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亲生态还是反生态：人口发展的历史分野
任何一种经济发展实际上都是人口、资源、环境关系的一种互动和人类在客观条件限制下的历史选择。在漫长的文明史上，人类并不是一直与自然对抗的，正确的说法是两者一直处在亦敌亦友的双重关系中。事实上，有很多历史典故告诉我们，在相当多的时候，人类并没有数典忘祖，而是时刻将自然的恩德铭记在心并通过种种行为来证明自己的道德。在农业社会，靠天吃饭的格局使得人类既敬畏自然，又无更多的余力去打造自然来适应人类的生存和发展。所以人口、资源、环境的关系基本上符合绿色经济的范畴。农业文明实际上是一种生态文明，但是以低生产力、低科技投入为前提的初级生态文明。在人口增长缓慢的
农业经济时代，自然有足够的养育力来承担人类人口的增长和活动，除非是错误的政策、战争和饥荒干扰了自然与社会的复合平衡系统。最突出的例子就是中国在20世纪人口问题和生态问题上的双重失误。建国以后，随着人口的增加和"以粮为纲"政策的实施，大面积的毁林开荒、垦草种粮十得中国的生态环境遭受了前所未有的大破坏，巨大的生态赤字至今仍在让我们付出沉重代价。
但在工业化开始之后，人类的发展似乎越来越远地走向了自己愿望的反面。极度发展的社会生产力使得人类变得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来得贪婪和无知，"人定胜天"的妄言使我们付出了一次又一次的惨重代价。"先污染后治理"几乎成了跨越国界的"规律"性现象。对自然的掠夺、对生态的破坏、对道德的背弃已经到了无以复加的可怕地步，而且还在以惊人的景象继续上演。2000年年底是实现国务院提出的"一控双达标"环保目标的最后期限，即在12月31日之前，全国各地污染物排放总量控制在国家规定的指标内；所有工业污染源达标排放；重点城市环境质量达到国家标准。但实际情形是，根据9月份的统计，全国已经达标的引诱21.45万家，尚有工业污染企业23.8万家，其中不少根本没有采取任何达标行动。1 世象纷乱、道德无着将文明的演进推到了又一个选择的历史路口。这是工业文明落幕的信号，也是人类新文明--生态文明--诞生的契机。
历史的经验表明，当人类尊重自然之时，往往是我们生活无忧之时；相反地，当人类背叛自然之时，就到了作践自己之边缘。"环境难民"的大量存在就是证明。人口、资源、环境的发展关系从人类亲生态还是反生态的最初时刻就有了方向和结果。穿过历史的烟云，我们发现：玛雅文明的湮没、古楼兰文明的消失等等无一例外地逃不出"族秦者，秦也，非天下也"的客观规律。
自古以来，人类在处理与自然共存的过程中发展出了一整套璀璨多姿的文化理念和生存法则。整个一部人类文明史，实际上就是人类的人口不断地破坏自然的历史，也是不断地重建自然的历史；是不断地耗损资源的历史，也是不断地再生（造）资源的历史。一旦人类对资源环境的破坏和掠夺超过了对自然的养护和回馈，人类的发展就出现了不可持续的景象，而这，恰恰是今天的人类开始警觉和反思的地方。
历史走到今天，我们选择了可持续发展的战略。"十五"期间是中国积极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的关键时期，这一时期的发展状况将直接关联21世纪中国的整个发展前景。但有迹象表明，中国所面临的挑战是极其巨大的，其中一个具有关键意义的环节就是在短期内还不能实现"天人合一"的理想。生态恶化的趋势还非常严重。譬如，频率加快、间隔变短、强度增大将成为今年沙尘暴的新动向。 从生态人口学的角度看，就是笔者所定义的"反生态人口"的规模和影响力还过于强大的缘故。
