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农村背景下普通话与方言的和谐发展研究

　　一、新农村下普通话与方言和谐发展的重要性

　　“新农村”即党中央对新时期我国农村所提出的具体要求，其范畴包括“新房舍、新设施、新环境、新农民、新风尚”五个方面的内容。其中“新农民”和“新风尚”通过“乡风文明”建设来体现，提高农民的普通话语言使用水平就是其中重要内容之一。提升农民普通话水平，农民对普通话的认识和接受程度是关键，但目前的中国农村，普通话的推行效果并不理想，其核心因素就是农村居民对本地方言的使用，所以要提高农民普通话语言水平，就必须处理好普通话与方言之间的关系。要处理好二者关系，必须理性看待方言在农民心目中的地位，方言是一个地区风俗文化的代表，是地区居民约定俗成的生活语言习惯，它不仅仅是一种表达的外化形式，还是集体情感的凝结，推行普通话，必须尊重农民的方言情节，要给予方言使用空间，同时让普通话和方言文化能够相互促进相互补充，进一步实现新农村环境下普通话与方言的有机结合，这也是创建社会主义新农村和谐的语言生活环境的重要基石。

　　以下，本文将以陕西关中农村居民的语言状况为例，从陕西关中农村居民对待方言与普通话使用目的及态度来分析农村居民对语言的认识和接受程度。并针对于此，提出新农村下构建通用语言与方言和谐发展语言环境的一些建议。

　　二、陕西关中农村居民对待方言与普通话的使用认知分析

　　陕西关中地区位于陕西中部，总面积5.55万平方公里。包括西安、铜川、宝鸡、咸阳、渭南五个省辖市，共54个县（市、区），总人口2180万，其中农业人口1557万，占全省农业人口的57%，这一地区是西北地区农业人口最为密集的地区之一，也是农村普通话与方言共存发展特征最有代表性的地区。

　　我们对这一地区农村居民的普通话及方言的使用基本状况进行了调查。调查过程中共发放问卷约700份，回收问卷521份，回收率为74%，针对笔者此次对陕西关中区域农村居民语言状况的调查结果，以下将从陕西关中区域农村居民对方言与普通话的使用目的和接受态度来分析陕西关中农村居民对待方言与普通话的认知程度。

　　（一）在方言背景下，陕西关中区域农村不同性别居民对方言与普通话的使用认知分析

　　调查中，关中农村男性使用普通话的目的更侧重于：“是否能够对获得理想工作有帮助”，“是否在各种应试中起到重要作用”，“是否有助于提升在异性心目中的形象层次”这三个项目。而女性相对侧重：“普通话水平与自身内化素质是否吻合，喜欢普通话交际时获得的认同和赞美，掌握普通话可使自己区别于其他同伴，更能突出自己优点”这三个方面。

　　综合分析得出，男性看重掌握普通话在生活语言运用环境中的功利作用；而女性则看重普通话对个人内在素质的提升功用。

　　其次，对于方言的使用目的调查从性别角度来看，陕西关中区域农村居民中对方言持相对维护态度的女性多于男性。因为农村区域的女性获得的普通话交际机会较少，目前大多数农村家庭的经济主体还是以男性为主，女性的家庭劳务的负担较重，生活接触范围较小，虽然现在农村的观念都发生了变化，但相较之男性，女性获得与外界接触交流的机会还是很少的，方言的使用，使她们能够与周围环境和谐融合，产生共同认知，因此她们也更愿意使用方言交流。而农村的男性在外出经商务工机会相对较多的状况下，更愿意在保留方言的基础上，学习和使用便于外出交流的通用语言。

　　（二）在方言背景下，陕西关中区域农村不同年龄阶段的居民对方言与普通话的使用认知分析

　　调查数据显示，陕西关中农村区域的居民按不同年龄阶段对方言和普通话的使用认知数据呈不同正反比状态。

　　首先，受访者中50岁以上年龄者，多对方言使用持绝对认可态度，对普通话的使用呈轻视态度。这种状况的原因是基于随着年龄增大，出于应试、求职而学习和应用普通话的动机减少或丧失。而另一方面随着农村人口外出务工机会增加，农村存留人口多以老龄人口为主。农村老龄人口的甚或环境固定，语言使用习惯基本上已经固化，接受新的语言观念较为困难，无论是主动还是被动的动机，都不会再有新的普通话语言使用环境提供给他们，没有了使用普通话的必要，因此也就对方言的认可度更高。

　　其次，受访者中30至45岁左右年龄阶段的人中，对普通话的使用效力持认可态度的明显增加，因为他们多属于农村外出务工人口中的主力军，方言造成的语言交流障碍，在其生活工作中显现的更为明显，为了提升生活及工作质量，推进良好的生存状态，他们必须接受并使用普通话。但同时，由于客观环境因素对普通话重要性的影响，这个年龄阶段的农村居民普通话认知接受的态度也就更呈现出被动化的特点，许多受访者甚至在40岁前，都未使用过普通话交际，迫于客观环境，才开始使用普通话，但浓重的方言本色，使他们的普通话交际显得并不和谐，因此，一旦脱离被动起因环境，他们更愿意回归单一方言使用的环境中。

