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舆论控制与清末湖南社会变革

　　中图分类号：K2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1502（2015）02-0116-05

　　舆论是相当数量的人、群众或组织对公共事务所发表的倾向一致的议论。[1]恩格斯认为，氏族制度“除了舆论以外，它没有任何强制手段”。[2]以血缘为基础的氏族、部落得以形成和保持稳定的精神因素便是舆论。[3]在传统的中国农村，“社会控制乃是村庄事务，其主要手段是公众舆论”。[4]最早提出社会控制这一学术语的罗斯（E?A?Ross）把社会控制的手段分为两类，一类是舆论、暗示、个人理想、社会宗教、艺术和社会评价，称之为伦理的控制手段，它们的形成是由于感情的力量;另一类是法律、信仰、礼仪、教育和幻想，称之为政治的控制手段。[5]传统中国，包括舆论控制在内的伦理控制是对政治控制必要的补充，它的存在给社会成员无形的压力，影响人们的思想和行为，维护家庭和社会的稳定，巩固君主制和等级、宗法、家族制度及其观念，强化旧的社会结构和社会生活，以及人际关系中的旧秩序，发挥着比政治控制更深刻、更广泛的控制功能。

　　随着生产力的发展、社会的进步，社会结构日益复杂，人类社会逐渐从传统社会演化到现代社会。人们活动空间的扩大，活动内容的丰富，社会利益的冲突也开始加剧，个人与个人，个人与群体，群体与群体之间的冲突越来越多，社会控制的作用也越来越重要，控制的手段也越来越多样化。近代中国经历了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变的过渡，伴随着这一过程，社会结构的分化与整合、秩序的失范与重建，冲击震荡着整个社会系统，[6]带来对传统社会控制的挑战。湖南是一个内陆省份，但由于维新变法和辛亥革命，其在近代中国发挥着独特的作用，其舆论控制的变革和发展颇具代表性，因此，本文试图从社会功能的角度，而不仅仅从人们习惯关注某些重大历史事件的经常性分析中获得对清末湖南社会变革更清晰更深刻的认识。

　　现代舆论的控制力量

　　湘军的胜利给湖南人带来了虚骄保守的心理，之后的一段时间，湖南的社会风气很少受到外来文化的猛烈冲击，仍然囿于传统。张朋园说：“湖南人的守旧态度，有似一口古井，外在的激荡，没有引起些许涟漪。所以当自强运动在沿海地区进展的时候，湖南人仍然在酣睡之中，三十余年的自强运动（1860至1894年），与湖南人完全是陌生的。”[7]中日甲午战争以前在中国社会中出现的政治、经济、文化、思想等诸方面的变化，在湖南都没有很好地表现，湖南省城长沙成了“一座紧闭的城堡”[8]，成了一座“铁门之城”。[9]但由于甲午之败的刺激，湖南社会“无论是物质文化、制度文化还是心理文化，都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变迁”。[10]

　　在较为封闭、交往范围非常狭窄的传统社会，周围的环境几乎是凝固不变的，又由于“文盲程度很高或识字率非常有限”，[11]所以舆论只是较多地集中在范围狭窄的地区，呈现出一种僵滞态势。“当传统社会走向现代社会之时，书刊作为人们产生新观念并形成舆论的主要媒介。”[3]（187）中日甲午战争之后，湖南保守的社会舆论环境发生了改变，起主要作用的就是维新运动的推动。湖南维新派为变法呼喊，宣传维新思想，引进了报刊这一先进的传播媒介，运用了有别于传统的现代舆论控制方式。以报刊为媒介的舆论在延续传统的基础上，更多地加入了现代印刷、传播、宣传等元素，所控制的地域范围增大、人数增加。