人类与自然的和谐相处是可持续发展的基本要求。如何实现人口、资源、环境的协调发展已经在根本上决定了我们共同的未来。如果宏伟的可持续发展蓝图没有全民族的参与和支持，任何雄心壮志最终还是无法实现。
可持续发展到底需要什么样的人口条件和人口环境？简单说，我们需要的是亲生态的人口，而不是恶（或反）生态的人口。人类行为背后的终极推动力是对自身利益的关注。但是历史经验又表明，人类的生存和发展不可能离开特定的历史舞台和历史条件，特别是生态环境的状况直接影响和制约着人类的生产和生活方式。所以，增长是有极限的，我们的行为也是有边界的。任何为所欲为、不尊重规律的做法都将自食苦果。
为什么会存在大量的反生态人口？人类的智慧和理性表现在什么地方？贫困、愚昧、利欲熏心以及人口管理的松懈是恶（或反）生态人口存在的根本原因。为什么会存在如此之多的反生态、恶生态的人口？贫困所导致的生存压力和无路可走，愚昧所导致的目光短浅和竭泽而渔，利欲熏心所导致的拜金主义和与自然为敌，以及管理的松懈所导致的破坏性力量的增长使得越来越多的人口走向了可持续发展的对立面。在中国，恶（或反）生态人口业已成为可持续发展的大敌。他们以破坏生态为业，不多的人数即可造成极极端严重的恶果，与可持续发展构成了尖锐的冲突。譬如，专家们通过对河西走廊沙尘暴的＂策源地＂武威、金昌等地的实地考察发现，过早出现的沙尘暴除与冷气团过境有关之外，人为的强度经济活动，如对沙漠边缘荒地的盲目开垦等是引发河西走廊沙尘暴的主要原因。 随着土地沙漠化的大面积扩展和程度的逐渐加剧，作为沙漠化主要标志的沙尘暴的强度也在不断加大。
生态伦理价值取向决定了人类的行为取向。这是问题的关键。在青海玉树藏族自治州有很多被当地群众尊奉的"神山"，山上植被保护得相当好，而周围没有"地位"的茂密林山早就被伐成"秃山"。类似的举不胜举的例子说明了一个道理：人类对生态的价值取向最终决定着自然的命运。
人口本是一柄双刃剑，罪在她，出路也在她。尊重自然、保护生态的意义就是要坚决捍卫自然的利益，将生态效益放在至高无上的地位来认定。生态效益对于人类的生存和发展具有双重的意义。首先，自然生态本身是具有生产力的，而人类的生存和发展所需要的能量在根本上是来自自然，我们所需要的空气、淡水、食物、居所甚至赏心悦目的美景直接依赖着自然界的产出和保护。其次，我们所需要的工业产品最终也是自然资源、生态资本和生态效益的一种转化。只有在自然的生产力和社会的生产力高度统一并且创造出全新的生态文明成果的时候，我们才可以高兴地宣布可持续发展终于将我们引领到了更高的发展阶段、更新的文明阶梯。
历史的发展已经将人类的人口引领到这样的十字路口。亲生态的未来是光明的，反生态的后果是可怕的。在可持续发展的价值取向中，未来的人口发展有了新的追求和方向：这就是强化亲生态的走势，弱化恶（或反）生态的倾向。"亲生态"当然地成了人口现代化的趋向。这样的人口转型将极大地改变中国未来的发展景象，为未来的福祉奠定坚实的基础。所以，深入地理解和把握人口与可持续发展的关系是非常重要的理论命题。
为此我们要付出极其艰苦的努力。亲生态的道德取向不仅是为了我们自身的发展，也是为了我们的子孙后代；不仅是为了本地人口的利益，也是为了他乡人口的利益。这种纵横交错的视角变换将使我们锻造出以所有人的共同发展为目标的全新未来。这是笔者对"以人为本"原则的最新理解。通常的说法是可持续发展以人的全面发展为中心，而笔者认为以所有人平等的、互助的、有效的、尊严的协同发展才是值得我们追求的价值目标，这"所有人"结合了最为广泛的时空概念，不仅是当代人，也是后代人；不仅是青少年，也是中老年人；不仅是男性，也是女性；不仅是本国、本区域的人口，也是外国、外区域的人口。总之，在考虑我们自身发展的同时，必须考虑别人的利益，而这种考虑必须要以生态平衡和自然资源的永续利用为基本前提。简而言之，人对人的关怀，才是可持续发展所提倡的终极关怀。
