有的专家认为，如果生育率本身并没有下降的趋势，单靠政策的作用生育率的持续下降是不可能的。只有当出现转变趋势的苗头时，政策才能发挥重要作用。千分之一调查资料表明，人口生育率下降不是某个早晨突然发生的，而是要经历一个过程。另外，任何一个人口生育率下降都要受到多种因素的影响。如婴儿死亡率，生产、文化、卫生、城镇化水平和妇女就业率等等。分析中还论证了其他一些使生育率下降的条件，如中国经济体制改革、文化状况、现代化生活方式、免费发放避孕药具等。看不到这些条件，就不能正确认识中国生育率下降的原因。

　　第三，一些专家用量化方式来探讨各种因素对生育率的影响。如中国林富德教授用经济变量去探讨其对生育率的影响。日本黑田俊夫教授通过对千分之一调查资料的分析发现，中国1971-1981年的人口出生率下降与日本I947-I957年生育率下降几乎相同。日本人口出生率下降在1935年前，70%是靠人工流产，30%靠计划生育。到I960年，人工流产和计划生育作用各占50%。以后又发生了变化，人工流产的作用仅占30%，计划生育作用上井到70%。他认为中国与日本是否有相同点，是值得进一步研究的问题。美国莫尔丁教授的研究表明，促使人口生育率下降的作用中有65%属于社会和经济因素。

　　第四，对关于中国连续提倡一对妇夫只生育一个孩子，许多专家提出了建设性的意见。如注意独生子女教养问题，生育控制问题，有关政策问题、家庭对社会的责任问题等。他们认为这些问题的进一步解决，不仅对中国控制人口有重大意义，而且对世界也将是个w献。

　　第五，生育率的下降在中国各地区间各民族间还存在很大差异。这也说明生育率转变除政策的影响之外，还受到其它多种社会经济因素的制约。

　　四、节育方面的文章共两篇。由美国段纪宪和中国钟国琛等人合作撰写的《中国之避孕及人工流产》一文的显著特点，是给出了节育率、分项节育率以及绝经和不育的年龄分布。

　　孙清华的《中国妇女职业与避孕状况分析》则着重阐述了不同职业妇女在避孕措施选择上的区别。

　　五、其他方面的文章共六篇。由美国阿诺德和中国刘兆祥合作写的《在屮对儿盗性别的偏好》一文，将生育率、当前避孕、流产和领独生子女证的情况和家庭存活孩子的性别联

　　.系起来分析。结果是：对男孩的偏好除上海、北京外，在中国大部分地区虽然是存在的，但是与一些人想象的情况不同，这种偏好的程度并不是那么强烈。性偏好的表现为：领独生子女证的男孩多于女孩；退证和领证后生育第二胎的，女孩家庭多于男孩家庭；有男孩的夫妇避孕率高于只有女孩的夫妇。作者认为，到目前为止，还没有真凭实据说明中国偏好男孩态度的强度是多少，以及偏好男孩所造成的人口后果。文章列举了两个例子，一是已婚育龄妇女70.9%的人采取了各种节育措施，如果没有性偏好，那么这个数目可能上升为72.9%;

　　二是巳婚育龄夫妇采取绝育措施的占落实节育措施人数的25.1%，没有性偏好，会增加到27.5%。作者最后提醒说，如果生育率在中国继续下降的话，性偏好很可能成为一个重要问题。

　　中国李伯华和美国段纪宪合作的《出生性別比》一文，利用千分之一人口生育率抽样调査的数据，计算出了从1930-1981年年中国登记出生的818，876名新生儿性别比为108.4;(男孩425，904人，女孩392，972人）。农村出生性别比为108.5，城镇平均出生性别比为107.4。不同地区的平均出生性别比，广西、山西、浙江、陕西、安徽五省较高，为110.7-110.3;而甘肃、宁夏、云南、上海、北京、青海等地较低，为100.1-105.8。汉族与少数民族的出生性别比，汉族为108.5，少数民族为106.5。

　　为了进一步说明问题，作者计算了1964-1981年按年出生性别比的算术卞:均数为107.9，并认为这一数值代表了中国按年出生性别比的一般水平。文章对中ffl千分之一人口，生育率抽样调查结果、中国第三次人口普查结果、中国其它出生性别比调査结果、朕合国1981年人口年鉴发表的世界84个国家和地区的出生性别比资料进行了比较研究，认为在不同国家和地区之间，出生性别比的差别是客观存在的。虽然世界平均的出生性别比在106左右，但略髙或略低于这个水平，并不是什么“异常”现象。

　　在讨论中，代表们指出，在考察性别比时，要给出明确的时间概念和较长时间的动态资料。当利用某一特定空间所得到的有关资料进行外推时，需要十分谨惧。

　　对不同渠道和方式所获取的资料，要给出质量的估价和可信度。代表们指出与人U问题扣关联的各国、各地区的经济状况.风俗习惯，医疗卫生、生态环境、人口素质等等，都可能导致性别比的差异。在研究性别比时，应当考虑这些因素可能产生的影响。

　　一些专家谈到，有人根据中国出生性别比为108，便断言中国溺杀女婴23万，这是毫无科学根据的。他们指出，大城市不存在溺杀女婴问题，但其性别比仍为107，也比联合国1981年公布的84个国家平均出生性别比105.8髙一些。另外，中国的出生性别比较南朝鲜的109.6、菲律宾的109.1还低一些。在马来西亚和新加坡，华人出生性别比同样比当地其他民族人口出生性别比高。中国人口占世界人口22%,如因出生性别比稍高一些就视为不正常，从“大数定律”来说也是不对的。

　　最后，中外学者还就如何开发利用中国千分之一人U生育率抽样调査资料和今后的分析研究，提出了许多很好的意见。他们指出，开发这个“金矿”将有利于中国和世界人口学研究。为此，应当利用新的技术，新的方法去进行广泛的研究。其中首先是要利用现代化手段，把数据处理和研究工作深入下去。有的代表认为，如果把一些样本点的宏观材料，如经济.地理、计划生育幵展情况等增加到现有的计算机磁盘上，那将使原有资料更加活化。许多代表希望今后能更广泛地将诸如从事社会学、历史学、医学等的科学工作者吸收进研究人口学的队伍，以提高中国对人口学的综合分折研究水平。

　                                                            　肖振禹，冯延

　　                                                        (中国人口情报资科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