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需求与权力制约:近代中国大学学科设置与变迁

　　中图分类号：G64929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1-1610（2015）01-0062-08

　　清末民初是中国政治变迁和社会转型的重要历史时期，教育领域的变革更是异常活跃。但无论是学校建制的变化抑或是办学章程的更新，无论是学科体系的转变抑或是课程政策的发展，教育领域的所有改变都一致指向“培养”这一时代主题，新式人才成为社会对教育最为迫切与强烈的要求。作为以“人才”为中介而连接大学与社会的纽带，学科的设置成为此时教育改革的重中之重。在应然的层面上，学科设置应以知识的发展为内源动力，但近代中国的高等教育是在“亡国保种”的背景下被迫完成的移植结果，它自产生的那一刻便不是一个自我发展、自我成熟的独立组织，而是一个被不断赋予社会期望与历史责任的时代产物。故此，西方大学“象牙塔”的发展路径在近代中国大学身上难寻踪迹，社会与政治等外部力量成为左右其发展的主导因素，学科的设置也不外于此。作为近代中国成立的第一所大学，北洋大学虽然以“西学体用”被标榜为“东方康奈尔”，但根植于中国本土，进而变化、发展的北洋大学也始终无法脱离社会需求与权力制约下的近代中国大学特色，这一点在其学科的变更上可见一斑。

　　一、“西体”与“中用”：北洋大学初创与学科设置

　　（一）北洋大学之初设背景

　　1894年，清军在甲午海战中的溃败标志着自鸦片战争后洋务运动的不幸破产，“中体西用”的国家改革方略受到维新派的强烈质疑与猛烈抨击，严复称“中学有中学之体用，西学有西学之体用，分之则两立，合之则两止”，这种不彻底的学习不过是“盗西法之虚声，而沿中土之实弊端”[1]；梁启超同样批评在此思想指导下的教育改革“不过是语言文字之浅，兵学之末，不务其大，不揣其本，即尽其道，所成已无几矣”[2]。故此，维新派强调更为彻底的变革，康有为等人联合“公车上书”，在教育方面主张“废科举，兴学校”，而所兴办之学校则要“弃中学、倡西学”，以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作为传授的主体，而在这两者之间更以社会科学为重，“艺学”（工程技术、自然科学）只是西学的附庸，政学（哲学、社会科学）才是西学的根本；技艺只是西学的枝末，学理才是西学的根本。正所谓“泰西之所以富强，不在炮械军兵，而在穷理劝学”[3]，要从根本上向西方学习，更加强调对于社会科学及其理论的掌握。

　　甲午海战的溃败同样换来了清王朝最高统治者们的担忧与觉醒，光绪帝在痛定思痛的同时立志变革，为表示其挽救时局的决心，这位年轻皇帝迅速传下谕旨[4]：

　　自来求治之道，必当因时制宜。况当国事艰难，尤宜上下一心，图自强而弭隐患。朕宵旰忧勤，惩前毖后，惟以除痼习力行实症为先，叠据中外臣工条陈时务，详加披览，采择实行。如修铁路，铸钞币，造机器，开矿产，折南槽，减兵额，创邮政，练陆军，整海军，立学堂……应及时举办。

　　很快，各地官员的上书纷纷呈报，洋务派实干官员盛宣怀的一纸奏折则备受皇帝重视。闫广芬王红雨：社会需求与权力制约：近代中国大学学科设置与变迁创建北洋大学堂之前，盛氏涉足矿物、轮船、电报等多个领域，被称为“李鸿章经济事业的代理人”[5]。这样一位向来以实业为重的洋务大臣将视野转向了教育，盛宣怀“自强首在储才，储才必先兴学”的建议以及《拟设天津中西学堂章程禀》的奏折不但引起了皇帝的极大兴趣，更很快获得回复。10月2日，在盛宣怀上书仅4天之后，皇帝表示批准设立北洋大学堂。由上奏设学章程到批复同意建校，这短短的4天看似仓促，却又根植于举国上下深感教育落后带来的切肤之痛中，更来源于国人对于培养高级专门人才的急切需求，“兴学救国”成为北洋大学与生俱来的情怀与责任。