　　“有效的传播媒介是一种能动的加速器，可以大大加快社会变革的速度”。[12]湖南作为开风气之省，“省城长沙成为维新运动的中心”，[13]聚集了梁启超、谭嗣同、黄遵宪、江标等一大批有识之士，他们倡言变法，力求维新。这些维新志士非常重视报刊杂志的作用，认为，“环球报馆林立，虽妇孺莫不以阅报为事，故周知时事，察验新理，目营四海身属九州，舍此别无良法”，[14]在省城办起《湘学报》（原名《湘学新报》）与《湘报》，这是湖南最早的近代报刊。[15]

　　《湘学报》1897年4月22日刊行，由湖南学政江标发起，唐才常等编辑，开设各种专栏，成为宣传维新的有力阵地，为变法大造舆论。“传统社会的许多人们在第一次接触到大众传播媒介时，都能恰当地看出媒介具有的魔力”。[16]一些官员如湖南巡抚陈宝箴就明确地认识到了报刊等现代舆论的功能，他说《湘学报》有“为学者明体达用之助”，要求“（各县）赴省订购，每次或数十册，或十余册，分交书院、肄业各生及城乡向学士子一体批阅，并劝绅商自行购买，分送俾乡僻寒??，皆得通晓当时之务”。[17]

　　因《湘学报》出版时间跨度较长，为加强宣传力度，维新派加大了舆论宣传密度，出版了每日版的《湘报》。《湘报》以“专开风气，拓见闻”[18]为宗旨，宣传维新变法，刊载论说、杂事和商务，并转载其他新报的论说消息，还在各处设访事（记者），广采新闻，并调查各地物价行情，颇具近代化报刊的特色。[19]《湘报》还和维新团体南学会设在省内各府州厅县的分会保持密切联系，通过这些分会和下属的学堂推广发行，免费送阅，扩大宣传。此外，它还委托各府州县分学会、学友在附近的市镇、村落把《湘报》择地张贴墙壁，扩大影响，使报纸深入“官绅士庶”，“使得改良派的变法维新思想在它所联系的那部分群众中得到更广泛的传播”。[20]

　　《湘学报》、《湘报》作为湖南维新运动的喉舌，“对维新变法的宣传，极大的影响了湖南知识分子，为变法运动的开展奠定了社会思想基础”。[19]（215）维新变法时期，湖南除了自己办的《湘学报》与《湘报》外，还大力引进省外知名报刊。以《时务报》为例，它在湖南有4个代销点，[21]长沙矿务总局负责整个湖南省的销售。[22]此外，湖南还有翻印《时务报》的现象，巡抚陈宝箴也因《时务报》有益士子见闻，筹款定购。[23]湖南学政江标说，《时务报》在“湘中几致家弦户诵”。[24]虽然当时报刊的阅读者主要是官吏、绅士、就读的学生及商人，但通过这些人可以辐射到范围更广的人群，这些报刊制造了以“变法图强”为核心的社会舆论。维新派充分利用舆论工具，动员了在中国社会生活中最具影响力的士大夫和最有活力的新知识分子群体这一阶层，形成了思想传递机制，表现了维新派在利用现代舆论控制上的卓识。[25]在维新时期，湖南开始把舆论的范围从地方社会小范围拓展为城乡结合的大范围，舆论所起的控制作用也随着其范围的拓展而扩大了。 　　比维新派更晚一些的革命派在舆论上更加倚重报刊杂志的宣传作用。为宣传革命，国内外出现了创办革命报刊、发行革命书籍的浪潮，大规模地开展爱国革命宣传工作，深刻揭露清朝封建腐朽的专制统治，广泛传播西方资产阶级的政治学说与民主革命思想，鼓吹民族革命，“极大地促进了人们思想的解放”。[26]这些制造舆论的报刊在湖南省内有《湖南官报》、《长沙日报》、《湖南白话报》、《湖南演说通俗报》等;湖南人在省外创办的有《游学译编》、《二十世纪之支那》、《洞庭波》等。这些报刊在不同程度上发挥了舆论宣传的作用，使民主革命思想得到更广泛的传播，虽经湖南巡抚端方严厉禁止，仍然抵挡不住它的广泛传播。学生们不顾当局禁令，大量阅读宣传民主思想的报刊。[27]如《浙江潮》被送到长沙周南女校后，经徐特立、朱剑凡等教师一宣传，“革命的浪潮即刻泛滥起来，冲动了整个校园”。[20]（225）《中国白话报》发刊后，湖南学生集资订购数百份，“以分送其乡人”。[28]这些宣传报刊不仅在知识分子、学生、军人中很快得到传播，也很快流传到县以下。醴陵、浏阳一带“粗解文字者，莫不以先睹为快，豆棚瓜架，引为谈资，数百里风气为之顿变，虽穷乡僻壤之氓，咸了然于革命不可一日缓矣” 。[29]湖南候补道沈祖燕说，这些书刊“湘中亦遍行流布”，“触手即是”。[30]湘籍志士卓有成效的舆论宣传为唤醒国人投身反帝反封建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洪流起到了振聋发聩的作用，[31]为辛亥革命的发生、发展从舆论上作了准备。

