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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2023-01-12 阅读量：0次 所属栏目：社会论文
Key words：urban space ; social relationship ; circle
中图分类号：C91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4144（2016）-06-49（6）
当前的中国经济步入“新常态”，经济增长进入了可控、相对平衡的运行区间，但与此同时社会注定要进入“新动态”。随着新型城镇化战略的推进，户籍制度的逐渐宽松，引发了大规模的农村进城潮，而且这股带着定居概念的潮流的影响将远比流动性的民工潮深远许多，城市将会出现差距更大、规模更广的低收入群体，定居于城市的人口也将实质性的超过全国总人口的一半以上，社会主要矛盾关系将由几十年来的城乡矛盾，逐步转为城市内的贫富矛盾，这将是一场深刻的社会大变革，这个社会变革的场所、主角、客体是城市。
城市规划学所关心的，正是人类的幸福与痛苦，城市规划学致力于创造幸福并驱逐痛苦，这正是适合于当今这个紊乱时代之需要的科学;如此时刻诞生出这样一门科学，意味着在社会系统方面将会发生重要的演变。即将在中华大地上发生的社会变革，国际上有过类似的情况，但绝不足以指导我们今后的实践。未来的一段时间，城市规划学会有一些新理论出现，但中国的问题一定是中国来解决，考虑问题要有自己的态度，自己的观念。中国的城市规划正值一级学科体系建立之时，我们十分有必要把对城市的认知从单纯的空间认知中剥离，深入探讨政治、经济、社会的内在的关系与影响，当下特别需要认识的是社会对城市的作用力。
1 社会关系对城市空间形成的作用
社会生活既形成空间（space-forming），也附随空间（soace-contingent）。社会生成空间，空间生成社会。千百年来城市空间与社会关系之间好比鸡生蛋，蛋生鸡的关系，二者基本属于相互作用的共同演化体，经济则一直扮演着催化剂的功能。
工业革命带来经济飞速发展后，经济对城市空间的塑造逐渐走向前台，社会关系对形成城市空间的塑造作用逐渐转为隐性。而当经济再次进入平稳发展的“新常态”时，纵观世界各国的城市，都会发现在这样的转型期重新建立社会关系对城市空间的形成具有一定的影响作用，这是非常值得当下中国注意之点，如同格利高里所说的，“空间被认为是一种社会建构（Social Constuct）”。
目前关于城市空间与社会关系的研究主要集中于西方，代表人物有列斐伏尔、大卫?哈维、曼纽尔?卡斯特等，他们形成了时空社会学流派的诸多理论。我们在取经借鉴的同时，也深刻的意识到中国的城市、社会与西方的城市、社会，有着非常深刻的区别，因此我们在对古代、近现代和当代的城市研究中，必须时刻以中西方对比为路径，以便更好的得出适合中国发展的理论。
1.1 古代社会关系对城市空间的支配性作用
古代城市经历了相当长时间的“常态”过程，在这一漫长的过程中，经济对城市空间的塑造影响较小，军事因素对城市边界空间影响较大，宗教因素、政治因素共同形成市民的社会关系，对城市内部空间的塑造起到了支配性的作用。尽管中西方城市迥异，但这种作用力机制却是一致的，本小节主要研究对象为中西方古代城市的代表：唐长安和古罗马，主要研究方法为分形学。
1.1.1 西方二级社会关系对城市空间的塑造