二、在可持续发展的框架里重新认识"人口"
时下学界一致认为：人口是可持续发展的关键因素，可持续发展必须要有相应的人口环境和人口条件，不考虑任何人口因素作用的发展模式都不可能取得真正的成功。但人口因素到底是通过什么机制影响可持续发展的，却是一个非常复杂的问题。
人口是什么？在传统人口学的视野里，人口是统计学总体的概念。但我们不难发现：在可持续发展的框架里，人口的丰富涵义早就超越了统计学的界定。在人口生态学和人口社会学的视野中，人口不是简单的统计学总体的概念，而是有血有肉的生命个体的集合，所以我们不能被人口数量的表象所迷惑，而必须看到人口数量背后"人"的存在。直言之，"数"是人口的表象，"人"才是人口的实质。人口是人的集合，人又是欲望的存在物，因此人口在整个复合的生态系统中是一种极其重要的力量形态。但力量本身是一个中性的字眼，实在的人口所表现出的力量影响一定可以得出价值上的判断，譬如，是建设性的还是破坏性的？是正面的还是负面的？我们必须关注现实人口所表现出的历史影响力。当下的中国也比任何时候都需要人口亲生态的力量来促进社会经济的持续发展。
就人口与生态的关系而言，是亲生态还是反生态对可持续发展的影响可谓是举足轻重。这两种趋向表明了人口的力量性质。毫无疑问，可持续发展所要求的人口力量必须是亲生态的。亲生态的最高理念是生态价值是最高的价值，生态小效益是最大的效益，生态问题是最大的问题。生态问题实际上是人类的心态问题和道德问题。什么叫道德？我们需要重新认识道德。对人的关怀和对自然的关怀并付诸实践，这是道德律令内在的双重规范。但关怀自然，归根结底是为了关怀自然生态系统中的人，所以人是我们的终极关怀。
如果说传统人口学探讨的"人口转变"是指人口生命统计指标的转变，那么在人口生态学、人口社会学和人口经济学的框架里，笔者所说的"人口转型"说的是人口复合的生态-社会-经济-文化的转变。"人口转型"理论假说的提出要求我们超越传统的统计学的人口范畴，赋予人口以丰富的社会文化含义。
进一步地，人口对于资源环境的作用是建设性的还是破坏性的，取决于人口的生态素养以及人口的生活方式--譬如生产方式、活动方式、消费方式和排污方式，而凡此种种归根结底又是受人类的生态伦理观和人类的价值观所决定的。如果说人口压力主要是因为人口素质差，那么这种人口素质就是指人类对自然界的认知水平，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生态知识和生态意识。没有丰富的科学的生态知识，对生态的价值以及实际的景遇就很难产生真正的认识，树立可持续发展所需要的生态意识--譬如，自然不仅是人类的朋友，更是人类的衣食之母和道德之父；人类只是处在生物链中的一环，但这一环越来越具有关键的意义，人口的增加和人类对自然非友好的价值和行为取向正在将人类引向可怕的未来，所以生态危机的意识实际上就是人类居安思危、敬畏自然的表现，等等。
笔者的研究发现：与其说是人口数量，不如说是人口素质--准确说是人口的生态素养--影响着人口、资源、环境之间的互动和运作。人口压力的本质是在什么样的生态伦理底下来规范人类对于自然的行为准则。人口数量发挥的只是一个加权的作用，却不会从根本上改变人口对于资源环境影响的性质。