　　（二）北洋大学之学科设置

　　设定学制是建立大学的基础，盛宣怀在《拟设天津中西学堂章程禀》中首先确立了北洋大学学制，“职道之愚，当赶紧设立头等、二等学堂各一所。”[6]136其中，头等学堂相当于大学本科，这说明北洋大学自建校之初就定位于本科层次的大学，这与任何先前由洋务派所建立的实业学堂根本不同。二等学堂相当于大学预科，学制4年，毕业后升入头等学堂，再经4年的学习方算正式毕业。这意味着，如果要培养一位合格的专业技术人才，则需要8年的漫长时间。这样的时间成本在晚清急迫的改革呼声中自然不能成立，为了加速人才的培养进程，北洋大学成立后的第一件大事就是在天津、上海、香港等先开风气之地筛选小学堂第三年学生，并将其列为二等学堂头班学生（即在二等学堂第四年学习的学生），经1年培养后即被升入头等学堂第四班（即头等学堂一年级）进行学习；已通过小学堂第二年功课者，列入二等学堂二班，以此类推，每年有30名学生成为北洋大学头等学堂第四班的生源。相比于先前开办的新式学校，北洋大学堂之学制特点在于“精英育才，学有秩序”，这种循序渐进的系统培养更易赋予学生深厚的功底，为其日后的发展打下坚实的基础。

　　学制确定后，学科的设定成为重点。在洋务式教育与维新式教育的碰撞与接轨时期，盛宣怀既要迎合中国晚清社会的切实需要，又要顾忌朝堂之上的各派力量；既要注意传统教育留下的深刻影响，又要体现北洋大学堂作为“规式”的先进性与首创性。因此，“西体”与“中用”成为盛宣怀设计北洋大学学科的指导思想。

　　在“向西方学习”的社会背景中，欧美大学成为学科设计的模仿蓝本；而在“中体西用”饱受责难的时期，若只选择那些被称为“西学之皮毛”的“器艺”类学科，学校也很难有所突破。据此，成熟西方大学中的前沿学科与科技理论的引进成为必然，丁家立（Charles Daniel Tenney）于此功不可没。丁家立是美籍教育家，1857年生于波士顿，达特茅斯学院（Dartmouth College）毕业后入欧柏林学院（Oberlin College）研究院学习，获神学硕士学位。1882年，至中国山西进行传教活动。四年后，改以学者身份在天津从事文化活动，创办以传播西学为己任的中西书院，并担任驻天津美国领事馆副领事。与此同时，丁家立因担任洋务派实权人物李鸿章的家塾洋文塾师而与天津上层政要交往紧密，盛宣怀便是其中之一。盛宣怀开办天津中西学堂时，丁家立不但积极奔走，更在其后11年的时间中担任北洋大学总教习，成为北洋大学的实际掌门人。北洋大学创设之初，经历南北战争之后的美国工业化步伐不断加快，哈佛大学（Harvard University）、耶鲁大学（Yale University）等传统大学纷纷踏上现代大学的转型之路，芝加哥大学（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克拉克大学（Clark University）等一批研究型大学不断涌现，以实用性为主要特征的工程技术人才成为美国大学适应社会需要的培养主体，土木、机械、矿业等新兴学科成为高等教育的前沿阵地。熟悉美国大学办学模式的丁家立同样深知中国社会对于实用型人才的迫切需要，于是，他参照哈佛大学与耶鲁大学的办学模式，在北洋大学堂头等学堂分设律例（法律）、工程（土木）、矿冶和机械四学科，并在其后的办学过程中不断根据现实情况对学科进行增补：1897年，原由盛宣怀创办的山海关铁路学堂停办，学生并入北洋大学后设立起铁路专科；1903年，因外交需要，临时附设俄文班与法文班；1907年，为解决直隶地区中等学校师资问题专门开设师范科……尽管以上专业多为临时开办，存在时间较短，但也成绩斐然，培养出著名教育家齐璧亭、李建勋，著名铁路专家詹天佑等。可见，在北洋大学堂初期的学科建制中，既包含以“西政”为主的社会科学，如文、法、师范，又囊括以“西艺”为主的自然科学，如工程、矿冶、机械，称其为一所学科全面、知识先进的“综合性大学”也是名符其实。 　　值得一提的是，丁家立在学科的建设中尤其重视英文的学习与利用，这是出于其对于学理研究的重视。他认为，只有具备厚实理论涵养与良好学习能力的学生才是合格的，而中文，尤其是古文，向来缺乏精确性，其理解必须结合特定的语境，一旦结合不当，则极易造成语言的含糊性，这种含糊性虽然能够成为文学创作上的一个优点，但却难以与现代科学所要求的精确性相互融合，因此并不适合表达讲究精确的西式科学理论。英语教学并非追求时髦，而是实事求是。为此，丁家立亲自编写《英文法程》一书，此书集学术性与实用性为一身，很快成为当时流行最广的英文教科书。[7]

