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社会再生产理论视域中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中图分类号：F0-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2101（2017）02-0043-07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当前中国经济发展中最为重要的任务之一，要求在改革和发展过程中“既强调供给又关注需求，既突出发展社会生产力又注重完善生产关系，既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又更好发挥政府作用，既着眼当前又立足长远”[1]。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角度理解，其主要内容是通过调节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再生产过程中的重大关系，促进再生产过程的良性循环和经济的持续健康发展，助力经济发展向新常态转变。笔者认为在社会再生产诸多的重要关系中，使用价值和价值的辩证关系、生产资料和消费资料的数量和质量关系、以及扩大再生产过程中积累和消费的比例关系是现阶段亟待调整的三个主要问题，也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重要内容，因此本文将分别就这三大关系进行较为深入的探讨。

　　一、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需要重视统筹使用价值和价值之间的辩证关系

　　使用价值和价值之间的辩证关系是推动商品经济动态调整的根本性力量。在涉及宏观意义的社会再生产时，这种辩证关系及其调整动态对再生产的顺利进行具有重要的影响。社会总资本是各单个资本交互运动的总过程，这一过程不过是社会总产品内部各组成部分之间的交换，“这个运动不仅是价值补偿，而且是物质补偿，因而既要受社会产品的价值组成部分相互之间的比例的制约，又要受它们的使用价值、它们的物质形式的制约。”[2]因此，社会总资本的再生产平衡实际上包含着价值平衡、使用价值平衡和再生产平衡三大平衡，三者是相辅相成，互相促进的。使用价值的平衡可以使价值顺利实现，社会再生产良性循环。反之，一旦产品的使用价值无法满足社会需要，其价值实现过程就会受阻，再生产平衡将遭到破坏。

　　马克思从两个维度对社会总产品进行划分，讨论了社会再生产实现的平衡条件。从社会总产品的实物构成或使用价值方面看，社会总产品可以划分为生产资料和消费资料两大部类。从社会总产品的价值构成方面看，每一部类的产品又可分为不变资本c、可变资本v和剩余价值m。简单再生产时，全部剩余价值m都用于消费，其平衡条件为：

　　Ⅰ（v+m）=Ⅱc

　　扩大再生产时，资本家将剩余价值中的 用于消费，余下的m- 转化为资本，假定按照社会平均资本有机构成组织生产，积累基金中的 转化为不变资本， 转化为可变资本，则扩大再生产的平衡条件为：

　　Ⅰ（v+ + ）=Ⅱ（c+ ）

　　其中， + + =m，积累率可表示为 或 ，资本有机构成为 = / 。上述平衡条件一方面体现了两大部类生产的使用价值刚好满足社会再生产的全部生产和消费需要，另一方面也体现了社会总产品内部各组成部分交换中的价值关系，是使用价值和价值的综合平衡。

　　然而，商品的使用价值和价值又存在着内生的、持续性的矛盾：使用价值是价值的物质承担者，价值实现却必须以使用价值的让渡为前提。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生产是以实现价值并获得剩余价值为目的的，生产者对产品使用价值的考虑只局限于市场竞争的需要。需求对于供给而言，是价值的实现能力，而供给对于需求而言，则是使用价值的生产能力。需求侧管理是在供给能力不变的情况下刺激需求，拓宽产品价值实现的渠道，而供给侧改革则是通过调整产品的数量和质量来提高满足社会需求的能力[3]。

　　因此，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需要通过对使用价值结构的调整，来调节价值的生产和实现，达到使用价值和价值的综合平衡。这一过程在现实经济中具体表现为对各类生产资料和消费资料数量和质量的调节，但这一过程决不仅是针对某些产能过剩行业的整改，而是对整个社会范围内各类商品之间比例关系的结构性调节，这种调节既要考虑每种商品供给的数量和质量，同时也不能忽视它们在全社会再生产过程中的地位和作用。

　　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需要重视调节社会再生产中生产资料和消费资料的数量和质量关系