　　至于，陕西关中区域农村30岁以下的年轻人对于普通话的主动学用者则较多。一是因为近年来，国家大力推广普通话的举措，多从基础教育入手，对年轻人影响较深；二是信息化时代，农村闭塞状态已大为改观，新事物、新观念的引入也对农村青年起到重要的影响作用；三是农村青年人受到的传统观念及语言习惯影响较轻，易于将现有的语言交际习惯与普通话接轨。

　　（三）在方言背景下，陕西关中区域农村不同文化程度的居民对方言与普通话的使用认知分析

　　就文化程度而言，随着学历层次提高，为满足应试需要而学习和使用普通话的人数比例递增，文盲、小学、中学和大专以上学历的人数比例成递增状态。同时，受普通话本身功用性吸引的人数比例也处于递增状态。这说明，学历层次越高的人，越重视普通话的应试性及社会功用性。 　　陕西关中区域文化程度较低或彻底未受过教育的人员对学习使用普通话持冷漠态度的人数比例最大，在关中区域农村，文化程度较低者多由于不同原因丧失受教育机会。这些人员长期处于固定的农村劳动和生活环境中，能够有机会外出务工的机会很少，无法真正体会到学用和使用普通话的好处，于是，他们当中很多人对此持冷漠态度，多愿意使用方言交流。

　　主动学用普通话的人群多集中在陕西关中区域农村居民中中学文化程度及以上人员中。这类人群，年龄区段跨度广，多集中在18至45岁之间，他们所掌握的文化知识所形成的认识高度，促使他们主动认识到学习使用普通话的重要性。此类人群大多都是农村建设发展的核心力量，他们对先进的农业生产方法更感兴趣，能够较为积极主动地采纳，或者率先改变传统农村生活方式，大力与城市化生活方式靠近；一部分人经常外出，脱离农务开始经商，每年大部分时间在外地务工的经历使这些人经常具有使用普通话的机会，所以主动接受意识较为强烈。

　　三、促进新农村下普通话与方言和谐发展的建议

　　（一）加强农村居民对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政策的学习认识，使普通话能够顺利成为农村新语言环境和谐建设的一份子

　　显然通过前文分析，我们发现从性别、年龄、文化层次三个角度，农村居民对普通话和方言的认知接受程度各呈现出不同的特点。

　　但横向比较下，农村人口中年龄在45岁以下，中等文化程度，社会接触层面较广的人群明显在方言使用的基础上，基本能够接受普通话的普及。而这部分人口逐渐成为了新农村发展的主力军。这充分说明，普通话作为交际工具已逐渐被农村人口所接受。同时也体现了半个多世纪我国推广普通话的语言文字政策的巨大成就。

　　（二）正确认识和处理普通话与方言的关系

　　方言是语言的变体，社会方言是同一地域的社会成员因为在职业、阶层、年龄、性别、文化教养等方面的社会差异而形成不同的社会变体。方言的形成和发展体现了地方历史，记录了地方风物。方言更多的保存了地方的民俗文化。例如陕西关中的秦腔是我国传统戏剧中最古老的方言剧种之一，而且目前在陕西关中农村依然深受广大农民的喜爱，“三娘教子”等经典剧目广为传唱。

　　因此，我们也可以看到方言在农村的文化地位，认可方言在农村的文化地位是正确处理广大农村通用语言与方言关系的重要因素；是体现对广大农民的情感本体的尊重。

　　我国是一个方言种类繁多的国家，普通话的推广更有利于加强地区与地区之间，民族与民族之间的交流，尤其有利于社会经济的流通发展。但这并不意味着方言的地位会被取代或削弱。我们认为普通话是为了沟通交流，而方言，则是本土文化的传承与认同。放弃方言，会使文化传承的基础日益单薄。普通话的推广与方言的存在不应形成矛盾对峙，普通话在农村地区的推广应是在尊重方言的基础上进行的，其二者是和谐共存关系，而不是单项覆盖，在农村地区推广普通话要掌握好度，而这种度的标准就是不能破坏广大农民的本土文化感情―方言。

　　但另一方面社会文化也是发展形成的，方言是我们民族的文化传承，它有自身在发展中需要被保护尊重的要求，但社会民族的发展一定是在不断融合的过程中进行的，所以多种语言文化形式并存的状态是社会发展多元化特点的典型体现。依据这个规律，农村人口完全可具备方言和普通话共同有效学习使用的能力，方言是文化财富，社会生存也同样需要通用的交流工具，普通话由此而生，这也正是其被国家大力倡导推行的目的。

　　第三，不断加强推进新农村建设中农民普通话语言使用优势的宣传力度，提升农村居民对普通话的认知度，甚至可以通过广大农村居民喜闻乐见的多种文艺途径，营造普通话的使用氛围，使普通话的影响潜移默化的融入农村居民的生活语言中，但同时也兼顾了农村居民的方言使用习惯，不会因此产生抵触情绪。最终使新农村下普通话与方言得以和谐发展，和谐的新农村语言环境得以成功构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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