　　尽管北洋大学堂的学科设置充满“西体”特色，但它始终不能脱离的中国本土，“中用”既是盛宣怀本人自幼所受教育的必然指向，又是政府权力的显性规定，更是社会支配的隐性诉求。1903年，《奏定学堂章程》颁发，北洋大学的课程开始呈现出零星的中国色彩。按《奏定学堂章程》厘定功课：大学预科或高等学堂，升入大学堂法科前需学的功课有：人伦道德、经学大意、中国文学、外国语、历史、地理、辨学、法学、理财学、体操；升入大学堂工科前需学的功课有：人伦道德、经学大意、中国文学、外国语、算学、物理、化学、地质、矿物、图画、体操……[8]据此，北洋大学堂虽然不得不增加中学的相关内容，但也颇具效果。1904年，学堂总办沈桐奉直隶总督袁世凯之命，整顿学规，在其奏章中称[9]：

　　查堂中头二班学生讲求西学，程度甚高，中学文字亦具有根底，斐然可观，加以濯磨，可称上选，特是培植人才仍须推广整饬学务，不厌详求。现与监督教习再三熟商，拟定国文分数章程，设经学、道德、国史课程……至学堂中体操、兵操、本古人射御并重之意，非特腹心干城，可以兼资武事，即血气流动，亦有益卫生……诸生一律肄习，课以分数，俾文事武备，不致偏废。

　　可见，尽管北洋大学堂最初的定位是一所崭新的西式学堂，但它仍然难逃“中用”的本质特征，一旦外界条件允许，中国教育传统的本土特征则会得以展现。

　　（三）北洋大学之典范作用

　　在盛宣怀的《拟设天津中西学堂章程禀》中，开篇之处便提到了北洋大学之“规式”作用。在关于学制的讨论中，盛氏称“至于制造工艺皆取材于不通文理不解测算之匠徒，而欲与各国絷长较短，断乎不能……职道之愚，当赶紧设立头等二等学堂各一所，为继起者规式”。[6]136可见，为了解决我国高级工程人才紧缺问题而建立起的北洋大学在一开始就致力于成为我国高等教育的样本，为其后建立的高校树立榜样。

　　实际上，北洋大学学堂也确起到了这样的表率作用。学堂初见规模时，两江总督、南洋大臣刘坤一便就办学一事对盛氏进行询问：“闻公在津新设学堂，章程甚佳，即祈钞示全卷，以便将来仿办”[10]；曾主管京师大学堂的张之洞曾函请盛宣怀将北洋大学章程，“各缮一通，以资采择”[11]；管学大臣孙家鼐亦曾向盛宣怀“索阅在津学堂章程”[12]。可见，北洋大学之体制已经成为清廷管学大员们办学与制策之重要参考。

　　不仅如此，在实践上，北洋大学堂更成为各地筹设新式学校之蓝本，南洋大学之设置便印证了这点。1896年春，盛宣怀即将卸任天津海关道，转任全国铁路总公司督办。随着活动区域的转移，他专门致函刘坤一商议南洋大学学制事宜，“初议筹设南洋公学，拟照天津分设头等二等两学堂”[13]。而《南洋公学章程》最终也明确将南洋之学制归纳为外院、中院、上院三类，其中，外院相当于小学堂，中院相当于北洋大学二等学堂，上院相当于北洋大学头等学堂。可见，这种设计方式多是对北洋大学学制的扩充与模仿。