人数不多的反生态人口所带来的恶果却是非常可怕的。一旦亲生态人口的力量弱于反生态人口的力量，可持续发展就会遭遇巨大的挑战。这种负向的力量差和发展的不平衡在当今的中国可以说是在在皆是，触目惊心。地处长江中下游的洞庭湖在平衡全球生态环境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1992年，东洞庭湖被列入世界重要湿地名录；1994年，东洞庭湖19万公顷地域划为国家级自然保护区。鸟类资源丰富的东洞庭湖却时时遭遇反生态人口的偷猎厄运。为什么偷猎屡禁不止？一个原因是风险小，偷猎十有八九成功，根据本文的说法就是亲生态人口敌不过反生态人口，具体原因是保护区面积大，而管理人员少而且装备落后--东洞庭湖保护区如此之大，以至于核心区就有100多万亩滩涂湖泊，却主要依靠两个管理站七、八个人守望，步行巡查，自然是防不胜防。另一个原因是有市场，利润高。在保护区附近的城镇市场，一些野生动物公开出售。2
如何看待人与自然的关系在根本上决定了我们对自然的态度以及对我们行为的看法。从人口、资源、环境的相互关系来定位和思考人口的角色，笔者认为可以在理论上发展出两个相辅相成的概念或者说类型，即"亲生态人口"和"恶（或反）生态人口"。
"亲生态人口"是指在实际的行为取向和价值取向中自觉地将维护必要的生态效益和以生态平衡作为人类行为边界的人群，而"恶（或反）生态人口"则是指其行为取向或价值取向是以生态破坏、资源枯竭、自然受损为代价来满足自身利益追求的人群。毫无疑问，如果我们承认人类居于可持续发展的中心位置，那么亲生态人口就是可持续发展的建设性力量，而恶（或反）生态人口则是可持续发展的破坏性力量。进一步看，恶生态人口是在主观理念上就不把自然的价值放在眼里因而在价值取向上是反对自然的人口，反生态人口则主要体现在行为取向上与自然为敌的人群，也就是说有些反生态人口在认知上是承认自然的价值的，但由于贫困等客观条件所限而导致反生态的行为恶果。
所谓力量的转移就是要实现亲生态人口的保有和扩大，以及恶（或反）生态人口的价值取向和行为模式向亲生态的转化。这种转移意味着推动可持续发展的建设性力量的壮大和阻碍可持续发展的破坏性的力量的消解，因而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人口压力的实际表现程度，这样的人口转型越快，人口的生态压力就越轻，而人口对社会经济发展的推动力就越强，所以绝对不是可以等闲视之的小事，而是迫在眉睫的大事，关系着每一个人实际的生存质量和中国有效的发展空间到底能有多大的战略性问题。
人口转型理论的提出说明了人口、资源、环境极其复杂的非线性关系决定了人口对生态的压力并不是简单地决定于人口的数量--规模或者密度，而是更多地取决于人口的生态素养和生活方式（主要包括生产方式、消费方式、活动方式和排污方式这四个方面）。这一理论告诉我们，在人口持续增长和过剩人口继续存在的历史条件下，我们依然可能实现可持续发展的目标。关键一是要转化人口的力量存在的形态，二是要要将人口亲生态的道德倾向转化为推动
生态经济发展的建设性力量。
恶（或反）生态人口类型向亲生态人口类型的转变是一个艰巨的历史重任。
三、可持续发展的人口目标：实现亲生态人口规模的最大化
既然亲生态人口才是符合可持续发展要求的人口类型，那么我们就要不遗余力地推进亲生态人口的发展和反生态人口的转化。可持续发展和人口现代化是相辅相成的过程。人口的现代化本身是实现可持续发展的一个先决条件，同时也是发展的目标和归宿所在。
