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摘要】计划生育工作新机制反映了人口
管理科学的发展。回顾人口管理学的发展历史，研究我国计划生育工作从旧机制转向新机制，与人口管理科学从传统走向现代的密切联系，积极推动人口管理科学的进一步发展。
【论文关键词】计划生育；新机制；人口管理科学；人本主义
全面深化人口和计划生育综合改革，建立和完善以“依法管理、村(居)民自治、优质服务、政策推动、综合治理”为内容的计划生育工作新机制是中央关于在新时期统筹解决人口问题所做出的一种新的制度安排，是以中国特色综合治理人口问题的创新发展。它不仅反映了中国新一届政府坚持以人为本、执政为民、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先进执政理念，而且体现了人口管理方式的进步，反映了人口管理科学的要求。如果我们回顾人口管理学的发展，进而追踪管理科学的发展历史，就可以看到，我国计划生育工作从旧机制转向新机制，与人口管理科学从传统走向现代有密切联系，并且对人口管理科学的进一步发展具有积极的推动作用。
一、管理科学从理性主义到人本主义的演变
人口管理科学是管理科学在人口管理领域的应用，因而人口管理科学的发展是和管理科学的发展演变密不可分的。
管理科学是工业社会的产物，诞生于20世纪初，一百年来，经历了从泰罗的古典科学管理理论到行为科学理论，再到现代管理科学理论的演变，其管理哲学也从理性主义逐步向人本主义升华。
泰罗科学管理理论产生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泰罗是科学管理的创始人，他第一次系统地把科学方法引入管理实践，提出了用科学研究和方法代替纯粹的个人经验的科学管理原理，即通常所说的“泰罗制”，开创了管理理论研究的先河，使管理真正成为一门科学，泰罗因此被人们称为“科学管理之父”。
以泰罗制为代表的古典科学管理理论，虽然以其科学理性在管理学发展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但其理论本身包含着一对不可调和的矛盾，即：“理性”与“人性”的矛盾，在追求标准化和科学化的理性的同时，也在不断压抑人的心理需要和行为发展。古典管理学视管理客体为“经济动物”，主张对管理客体实行“物本管理”。其管理方式表现为重物轻人，把人当工具来管理，工人只是作为“机器的附属品”。“理性”在古典管理科学那里，被推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
于是在其推行过程中，很快便暴露出了诸如管理者和被管理者关系紧张，工人抵触情绪严重等种种缺陷，最后其主导地位不可避免地被以人际关系为核心的行为科学所取代。
行为科学是通过把握人的心理和行为的发展变化规律，来提高对其个体、群体、组织心理及行为预测、引导、控制能力，及时协调个人、群体、组织之间相互关系和其与外部环境的关系，从而调动人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与传统的古典科学管理理论相反，行为科学强调重视人这一因素的作用。它认识到一切事情都要靠人去做，一切物的生产都要靠人去实现，一切组织目标都需要人创造。因而强调应当把管理的重点放在人及其行为的管理上。行为科学研究了人的各种各样不同层级的需要，提出必须针对人的需要和需要变化特点，有针对性地对人的行为进行预测、激励和引导，由此间接达到对事和物的有效控制，从而实现管理的预期目标。行为科学在管理哲学上的突出贡献是提出了“以人为中心”的口号，带来了管理与人的关系的重大转变，奠定了西方管理哲学的人本主义基础。
二战后，随着科学技术的突飞猛进，企业外部竞争愈加激烈，企业的战略规划和科学经营决策要求日益提高，以信息论、系统论、控制论，乃至博弈论为代表的现代管理科学随之诞生。现代管理科学既吸取了泰罗科学管理理性的营养，又注重了行为科学对“人”的研究，使得人本管理开始以人的知识和能力为核心，进一步强调人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的发挥，在更高层次上实现了具有现代化意义的“以人为本”。