　　新学制颁布前，近代中国仅存在北洋大学堂、京师大学堂、山西大学堂三所大学，其中又以北洋大学堂为最早，这使得其能够成为创建于1898年的京师大学堂和创建于1902年的山西大学堂之模范样本。在学科设置方面，北洋大学对这两校的影响也十分明显，“继北洋大学之后而设立之工程学府，为北京大学之工科，其次为山西大学之工科”[14]。1910年，京师大学堂所设工科开始按照土木、矿业两门招收学生；山西大学堂所设学科更是完全按照北洋大学规制，分办律政、工程、采矿、冶金四门。就对本省的影响而言，北洋大学的建立更完善了河北省的教育体系。据《河北省志》记载，清末直隶地区虽已举办了若干小学堂、中学堂、实业学堂和高等学堂，但真正意义上的高等教育一直处于缺席状态，直到北洋大学建立，河北省才成为我国第一个拥有完整教育体系的省份。正如盛宣怀所言：“臣前官津海关道时，当讲求学务，尚未萌芽之先，首创北洋大学堂，以开风气。”[15]

　　二、坚守与无奈：大学区制与北洋大学法科的消失

　　（一）北洋大学法科之被迫取消

　　晚清学制颁布前后，如何利用有限的资源建立起高水平的大学，并使它们在全国范围内发挥最大作用成为一个备受关注的问题，学校布局则是此问题的中心。在师法日本的基础上，清政府试图从制度上确立起大学分区制度。学部成立后，希望按照南、北两大学区的思路将大学分区制度落到实处，然而，由于战事持续、政局不稳、资源匮乏、人才紧缺等现实问题，这种分区布局的设计直到清帝被迫退位也未能实现。民国建立后，北洋大学政府时期大学分区设置思想与晚清相似，但在具体如何分区的问题上，教育部或因人事变动、或因利益不一而始终难以达成一致的划分标准，从而导致大学分区状况的频繁变动，四大分区、六大分区、七大分区、十大分区的设想或曾被提上教育行政议程，或曾实际出现。但是，尽管存在种种不同的意见，以分区制度来整顿大学一直是教育部的一大管理理念。

　　1912年，临时教育会议出台的《划分大学区议案》将全国划分为四大学区：“全国终十年之内，先设四所大学；第一大学，以北京为本部，第二大学以南京为本部，第三大学以武昌为本部，第四大学以广州为本部。”[16]在此四大区中，北京一区高等教育资源相对丰富，为避免资源重合，有人提出：“第一区如能将北京、北洋两大学合并，固属大佳。苟不能办到，不妨分之，但令两校所版分科不相雷同。”[17]教育部同样认为两校距离较近，不易于达到资源配置的最大化效果，于是开始试图根据学区的划分合并两校。此议一出，立即遭到北洋大学师生与社会舆论的普遍反对，“现北洋大学校友，以该校开办多年，成绩素著，并至可惜……呈请教育部保存此校”[18]。此事暂时搁浅。半年后，教育部旧事重提，此次直接建议将北洋大学并入北京大学，这个相当于取消北洋大学的提议遭到北洋大学师生更为强烈的不满，“为北平区制问题，几无日不在波涛起伏中”[19]。无奈之中，教育部提出一个看似妥协、实则强硬的方案，并以33号训令形式于1914年2月4日直接通告时任北洋大学校长赵天麟[20]： 　　查本部前议，北京、北洋大学两大学并立于京津，咫尺之地，于学区划分，即嫌不符，而应合应分尤须筹划……。委专门教育司长汤中会同参事王振先、许寿裳，秘书汤彦洁拟具说帖，使两大学采相对的分立制。北京大学设文、理、法、医四科，北洋大学专设工科而渐加扩充……

