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奉天地区的社会工作发展

　　社会工作是以“科学的慈善”与“助人自助”为使命的一种帮助人和解决社会问题的工作。现代意义的社会工作发端于西方社会，直到西方列强强行打开中国的国门，传入西方文化，才让社会工作在中国有了发展的可能。19世纪末20世纪初，晚清辽宁随着大批基督教传教士的涌入，有了现代意义上社会工作萌芽。

　　一、社会工作思想的引入

　　正如美国宗教学家安德鲁斯说过：“宗教是慈善之母”。作为尊重人并致力于人的发展的社会工作与西方的文化传统及社会思想有关，其中基督教的慈善思想和资本主义人道主义价值观念是尤为直接的思想根源。在中国，由于其社会结构的特征是以生活和生产相重合的家庭为单位，以家庭、亲友、邻居为生活共同体，并且以儒家思想为主，儒、释、道相杂合的生活文化使人们生活在较为封闭的亲友圈子之中，因而对他人无多求助，难以形成真正意义上的社会工作。直到第一次鸦片战争之后，基督新教取得了在华传教的特权，从此，传教士大批涌入中国，带来了在其文化领域中正在酝酿和发展的社会工作思想。

　　晚清辽宁拥有当时东三省最大的航运水道辽河口，以及位于其附近作为对外开放贸易港口的营口，所以有很多传教士从这里通向内陆，尤其是沈阳展开工作。行医与办学是早期来华传教士使用的两种十分有效的传教手段。基督教重视扩大影响，因而比天主教更注重开办文化教育和医疗事业，同时，也更注重在青年与学生中传教。由各差会派遣的“医药传教士”身兼“牧师”和“医生”双重身份，行迹所至，施医济药，兴办医院和学校，并以此为基础传导福音。其中具有代表性的是英国人杜格尔德?克里斯蒂（Dugald Christie）。1882年8月，杜格尔德受苏格兰联合长老会之邀，以医疗传教士的身份，携新婚妻子来到中国东北，此后的三十年（1883-1913），作为医学传教士，克服了语言障碍学习了汉语，并广泛接触了东北社会各阶层，建立了盛京医院，开展公共服务，直接或间接递增进公共福利；兴建妇女医院、医学院、教会女子学校，开创东北西医发展，进行女性工作；并且建立了东北第一个公共救济机构，为无家可归的人们提供临时的木板房和粥场。当时除医学传教士发展的传道者，医学院的毕业生也在基督教工作，宣传福音，宣扬基督教文明中利他、奉献、救世等“博爱”思想，以及重视家庭、天下一家、理想社会等观念。这些观念构成了后来社会工作的价值观和伦理守则；而其推动的医学救人、自愿者服务、公共服务和女性工作，也在实践角度推动社会工作实务的发展领域。

　　二、社会工作的领域和内容的丰富

　　以基督教慈善公益为基础的社会工作，随着传教士的各种社会活动开始在辽宁有了一定程度的发展。其服务的内容也依托于基督教传教士的活动内容。医学传教是基督教在华诸多传教方式中的一种。由于行医的缘故，医学传教士可以广泛接触中国社会各阶层，因此提供的服务和帮助也涉及诸多领域，提供的服务也体现了社会工作的诸多内容。

　　康复服务，晚清中国，由于传统中医的局限，对类似于白内障、虹膜炎等一些眼部疾病，胸膜炎以及一些截止手术，或疾病束手无策，或是效果不够显著。相对于中医，现代西医理论和技术解决此类疾病，拥有无法比拟的优势。医学传教士来到中国的主要活动之一就是施医济药，他们开诊所、建医院，用现代医学技术解决这部分病患的疾苦，同时也为基督教在中国的推广奠定了基础。这部分群体往往在身体康复之后，成为基督教的支持者和传播者，坚持用基督教的慈善理念帮助他人。

　　社会救助，也叫公共救助，对经济匮乏从而物质生活面临危机的社会成员提供物质方面的支持和帮助，在中国传统社会主要由政府承担，例如开仓放粮、赈灾。晚清辽宁经历了三次战争、一系列政治、社会危机，导致贸易衰退，粮食短缺，物价飞涨，恐惧的人们四处奔逃。当时政府成立了“救济委员会”，由牧师、传教士和官员组成，在此过程中传教士和基督教徒发挥了主要作用，提供住处安置难民，进行伤病治疗，进行精神和心理的安慰。

　　戒毒工作，晚清社会，鸦片滥用是典型的社会问题，上至官员富商，下至平民百姓，无论是为了减轻疼痛、解脱失意，还是仅仅当作一种奢侈，鸦片在当时中国社会泛滥成灾。当吸食鸦片的负面作用显现出来的时候，经常会有人求助于医学传教士。在戒除鸦片瘾的过程中，基督教传教士采用的一般是两阶段疗法：一方面是通过药物（少量吗啡，后来受到诟病，因为吗啡的毒性强于鸦片），或强制性行为进行干预，做生理上的治疗；另一方面，只有克服了鸦片嗜好，身体恢复正常后，对其进行洗礼，传播基督教福音，提供心理支持，利用来自上帝的“大爱”缓解对鸦片的心瘾。