　　很长一段时间以来，我国为快速提高经济总量，维持经济的持续增长，形成了一种依靠不断扩大规模才能延续的再生产模式[4]。这种生产模式的不断积累导致近年来我国社会产品供给和需求的错配问题，例如第一部类的电解铝、焦炭、钢铁等生产资料部门的产品超过了社会再生产和积累的需要，产品积压，商品价值和使用价值都无法实现；而第二部类的食品、婴儿用品、电子产品等消费资料部门的产品又不能满足居民的消费需要，导致此部分需求的大量外溢。这种供需错配归根结底是生产资料和消费资料的生产比例失调，再生产过程中使用价值和价值的平衡遭到了破坏。因此，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应着力调节生产资料和消费资料的数量和质量关系，使社会再生产循环得以顺利进行。

　　简单的供给需求模型难以对全社会范围内的商品结构关系予以分析，马克思的社会再生产理论才是解答这一问题最有效的理论工具。对生产资料和消费资料比例的调节需要遵循马克思社会再生产理论给出的平衡条件，统筹协调两大部类产品的数量和质量。生产资料和消费资料的数量成比例是社会再生产平衡的充分条件，反映着价值实现的数量平衡关系，任何一个部类产品数量过多都将造成生产过剩和产品积压；而生产资料和消费资料的质量过硬是社会再生产平衡的必要条件，反映着使用价值满足生产和消费需要的能力，良好的质量是各种产品进入再生产循环实现价值和使用价值的前提和基础。两大部类产品数量和质量的协调是社会再生产价值和使用价值平衡的具体体现，应综合考量，同步调节。产品的使用价值决定着该种产品在社会再生产中的地位和作用，进而决定了社会对该种产品需求的数量；社会的生产和消费需求又反过来引导着产品生产规模的增减和产品质量的提高。对生产资料和消费?Y料比例关系的调节，表现为对两大部类内部和两大部类之间产品质量和数量、使用价值和价值的综合统筹。 　　对于生产资料部类来说，其产品的使用价值是满足两大部类的生产性消费，即生产使用价值。该部类产品的数量和质量直接决定社会再生产的规模和效率，也决定着消费资料的数量和质量。为同时实现再生产比例协调、社会资源配置合理、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经济保持中高速增长的改革和发展目标，对第一部类产品应分类调整。生产高端装备、新能源、新材料、信息技术产品等的生产资料的行业应当加快发展速度，增加产品数量的同时提高质量，以满足国家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发展需要。对于产能过剩的行业，如煤炭、钢铁等应着力去产能、去库存，但这些产品是制造生产资料的生产资料，是社会生产发展必不可少的产品，其生产规模和产量缩减应以能够满足社会再生产和积累的需要为限。此类产品在减少供给数量的同时应改变投入高、消耗高、排放高、技术含量低的粗放型生产模式，大力提高产品质量和利用效率。对于生产第二部类所需的生产资料的行业和部门，应减少供给过剩和质量低下的消费资料所需的生产资料，着力对我国当前供给薄弱的消费资料生产所需的生产资料进行创新和技术升级，提高消费资料的生产能力、生产效率和产品质量。

　　消费资料的使用价值是满足广大人民群众的生活消费，其数量和质量决定着人民生活消费的品质，也决定社会再生产中可变资本的补偿能力。我国消费资料的产品品类已比较齐全，产品数量也逐年增加。然而，近年来我国的消费需求却大量流向了国外，一个突出的表现是我国旅客出境游花销总额迅猛增长。需求外溢的产品主要集中于婴儿奶粉、纸尿裤、电饭煲、马桶盖、化妆品以及服装、箱包等，且外溢的主要是高端需求。这些产品我国也具备生产能力，甚至有些产品还严重过剩。导致这一现象的主要原因是我国生产的部分消费资料质量不过关、性能落后，款式陈旧，跟不上消费需求的发展。所以，第二部类产品的结构调整应更加注重使用价值，增强自主创新能力，提高产品质量，针对不同消费群体设计多样化、个性化的产品。对于我国当前发展较好、在国际国内两个市场均有较好信誉度的消费资料生产行业应给予适当鼓励和扶持。对产品质量信誉较差的行业如奶制品、食品等应加大监管力度，严格规范行业发展。