在实际生活中，我们既有亲生态人口的建设性力量的存在，恶（或反）生态人口破坏性力量的存在。两者的斗争和力量平衡状态深刻地反映了自然--社会复合生态系统的真实图景。我们的目的就是要使人口所表现出来的力量形态始终处在与可持续发展相匹配的状态之中。完成历史性的从恶（或反）生态人口类型向亲生态人口类型的转变，是当下的中国必须从长计议的伟大历史使命。
时代在呼唤符合可持续发展原则的人口转型理论。这样一个理论框架至少应该包括如下的要点：（1）将尽可能多的人口纳入可持续发展的生态教育体系之中。（2）将尽可能多的劳动力人口所从事的生产活动纳入绿色生态的经营之中；（3）将全体人口的消费方式纳入绿色环保的消费模式之中，譬如杜绝对野生动物的消费，亲生态人口对任何反生态的行为会产生负罪感。这种道德的力量才是我们最后的希望。
完成历史性的从恶（或反）生态人口类型向亲生态人口类型的转变，是当下的中国必须从长计议的重要任务。但要完成这样艰巨的历史转变，必须树立系统工程的观念从所有的环节围绕"生态效益是最大效益"来做好文章。其中，广泛开展全民生态终身教育体系和生态经济的发展体系是重中之重。要从生产、消费、活动和排污等诸多环节全面贯彻可持续发展的效益观，以此来指导我们的行为。
这里，笔者侧重生态宣传、生态管理和生态建设这几个关键的环节来讨论如何全面贯彻以人为本、生态优先和协调发展的理念问题。
首先，要大力开展有效的生态教育，建立起全民终身的生态教育体系。生态教育的宗旨是传播生态知识，树立生态意识，培育一代又一代的亲生态人口，实现亲生态人口规模的最大化，最终则是为了促进生态的平衡和发展，人类与自然和谐共存。
生态教育的核心理念和所遵循的最高价值是：21世纪的人类行为都要集合在"生态效益高于一切"的原则底下。无论是个人的行为、厂商的行为还是政府的行为都必须服从可持续发展的这一基本原则。在我的认识中，可持续发展要求的效益观不仅是综合的--包括了生态效益、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而且生态效益的重要性要大于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我们所追求的经济效益必须在维护必要的生态效益和社会效益的前提下来实现，也只能在这个前提下来认定经济效益是中心的思想。这就是经济行为和经济发展符合可持续发展的基本原则。任何将经济效益凌驾于生态效益和社会效益之上的做法都是与21世纪的可持续发展追求背道而驰的。
生态教育要两条腿一起走，一方面是正规的学校知识教育，目标是学习人口；另一方面是非正式的全民生活教育，目标是全体人口。这方面中国大有文章可做。国务院早在1981年就颁布了《关于在国民经济调整时期加强环境保护工作的决定》，明确指出："在中小学和幼儿园中普及环境保护知识"。可是，规定的落实却不尽人意，众所周知，正规学校的环保教育并没有引起各级教育部门和学校的足够重视，不少中小学和幼儿园环保教育几乎是个空白。生态教育的基本价值取向就是培育亲生态的善念，消灭反生态的恶念，并且引导人们科学地开发资源和利用自然的恩典。譬如，瑞典被称作世界一流的环保典范国家，其成功的一个奥秘就是将环保教育扎根在儿童心中，使之成为人们素质修养中最为平常的组成部分，然后化为全体国民自觉维护生态平衡的良善行为。
自律和他律的力量结合是培育人类生态素养的不二法门。自律不完全是节欲，而是在人类与自然和谐共处的前提下实现人类取予相衡的道德准则。现在的问题是是他律弱，自律更弱，结果导致反生态的力量急剧膨胀。培养自律的精神和风尚只能通过持之以恒、广泛多样的生态教育。
让我们欣慰的是，各地都在为培育
