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治理法治化是我国民族地区长治久安的必由之路

　　社会治理领域的法治建设是事关党的执政地位巩固、国家长治久安、人民幸福安康的大事。[1]我国已将加强社会治理法治化作为促进发展与维护和谐未定的重大举措之一，而且上升为国家的战略层面从而进行全面的推广。我国的民族地区幅员辽阔，各少数民族早就已经形成了“大杂居、小聚居”的分布状况。如果我们忽略了这些个“大杂居、小聚居”民族地区的社会治理法治化建设，那样的话，我们国家的法制建设就会出现巨大的盲区地带。那样的话与我们依法治国的基本国策是相悖的，同时会使我们民族地区的社会矛盾加剧凸显出来，造成民族地区社会的不安，影响我国各地区共同发展和各民族共同繁荣的进程。

　　一、十八大以来中共会议对民族地区社会治理带来的启示

　　党的十八大报告中提出了要实现“社会治理法治化”。其中提到，构建中共特色社会主义社会治理体系，加速形成，“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正参与、法治保障的社会治理体系”[2]，也就是“五位一体”[3]的社会治理体制建设。这说明党和政府在今后若干时期内在社会治理方面已经把法治化建设作为一项重要的指导思想、工作思路和工作方法。表明了我国的社会治理将步入新的阶段，进入制度化、法治化和科学化的快速发展期。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其中说到，“紧密围绕更好保证和改善民生、促使社会公平正义、加快社会体制改革，改革收入分配制度，促使共同富裕，推动社会领域制度创新，推进基本的公共服务均等化，加快形成科学快速的社会治理体制，确保社会既充满活力又和谐有序。”[4]这是在十八大提出的五位一体创新后，党对社会治理建设的重要部署，也更是党深化民族地区社会治理法治化的重要安排。目前我国民族地区社会治理的任务量多且重，民族地区社会矛盾呈现容易出现和高发的走势，社会治理面临的挑战是纵横交织，错综复杂的，使民族地区的特殊性更加凸显，社会治理法治化建设面临的挑战更加的复杂化。

　　二、社会治理法治化是民族法制建设的重要内容

　　法治建设是民族地区进行社会治理创新和加强的根本保障。我国各民族人民对中共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还是有非常的认同度的，对我们中国共产党具有深厚的阶级感情，这是我们进行民族地区社会治理法治化建设的群众基础。但是，随着我国各个领域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各少数民族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和经济发展和社会各方面建设的不同步之间的矛盾越来越突出，而且许多现实性的问题会涉及到各个民族群众的切身利益，从而引起的一系列社会矛盾和冲突影响了社会的安定。尤其是西方敌对势力和“三股势力”的极力煽动、挑拨和暗中支持爆恐分子，导致了民族地区不安定因子急速上升，引发了一系列社会问题尖锐化。民族地区依法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完善社会治理创新的相关法规，又好又快的走社会治理法治化建设道路，始终坚持以人为本、执政为民的理念，牢固树立“尊重人、理解人和发展人”的思想观念，充分的显现人文关怀，不断增进各族人民群众的福祉。[5]为我国民族地区的经济发展、社会稳定和长治久安保驾护航，共创社会主义和谐发展的道路，早日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

　　三、是保障民族自治地区市场经济发展的需要

　　中国现在已经进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轨道，说明了我们国家的经济领域已经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但是对于比较先进的民族来说，经济发展水平与国家的法律体系是相适应的，法律实施时的障碍也会较少一些，尤其是经济方面的法律就可以获得全面的实施。[6]但是我们要实事求是看待问题，民族地区一般经济发展比较落后，所以这些地区的国家法律并不能与他们的经济状态相适应，好多应用于现代商品经济社会的法律法规，例如，公司法、证券法等在落后的民族地区根本就没有适应的对象。话又说来，要提高民族地区的经济发展状况，完善民族地区的市场经济治理，这就要建立和完善全民族经济法治，也就是具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族地区的市场经济。在民族地区进行经济法治建设时一定要有所选择的、循循渐进的进行实施，我们在进行民族地区经济法治建设时，一定要把重心放在加快民族地区市场经济发展的方面，从而来帮助民族地区的少数民族走上经济的繁荣。

　　四、法治是民族地区社会稳定的关键所在

　　调和社会矛盾，创建一个和谐稳定的社会是我国民族地区社会治理工作的大任务和根本所在。党的十八大报告中提到，目前我国经济发展与社会发展不平衡不一致和不同步的问题非常突出，城乡区域和边远地区和沿海地区居民收入分配差距非常大。经济社会发展的不平衡和收入的高低落差较大带来了利益的不平衡、异化和贫富差距的拉大，利益的特别是物质利益的冲突变得越来越明显，而这种冲突是一切社会冲突的根源所在，而且一旦有权利介入了资源的分配之中后更会发生社会矛盾和冲突。目前，我国民族地区正处于社会矛盾的突显期，面对时常发生的非法聚众事件、群体性事件和爆恐事件的态势下，保证社会稳定是社会治理的关键所在。我们在长期维稳的经验中可以看得出来，再民族地区维稳主要有二个形式。第一，硬性管控，就是使用国家的暴力机器去控制所有的社会组织和个人的行为和言论；第二，软性治理，也就是各个组织和个人都达成一定的社会认同规则，在经济和社会生活中按照这个规则来行使权力和履行自己的义务，从而形成一个和谐有序的社会环境。社会治理的目标不是硬性治理，那样的话会不可避免的处在高投资、高风险、易复发、见效慢、难持久的尴尬境地。目前，我国在民族地区社会治理中依靠“花钱买平安”和依靠强制维稳的做法是非常不可取的。而上文中所说的软性治理就是所谓的社会治理法治化。社会治理法治化必然会要求会以法律化和制度化的形式来促进社会道德和社会共同的核心价值观，而共同的核心价值观是协调不同组织和个人的利益，以最公正和谐的方式来化解社会矛盾。社会治理法治化以温和的方式来化解社会矛盾和冲突，使每一位利益纠纷者得以信服，从根本上化解矛盾，具有低成本、高回报和彻底性的特点。

　　五、结语

　　我们只有在民族地区进行社会治理法治化建设，才能够真正的实现民族地区最高水平的社会、经济和政治。这是彻底解决影响民族地区和谐稳定的不良因素的根本和源头所在。为了不断的推进民族地区社会治理科学发展，确保民族地区社会治理的高效率性和持续性，我们一定要切实攻坚于符合民族地区相适应的法律体系的健全，结合民族地区那些自治性法律文件和措施，[7]以党中央依法治国理念为指导，以立法体系、司法体系和执法体系为支撑，真实的做到依法治理和服务社会，形成解决民族社会问题的长效机制，为我国民族地区的社会稳定和谐保驾护航，为国家的长治久安提供良好的社会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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