　　政权对现代舆论的控制

　　当旧的社会控制手段已不能适应复杂多变的形势，新的控制手段就会应运而生，其中以现代报刊为媒介的舆论手段发挥了重要的功能。“大众传播工具最明显和最重要的影响之一，就是使得政治事件引人注目”，[32]清末的报刊杂志“能够同时传播统一及标准的政治消息给众多人民，它们的标准化足以产生举国一致的行为模式”。[33]维新派所宣传的变法革新、民权民主思想对传统的封建君主至上、三纲五常、封建迷信等思想进行了猛烈的冲击，为革新旧弊、改良社会风气广造舆论。如湖南成立的不缠足会，以革除缠足之“浇风”为宗旨，在《湘报》上登载其章程，规定：凡入会人所生女子“不得缠足”;所生男子“不得娶缠足之女”;8岁以下缠足的一律“解放”。[34]在维新派的舆论宣传下，在湖省内列名《湘报》的不缠足会参加者有1060人，加上为不缠足会捐款的人，达到1132人。[35]“舆论是一种无形的、隐蔽的、强制性的力量”，[36]一旦形成，就具有一种精神的制约作用。由于舆论的作用，湖南各地妇女放足者逐渐踊跃，如湘乡县自从王国柱和萧仲祁倡立不缠足会以来，“其家人先后解放，迄今风气大开，入会者多近千人”，并“闻该县十一都、十四都、十六都、十七都，尤为盛行”。[37]

　　“一个人关于他自己和他行为的看法，极大地受着公众意向的影响”。[5]（68、69）“当人们之间相互制约时，其行为的产生很少取决于权威者，更多地取决于无关的旁人。旁观者的观点，往往由于共同的道德优势影响行动者的意志，而行为者自己深思的结论又制约着行动本身。” [5]（49）报刊除了刊载时事新闻和各种文化科学知识外，另一重要的功能就是通过文字的传递和渗透，监督控制民众的思想，引导民众的日常生活行为。清政府也清楚这一功能，要求报刊与统治者的意图保持一致，强调报刊扶正祛邪、纠偏补弊、维持良好风尚的社会控制功能。统治者为保证报刊的控制功能，在促使它们发挥功能的同时非常注意加强对报刊的控制。“舆论有广泛影响社会成员的优点”，[5]（71）“对舆论毫无节制地放纵和怂恿是对民主和法制的大‘破坏’”，[1]（29）所以从现代舆论产生以来，政府就把舆论活动纳入政治的范畴，高度重视舆论的作用。一般来说，统治者对待舆论是两手并用，一手制造舆论、利用舆论;另一手是思想控制，实行言禁。