新一代的"亲生态人口"作出努力，譬如首批绿色江河计划志愿者已开始在可可西里索南达杰站开展科学考察活动。绿色江河计划将在今后的5年中向全国招募150名志愿者，经过短期培训后，每年分12批选派到海拔4500米的索南达杰自然保护站工作。每一批工作1个月，主要任务是协助当地的反偷猎行动和科学家的野外考察，对周边地区的游牧民、青藏公路沿线的居民、学校、道班、兵站及过往的游客，开展环境宣传、
环境教育和培训，以及保护站的管理和设备的维护等。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环保志愿者的高尚行为将为扩大亲生态人口的规模产生良好的示范效应。
宣传是重要的，但同样重要的是给反生态人口另谋出路，在可持续发展的要求下另辟生存和发展的空间，只有从观念和行为两个层面上同时做好文章，才可能培育出真正意义上的亲生态人口。譬如，专家们指出，为了预防 日趋严重的沙尘暴，有关部门必须停止向沙漠要粮食、要燃料、破坏沙漠生态系统的行为；停止劳动力移民，实行科技移民；封育植被覆盖率较高的草原，严格控制沙漠边缘的土地开发；尽快治理绿洲内的零星沙地，通过控制人的行为来达到控制沙尘暴的目的。只有综合治理，才能大见成效。
其次，严格根据法律来进行生态管理，生态投资的一个重要部分就是管理投资和人力投资。科学的符合可持续发展要求的生态管理其唯一的宗旨是依法管理、规范、约束和引导人类对于生态环境的行为取向。当然，生态管理和生态教育是不能截然分开的。比较来说，生态管理更侧重行为层面的规范，所以其任务应当是将任何反生态的行为消灭或者说转化在初始状态，努力实现反生态人口规模最小化的目标。
生态管理必然涉及对人们活动方式、消费方式、生产方式和排污方式的指导和约束。任何反生态的行为都是生态管理需要惩罚和减少的对象，而任何亲生态的行为都是生态管理需要鼓励和发扬的对象。因此，生态管理的真实目的就是引导人们的上述行为朝着可持续发展的方向去运作。从而实现协调人口、资源、环境关系的目标。
环境保护和脱贫致富或者说经济发展的矛盾是时时处处都存在的，也是有效的生态管理经常遇到的棘手问题。下面这个案例再次说明了人类的自利性往往是个体的行为，而人类的利他性往往是组织的或者说是社会的行为，这样的矛盾没有合适的生态教育、生态管理和产业引导是很难杜绝的。
生态学告诉我们，湿地具有调节水分循环和维持湿地特有的动植物栖息地的生态功能，是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被称为自然环境的"肾"，是地球上最具生产力的生命系统之一，富有的湿地可以生产出同面积麦田8倍的产品。为了彻底改变西安及西安周边自然环境，西安市将在城区以北建立泾渭湿地自然保护区，以使这块湿地环境得到恢复、保护和改善，形成新的湿地生态平衡体系，为区内140多种、数万只鸟类营造一个欢乐的家园。泾渭湿地自然保护区位于西安市区以北约20公里处，总面积约6万平方米，建设范围包括灞桥、未央和高陵两区一县的泾河、灞河与渭河交汇区域。区内植被种类多样，是水禽重要的栖息场所，其中国家重点保护的鸟类有灰鹤、黑鹤、大天鹅、丹顶鹤、鸳鸯、大鸨、金雕等20多种。令人痛心的是，这块保护区正在遭到挖沙活动的破坏。在位于西安市东北的渭河、灞河交汇处，在沿河不到两公里约10平方公里的湿地上，竟有大大小小10余台挖沙机、挖沙船。原本应该是一片芦苇荡的湿地，已被挖沙机全部破坏。
