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历史语境中的科学与公众的信任问题

　　科学作为社会大系统中的一个子系统，始终都与社会中的其他事物发生着相互作用和相互关联。尤其是当代科学的发展已经进入到“大科学时代”或者“后学院”时代，科学不再是少数人的业余兴趣爱好的活动，而是嵌入到具体的社会历史语境中、被商业化和产业化了的集体行动的过程。科学专家在利益冲突和价值冲突中违背了职业道德使其诚实性遭到了怀疑。正如我国学者尖锐指出的那样：事实也不是表征在客观实在的绝对的、静态的形式，而是在具体的社会、历史语境中发展的，这些语境不仅能够影响“什么东西被当作事实”，而且引起研究过程本身。因为科学产品是语境明确的建构物，它们具有语境化特点和形成过程的利益结构特征，不对其建构过程进行分析就不能恰当地理解它们。[1]因此，要真正理解科学与公众的关系，就必须对其赖以存在的社会历史语境进行具体考察和分析，进而明了他们之间信任问题的复杂性和挑战性。

　　一、社会历史语境中科学知识的特点

　　科学和社会的不同系统都有关联，比如政治、经济包括法律领域就属于公众接触科学的具体语境，当它们与具体的社会利益和价值深深交织在一起时，公众对科学的信任问题就显得非常复杂。具体说来，社会历史语境中的科学知识的特点主要有两条：

　　第一，前沿性。在学校教育以外的日常生活中，公众多是通过大众传媒接触科学的，而媒体科学往往是正在研究中的科学。比如，目前引起公众最多争论的全球气候变暖等环境问题、转基因食品的安全问题等。前沿性这个特点是造成公众对相关科学信任困惑的一部分原因。因为前沿科学知识大部分进行的是低水平的描述性分析，科学共同体对其达成的共识程度较低，科学争论也多是因此而起。因此，公众对这部分科学的信任就是悬而未决的，他们表现出的迷茫态度就不足为怪了。如引起公众广泛关注的关于“冥王星是否为行星”的天文学争论是通过投票表决的“科学方法”来决定的？！

　　第二，与人类的生命健康密切相关。大众媒体经常传播着各种各样的科学信息。而其中，最能引起公众关注的是关系到人类生命健康的科学知识。比如，手机辐射对人体的影响，吸烟和患皮肤癌的关系，基因治疗等等。对于这类知识，公众的态度就更为审慎，他们不会轻易地接受而将自己的生命健康完全托付于它们。公众总是希望能更多地了解：到底可不可靠？其他科学家怎么认为？

　　可以说，在具体的社会历史语境中，引起公众关注的科学知识常常同时上述两个特点。因而，我们也就不难理解，为什么在很多时候，公众对一些科学意见和建议常常表现出质疑，这其实是一种非常正常的谨慎态度。

　　二、利益的涉入挑战科学的公众信任

　　在具体的社会语境中，科学与各种社会集团的经济、政治利益深深交织在一起。公众对于科学的政治经济学的理解、对于科学知识的高参角色的理解，在公众形成对科学知识态度的过程中，是一项关键性的因素。正如温内所指出的那样，“与体制融为一体的支持、组织和控制科学的形式”等社会维度渗透到了公众“对科学的全部经验和对科学的反应中去。”[2]

　　对于公众来讲，一般而言，他们不可能在没有附加利益、没有其他背景预设的情况下理解在具体语境中所接触的科学信息。科学的证据往往是游说公众接受某种特殊饮食或者使用某种特定牙膏之类的活动的一部分。既然科学专家的意见如此普遍地与专家自身（及其老板）的现实处境有关，公众自然会根据他们对信息发布者的看法、或者根据他们自认为发现的内部来评估这些信息。如关于飓风原因的科学解释，美国科学家指出飓风有自己出现的规律而与全球气候变暖没有关系，但德国科学家则认为飓风是全球气候变暖而引起的。因此，公众在评估这样的科学信息时，自然会把他们所理解的利益关系考虑进去。

　　如今，公众对科学专家及体制的信任程度正在减退，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公众对于掂量具体社会历史语境中的科学信息的可信性就成了很大的现实问题。例如，人们可能会担心居住在核工厂附近的危险，或者担心家门口垃圾焚化炉的安全性。他们并不是怀着一种沉思冥想的或者与己无关的心情面对科学的，而是会联想到以利益至上的各个技术工程公司、政府管理部门以及公众团体之间实际运作的背后黑幕。

　　三、法律语境中科学证据的公众信任困惑

　　在法庭以及其他准司法语境中，科学面临的困难使公众的信任困惑，就如一系列案例研究所表明的那样，被放大了。这一点在美国有特殊的意义，在今天的美国，制度性安排允许正式的科学判断在法庭上接受独立的法官检验。在1993年之前，美国法庭对科学专家证言的采纳一直沿用1923年在弗赖伊案中确立的“弗赖伊准则”，即科学证据的唯一充要条件是“普遍接受”。而在著名的道伯尔特案件的最后裁决中，美国最高法院推荐法官和陪审员根据四条标准行使的自由裁量权没有哪一条是充分的或必要的。[3]美国最高法院的这个裁决对科学界、法律界及整个社会公众都产生了巨大的冲击。因为这意味着，原先由科学共同体及科学体制所决定的事现在改由作为外行的法官和陪审员来决定。

