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资本对农民工群体社会地位的影响研究

　　一、文化资本及其对社会地位的影响

　　文化资本是法国社会学家皮埃尔?布迪厄，在其著作《资本的形式》中第一次比较完整地提出的理论，他认为资本可以分为三种：经济资本、社会资本和文化资本，三种资本都有相应的功能以及各自的制度化形式，彼此相互联系并相互转换。文化资本是布迪厄对马克思资本理论的非经济学解读，他认为文化资本指通过家庭教育、学校教育和社会教育等，而储存于个人身体中的文化知识、文化技能及文化修养，从形式上看文化资本表现为一种身份化的文化资源，本质则是人类劳动成果的一种积累。尽管文化资本不能像经济资本那样实行定量化操作，但它同样发挥着与金钱、物质财富等经济资本类似的作用。在布迪厄看来，文化资本是权力与地位、支配与统治的基础，因此，个体或阶层文化资本的拥有量对其社会地位会产生直接或间接地影响。

　　首先，由于资本具有稀缺性特点，在特定时期，资本的相对数量是恒定的、有限的，某一个个体或社会集团资本拥有量的增加，就意味着另一个个体或社会集团资本拥有量的减少。所以，不同文化身份、地位的群体，有着不同的文化资本，其拥有文化资本的多寡体现了社会资源和权力结构的不平等，决定了其在场域或社会空间中的地位，因为“这种资本赋予了某种支配场域的权力”。

　　其次，文化资本通过转换成经济资本或其他资本促进地位的再生产。由于资本之间是可以相互转换的，一方面，文化资本可以兑现成经济资本从而获得利益或回报。另一方面，文化资本的占有也带来较多的社会资本。个体所获取的文化资本可以用来换取工作、生活方式及地位群体的身份等，而这些可以维护一定的阶层地位。于是，各阶层为了在场域获得较高的地位，势必展开一系列争夺文化资本的行动，由此进入文化资本的再生产过程之中。

　　可见，通过教育机制，文化资本在实现其再生产过程的同时又复制着其层级结构，从而使不同等级的后代获得了进入不同等级的机会和凭证。因此，教育是生产、传递和积累各种文化资本的最基本的体制基础，对于社会中不平等的文化资本，教育起到的是巩固原有分配而非重新分配的作用。布迪厄的文化资本理论确立了文化资本在社会和人力市场中的价值，明确了教育是生产文化资本的重要手段，为揭示当前我国农民工群体的文化资本及其对社会地位的影响提供了新的理论视角，有助于我们重新审视当前农民工群体弱势地位的形成并将持续下去的深层原因。

　　二、文化资本对农民工群体社会地位的影响

　　农民工是中国工业化、城市化与农村人口非农化没有同步发展的历史条件下产生的一个独特的社会群体。尽管城市生活的经历使他们在价值观念、行为方式等方面发生了变化，但从总体上看，农民工内化的适应城市主流社会的文化资本相当贫乏，如城市的价值观念、生活方式、制度化操作技能及各类文凭和证书的欠缺。虽然，随着网络的发展，新一代的农民工能够通过手机或网络浏览各种新闻、图片、书籍及视频等，但他们很少享有像上剧院看演出、参观博物馆、听音乐会之类的文化实践。国务院发布的《中国农民工调研报告》显示，目前我国农村劳动力中接受过短期职业培训的占20%，接受过初级职业技术培训或教育的占3.4%，接受过中等职业技术教育的占0.13%，而没有接受过技术培训的高达78.4%。农民工群体文化资本的贫乏，决定了向高层次产业转移的基本技能严重不足，难以适应社会化产业结构调整和发展的需要；决定了其相对保守的思想观念和较低的生存适应能力，尤其是相对于城市市民而言较低的竞争力；决定了获取、吸收和交流信息能力的匮乏或途径的缺失，失去了分享现代化发展成果的机会，无法有效进行文化资本的再生产，以积累更多的文化资本，这无疑会进一步拉大与城市人群的差距，由此导致农民工在城市的持续性边缘地位，布迪厄所说的社会等级再生产特征也就会出现。