　　但是，直隶省政府认为这样的划分会直接减弱直隶地区高等教育的实力，因此以教育费用独立为由强势抵制，两校合并一事再次不了了之。

　　三年后，1917年，曾任教育总长、时任北京大学校长的蔡元培以德、法学制为依据，认为工科应皆为专门学校，再次建议将北洋大学之法科与北大之工科进行交换，并立即着手行动。此年，北洋大学预科毕业生中愿入法科学习的学生全部转入北京大学，来年北洋大学法科也再无续招新生的权利。三年后，当头等学堂法科四年级的学生全部毕业之后，教育部于1920年5月6日正式发布训令：是年暑假，北洋大学法科即行终结，专办工科。所有法科经费，不再提供，并另设新款以移拨工科。至6月，北洋大学法科已班学生全部毕业，北洋大学法科成为历史，教育部在历经7年宣布4次训令后，终将北洋大学由一所综合性大学改变成为一所专办工科的学校。1928年，蔡元培再次出台《修正大学区组织条例》，以北平政治分会所辖之区域，即河北、热河、北平、天津为限，试行北平大学区，同时将天津北洋大学、天津工业专门学校合并成为“北平大学第二工学院”。从此，无论称谓抑或实际的发展路径，北洋大学再无法科或任何文、政专业，正式进入专办工科的时代。

　　（二）北洋大学法科取消后之影响

　　北洋大学法科历史悠久，“近代中国的第一个法律教育机构”、“近代中国的第一门法律学原理课程”、“近代钦字第一号大学毕业文凭”全部出自北洋大学法科。其实力之雄厚国内学界众所周知，共产党早期领导人张太雷、著名法学家赵天麟、第一位担任海牙国际法庭大法官的中国人王宠惠、著名诗人徐志摩、比较法律哲学专家吴经熊……，法科所培养出来的杰出校友不胜枚举。将这样优秀的学科被迫剥离北洋大学、划归北京大学所有，不但“影响北洋大学非细，论者无不惜之”[21]148，更使得北洋大学“元气大伤”，“永失一翼，遗患深远”[22]，从此再无任何杰出的政治、外交人才诞生。

　　作为学校内的惟一稳定存在的文科专业，取消法科首先使得北洋大学再无恢复综合性大学之机会。专办工科的学校即使能够获得学理方面的相关补充，却也难以做到真正的文理渗透，很难与在广阔学科背景中培养出来的学生一样拥有良好的交流能力、广阔的知识储备及扎实的理论功底，长久以往，只会形成注重技术与效率的“知识人”，而难以出现具备创新品格与学术能力的“智慧人”，使学校的发展陷入瓶颈。反观北京大学，其工科虽然并入北洋大学，但其工科存在时间不长，不仅学生人数极少，办学质量也无法和北京大学翘楚专业相提并论，因此几乎无所谓有所损失，但其法科却从此在学界内几乎一夜崛起，显然这是对北洋大学的极大不公。另一角度上，长期的专办工科也使得北洋大学的学生相对轻视文科。1919年北洋大学园内爆发的“驱冯运动”，虽有校长冯熙运本人行事霸道、态度强硬之因素，更与学生们普遍认为“专办工科之学校不需要一文科出身之校长”的观念不无联系。

　　但是，伤害并未停止，并入北平大学区的合并风潮中再次展现。1928年9月5日，北洋大学再次被降格，成为“北平大学第二工学院”中的一员，师生得此消息立即发表宣言：几年前的法科“强占”再次重演，大学区的施行竟使巍巍北洋大学成为“旁人的附属品”，教育部的此种作为使北洋大学这样历史悠久、成绩卓著的大学“难以保存他原来的地位、发展他固有的精神，于此丝毫不见国家培养建设人才的诚意。”[23]11月14日，为阻止北平大学区接收活动，北洋大学临时学生会组织起“武力护校团”以反对由北平大学区任命的院长石树德接收校政。时任北京大学校长的李石曾不得不利用私交，电请茅以升出任北洋大学院长，此次风潮才得以平息。但是，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师生在抵制合并风潮中的集体反抗成北洋大学历史上一次浩劫的隐患。1929年春，北平大学区风波刚刚过去三个月，一场无名之火将北洋大学的主教学实验楼付之一炬，尽管这场大火的起火原因尚无定论，但当时一些亲历者的回忆似乎能给我们提供一些隐约的线索[24]：