　　就业服务，尽管鸦片战争后大量传教士获得资格进入中国，但是对于传播西方文化，这部分群体显然远远不够。所以传教士进入辽宁之后，解决这一问题的策略就是培养中国助手。例如医学传教士就通过培养医学助手；建立医学院，指导当地人进行专业的学习等手段。而这些助手和毕业生将分担他们的医学工作，同时也会是虔诚的基督教徒，继续宣传基督教福音。无法否定的是，正是这些传教士，提供给了这部分群体就业的机会，他们在传教士建立的诊所、医院工作，其中很多人后来独立开设了诊所。

　　妇女教育工作，晚清辽宁相对于中国许多地方，传教士，尤其是医学传教士接触女性比较容易。在中国传统社会，女性无论在社会还是家庭中，都处于最卑微的地位，他们没有受学校教育的权利、遭受形体的摧残（裹足）、没有婚姻自由、政治上无权，经济上无法独立。传教士进入中国后，用西方平等观念看待中国妇女，他们在医院建设女子病房，使妇女患者走出家门，甚至建立女子医院，满足女性患者身体和精神的需要。另外，基督教传教士特别重视妇女教育。他们利用教会，创办教会女子学校，提供女子受教育的权利。甚至有一些建立了男女混校，传播男女平等的思想。杜格尔德?克里斯蒂就于1924年在其创办的医学院招收女学生。基督教的这些活动使传统中国女性受到西方价值观和生活方式的熏陶，尤其是男女平等、婚姻自由、妇女独立和对自我需求的关注，突破了封建落后思想对女性的束缚。 　　三、社会工作方法的产生

　　基督教强调世间众生都是上帝的孩子并被上帝所爱，为此每一个人在上帝那里都有同等的尊严和权利，具有同等的接受帮助的权利和帮助他人的义务，应当彼此相爱、互相帮助。这一理念，与社会工作的专业伦理和实践原则相契合。晚清辽宁的基督教传教士坚持这些理念的基础上，在宗教活动和社会活动中也体现了社会工作方法的萌芽。

　　个案社会工作。在早期的基督教慈善服务中已有一对一的服务形式，但多以物质帮助为主，并未形成真正的科学工作方法。晚清辽宁的传教士为了消除因为战争带来的人们对其的敌视，会只身前往一些城镇，他们以友善访问者的身份出现在受助的案主中，以此开创了个案社会工作的先河。在宣传复印的过程中，一方面注重对案主精神品德的培养和行为的改造，而不是单纯的物质救济，体现了助人自助的精神，比如医学传教士会与患者个别谈话，用这种方式接近他们，发现其实际的困难；另一方面也注重对友好传道者的挑选和训练，培养有能力的工作者。

　　小组社会工作的雏形。创建基督教会，传播福音是基督教来华的主要工作，传教士通过各种形式组织宗教和社会活动。例如创立盛京医院的杜格尔德?克里斯蒂会安排传道者对候诊的人群进行福音宣传；而且在每天工作开始之前和下午的时候都会安排住院患者参加祈祷仪式，在仪式中有发表致辞，唱赞美诗这种有吸引力的活动；也会召开大规模的一年一个月时间的宗教集会，这些都是小组社会工作的基本模式。

　　社区社会工作的雏形。晚清传教士在辽宁传播福音的过程中，首先介入的是农村群体，尽管在最初，传教士只是以个体开始，但是由于中国人农村密集的群居方式和紧密的亲友、邻里关系，使基督教传教在农村很快展开，变成以村落为基础的发展模式，成为社区社会工作的雏形。中国农村这种特殊的社会结构也使以农村为基础的宗教传播成为现代中国社会各种宗教传播和发展的主要手段。生活状况良好的传教士有时志愿居住在穷人密集的社区，在穷人中发展传道者，与穷人面对面地生活在一起，提供给穷人所需要的服务。希望通过身体力行改变社区环境，进而在农村中间接地培育起基督教的价值观和生活守则，推动了晚清辽宁农村的发展。

　　从社会工作思想，到社会工作的内容与方法，晚清基督教在辽宁尽管只是为了传播福音，扩大基督教的影响力，但根源于基督教公益慈善的社会工作，确实伴随着晚清辽宁基督教的发展而初露端倪。遗憾的是，随着战争的爆发和制度的变迁，中国社会工作没能像其在西方一样最终形成、发展和壮大，而是像资本主义萌芽一样很快消失。等待着，具有先进思想的近代中国学者将成型的社会工作再次引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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