　　需要注意的是，生产资料和消费资料的数量和质量相互依存，互为条件，每一部类产品数量的增加和质量的提高，都直接影响另一部类产品价值实现的途径和再生产的组织方式，也必须以另一部类产品数量和质量的相应调整为前提。因此，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并不意味着减少第一部类产品的数量，增加第二部类产品的数量，而是在两个部类适当扩大生产规模的基础上，参照扩大再生产的均衡条件，调整生产资料和消费资料的数量和比例，提高各类产品质量，使两个部类更好地协调发展。

　　三、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需要重视调整资本积累与消费（分配）的关系

　　1. 调整积累的速度和比例是社会再生产从外延式到内涵式发展的重要手段。积累是扩大再生产的前提，也是社会进步的基础。两个部类之间积累的比例和积累占社会总产出的比例直接影响着扩大再生产的实现程度和生产增长速度，也影响着经济发展的质量。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应处理好结构优化和经济增长的辩证关系，不能过度强调结构调整而忽视经济总量增长[5]。同时合理安排居民部门的消费基金的规模和增长比例，不仅有利于社会再生产过程产品的实现和人力资源的再生产，也有利于通过市场需求侧的影响来引导产业结构的调整和优化。因此，各部类调整好积累和消费的关系是我国当前改革的重要目标之一，以积累和消费比例关系的调整来促进结构调整，以结构平衡保障积累和消费的良性循环。

　　根据马克思社会再生产模型中扩大再生产的平衡关系，两大部类间的积累比例取决于两个部类的资本有机构成。现代生产追求以技术进步推动劳动生产率的快速提高，主要表现为用机器代替劳动力，从而资本有机构成不断提高，对生产资料的需求增长快于消费资料。无论各部类资本有机构成的变化速度如何，是否同时提高，只要整个社会生产平均的技术水平是提高的，从而整个社会生产平均的资本有机构成是提高的，就要求生产资料要优先增长[6]。我国当前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与经济发展向新常态转变并行的，创新将成为经济发展的新动力，两大部类的资本有机构成将不断提高，短期内两大部类的积累速度可能出现交替上升，但长期中第一部类仍需保持优先增长。同时，两大部类之间积累的比例也是需要关注的重点。由于第二部类的积累规模取决于第一部类的积累程度，即在Ⅰ（v+ + ）=Ⅱ（c+ ）这一平衡条件中，Ⅰ（v+ + ）先被确定，而Ⅱc为已定的量，则Ⅱ 依据第一部类的积累情况而定。若第一部类剩余的生产资料不足以满足第二部类全部的积累需求，则第二部类的积累就不能全部实现。若第一部类的积累率过高，例如Ⅰ =0，那么Ⅰ（v+ ）<Ⅱc，导致第二部类不但不能实现积累，甚至连维持原有生产规模所需的生产资料都无法得到补偿，造成第二部类再生产的萎缩。虽然第一部类高速积累可以推动社会生产规模的快速扩大，但第一部类过度积累将可能导致第二部类的积累空间受到挤压，造成再生产的混乱和萎缩。因此产业扶持政策应着眼较长时期，循序渐进地增加积累和扩大生产规模。

　　2. 调整积累和消费的比例关系是产业结构转型和升级的重要推动力。当前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不仅要变粗放型的积累模式为内涵式的积累模式，同时也要变以前以出口为导向的扩大再生产模式为内需拉动的再生产模式，这些都需要从调整积累和消费的比例关系着手。从马克思扩大再生产的模型中可以看出，积累 和企业利润m- 是此消彼长的关系，企业主还可以通过降低工人工资来增加其利润水平或增加积累，那么v和m、 、m- 之间也存在着此消彼长的关系。因此，积累、工资和利润之间存在着对立关系。这种关系导致人们普遍认为，提高消费水平会挤占积累能力，并且提高工资会降低利润率。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一方面需要通过积累不断提高生产能力，促进供给结构的完善；另一方面也要保障社会有足够的消费能力，使生产出的产品?r值得以顺利实现。因此，平衡积累和消费之间的关系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关注的又一重点问题。 　　长期以来，我国一直保持着较高的积累率，一定程度上挤占了消费能力，大部分商品需要依靠出口。2008年经济危机之后，全球经济低迷导致我国主要依靠外需的消费结构难以维持，扩大内需成了不二之选。然而单纯的扩大内需政策并没有达到令人满意的效果，并且由于供给的滞后造成了需求外溢。那么，刺激消费要从哪里着手呢？这不仅涉及到社会再生产中积累的比例，也涉及工资和企业利润之间的分配关系，还涉及到社会再生产的使用价值结构问题。以下笔者将以马克思的社会再生产模型为基础，构建一个资本主义经济中三部门再生产模型，并用数值例子说明积累和消费的比例关系变化对产业结构的影响。

