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流动视阈下的异地高考

　　随着我国城市化进程的加速，在北京、上海、广州等人口流入地外地人口的规模已经接近本地居民，随迁子女的规模也日益扩大。这种社会流动的趋势所带来的随迁子女义务教育后的升学矛盾日益尖锐，“异地高考政策”成为2012年至今的争议热点。异地高考旨在推动教育公平，教育公平是社会合理流动的保障，社会流动是否合理取决于是否有利于个人和社会的发展及是否符合机会均等的原则[1]。本文从社会流动的视角分析异地高考的积极意义及其面临的问题。

　　一、异地高考对合理社会流动的正向作用

　　社会分层是每个社会都存在的普遍现象，正常情况下，人们能够在不同的社会阶层中合理流动。教育公平是合理社会流动的保障，促进社会流动的有效机制当首推教育及通过教育获得的知识和技能[2]。

　　异地高考政策的制定和出台，突破了户籍制度的桎梏，将促进更公平、更合理的教育资源分配，是人才选拔、社会流动更加公平的突破点。理想状态下，随迁子女同流入地有户籍人员子女一样，不再受父母及自身的户籍限制，在流入地完成义务教育后平等的入读高中，和当地的考生公平竞争，通过自身努力进入高等院校接受高等教育，最终拥有更多改变命运的机会。外出务工人员无须再受子女异地考试问题的束缚，可以更加自由地选择工作地点和职业。

　　异地高考政策的出台，给底层的人以更多向上垂直流动的机会，使其能够通过教育改变自己的命运，打破代际间的复制，有利于建设更加开放民主的教育系统，促进社会的合理流动。

　　二、异地高考对合理社会流动的负向作用

　　目前为止，异地高考政策对于实际问题的解决均远未达到人们的预期，特别是北京、上海、广州等人口输入最多、异地高考矛盾最突出的地区，限制条件不可谓不严苛，绝大部分随迁子女都被排除在了方案之外。2013年共有12个省市启动实施了异地高考政策，最终参加异地高考的实际考生人数4440人，与全国912万的报考人数相比，可谓九牛一毛；2014年28个省市开始进入异地高考政策实施的阶段，异地高考人数猛增到5.6万，但对比全国939万高考考生和庞大的随迁子女人数规模，5.6万这个数字仍然不理想[3]。

　　外地务工人员对当地经济的发展作出了不可否认的贡献，按照权利与义务相对等的原则，其子女有资格享有与当地子女同等的受教育权，应该和当地考生在统一的标准下公平参与竞争。但事实上由于户籍、工作、社保等方面限制，其子女无法享有本该让具备资格的人共同享有的公共教育服务，于是出现了在北京同样的高考分数当地户籍子女读名校而外地务工人员子女只能读高职的不公平现象。无法平等地参加高考，处于弱势地位的农民工及其子女的平等受教育权得不到保障，许多人成为“农民工二代”，弱势群体代际间呈现自我复制的趋势，贫富差距进一步加大。

　　各地根据自身情况制定异地高考政策，必然以实现自身利益最大化为根本宗旨，在户籍考生与非户籍考生的利益之争中无疑会偏向户籍考生，无户籍考生又分为无户籍常住居民的子女和外来务工人员的子女，前者在资源、社会地位上均优于后者，其话语权也比后者多，在有限的资源下，前者取得异地高考资格的概率远远大于后者。目前异地高考的矛盾主要集中在无户籍常住居民和有户籍本地居民之间，外来务工人员悄无声息地被边缘化。如果异地高考政策始终局限在解决户籍性公平问题，而忽略地区性公平问题和流动性公平问题[4]，则社会的竞争性流动将会被破坏，阶层出现固化现象，“寒门再难出贵子”成为真实的社会写照，这对于社会的发展非常不利。

　　三、异地高考政策需进一步发展完善

　　虽然异地高考政策旨在促进教育公平，促进社会的合理流动，但其推进并不尽如人意，未解决亟待解决的实际问题，究其原因，主要在于两个方面的桎梏，一是户籍制度，二是我国现行高考制度。打破高考户籍制的藩篱，真正落实高考学籍制，促进高等教育仅根据个人成绩对务工人员子女和当地户籍子女平等开放，可以有效地解决教育公平问题，同时配合学籍的信息化管理及严厉的监管机制，遏制高考移民的产生，对于推动社会水平流动和垂直流动有重要意义。

　　但是仅仅改变高考户籍制，必然会导致大量生源涌向北上广等高考洼地，使流出地生源急剧下降和流入地生源急剧上升，给流入地带来巨大压力。国家需要加快改革高考及其配套制度，改变单一的评价标准，改革录取的分省配额制，逐步建立起分类考试、综合评价、多元录取的招生体系，完善监督和约束机制，遏制“以钱谋校、以权谋校”的腐败现象，使各地各类考生都能公平参与竞争，凭自身能力争取适合自己发展的机会和途径。

　　推动异地高考政策的实施是一个复杂且长期的过程，需要综合平衡各方利益，找到公平与效率的平衡点，最终发挥教育的价值导向功能，促进合理的社会流动，激发社会的活力和进取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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