　　依据社会学的一般观点，我们将从职业地位、经济收入和权力三个方面分析文化资本对农民工社会地位的影响。

　　（一）文化资本对农民工职业地位的影响

　　一般来讲，职业是个人在社会中所从事的作为主要生活来源的工作，又是人们在社会分工体系中所处的职能位置。现代社会人们的经济收入、声望、权力等，大都来源于职业，一旦获得了某种职业，同时也就获得了相应的社会地位。而现代社会，决定一个人职业社会地位高低的主要因素，又往往被归因于人们的受教育程度，即体制化状态文化资本的高低。郎普里特与哈兹里格明确指出：“一个人越是受到良好的教育，他就越有可能从较低的职业地位攀升到较高的职业地位，或者较好的初始职业。”农民工较少的文化资本现状，导致他们对职业的竞争力和适应力低下，无法满足城市劳动力市场对高素质工人的要求。正因为如此，农民工进入城市劳动力市场后，只能从事城市人放弃的那些技术含量低、劳动强度大、地位低、收入低的工作，在社会分层体系中他们始终处于一个较低的社会等级。很显然，这一现状是由于农民工相比城市人群文化资本贫瘠所造成的结果。

　　（二）文化资本对农民工经济地位的影响

　　在如今的人力市场中，教育资格（体制化的文化资本）被用来限制竞争社会和经济有利地位候选（下转第291页）人的一种稀缺资源，并且将这些有利地位卖给教育证书的持有者。中国社会科学学院发布的《2007年人口与劳动绿皮书》指出，2003～2006 年，接受过职业技术培训的农村转移人员人均月工资增长了 28.8%，增速比没接受过职业技术培训的快 8.7 个百分点。但是与城市职工相比，农民工群体的工作时间却获得了较低的收入待遇。《2007 年中国农民工（蓝领）报告》结果显示农民工工资，37%为 800- 1 200 元/月，27%为1 200- 1 500 元/月，中西部地区集中在 500- 800元/月，比例占 39.5%。超过 80%的农民工平均每天工作超过 8 小时，其中 10 小时以上的达 18%。仅有 16.4%每月可以休息 5 天以上，多达 55.2%的每月休息不到两天。这正如舒尔茨所说：“农民从事非农业工作时，收入明显低于同种族、同年龄和同性别的产业工人。即使在考虑到失业、年龄、城市规模和地区差别所造成的影响之后也仍然如此。因为这些收入上的差别与相应的受教育程度的差别密切相关。所以这二者之间明显表现为互为结果。”这种互为结果的关系是，受教育程度低，劳动者掌握的劳动技能少或技术水平低，或者只能从事一些简单的劳动，于是获得较少的经济收入，难以增加教育投资提升文化资本，由此形成一种恶性循环。所以，如果农民工群体持续处于这样一种状况，与城市居民社会地位的差距也将进一步扩大。 　　（三）文化资本对农民工群体政治地位的影响

　　政治地位主要通过权力来体现，因为权力是政治地位的象征，其大小决定着人们对政治、经济和社会事务的参与程度、决策能力，以及对其他社会成员的号召力和影响力。因此，权力是划分社会地位不可或缺的一项标准。按照布迪厄的观点，文化资本数量分布的差异，体现了社会资源和权力结构的不平等。农民工群体的文化资本累积现状和文化资本提高机会的渺茫，决定了他们对资源的运用能力和对他人的制约及影响能力都非常微弱，缺乏主动维护自身合法权利的意识，更不用说对政治、经济、社会事务的参与和决策，这种状况反过来又进一步恶化了农民工群体的生存处境。美国社会学家英克尔斯说，“当获得了同样多的教育时，农村出身的人与城市出身的人之间的鸿沟几乎不复存在。随着他们的经历逐步趋于平等化，城市出身对农村出身的优势显著降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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