　　法庭对于科学的这种审核是卓有成效的，这不仅在于其保证了公道，而且重要的是，它意味着科学也必须接受法律的问询。然而，另一方面，对抗性的法庭环境却常常会导致信任的中止。在法庭上，对立的双方都会对另一方的可信度提出怀疑。双方的律师都竭力贬低对方的信誉。平等交换意见这个科学中的理性前提已经不复存在。纯粹客观的、近乎机械般的科学事实几乎只是一种理想。比如，在20世纪70年代，处于早期的美国环境署开始了一次影响深远的改革，但遭到了来自商业界的反对，许多公司也纷纷在法庭上挑战毒理学的证据，否认破坏环境的指控。在争论中都有一个相似的断言：被质疑的科学解释常常被偏见所左右。 　　科学知识源于科学家每日每时的工作，这一事实同样可以引申开来用在法律辩论上，尤其是在涉及对机器和管理系统的信任时。科学知识是建立在实际工作之上的。和所有人一样，科学家也必须清洁试验设备，调整探测器，记录试验过程；实验室工人也可以像其他行业的工作人员那样心不在焉。这些在正式科学讨论中甚少提及的次要属性却极有可能在法庭上被公开声讨，从而给毋庸置疑的科学来个釜底抽薪。[4]

　　不可避免地，与科学和技术投资事务相关的决策机构也被牵涉到这些问题之中。如今，公众对决策能力的“怀疑”经常导致针对某些具体的科学技术应用的诉讼，不堪重负的法庭越来越需要求助必要领域中的科学专家。诉讼各方把科学专家卷入到案件中来，这已经成为一种诉讼策略，进而形成一种机制，使科学陷入争端，付出的代价就是公众的信任。

　　四、一个经典案例：公众对科学信任问题的复杂性

　　当然，有时候公众之所以不信任科学家，是因为他们有很好的理由。但是，即使他们没有很好的理由，不信任的氛围也会使人们能够找到看似合理的理由。我们以布赖恩?温内对英国坎布里亚羊事件的调查研究作为案例，来说明公众对科学信任问题的复杂性。

　　1986年4月下旬，切尔诺贝利核泄露事故使含有放射性元素铯的微尘污染了北欧的大片土地。来自政府的科学家承诺污染会通过食物链的转化很快消失掉，于是英国政府颁布为期三周的禁令限制羊的销售，但是在坎布里亚地区，这个禁令被无限期延长了，这对当地以出售羊为生计的牧场主来说是一场毁灭性的打击。数年之后，对这个地区的土壤所做的科学测量表明依然有高含量沉积物铯，于是，牧场主们怀疑真正的污染源并不是来自切尔诺贝利，而是他们附近的塞拉菲尔德核电站。养殖户们认为，科学专家和政府很可能知道事实的真相可是却故意隐瞒了，切尔诺贝利核事故的爆发正好使他们非常方便地找到了解释环境污染的借口使它充当了替罪羊。牧场主们的怀疑不是没有根据的，因为在此之前，他们就一直怀疑这个核电站的放射性污染问题。早在1957年，塞拉菲尔德核电站发生过一次大火，并时常非法倾倒核废料，其危害在很多年后终于慢慢显露出来：核电站附近居民的白血病发病率节节攀升，这个事实无论如何是隐瞒不了的。当地农民相信，他们对于自己土地的了解和掌握的知识并不比权威差，尤其是当和远离污染地区的其他农民交流了经验进行了比较以后，更是让他们确信了自己的证据和逻辑。而对于科学专家在测量上的不准确、不承认或者含糊其辞地做法让当地农民相信他们与政府以及管理部门相互勾结并不可靠。后来的研究表明，农民们是对的，一半的污染源并非来自切尔诺贝利。

　　一次次怀疑的累加后果就是当地居民和养殖户对科学专家和政府信任的彻底丧失。因此，这个案例很好的说明了科学的公众信任问题绝不是人们通常所想象的就如小葱拌豆腐那样一清二白，而是非常复杂的问题，常常关联着科学的社会历史语境。它一方面告诉我们抽象的科学知识一旦离开了实验室的纯粹环境返回到应用语境中其普遍性和可靠性就不是必然的，而是有条件的，有局限的；另一方面也指出公众的信任和社会历史语境中其他因素保持着紧密的关联，它不是自动的；不是强制的；不是单向的。正如温内所言：科学家在预测上的不准确被看成是所有科学知识都是不可靠地证明，并导致了人们对科学家的后续建议持十分怀疑的态度。人们并不是在独立于其他知识、判断或建议要素的情况下使用、消化和体验科学的。为了使科学理解在某个实际语境中变得有效、有用，这个语境需要补充性的知识。[5]

　　五、结语

　　实质上，对科学产生困惑和质疑，从另一个角度讲，也是公众更为理性的表现。如今，科学知识被视为赢得举足轻重的法律、政治斗争胜利的关键，但是专家的“科学意见”同样被普遍认为是随时可以包租的东西。科学可以被利益所塑造这一观念已经成为很多公众对科学的本能理解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这对于那种认为存在无偏见科学权威的抽象信仰是一种平衡。正如齐曼所指出的那样：“对尚未被确立的研究成果持怀疑主义常常有充足的理由，即使它们是由著名的科学家使用可靠的技术获得的。这特别适用于通常来源于“应用语境”的超科学的或者超认识论的问题，也就是那些与社会利益或价值深深交织在一起的问题。”[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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