　　这场大火中始终存在不能自解的问题：为何消防设施完备的大楼突然起火且毫无征兆？为何武装军警的出现先于消防队员，并直接逮捕无辜的学生而对大楼的火势无动于衷？这场大火造成如此巨大的损失，但为何最终还是不了了之，并以影响教学为名禁止追查？

　　这一连串的诘问背后隐藏着怎样的故事？它似乎与日前激烈的师生抵制运动有关。诚然，物质的损失始终可以弥补，但办学定位却终难扭转，最终，北洋大学还是在无奈中被迫转变为一所专办工科的单一大学。

　　三、两大要素：北洋大学学科设置与变更的原因

　　尽管费正清关于中国近代社会转型的“冲击――反应”学说受到柯文“中国中心说”的抨击，但西方冲击依然是造成近代中国“数千年来未有之变局”的最大因素。在传统教育进入到一种遭受严重质疑且陷入发展窘境的尴尬境地时，模仿、借鉴、移植西方大学的发展模式成为中国社会寻找出路的时代强音，近代高等教育的学科发展也因此进入到一种以西方为蓝本的大学学科制度的移入与调试阶段。此时期，学科设置的主导影响因素有两点：社会的需求与权力的制约。

　　（一）社会的需求

　　西方冲击在带来一系列丧权辱国的割地、赔款的同时，也将先进的文明与技术裹挟而入，最先接触洋务的部分士大夫成为最早了解西方工业文明的先行军。强烈的对比产生深刻的反思，这些开明的官员在不断反观我国事事落后的现状后，萌发了以“师夷长技以制夷”来抵御“数千年来未遇之强敌”的思想，由此揭开了我国早期现代化运动的序幕。在经历了强兵、造器、富民后，兴学也成为洋务运动中精彩的一章。作为洋务派扛鼎大员李鸿章的得力助手，盛宣怀不但深谙“经世致用”之道，更能清晰地感受时代的脉搏。在其兴办洋务的过程中，新型人才的急需是最为真切的感受，由此，盛宣怀与北洋大学结下不解之缘。 　　盛宣怀在开启其洋务征程时便萌生了立志兴学的思想。1872年，盛宣怀在李鸿章的扶掖下开始主持设立轮船招商局，这掀开了其兴办洋务的第一章。在此过程中，新型技术人才与管理人才严重匮乏的现实不断冲击着盛宣怀，他无奈却又充满感慨地在日记中写道：“若无治人，办事总难。故创业当先择人，不得其人宁毋创举。”[25]若无适当人才，万事皆属空谈，兴学的重要性实源于此。1875年，盛氏开始经营湖北开采煤铁总局，但至1881年，所办各矿均遭失败，盛氏心痛地反思道[26]：

　　督斯役者以迄员董工匠，一无所知，重听命于洋师而已矣。而洋师实为开矿之机器洋匠，并不谙于地学、化学。故旷时靡费，毫无进展。叹开矿不难在筹资本，而难在得洋师！

　　实践出真知，盛宣怀在延请洋师的教训中更加明晰新型人才是决定整个洋务事业能否成功的关键，他在给李鸿章之弟李瀚章信函中称[27]：

　　办事以得人为主，而人才半在天赋，半在陶熔。方今欧洲气象，如大列国，断无独居独处之日，亦断无百年不败之和局。足食、足兵、民信三事，非人不办，且非有后起之人，亦必旋得旋失。试问吾家将才如彼否？使才如彼否？理财之才如彼否？窃犹虑后起之亦无人也。树人如树树，惟恐迟暮，则得人之盛，未必多让湘乡！搜罗今日之梓楠，培养他年之桢干，为一代得治人，胜于为百代立治法。恐此后棋局日新，落子愈出愈奇。

