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期:2023-01-12 阅读量:0次 所属栏目:社会论文
传统理念往往将社会治理等同于政府管理,然而随着中国社会转型的深入开展,这一理念逐渐剥落出不足,协同社会治理成为一项现实诉求,并且随着自媒体时代的来临,网络日益融入人们的生活,“线上”虚拟场所的重要程度甚至追赶“线下”真实场所,网络舆情场也成为传统舆情场之后不能忽略的存在,在社会治理中也必须将其纳入考虑范围。
一、社会治理的革新是由现实决定的必由之路
在“社会治理”概念出现前,最初政府和学术界一直使用“社会管理”这个词语,社会管理向社会治理的转变是由现实推动的,一字的改变使社会治理的复杂性、系统性开始被正视。尽管那时社会治理的理念已得到革新,但仍然存在一些问题:首先,社会治理结构不合理,政府处于绝对的主导地位,发号施令,其他社会主体力量甚微;其次,社会治理的方式不够先进,社会治理几乎被政府包揽,“国家为主,市场与自治为辅”的模式下仍以行政管制的方式处理社会冲突,缺乏自主性;再次,社会治理机制不健全,权力、行政、司法机关之间信息交流延迟,基层更难以向上层反映问题,协调机制缺乏;最后,社会治理手段不科学,信息网络不完备,导致政府知情晚,妨碍对事件与冲突的统筹与协调。
而后改革开放三十年,中国的社会结构巨变,社会阶层相比过去更加多元,由此出现的多方利益诉求也相较过去更加复杂,甚至激烈,于是政府很难再对社会问题进行一手包揽,继而多发政府失灵的状况。因此在现实再一次的推动下,协同社会治理应运而生,即参与社会治理的主体之间在正当竞争的前提下,统筹各自资源进行协作,整合社会系统中各要素的目标与动力形成系统性的结构,以达成社会系统的自组织状态。简单来说,政府不再起自上而下一手遮天的作用,社会组织、公众获得了更大的自主权,可以在社会治理中进行自组织。
就效果来看,协同社会治理这项创新在满足现实需要上确实有合理性,然而以微博、微信为代表的新媒介的出现及发展,使得推动社会治理自组织的渠道发生结构性改变,网络越发成为自组织的重要战场,以其自身天然的多利益集团共存优势形成繁荣的线上舆论场。由此,在现实的又一次要求下,对于自媒体参与协同社会治理,应具有更多、更深刻的考量,尤其是在自媒体尚处上升之势且未达到顶峰时,更应该有预见地进行关注。
二、新型舆情格局正在形成
从主体来看,民众、新闻传媒及官方仍是舆情参与主体,但主体地位发生了调整。在大众传媒时代,大部分媒体是官方的喉舌,恪守国家制定的政策和法规,民众通过大众媒体进行发声的机会少之又少。而在自媒体时代,公众的地位和作用皆有提升,由收受者转变为发布者,民众有机会不通过主流媒体而自主获得关注,进而有机会直接满足自身利益需求,此外公众由最初被动知晓社会事件转变为议程发起者,更主动地参与社会治理。自媒体起到舆论发源地的作用,在此聚集的舆情在一定程度可代表线下民意,且有力量扭转现实社会治理的状况。相应看来,官方相对被动,在民众主动“攻势”下常在实际治理中展现出“错位”、“越位”和“缺位”,影响公信力,致使取得理想舆论效果的难度增加。
从客体来看,社会问题仍是舆论客体,但内容的主题有所变化。传统媒体中由于“把关人”的过滤限制了新闻进入公众视野,自媒体时代下人人都可以是发布者,把关人的作用相比过去削弱了太多,这就使得过去一些敏感的、细微的、不被主流媒体重视的,或者不能上报的社会事件有了广泛传播的可能。如今舆论内容的主题更加贴近民生,民众更多关注以雾霾、px项目等为代表的环境问题,以医患关系、民营医院等为代表的医疗问题,甚至是更加细微的性别平等、社会安全等等直接有关民众切身利益的事件,涉及到的利益集团更加多样,使得舆论更加多元,舆情更加尖锐,更不容易控制。
从周期来看,开端-发展-高潮-余波仍是一个舆论事件所经历的过程,但自媒体时代下这个过程变得异常的迅速与短暂。事件成为热点的可能性增大,然而关注度总会被新的热点社会问题分散掉,赖于自媒体平台的事件发布方式,社会舆论格局中出现碎片化趋势,利益主体见光快,后续处理是否得当却鲜少被知道,如此以来的问题是民众更注意自我感受,更多地看到了政府或者官方部门的失灵却难看到归位。
三、实证联系:自媒体时代网络舆情影响下未成年群体价值认同现状
自媒体时代下,网络成为继家庭、学校后未成年群体习得价值观的第三主要场所,为研究未成年群体在网络舆情场内的位置、参与情况,以及所受影响,笔者在青岛市开展了问卷调查,从个体认同、集体认同、社会与文化认同、历史与习俗认同四个维度入手,研究未成年群体在网络舆情影响下价值认同现状,并归总了未成年群体对网络舆情的看法。在调研中,我们获得了诸多有关社会治理的启示。
就自媒体网络这个线上舆论场来说,超过80%的人认同自媒体平台上热点更新速度快,相应被问及这对政府部门处理热点事件的影响时,被访者普遍表示“处理过程会变得困难”。首先,自媒体平台的匿名化降低了信息的可信度,因此在社会事件的真实性彻查上会相当耗时;其次,自媒体平台发布信息的便捷性与更新速度之快使得官方对信息发布难掌控;再次,明星效应会给政府部门处理事件施加超乎寻常的压力。