　　假设一个资本主义经济中社会再生产根据产品的使用价值分为三个部门：生产资料、资本家消费品部门包含非必要生活消费品和奢侈品、工人消费品部门（主要为必要生活消费品）。假定每个部门的剩余价值m中， 为资本家的消费， 用于本部类积累追加不变资本， 用于本部类积累追加可变资本， + + =m。则再生产可以用公式表示为：

　　Ⅰ（c+v+ + + ）=ⅠW′

　　Ⅱ（c+v+ + + ）=ⅡW′

　　Ⅲ（c+v+ + + ）=ⅢW′

　　社会再生产的平衡条件为：

　　生产资料部门平衡：

　　Ⅰ（c+v+ + + ）=Ⅰ（c+ ）+Ⅱ（c+ ）+Ⅲ（c+ ）？圯Ⅰ（v+ + ）=Ⅱ（c+ ）+Ⅲ（c+ ）

　　资本家消费品部门平衡：

　　Ⅱ（c+v+ + + ）=Ⅰ +Ⅱ +Ⅲ ？圯Ⅱ（c+v+ + ）=Ⅰ +Ⅲ

　　工人消费品部门平衡：

　　Ⅲ（c+v+ + + ）=Ⅰ（v+ ）+Ⅱ（v+ ）+Ⅲ（v+ ）？圯Ⅲ（c+ + ）=Ⅰ（v+ ）+Ⅱ（v+ ）

　　从上述平衡条件中可以看出，生产资料部门的积累水平直接影响其他两部门的积累程度，且生产资料部门剩余产品在本部类积累完成后在两个消费品部门之间做划分。工人消?M品部门的生产规模影响着其他两个部门可变资本的积累程度，并随全社会生产规模的扩大和对可变资本需求的增加而扩张。资本家消费品部门的积累则决定于其他两部门的积累率。因此，资本家消费品部门积累过多将导致社会积累比例的下降，而工人消费品部门的积累则是扩大再生产的前提条件。

　　现以数值例子来说明工资率变化对不同产业部门利润率以及不同产业部门结构的影响。假设资本有机构成是1：0.25，剩余价值率为 =100%，积累率 =50%，增长率 = =10%。则第一年度的再生产公式为：

　　Ⅰ4 400c+1 100v+440 +110 +550 =6 600W′Ⅰ

　　Ⅱ500c+125v+50 +12.5 +62.5 =750W′Ⅱ

　　Ⅲ1 100c+275v+110 +27.5 +137.5 =1 650W′Ⅲ

　　社会总消费v+ + =2400，其中总的资本家消费总额 =750，工人消费总额v+ =1650，总产出=9 000，每个部门的利润率都是20%。第二年的生产按照相同的积累率和增长率进行，则三个部门再生产的公式为：

　　Ⅰ4 840c+1 210V+1 210m=7 260W′Ⅰ

　　Ⅱ500c+137.5v+137.5m=825W′Ⅱ

　　Ⅲ1 210c+302.5v+302.5m=1 815W′ⅢⅠ4840c+1 210v+484 +121 +605 =7 260W′ⅠⅡ550c+137.5v+55 +13.75 +68.75 =825W′ⅡⅢ1 210c+302.5v+121 +30.25 +151.25 =1 815W′Ⅲ

　　在相同的条件下，社会总消费v+ + =2 640，资本家消费总额m/x=825，工人消费总额v+ =1 815，总产出=9 900，每个部门的利润率都是20%。第三年度同样按照这一比例进行积累，社会再生产的公式变为：