由于人类活动特别是近年来人们疯狂挖沙，使湿地面积急剧减少，造成的直接后果是，鸟类繁衍栖息的生存环境被破坏，为了取食，鸟类不得不接近人类生活区域，从而造成鸟类的数量急剧减少。据测算，整个湿地区域原本可使西安市区地下水储量年增加15％以上，但是，近年来的非法挖沙使湿地表面的植被遭到毁灭性的破坏，湿地涵养水源的功能随即消失。联想到西安市1996年那次水荒，记者呼吁有关部门尽快制定出保护泾渭湿地的具体措施，打击非法挖沙活动。如果说，泾渭湿地就是古城西安自然环境的"肾"，那么，挖沙将把这个"肾脏"挖掉。3
再次，不仅要进行生态保护，更重要的是要进行生态建设。无论是人类自身还是浩瀚的自然界，都是处在发展变化中的，而在两者之间能否建立起建设性的伙伴关系，对于可持续发展来说的确是休戚相关的。生态建设的基本目的就是要在亲生态人口和资源环境之间建立起多层面的、开放式和建设性的互助双赢关系，使人口、资源、环境的关系走上良性发展的轨道，通过生态投资来获得人类永恒的福祉。令人欣慰的是，加强生态建设已经成为中国
西部大开发战略的重要举措，譬如，退耕还林还草的亲生态行动已经在黄河和长江中上游地区全面铺开。
生态建设的目标有两个：一个是增进生态资本而不仅仅是保有，这是强持续发展的边界性要求；另一个是将日益增加的生态效益及时、有效地转化为社会效益（如消除贫困、实现公平等）和经济效益（如脱贫致富和增加产值）。总之，是要通过增进生态资本来促进以人为本的社会经济发展。具体来说，我们必须逐步实施天人和合的发展模式、零值污染的产业政策、生态经济的生产方式、绿色环保的消费方式以及尊重自然的活动方式，从不同角度、不同层面来推进人类和自然协同并进、双赢发展格局的出现。
经济利益的驱动是低素质人口反生态行为唯一正确的解释。古人讲的好：仓廉实然后知礼节。在生计无着的情形下，反生态的行为是很难杜绝的。利益的诱导不是一句口号，而是民本主义思想在可持续发展框架中的新诠释。譬如，各地通过发展生态经济，同样走出了一条脱贫致富的道路，而且是可持续的。这样，在产业政策的设计和实施过程中，最最首要的原则就是坚定不移地贯彻可持续发展的效益观，并以此来衡量我们工作和生活的一切。将反生态人口固有的生活方式打破，将人口与资源环境关系的连结方式更加符合可持续发展的要求。
注释：
1. 参见报道："全国未达标排放企业达2.4万家"，《光明日报》2000年9月15日。
2.根据《了望》杂志报道，在农贸市场里，一斤野鸭卖12元，野雁卖8元，一只普通野鸭可卖30多元，一只大雁可卖到60多元，如果运到广州，则利润更高。在众多餐馆，野生动物的消费也是红红火火：百灵鸟每只18元，夜游（洞庭湖特产"鹭"）每只68元，天鹅每份48元，鸟肾煲仔饭每份30元。参见记者报道："人鸟相依 相煎何急--东洞庭湖国家级自然保护区采访记"，载《了望新闻
周刊》2001年1月8日（第2期），第29页。与此比照，我们看到了与发达国家在生态教育上的巨大差别。一位游览瑞典的作者这么写道自己最难以忘却的一件小事："一次我随几位外国朋友到哥德堡西海岸游览，看见3个十四五岁的男孩在水边钓鱼，那认真的神态、灵活的动作吸引我驻足与他们攀谈起来。片刻，一个名叫汉斯的男孩钓上一条看上去有半公斤重的鱼，还未等我凑上去问一下这叫什么鱼，汉斯已将这条漂亮的鱼甩手抛如水中，望着游去的鱼，我十分惋惜且惊奇地问，为什么要扔掉它呢？汉斯表情十分自然地说因为它还太小……"，参见金磊："瑞典公众的环保意识"，《中国文化报》2000年10月7日。
3.参见记者报道："别把西安的"肾"挖掉：泾渭湿地自然保护区正在遭到挖沙活动的破坏"，《北京青年报》2001年2月 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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