二、人口管理学从理性主义到人本主义的转变
与一般管理科学的发展轨迹一样，人口管理科学的发展也遵循了从理性主义到人本主义的演变逻辑。虽然“人口管理学”这一学科概念提出的历史并不长，但是人口科学历史久远，内容丰富，并且人口科学的理论探索从来都没有忽视过人口管理的内容。
西方早期的人口思想是近代人口科学重要的思想来源。其主要代表人物色诺芬(xenophon，公元前430一公元前354)、柏拉图(platon，公元前427一公元前347)和亚里士多德(aristoteles，公元前384一公元前322)以及后来的重商主义都分别提出过国家干预婚姻、调节人口的主张。色诺芬对当时国王用人口是否增长作为评价官员政绩标准的做法十分赞赏；柏拉图主张由统治者规定结婚年龄和男女配偶选择，让最优秀的男女互为配偶；亚里士多德更认为国家的主要职责就是调节人口数量，使之稳定在一定程度并协调其相互关系。重商主义则提出国家应采取各种手段鼓励人口增殖，甚至不惜从其他国家“获得”人口。
进入资本主义社会以后，人们对人口管理有了更深刻的认识和更多的研究，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已认识到经济上的需求是调节人el增长的决定性因素，而空想社会主义者如康帕内拉更强调婚姻和生育都必须服从社会的控制和调节。
最著名的还是马尔萨斯人口论。马尔萨斯人口论可以说是世界人口思想史上争议最多、分歧最大的一种人口思想。这种争议和分歧持续时间之长，涉及范围之广，
在人口思想史上都是空前的。马尔萨斯人口论的基本思想为从事人口研究和人口管理的人们所熟知，他的“两个级数”、“两种抑制”将人口管理推向了理性主义的极致。
到20世纪上半叶，伴随着资本主义的高度发展，人口科学研究更加全面系统，技术方法也更加成熟先进，涌现出大批经典的人口研究理论成果，如著名的“人口转变理论”、“适度人口理论”，以及凯恩斯的“失业理论”等都发端和发展于这一时期。这些理论成果虽然对人口过程的变动规律有了非常深刻的认识，但在人口管理的哲学理念上，仍然完全是理性主义的，贯彻了较多的“国家意志”和集体理性。
人口科学在人口管理理念上的真正跨越是20世纪50年代中后期在行为科学和现代经济学影响下而产生的微观人口学。
微观人口学是以个人或家庭的人口行为为研究对象，它兴起于20世纪50年代中后期。1954年和1957年美国哈佛大学教授h．列宾斯坦分别发表了《经济一人口发展理论》和《经济落后与人口增长》两本著作，首开从微观角度对家庭生育决策和生育行为作成本一收益分析的先河，实际上是引用了经济学的理论和概念，对家庭生育决策作经济学模拟。他将父母为生养孩子所花费的种种费用及为其牺牲的时间、机会等，都视为孩子的成本，而将孩子为父母带来的感情满足，为家庭带来的经济收入、贡献等视为孩子效用，然后像对产品进行成本效用边际分析那样，以家庭模型，即父母对孩子取舍作模拟分析，从而建立了生育的微观人口经济模型和著名的边际孩子合理选择理论，成为最先进行微观人口经济学研究的学者之一，为人口科学研究开辟了一条新的思路。
1960年，美国著名的经济学家贝克尔(becker)发表《生育率的经济分析》一文，在吸收列宾斯坦有关微观人口学研究成果的基础上，运用西方有关消费行为理论来分析家庭的生育决策，考察孩子的边际家庭效用及其数量质量替代关系，创建了著名的“孩子数量质量替代理论”，贝克尔以新视角考察研究家庭收入和父母行为对生育子女数目的影响，阐释了家庭规模与收入之间的负相关关系，对后来微观人口理论的研究发展起了很大促进作用，贝克尔本人也因其突出的研究成果，成为美国芝加哥学派的代表人物，并于1994年获得了诺贝尔经济学奖。
在列宾斯坦和贝克尔的影响下，又有各种新的微观人口理论，包括“劳动一闲暇时间分配理论”、“家庭效益化和合理选择理论”等纷纷问世。微观人口经济分析，特别是生育率的微观经济分析在60年代兴盛一时。