传统西方社会自公元前五世纪起就奠定了以公民为主体的社会结构，呈现出“公民―城邦（国家）”的二级分形结构。西方城市中最重要的社会关系是权利平等的公民关系。这种关系决定了以下三方面城市空间，从而基本决定了西方传统城市空间的基本框架（图1）。
（1）全体公民进行平等议事的广场空间
西方从城邦制国家开始就建立了公民参政议政的政治体制，共同管理城市的重要平台是大型议事广场。广场上布置的讲坛、看台及足够大的容纳空间，都具有商业功能之外的公共政治功能：国家最高立法形式、确保每一位公民参政权利的公民大会便在广场上进行（图2、图3）。
（2）公民共同娱乐的大型公共建筑
古罗马鼎盛时期城市人口150万，除去90万奴隶，公民约60万，斗兽场可容纳观众达9万，基本相当于全体市民的1/7，这样的比例足以反映当时的大型公共建筑的全民性。
（3）公民住宅直接与城市对话
西方社会关系中以小家庭为基本单元，其家族概念一般仅限于名门望族。西方家庭比较强调代际之间的独立性，孩子成年后离家作为独立社会单元，因此这种社会关系决定了“公民―城市”两级体系，其公民住宅也从基因上强调独立性，强调直接与城市对话，所以空间形式上多为每栋建筑直接向道路开口，并不形成小范围聚居的半私密空间，这种城市空间广泛的存在于欧洲众多古城。
1.1.2 中国四级社会关系对城市空间的支配
对于传统中国社会而言，“家”是浓缩了的“国”，“国”则是层层扩展后的“家”。中国的社会关系有着明显的多层级迭代关系，并且各级迭代都存在与家庭类似的分形结构。相比于西方，中国的社会关系层级则较多，基本为“国家-地缘集体（村庄、保甲等）-血缘集体（宗族、大家庭）-小家庭（个人）”的四级体系，并且强势的社会关系是第2、3级，即地缘集体和血缘集体，这样的社会关系以一种非常整体的方式支配着中国古代城市空间的方方面面（图4）。
中国传统城市，是一个非常标准、非常简洁的四边分形体。以唐长安城为例，可分“城、坊、院、屋”四个层次，构成完美的自相似结构。通过街道、开放空间、建筑的特点可以看出，“墙”是分形的主体。从外围最高大的城墙，到各街坊每晚需要各自关闭的内城门，再到各家各户自己的院墙，最后是每间屋子的围合墙壁，不同的墙代表了不同等级的所有者权限。
从城市结构的最末端――居住空间可以看出，二者在分形相似度上的明显差异：中国典型的四合院居住空间，完整沿袭了城市的分层关系，每一个平面展开的四合院空间，都与整个城市相差无几。四合院成为中国城市最重要的组成要素，其社会关系的基础是血缘集体，而非单独的小家庭。
1.2 近现代社会关系对城市空间的隐性影响
工业革命带来的不仅是科技、生产力的进步，还带来了社会制度、生活习惯、价值取向等一系列的变革。在现代社会，时间被赋予了价值，现在和未来的时间都是金钱。几乎所有的技术发现和装置都与获取或节约时间有关。征服空间与理性地安排空间也就成了现代化规划的一个组成部分。因此在近现代的超大规模的城市扩张、更新改造过程中，经济代替社会走向了前台，社会关系的影响成为隐性影响，但并未消除，当然也因为空间关系与社会关系的不匹配，造成了相当的社会问题与矛盾。比如学习西方的养老院、养老小区与中国传统社会关系观念之间的矛盾，比如血缘、宗族、单位体制纷纷消亡后带来的生人社会与传统的多级迭代社会关系之间的反差等等。可以说，中国当今社会的很多城市问题，都不单单是城市导致的，而是城市与社会关系的不匹配导致的。
1.3 当代社会关系重新支配城市空间的趋势
后现代主义是关于空间的，现代主义是关于时间的。当今新技术的飞速发展，使时间可以缩短趋近于0，土地的经济价值将会从引发时间差异的距离中剥离出来，越来越体现在这块土地上有什么人这一核心因素，简言之，空间的价值在于其处在什么样的社会关系网中，同时这种社会关系网也依附于空间之中。