　　盛宣怀人才观中最为典型的这段论述已经表明，他所要培养的人才是适应于社会与时代需求的专门人才，专才培养的教育理念落实到北洋大学之中便是针对各类工程技术人才的培养。

　　当然，学科的社会实用性并不仅仅是盛宣怀个人的办学特色，清末绅商之办学活动多具备此特点，这与其求富求强的实践活动密切相关。经办新式工商企业的客观要求促成了绅商对于新式教育的长期关注，在人才培养目标上，绅商自然需要能够满足工商企业所急需的专门技术与管理人才，但是，绅商的目光也并不仅仅局限于培养“技工”，深知高深知识是获得实用价值的基础，真正的人才不但要精通西学之“技”，更要深谙西学之“理”。1898年，继任天津海关道的李珉琛（字少东）函商盛宣怀，欲将60名学生改习外语，盛宣怀当即加以阻止，称[28]：

　　顷接少东来函，欲改六十名分学法德东三国之文，是殆误会也。学堂内有分类专门工夫，为小失大，弊莫甚焉。前据丁家立面商，头等三十名，应分律例、矿务、制造各若干名，以后每年每类仅得数名，正恐不敷派用，时势需才如此其急，讵可一误再误。若改习他国文字，习器而不知理，此堂之隳废。即在目前，为天下笑。

　　在盛氏眼中，语言学习与技术学习有着“器”与“理”的区分，不论此观点正确与否，却可清晰得见盛宣怀对于科学理论的重视程度。在此，盛宣怀的人才观念与北洋大学创建时期的学科门类已经表明：社会的需求是影响近代中国高等教育学科设置的最大国情与最强依据。

　　（二）权力的制约

　　实际上，学科自产生之初就与权力密切相关。一方面，权力可以诱导新学科的产生，推动大学学科制度的不断完善，带来知识的系统化与社会的进化。另一方面，权力又可以压制某些知识体系的生产，使其难以获得学科的身份，即使是那些已经进入到大学领域内的学科也会因权力的因素而影响发展资源的获取。两者之关系落入近代中国的时空中时则更为密切，权力甚至成为决定学科生存状态的最重要外部因素，南开大学的成功算是其中的一个典型例证。作为一所私立大学，南开大学不但名师云集，人才辈出，更在于抗战中毁于一旦后，又能奇迹般地依赖舆论及政治的力量再次运作得风生水起，甚至与北京大学、清华大学比肩而跻身国立，摆脱办学窘迫的局面。在这转机的背后，既有校长张伯苓本人出色教育理念的实践，更离不开当时政府的大力支持。尽管1928年时的张伯苓与蒋介石尚未见面，但认为张校长办学得力的蒋主席就已经通过张学良的关系补助南开大学每年2万、历时10年的办学经费[29]。此之，蒋介石或亲力亲为，或通过诸如张学良、孔祥熙、王世杰等人对南开大学给予经费照顾。正是利用政治人物的有力能量而完成的向权力中枢的不断靠拢，南开大学才能获得更多的教育资源以扶持自身的发展。

　　反观北洋大学的情况则与之大不相同，民国时期的北洋大学不但没有获得有效的政治支持，反而受到强烈的政治压制，这在其学科变动的过程总可见一斑。实际上，与西方教育倾向于个人的全面培养相比，中国的教育一直多由国家把持，从来都是一件充满权力斗争的“公事”。至清末，中国陷入到“亡国灭种”的危机之中，“个人”与“国家”完全让渡于“社会”的整体性发展，故此，“满足社会需求”才在夹缝中生长为影响当时教育改革的主要因素，国家权力的主导话语以一种稍显隐性的方式暂避到社会需求之后，故此北洋大学之学科初置时多考虑社会需求的因素。至民国时期，民族危机暂缓，以国家与政府为主导的权力控制再次强势回归到教育场域中，北洋大学此时的学科变更便是一场针对教育资源的权力抢夺战争。