就自媒体舆情管理问题上,100%的被访者赞同目前的管理尚不健全,有关部门应该给予重视。有被访者认为有关暴力、色情的内容在微博上已经很少见了,但相应的管理似乎只局限在这一方面。“水军”的存在使真正想去了解话题的人难看到有内容的东西,然而这种情况疏于管理。此外还有被访者表示自己对一件事的看法随时会变,只要有人能够有理有据地发表意见,他会调整他的观点,但现实情况是网络舆情场的意见表达并不理性,多种“歇斯底里” 并不受到限制。 其实不难看出,仅仅是尚未成年的受访者在潜移默化中也觉察出自媒体在社会治理中的作用,归结一下可以得出:
1.自媒体平台上的舆情压力会引发线下各官方部门的重视程度,尤其可以对行政部门玩忽职守、缺位渎职起强大的监督作用。
2.自媒体平台易引起对社会问题的全民热议,各利益层级的人参与讨论,或各执一词或形成合力,这种线上民意在一定程度上是可以代表线下民意的,因而治理主体应该给予重视。
3.自媒体中无用的信息过于庞杂,真正有关舆情的东西可能会被淹没。
4.自媒体平台上信息的真实度是值得怀疑的,社会治理主体在考量舆情时应进行分辨。
5.对于网络这一场所的管理需要进一步扩展。
四、挑战与机遇
自媒体时代新型舆情格局下带给社会治理的挑战是多重的,具体如下:
1.突发事件带来的群体行为更难控制。线上与线下联动,突发事件将会面临更快、更广泛的曝光,甚至会在政府部门、社会组织获得消息前曝光,这将不再是只有关于涉事群体的事件,更有可能出现其他社会群体的呼应,加大解决难度。
2.政府公信力面临更大的质疑。自媒体是击溃官员贪污受贿的利器,然而正义的揭露后是政府形象的滑落,除此外社会事件被当事人或受害者公布后,有关部门的处理效率和不当的处理方式会被扩大,致使公众失望。
3.对于事件真实度的分辨存在难度。受害者为使事件更大范围内得到关注,往往将事件夸张化处理,更有甚者会搬弄是非,这给社会治理主体在斟酌事后处理的轻重缓急上带来种种障碍。因而在准确分辨信息时,治理主体将面临更大的困难,尤其在把握事件处理与公众信任之间的度上,要审慎考量。
4.信息冗杂与无用为舆情预测增加障碍。自媒体进一步加重了信息爆炸,过于庞杂的信息量使得真正有用的信息与民意难以提取,这对于治理主体对于舆情的分析和预测产生不利影响,巨大的工作量也会拖慢治理效率。
事实上自媒体对于社会治理自组织的作用是不言而喻的。对于舆论的形成,事件由私向公公布的路径越短,反应就越快,效果就越好,自媒体确实具备这一优势,尤其在政府逐步转型的今天,利用自媒体改善政府形象,增加公众信任,在尊重多元思想下传递正能量,无疑是社会治理的一个机遇:
1.利用自媒体亲民的特性渗透社会治理理念。传统媒体的作用渐渐被新媒体削弱,而传统官媒的影响力和吸引力更是随着时代发展而越发微小,协同社会治理能够顺利开展,主体必须得到公众的了解和支持,这就要求治理主体更大程度地贴近公众,与公众进行互动。
2.利用自媒体进行价值整合。自媒体线上舆论场可能是目前国内综合最多元价值观的场所,更是各种思想观念再此碰撞、交流的重要渠道。社会治理需要价值整合,更需要各种价值观念的尊重和包容,自媒体作为目前几乎最自由的平台,理应得到治理主体最大限度的利用和开发。
3.利用自媒体进行利益整合。社会治理中最难的和最关键的部分无疑是协调不同的利益集团,避免其发生冲突,引发社会动荡。自媒体作为利益表达的渠道,形成了繁荣的舆情场,因而在利益表达体系的规范上,是时候着重考量自媒体的制度化,将其作为有效的利益冲突调节机制来利用。
五、对策
如何利用自媒体,如何挖掘网络舆情中有意义的那一部分,如何将线上与线下配合起来,这些问题的解决将会推动协同社会治理。
1.自媒体在社会治理自组织中的受重视程度应该提高。目前的状况是线上舆情已经非常繁荣,但在民意调查、政策制定考量上,有关部门并没有给予太多的重视,使得信息流双方都相对闭塞。
2.对于自媒体的管理应该进行创新。自媒体管理不能再只局限于禁止传播色情与暴力等基础层次了,对于垃圾信息的清理和“僵尸用户”的处理应该提上日程,以更快捷地提取舆情。
3.线上与线下两个舆情场应建立通道。在两个舆情场各有各的重要性的今天,信息交流的迅速成了相当关键的因素。对此传统媒体应该更多地渗透进自媒体中,对于自媒体的动态及时过滤报道,使虚拟世界中真实的民意能够扎入现实,为社会治理主体的线下调研提供便利。
4.在多中心自组织协同社会治理中,治理主体在避免迷信政府,迷信市场后,也要避免迷信自媒体。建立三方间通畅的反馈渠道,改变治理主体原有的高高在上的形象,真正从公众的角度出发,才能获得高度的社会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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