　　Ⅰ5 324c+1 331v+1 331m=7986W′Ⅰ

　　Ⅱ605c+151.25v+151.25m=907.5W′ⅡⅢ1 331c+332.75v+332.75m=1 996.5W′ⅢⅠ5 324c+1331v+532.4 +133.1 +665.5 =7 986W′ⅠⅡ605c+151.25v+60.5 +15.125 +75.625 =907.5W′ⅡⅢ1 331c+332.75v+133.1 +33.725 166.375 =1 996.5W′Ⅲ

　　此时，社会总消费v+ + =2904，资本家消费总额 =907.5，工人消费总额v+ =1 996.5，总产出10 890，每个部门的利润率都是20%。

　　如果提高工资水平，例如假设工资上升10%，剩余价值率 则从100%下降到81.81%；资本有机构成从1∶0.25降低到1∶0.275。按照三部门再生产的平衡条件，则有：

　　Ⅰ4 400c+1 210v+440 +121 +429 =6 600W′ⅠⅡ500c+137.5v+50 +13.75 +48.75 =750W′ⅡⅢ1 100c+302.5v+110 +30.25 +272.25 =1 815W′Ⅲ

　　此时，生产资料部门和资本家消费品部门的积累率变为56.67%，工人消费品部门的积累率变为34%，各部门的增长率仍为10%，社会总消费v+ + =2 565，资本家消费总额 =750，工人消费总额v+ =1815，总产出9 165，每个部门的利润率分别是17.6%，17.6%，29.41%。第二年按照同样的比率进行生产，则社会再生产公式为：

　　Ⅰ4 840c+1 331v+1 089m=7 260W′Ⅰ

　　Ⅱ550c+151.25v+123.75m=825W′Ⅱ 　　Ⅲ1 210c+332.75v+453.75m=1 996.5W′ⅢⅠ4 840c+1331v+484 +133.1 +471.9 =7 260W′ⅠⅡ550c+151.25v+55 +15.125 +53.625 =825W′ⅡⅢ1 210c+332.75v+121 +33.275 +299.475 =1996.5W′Ⅲ

　　同第一年一样，各部门的增长率仍为10%，社会总消费v+ + =2 821.5，资本家消费总额 =825，工人消费总额v+ =1 996.5，总产出10 081.5，每个部门的利润率分别是17.6%，17.6%，29.41%。第三年的社会再生产仍以相同的积累率进行：

　　Ⅰ5 324c+1 464.1v+1 197.9m=7 986W′Ⅰ

　　Ⅱ605c+166.375v+136.125m=907.5W′Ⅱ

　　Ⅲ1 331c+366.025v+4991m=2 196.125W′ⅢⅠ5324c+1 464.1v+532.4 +146.41 +519.09 =7 986W′ⅠⅡ605c+166.375v+60.5 +16.637 5 +58.987 5 =907.5W′ⅡⅢ1 331c+366.025v+133.1 +36.602 5 +329.397 5 =2 196.125W′Ⅲ

　　第三年社会总消费v+ + =3103.65，资本家消费总额 =907.5，工人消费总额v+ =2 196.15，总产出11 089.625，每个部门的利润率分别是17.6%，17.6%，29.41%。

　　这一数值例子说明提高工资水平可以使工人消费总额和社会总消费水平提高，且不会普遍降低全社会的利润水平和积累能力。工资水平的提高可以刺激普通工人消费，从而使部类利润率提高，刺激生活必需品部门的投资。同时生产资料部门和资本家消费品部门利润率降低。从上述资本主义经济中的三部门模型可以看出，工资的提高并不会导致利润水平的普遍下降，反而能够通过消费结构的调整促进产业结构的调整，使再生产所需的各种物质和人力资源向需要发展的部门集中。虽然马克思的社会再生产是基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建立的，而我国作为社会主义国家，生产关系中不存在资本家和工人的对立和剥削关系，但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劳动者也主要以工资形式获得劳动收入，上述模型中工资水平提高对各部门利润率和产业结构的影响对我国当前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也具有一定的启示作用。当前我国出现产能过剩的行业主要集中于生产资料部门，而需要大力发展的部门则有很大一部分属于生活必要消费品部门，因此，我国若通过提高普通劳动者工资水平的方式刺激内需，不但可以扩大生活消费品部门的有效需要，?可以通过不同部门利润水平的变化间接抑制生产过剩行业和部门的积累，促进供给结构的优化。