中国有着自己的哲学和发展逻辑，也有着几千年来形成的独特的社会关系（前文分析的四级体系），在中国经济“新常态”、世界经济主体进入后工业的时代，我们势必要建立符合于中国社会关系特性的新城市空间，这样才能引领下一个时代的发展。
2 当今中国城市中的社会关系体现为圈子
2.1 现代中国城市中社会关系的演变历程
中国城市进入现代后，地缘关系（保甲）就消失了，随后计划生育的推行，使血缘关系也基本消失殆尽，但中国形成了一套执行效果非常成功的单位体制社会关系，在城市空间上形成了颇具时代特点的单位大院，与此同时期在城市老区也形成了相对稳定的胡同关系、里弄关系。这些形式各不相同，但都有共同特征，即每个城市人都有一个稳定的居住群体，这个群体形成相互帮助、相互监督的关系圈层。中国社会几千年的文化基因造就了我们更倾向于在“熟人社会”中生存，中国人的社会关系更像是“分子结构”，多个原子（人）抱团形成一个分子（地缘或血缘社会单元），以分子的的性质和状态面对世界;而西方更像是“原子结构”，每个原子（公民）相对独立，平等并相似的直接面对世界。中国人的主要社会实践是维持“分子”的稳定性，而西方人的社会实践是去看看“世界那么大”。两者无优无劣，只是两套思维方法和两种世界观而已。
中国传统的熟人社会在近十年来已然土崩瓦解，伴随着单位体制的瓦解和收入分异的加大，以居住地为依托的“分子结构”消失了，但不以物理空间为依托的圈子社会，蓬勃兴旺地发展起来。 2.2 当今中国社会圈子情况
圈子不是现在才有，从古至今中国社会一直强调圈子文化，中国人特别愿意做圈子。圈子文化在中国的主流文化里占非常重要的地位，甚至可以说是中国主流文化的一种组织基础。圈子指具有相同爱好、兴趣或者为了某个特定目的而联系在一起的人群。可分为业缘圈、趣缘圈、同学圈等。人口聚集越多，圈子越密集发达，城市成为圈子的最重要载体。大城市不同于小地方，城市越大人越多，人越多机会越多，机会越多分工越多，分工越多圈子越多，分工越细圈子越小，不同的小圈子构成了城市复杂的多元结构。
每个人绝大多数的社会交往都是跟圈子内的人发生的，按照发生频率，职业圈、同学圈最高，按照喜爱程度，则是趣缘圈最高。小众圈在互联网的支持下取得了不可思议的发展，比如叫早圈、纳兰圈等等。这两年最热门的圈子平台则是微信朋友圈。微信基于真实关系重新聚集，并依靠原有真实圈子的关系，再扩大关系网，衍生出新的圈子。简言概括，当今中国社会圈子的发展趋势为重点收缩、范围扩大、真实性增强。
2.3 关于圈子的理论研究
圈子概念深入中国人骨髓，关于圈子的评述、理解、延伸意义的文章非常多，但深入的理论研究并不多，目前主要有张健鹏、陈亚明的《圈子》（2006年）一书，吕德文的《圈子中的村治――一个客家村庄的村治模式》等论文。西方国家虽没有把圈子上升到文化高度，但圈子（Circle）也是广泛存在的，另外有很多理论也有触类旁通之处，最著名的是亚历山大的“城市并非树形”一文，指出城市中有许许多多固定有形的子集，这里的“子集”就是类似于圈子，但又不完全相同（图5）。
2.4 山本理显的地域社会圈主义
山本理显从独居现象加剧的角度出发，提出具有人文关怀的“地域社会圈主义”理论。他在思考中也同样深刻反思东西方差距，提出“我们现在的住宅可能都错了，欧洲发明的现有住宅系统，东方模仿了，与中国和日本的传统住宅都不相同。现在看，这是错误的，应该做一个修正！”在他的设想中，运用建筑的方法构建一个加强交往的聚居群体，我们可以将这种设想理解为用建筑综合体来营造一个新的圈子。
3 用圈子构建城市空间的新初探
3.1 路径选择的原因
