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中国人重“情”对社会的消极影响

　　马克思曾说：中国“就象皇帝通常被尊为全国的君父一样，皇帝的每一个官吏也都在他所管辖的地区内被看做是这种父权的代表。”皇帝既是君也是父，地方官吏也一样，而这种现象与中国社会的经济形态----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存活的时间最为长久有关。小农经济有两个特点：一是以家庭为生产的基本单位，二是以血缘为纽带的宗法式的生产运作。这两者的共同点都是以感情为出发点的，因此决定了在社会生活和社会关系中，就形成了家庭式的父权制。在中国社会日常生活中，以父为大，父亲是权威，这样的思想深入到了每一个家庭，每一个地方甚至是这个国家。

　　从儒学来看，孔子从孝道出发，强调家庭和长辈伦理关系，从情感的角度去教化人。孔子认为，人是有情感的动物，一个人从他出生，就有“三年之爱于其父母”，从出生到老死，无时无刻都处于亲情、爱情、友情这些复杂的情感中，人的生活离不来情感的牵制。西方哲学中普罗坦格拉也提出了人是万物的尺度。而德国哲学家马克思.韦伯认为以西方理性思想的角度剖析中国社会，儒教伦理实际上就是一种宗族伦理，它不以具体的宗教形式体现，却无时无刻牵动着中国的普通民众，因此而造成的结果就是一切信任，所有的商业关系显明地建立在亲戚关系、纯粹的个人关系或者庞杂的关系网络中间。这就是所谓的中国的复杂的关系网。

　　这一系列的因素导致在中国社会中，人常常都是为情感所牵制。例如，权威至上，迷信权威，不愿意去打破权威，不愿意去质疑，而且也不敢向权威挑战，一味地被动接受。如中国贯入式的课堂教学，父母与子女间的距离感，官员与民众的互动较弱，以及整个社会的思维活跃性缺乏，这不仅导致了中国在创新发明上一直落后于西方，更妨碍了国人理性思维的塑造，我们总是倾向于被动的等待，而不是主动的搏击。情感的牵制让我们变得盲目，分不清是非对错，也不愿去一步步去探求真理。近代杰出的中国报人邵飘萍一直被称之为“新闻全才、铁肩辣手、快笔如刀”，怀着爱国之情与报国之誓，他坚定不移地反权威、反专制、反蒙昧，将捍卫言论自由当作一生的追求。当宋教仁被刺杀，他仗义执言，毫无顾忌地抨击当局：“呜呼！内务部。呜呼！内腐部！矛头直指袁世凯，当《汉民日报》馆被查封，他自己因此被逮捕时，流亡东京还不忘反对袁世凯的卖国行为，当他成为申报记者，依然不顾生命安危，畅所直言，直击权贵，他的文章真实、生动，深刻、犀利，分析在理，常常是一针见血。他创办《京报》时，无党无派，不以特殊的权力集团为后盾，主张言论自由，无畏权威，敢于质疑和挑战权威。可是他还是触犯了军阀统治集团，惹毛了张作霖，最终被枪毙，年仅40岁。邵飘萍的结局悲惨，让人愤慨。如此正义凛然，大气豪迈的新闻从业人物最终还是逃不了统治集团的迫害，因为他触犯了权威。在那时的中国这样的例子比比皆是，每一个敢和权威挑战的人必然受到严厉的惩罚。久而久之，人们为了明哲保身渐渐地不敢说话，渐渐地越来越忍耐，就造成今天社会的很多病态现象，如纵容官员的腐败贪污行为，纵容地方恶霸横行霸道行为等等。

　　人们还常常这样分析，中国是一个人情社会。人与人的关系极其复杂，父母与子女，领导与下属，同辈与同辈，长辈与晚辈，竞争者与合作者，个人与国家都错综复杂在一起。人们忙于处理并沉浸在人际关系中，理性的思考更加被搁置到了一边。人们无力去用理性的思维去判断这个事情的是非。中国人听得进赞美却接受不了批评，我们常常本着中庸的心态，害怕得罪他人，害怕伤害他人的感情而不愿意去指出他的缺点和错误。而报人林白水，恰恰与之相反，他一生追求新闻理想的同时，疾恶如仇，直言不讳。但是却被枪毙，悲惨至极。，闻一多先生曾说“跨出门去，就不准备再跨回来”。古往今来的邵飘萍、林白水、史量才们，为了追求理想心怀“壮士一去兮不复还”的夙愿，他们以行动证明男子汉，大丈夫，生命若无价值，活着不如死去。而中国社会往往都是都是这样，毫不顾忌事情的理性，用情感去判断和抉择，最终导致了无数人的悲惨结局。

　　中国人重情感还表现在重浪漫主义色彩文化上，这有时候是不科学的。古时候的文人墨客写着“可上九天揽月，可下五洋捉鳖”的浩瀚诗篇，气势磅礴却与客观事实相违背。五十年代的大跃进，赶超英美大炼钢的口号，接着的文化大革命，以及人人生活富足的共产主义社会都是一些非理性的幻想，但却鼓动了全国人民，让举国上下凭借意气和满腔的热情企图用意识去改变世界，最终受到了规律的惩罚。三年自然灾害，无数人被迫害，无数人的生命被玷污，无数知识分子被冤枉，中国的经济更是损失严重。同样是不科学的开始，今天社会也有相同的例子，盲目的民族情感让很多人在钓鱼岛之争上尤为冲动，烧抢打砸处处横行，打着爱国主义的旗号，迫害了无数同胞的安全与财产。情感的放大，理性的缺乏，让这种情绪化的行为扩展为暴力事件，对社会和国家产生了巨大的消极影响，影响了社会的稳定和民众的安全。

　　重“情”让中国人在某些方面变得盲目、复杂和不科学，阻挠了自身和社会的发展，也阻挠了理性在中国普遍的蔓延和扎根。我们的国家有九亿农民，我们有几千年的封建制度历史，我们维持了几千年的小农经济形态，我们奉行了几千年的三纲五常。不知道中国社会还有多久才能逃脱权威，关系，人情以及狭隘的民族情感的缠绕和困扰，不知道中国社会还有多久才能摆脱小农经济和宗法观念的影响，不知道还有多久才能让我们的九亿农民成为拥有科学思想并成为一个真正有素质的公民，不知道中国社会还要多久才能成为一个理性至上的国家，但相信国家一定会朝着更民主更理性的方向发展，等待着，期盼着，并深深祝福着我们的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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