　　四、结论与启示

　　我们通过对马克思再生产模型的分析和拓展，讨论了社会再生产过程中使用价值和价值的辩证关系，生产资料和消费资料的数量和质量关系，以及扩大再生产中积累和消费的比例关系及其变化对产业结构的影响。社会再生产中这三大关系之间也存在着相互关联。“要积累，就必须把一部分剩余产品转化为资本。但是，如果不是出现了奇迹，能够转化为资本的，只是在劳动过程中可使用的物品，即生产资料，以及工人用以维持自身的物品，即生活资料”[7]。虽然在现代市场经济中，积累从形式上首先表现为货币资本的积累，但事实上归根结底是生产资料和消费资料的生产和积累。而生产资料和消费资料的比例协调是再生产过程中使用价值和价值平衡的具体表现。如若能够用于扩大再生产的生产资料和消费资料不成比例，自然会产生无法被用于积累的剩余产品，若社会没有足够的消费能力，则剩余产品就无法进入消费过程而成为积压库存，其价值也无法实现。社会再生产归根结底是一个需要按比例协调发展的过程。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正是要协调这一过程中的各项重大关系，当前主要的办法是针对生产过剩的行业“去产能”、“去库存”，对发展滞后的行业着力“补短板”，调节全社会范围内的供给结构，同时刺激内需，增加消费能力，从供给和需求两侧同时发力。

　　从供给的角度看，扩大再生产的比例和结构直接影响社会再生产的循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无论通过直接调整国有资本投资和布局或增加财政支出，还是间接通过产业政策调节社会供给结构，都需要注重政策的结构效应。过去我们的积累更多地被用于生产资料部门，造成了社会积累比例的失调。当前我国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可以更多地引导社会积累进入日常消费品部门，提高此类产品的供给能力。还可以通过增加对教育、医疗、社会保障等公共产品和服务的财政支出，发挥社会主义国家在解决“集体消费”问题上的优势，弥补市场在满足城市居民对公共产品和服务的基本需要上的缺失[8]，更好地满足人民群众生活需要的同时优化社会投资结构，减轻居民的生活负担，刺激消费需求。

　　从需求的角度看，消费的变化不仅影响当期的价值实现，也决定着积累的比例和结构，因此在选择刺激内需的政策时应同时考虑其对社会再生产和产业结构的影响。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和投资体制改革对于调节社会供需结构均十分重要[9]。从上文的分析中可以看出，增加工人的工资水平有利于刺激生活必需消费品行业发展和抑制产能过剩行业发展。一方面，工资水平的提高可以使生活必需消费品部门的利润率升高，从而刺激此类部门的生产，提高产品质量和创新能力，解决此类行业供给不足和生产能力低下的问题。另一方面，工资水平的提高会间接引起部分产能过剩行业的利润率下降，引导过剩产能、落后产能向需要发展的行业流动，实现社会资源的优先配置。对于由于普通劳动者缺乏购买能力而成为“奢侈品”的行业来说，如房地产行业，工人工资水平的提高可以在增加普通劳动者对此类商品的实际消费需求的同时，降低该行业的利润率，间接限制此类行业的过度发展，缓解产能过剩和产品积压问题。因此，提高劳动者的工资水平是刺激内需，调整需求结构的有效途径。

　　协调社会再生产的重大关系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重点内容，平衡价值和使用价值、生产资料和消费资料、积累和消费这三大关系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马克思社会再生产理论所给出的再生产平衡条件和重大关系与对我国当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所面临的问题具有较强的解释力，再一次印证了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当代价值。用马克思的社会再生产理论指导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无疑是科学的和恰当的，该理论可以为供给侧结构调整的目标制定、政策选择等提供强有力的理论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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