由社会关系决定城市空间形成的路径，除了本文分析的原因，还有一个现实因素：要主动避免贫富进一步分异。中国的城镇化长期滞后于工业化，由流动人口提供了城市发展所需的红利。随着新型城镇化的推进，很有可能产生的副产品就是城市的贫富差距加大，进而反映到居住空间上，则形成愈演愈烈的空间分异。以天津为例，这一趋势正在加速变得明显。（图6）
图7为天津市中心城区内全部居住小区的房价与物业费的分布图和整合计算后的空间分布图，居住分异的情况已非常明显，低价房（地段、学区等综合因素）全部挤到外围，低物业费房（破旧、一户多人的租客等因素）的分布相对斑块化，总体体现出内城衰败和挤向城外两个趋势。从空间上可以看出，在一定尺度内（1平方公里左右），是有条件实现贫富混居改造的。（图7）
3.2 以职业圈为主要圈子
我们需要探讨的是与居住空间挂钩的圈子，这种圈子与每个人的稳定性最高，从而成为主要圈子。经对比分析发现，职业圈尽管有一些无法克服的缺点，但综合起来是最适合的，每个人一生单位可以多次变换，但职业类型不会变，职业的人脉关系不会变，这样为形成聚居圈提供了最主要的可能性。
第二，职业圈为贫富混居提供了相当强的可能性保障，因为每个职业大类都包含着不同收入阶层，比如医护类，这里的相关职业不仅有医生、药商等中高收入工作人员，也包括护士、护工、医院保安、司机等中低收入职业，这样就形成了一个贫富不同，但有着一个“弱连接”的圈子群体。
3.3 “圈子城市”理想模型
为了表达用圈子组织城市空间这一设想，本文尝试构建了一个“圈子城市”的理想模型，其中的参数设定都是根据实际情况调节的，比如模型里有8大职业分类，而现实中职业类型会更多，再比如模型中设定的50%的人口为职业圈子内人口，每个圈子组团为5万人，实际情况会非常多变等等（图8）。
这张图可表达以下几点理念：其一、未来中国城市必须解决贫富分异问题，而解决的方式应从中国哲学原点出发，寻求在平衡中博弈的方式，不能仅仅满足高收入阶层的精品生活要求，也不能打压其生活热情。在这种模型中，我们非常肯定的不支持“行政力量下的定向聚居”，而是从自由选择的角度鼓励引导相同职业圈子人的自然聚集，其作用力有两种，一是经济作用力，在这样的城市模型下，必须设定居民进入所属职业圈的居住地的优惠政策，比如一名卫生行业从业者，进入“卫生圈层”居住则享受10%的优惠（数字仅为示意），而选择其他圈层则没有这种优惠;第二种作用力是源于相同圈层的人聚集后衍生的便利和降低生活、职业成本的力量，也就是“半熟人社会”比“生人社会”优秀的方面。另外，这个模型中强调每个职业圈的人员聚集的同时，也强调混杂的重要性，最理想的状态是每个圈子组团里拥有50%的圈内居民。
其二、虽然用职业圈作为空间划分的主要依据，但与此同时，城市必须提供促进其他圈子发生、发展的场所和政策，在这个模型中，特意勾勒的绿地系统，实际上嵌入配套的是众多基于乐趣、爱好、运动、同学、朋友圈层活动的场所。
其三、这个模型只强调尽量多的职住平衡，这就要求城市保障最公允的公共设施的平衡。
其四、这只是一个用来表达“社会?圈子?城市”的理想模型，是基于社会学考虑下，用空间解决一部分社会问题的尝试，其现实道路还需要漫长的理论推演和实践过程。这种用社会主体圈子组织城市空间的设想，不可避免的存在一些问题，但也能解决一些即将发生的比较重要的问题，我们认为只要能使全社会的稳定、综合效率好那么一点，那就构成了有益的尝试和改革的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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