　　面对维新派、革命派利用现代舆论手段争夺对民众思想控制，清政府也加强了对舆论的利用和控制。政权的统治表现在政治和文化思想方面，就是采取愚民政策，控制言论自由，限制舆论宣传。“报刊是最主要，也是最难以控制的言论机关”，[38]清政府决不允许其自由传播。在湖南维新运动蓬勃发展时，湖广总督张之洞担心形势难于控制，致电陈宝箴、黄遵宪说，《湘学报》所登文字，“远近煽播，必致匪人邪士，倡为乱阶”，责令陈、黄予以“阻止”并“更正”。[39]在张之洞的干涉下，《湘学报》的言论有所收敛。张之洞为消除《湘学报》维新言论带来的影响，从第37期起，在《湘学报》连续刊登他的《劝学篇》，以“正人心，开风气”，[39]与维新派争夺舆论阵地。在湖南收回路权的运动中，革命党人利用现代媒介积极宣传。湖南巡抚杨文鼎布置军警“沿街穿巷，四处巡逻，前往后继，昼夜不辍”，告知百姓“禁止开会，取缔印刷店，凡有广告等事，皆须经巡警道派人核阅，方能付印”。[40]

　　现代报刊的辐射面相对较大，所以以报刊传播为主要途径的现代舆论控制手段作用的发挥在近代越来越重要。鸦片战争后很长一段时间内清政府控制报刊舆论出版物的依据只有《大清律例》中的“凡造谶纬、妖书、妖言及传者皆斩”、“凡妄布邪言、书写张贴、煽惑人心，为首者斩立决”[20]（594）两条，并没有控制报刊出版物的专门法令。随着清末变法、革命舆论的不断发展，清朝统治者为了禁锢人民免受进步舆论影响，颁布了专门的出版法令严格控制。1906年7月，清政府颁布了《大清印刷物专律》，规定凡印刷出版物，如果“令人阅之有怨恨或侮谩，或加暴行于皇帝皇族或政府，或煽动愚民违背典章国制”者，即构成“讪谤罪”，处十年以下监禁或五千元以下罚款等。这项法律还给地方各级官吏很大权力，规定其有权受理对印刷物的指控、逮捕被告和随意封闭印刷物。[20]（595）同年，清政府又颁布了《报章应守规则》。1908年1月又颁布了控制更为严厉的《大清报律》，规定报刊每期出版前须交地方行政机关审查，禁止刊载“诋毁宫廷”、“混淆政体”、“扰害公安”的言论，违者“永远禁止发行”。[20]（596）戊戌变法后，湖南政府对已出版的维新报刊大加洗劫，在清政府统治最后十年，湖南只有《湖南官报》和《长沙日报》两份报纸，而且“这两份报纸都置于政府的有力控制之下”。[8]（52）舆论形成的过程即是对舆论激烈争夺的过程。舆论作为一种控制民众思想的手段，统治者不会使其随心所欲发展，随着舆论控制力量的增加，统治者也加强了对舆论的控制。 　　余论

　　“现代化：国家治理方式变迁的历史起点。”[41]近代湖南社会控制在湖南现代化的过程中起了很重要的作用，清末湖南现代舆论控制手段的出现，在显示其社会功能发生变革的同时，也推动了湖南以及中国社会现代化的进展，成为中国社会向近代转型的要素。社会控制既可以顺应时代的发展进行变化，推动社会的进步，又可以用固有的控制手段维护已经落后腐朽的制度，阻碍社会的进步，这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社会控制主体的性质。清末传统封建统治高度统一的政权结构被打破后，社会整合机制被彻底破坏，政权结构系统呈现出多极化、分散化的状态，社会能量极度离散。这种状况使得控制系统中的政治控制能力受到很大削弱，伦理控制因此也受到了挑战，社会控制总体功能的发挥受到损害。在面对近代社会混乱状态时，任何恢复社会秩序的努力都显得力不从心。为了遏制社会分化的进程，社会控制系统采取了多样措施，对社会进行整合，但是由于“在地方上为了新的目标进行统治，从晚清开始到民国时代一直是政府最难处理的工作”，[42]所以“在政府能力衰弱的情况下”，“中央集权的重建，在国民党统治下只得到了部分实现，而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则得到了较为完善的实现”。[42]（662）当今中国社会正在经历着深刻的社会转型，只有合理有效的社会控制才能保持社会稳定有序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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