微观人口学可被看作是从人口行为发生机制的角度来对人口管理科学进行的探索。它在人口管理科学发展史上的意义不仅在于它从技术上研究了人口行为发生过程中的信息传导机制和博弈反应机制，而且在于它在人口管理的哲学理念上将人口管理的目光从“国家”、“社会”的需要转移到“家庭”和“母亲”的需要，把人口管理科学放置到了人本主义的基础上，因而它是人口管理科学的一个巨大进步。
近年来，人口管理科学注意吸收现代管理科学的理论营养，将人口行为的家庭人本需要与社会理性规范相结合，引导人们树立对社会生育规范的文化认同，将人口管理推向了更具人口现代化意义的人本主义。
中国学者也对人口管理学的发展作出了巨大贡献。除改革开放以来所涌现的大量人口管理学研究成果以外，根据《当代人口学学科体系研究》一书所作的检索，人口管理学的学科名称其实还是中国学者提出来的。早在20世纪80年代初期，就有过建立人口管理学，抑或计划生育学的讨论，当时有几种主张：一是主张建立一门计划生育学。如史成礼、余亦之的论文《关于建立计划生育学之我见》就主张建立计划生育学。之后，在1984年，杨德清主编的《计划生育学》就出版了。二是主张建立人口管理学。如曹占泉的论文《对建立“人口管理学”研究的设想》中写道：“人口管理学是以一个国家或地区在不同时期、不同性质的动态人口为对象，用计划的方法来组织管理人口的科学，人口过程是一个动态过程，人口管理学研究的目的就是根据人口的动态发展变化的客观规律性，通过国家确立的管理机构，有计划地调节、控制和管理人口，使人口的发展适应社会经济发展的客观需要，并从有计划地调节、控制和管理人口的实践活动中逐步总结和完善人口管理的具体内容，为国家管理人口提供科学论据。”三是主张建立人口生育管理学。如向洪、邓明主编的《人口管理实用辞典》中写道：“人口生育管理学是研究人口生育管理活动规律及其方法的学科。人口目标管理活动的规律及方法，人口计划管理活动的规律及方法，人口信息管理活动的规律及方法，人口决策管理活动的规律及方法，人口政策管理活动的规律及方法等，都是人口生育管理学应该研究的对象。通过这些研究，揭示人口生育管理活动规律，确立人口生育管理方法，从而不断丰富和发展人口生育管理学的研究体系。”除了上述三种主张以外，还有主张把学科定名为“计划生育组织与管理”、“计划生育管理”等。
从本文要讨论的问题角度看，问题主要有二：一是不应把人口管理狭隘地理解为人口计划实施，而应理解为包括对人口行为发生环境、发生机制、控制机制等内容的全部人口行为的干预活动。二是其学科定义，还普遍带有很浓厚的理性主义色彩。要用于指导我们新时期的计划生育工作，还必须进行理论创新，实现新的思维跨越。
三、计划生育工作新机制是对人口管理科学的政策实践和理论推动
计划生育工作新机制是在科学发展观的指导下而提出的一种新的人口管理方式和新的人口制度安排，它反映了中国的人口管理正按照人口管理科学的发展引领，从理性主义向人本主义转变。它不仅是对传统的古典人口管理科学的革命，而且是对微观人口管理学的超越和对现代人口管理科学的呼唤。这表现在：
1．在政策基点上，新机制完全遵循了“以人为本”的理念。美国密执安大学社会学系的竹下让(takeshita)教授曾经这样描述现代化的人口管理：生育动机(或生育意愿)取决于两种变量的权衡轻重：一是行为者的生育观，生育态度；一是行为者对群体社会生育规范、生育准则的感知以及对遵循这些规范的评价。如果前一变量起主要作用即主观性成分大，就易产生失范生育行为；反之，后一变量作用大即群体性社会性成分大，就易产生合理的生育行为即规范性生育行为。竹下让认为，人的生育行为就是主观生育观、生育态度，客观社会生育规范、生育准则两股力量在社会支持和自信心的影响下较量斗争的结果，这就是人们生育行为的内在动作过程。按照现代人口管理“以人为本”理念的要求，要改变人们的生育行为，就应该对影响人们生育行为的各个要素特别是社会支持和自信心进行调控，通过引导人们对社会生育规范的感知和对遵循规范的评价，建立一种生育文化认同，使人们生育行为规范化。
竹下让的观点反映了现代人口管理的人本主义追求，而这恰恰是中国计划生育工作新机制正在进行的实践。