　　尽管北洋大学与北京大学都是“国”字头大学，但两者在很多方面都存在明显差异。以经费来源为例，虽然北洋大学同样被冠以“国立”二字，但其经费来源一直是由直隶省政府独立支出，从建校初期便由天津海关和开滦煤矿共同担负，国家层面的拨款可谓杯水车薪；反观北京大学，其教育经费一直由学部、教育部等国家层面的行政机关承担，并不时给予额外“照顾”，由此可窥得两校地位之明显差别。至蔡元培担任教育部长成为实权握有者后，无论是资源支持还是教师选聘，北京大学的优势更为明显。同一时期，蔡元培重“理”轻“术”的教育思想不难显示其对北洋大学“以工科立校”的漠视态度。1918年，蔡元培在解释自己于1913年修改学制的初始意愿时曾经表明[30]：

　　鄙人之意，学与术虽关系至为密切，而习之者旨趣不同。文、理学也，虽亦有间接之应用，而治此者以研究真理为目的，终身以之。所兼营者，不过教授著述之业，不出学理范围。商、医、工，术也，直接应用，治此者虽可有永久研究之兴趣，而及一程度，不可不服务于社会，转以服务时之所经验，促其术之进步。与治学者之极深研几，不相牟也。鄙人初意以学为基本，术为支干，不可不求其相适应。 　　学为本、术为干；理为本、工为干，由此可见蔡元培当时对工程教育的冷淡，剥夺北洋大学学科中的优势资源似乎也可以理解为蔡语中的暗含因素。收编北洋大学法科后的北京大学文、理俱佳，到1919年，北京大学文科已发展成为包括哲学、中学、英文、法文、德文、俄文、史学、经济、政治、法律10各学门在内的大文科，而理科也已经发展成为包括数学、物理、化学、地质在内的4系规模。因此，在民国年间的学科调整中，北洋大学师生大都认为此次学科交换是教育部以权力和行政命令为主导的不平等交换，大多用“强抢”、“剥夺”、“凌弱”[31]等词来形容此次事件，其中的不平与愤懑跃然纸上。

　　也许这些措辞包含了北洋大学学生的感情色彩，因此可能并不十分客观，但这种学科的变更的确影响、抑制了北洋大学日后的发展，甚至使其一度陷入低谷状态。进入30年代，北洋大学之声誉很难与其前期之辉煌相提并论，曾任北洋大学校长的李书田在回顾这段历史时曾将其成为北洋大学之“艰难时期”与“多难时期”。[21]149-150尽管这与时局之变迁关系甚大，但学科本身的缺陷同样是其中的一大原因。高等教育的发展历史与现实已经印证了这一点：越是科类众多的综合性大学，吸纳新学科、适应知识类型变化的能力越强，接受变化的范围越大。反之，越是科类单一的大学则抵制或无力接受其他知识类型的可能性越大，从而发展陷入瓶颈状态。[32]北洋大学民国年间的学科调整使北洋大学失去了综合性大学的发展优势，也使其在日后的发展中受到诸多制约，这无疑是北洋大学校史上灰色的一笔。

　　四、结语

　　大学学科制度的演变历史告诉我们，并非所有的知识体系都有资格进入大学场域，而所有进入大学场域的知识体系也并非都能获得学科的身份，只有那些经过筛选后合格的知识才能获得进入大学的权利。近代中国教育尽管在“旁采泰西”中中西兼考，但仍秉承“择善而从”的理念，于中国有益者采之，于中国不宜者弃之，这正是所谓对近代教育的“因时制宜”。“适者请进”的标准嵌入到近代中国大学的学科建制与变化中便聚焦成为“社会需求”与“权力制约”，这实为一种实用原则的体现。所谓实用原则，是指以是否具有推动社会、政治、经济等方面的实际用途作为判定学科进入大学的标准，这是一种知识发展之外的力量因素。北洋大学最初的学科设置与民国年间的学科变更或是对于社会需求的主动迎合，或是对于政治权力的被动接受，两者实际都是实用原则的具体体现。但是，除专业训练与职业培养的“实用”目标之外，大学更是一种追寻真理发展的无功利探索，它最终指向的应是人之心灵的完整培养，是人性扎根于文化与理想土壤中的自然展现，而这恰恰是在中国近代高等教育在最初移植过程中所忽略掉的西方大学的立命之本、生存之源。也许，这也是我们今天的高等教育改革中最为需要却也又最为无力的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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