新机制深刻理解在现有经济发展水平和中国文化背景下人民群众的生育需要，充分尊重群众的生育意愿，在追求与稳定低生育水平的社会管理目标时，不采用过去那种简单的控制生育行为的做法，而是通过帮助群众解决生产生活困难，提供各种生殖卫生、医疗保健等“优质服务”，满足其生活需要，同时辅以各种政策宣传，文化引导，在群众对社会生育规范和原则充分感知和评价认同基础上，将个体生育观、生育意向纳入群体社会生育规范之中。这完全符合现代人口管理科学对人口行为的人本管理原则。
2．在政策内容上，新机制提出的“依法管理、村(居)民自治、优质服务、政策推动、综合治理”不仅体现了现代公民社会的理政原则，而且从人口管理学的意义上讲，这正反映了现代人口管理科学将理性主义与人本主义有机结合的要求。所谓“依法管理”，是既要对个体人口行为进行必要的制度约束，同时要求这种约束必须是在一定的法律框架下进行，在充分尊重管理客体法律权利的前提和基础上，通过合法的程序和措施将个体人口行为纳入社会制度规范之中，而绝不能以行政压迫和简单随意的方式对个体人口行为进行强制规范。所谓“村(居)民自治”，是既要注重村(居)民的组织角色，又注重其作为决策者和行动者的角色，充分肯定其自组织、自学习和自适应能力，将对个人激励的理论和方法转换到树立村(居)民整体的共同价值观念上，通过共同价值的认同，实现村(居)民的自我约束。所谓“优质服务”，则是要充分尊重和保护人们在物质生活和感情生活上的人本需要。
长期以来，我们的计划生育工作较多考虑的是贯彻国家意志和集体理性要求，而较少考虑为生育群众的个体需要提供服务；在工作方式上，更多注重的是对人口生育状况的监控管理，而较少关注生育群众的生产生活困难。这些都与执政为民的理政原则不符，也与人本主义的人口管理理念不符。“优质服务”就是要对此作出纠正。而“政策推动”则是在依法管理、村(居)民自治、优质服务的基础上再辅以政策来发挥引导调控功能，从而把硬性管理技术和软性管理艺术结合起来，把理性精神和人本主义结合起来，实现由“物本管理”向“人本管理”的转变。计划生育是系统工程，需要多个部门共同参与。当人本主义的人口管理理念和管理方式成为大家的共识，各部门从多个角度共同为生育群众提供服务，解决群众的问题，满足群众的需要，“依法管理、村(居)民自治、优质服务、政策推动、综合治理”的新机制就落到了实处，计划生育工作就进入了人人有责，齐抓共管，综合治理的全新境界。
3．在政策目标上，新机制是为了统筹解决、综合治理人口问题，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人口行为在很多情况下代表着人口个体的利益，反映其个体理性要求，当个体目标取向与集体目标取向暂时不一致时，如何做出科学合理的体制安排，正确有效地引导个体人口行为，使个体理性与集体理性相协调，这是一个需要不断探索的理论问题，更是一个要经常面对的实践问题。现代管理科学越来越转向人与人关系的研究，特别是人与人之问行为的相互影响和作用的研究，并且，开始注意到个人理性和集体理性的矛盾与冲突，即理性人的个人理性行为可能导致的集体非理性。但是解决这个问题的办法并不是像传统管理学主张的那样通过政府干预，而是认为，如果一种制度安排不能满足个人理性的话，就不是有效的。所以解决个人理性与集体理性之间冲突的办法不是否认个人理性，而是设计一种机制，在满足个人理性的前提下达到集体理性。计划生育工作新机制正是认识到了个人理性与集体理性的冲突对于制度安排的重要性，因而在设计上全面遵循了法制管理原则、民主参与原则，处处体现出执政为民的精神和以人为本的精神，是一种既科学、又务实的制度安排。
作为管理科学的重要分支，人口管理科学的各种理论成果都可以成为人口管理的思想工具，人口管理科学的进步，也必将带动人口管理的发展，使人口管理在理念上和方式上都由低级向高级发生转变和提升。新机制就是要推动人口管理从过去那种简单的、粗放的管理方式向科学的、人本的管理方式转变，从过去那种行政命令的落后管理方式向法制民主的先进管理方式转变。这不仅是对人口管理科学的一次政策实践，而且将成为对人口管理科学的一种理论推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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