摇摆的恐慌:风险中的社会

　　在常规的风险认识中，风险是一种不确定性，但已知不确定状态服从某种概率分布，它经常与人们的行动联系在一起。在《风险社会》中，贝克给了我们一个全新的角度去理解我们的社会。它不脱离于社会，不仅仅因为个体无法掌握事件全部的资源和所需知识所产生。

　　贝克所说的风险，指的是完全逃离人类感知能力的放射性，空气、水和食物中的毒素和污染物，以及相伴随的短期的和长期的对植物、动物和人的影响。它们引致系统的、常常是不可逆的伤害，而且这些伤害一般是不可见的。由于过度生产和科技的加速进步，生态危机出现并变得越来越严重，这一危机在社会化层面也日益显现出来，现代社会变成了一个“风险社会”。在现代化进程中，生产力的指数式增长，是危险和潜在威胁的释放达到了一个我们前所未知的程度。财富的社会生产系统伴随着风险的社会生产。贝克用日常语言表达了工业社会和风险社会的区别，他说：“阶级社会的推动力可以用一句话来概括：我饿！风险社会的驱动力则用另一句话来概括：我怕！在工业社会中，财富生产的‘逻辑’统治者风险产生的‘逻辑’；而在风险社会中，这种关系就颠倒了过来，风险生产和分配的逻辑代替了财富生产和积累的逻辑作为社会分层和政治分化的标志。”

　　二、风险社会

　　贝克认为风险社会从本质上是一个自我批评的社会，不仅是针对个别情况进行批评，而且还在原则上进行自我批评的社会。从这方面讲风险社会是一个反思性的社会，是对现代工业文明的副作用的一种反思，也是一种对未来的反思。

　　在序言中，贝克就直接说明了他的论点：“我们正在见证的不是现代性的终结，而是现代性的开端――这是一种超越了古典工业设计的现代性”。现代性为现代化提供了社会、文化、思想基础和内在的精神动力，而现代化不仅意味着经济机构、经济运作方式和生产方式的现代化，而且涵盖了政治、社会、文化领域的现代转型，这种转型一直延伸到人的思维、生活方式以及人际交往层面。现代化进程虽然改变了世界，开创了人类历史的新纪元，但与此同时，它自身从一开始便隐含着严重的矛盾和缺陷。“现代性的全球性影响与它的工业社会规划的局限和僵化形成了对立”，“我们无法想象另一种正在到来的现代性，因为就我们的范畴所及，不存在这样一种现代性”也即对现代社会的反思现代性。反思现代性，是一种“针对古典工业架构的道路和范畴而被激进化了的现代性”是对前工业社会的一种自我批判，是对工业社会弊病的反思，对一种超越此类弊病的另一种现代化的探讨。

　　《风险社会》探讨的是有关工业社会的“反思性现代化”。书从风险社会的概况开始谈起，进而从个体角度说明生活形式和传统的消亡，个体所面临的风险，从而提出反思性现代化。通过全书的结构可以清楚的看到作者试图超越宏观与微观、整体与个体的二元对立，进行微观――宏观、能动性――结构的整合形成理论综合的努力。

　　三、风险中的社会及其个人

　　按照贝克对风险社会的解读，风险是无处不在的，存在于文明社会与非文明社会中。文明社会的风险是文明强加的――“你可以拥有财富，但必然会受风险的折磨：可以说，风险是文明强加的”。非文明社会的风险则来自大自然，当然这样的风险是针对人类生存的风险来说的，但在那个时期，地球上的生物很大程度上所面临的风险是一致的。

　　财富与风险的无阶级性。“社会财富的不平等分配给风险的生产提供了无法攻破的防护墙和正当理由。”风险不论对哪个阶级都有威胁，似乎从这方面来看风险社会已经消除了阶级。但恰恰相反，在工业社会中，财富生产的逻辑统治着风险生产的逻辑。而在风险社会中这种关系就颠倒了过来，风险生产和分配的逻辑代替了财富生产和分配的逻辑作为社会分层和政治分化的标志。财富会在上层聚集，风险则在下层聚集，风险不是消除了阶级而是巩固了阶级。富裕的、有权力的人可以同通过选择居住地来规避相当大的风险，而底层阶级只能在巨大风险中生活，他们的工作是在直接接触风险中度过的。

　　环境污染与可接受标准。“任何限制污染的人也同时赞同污染。”限制并不等同于禁止，所以同意限制污染的人其实不过是想不让污染的程度和范围更小一些，也就是说他们的前提的确是赞同污染的。贝克认为科学已经成为对人和自然的全球污染的保护者。在污染事故被意识到风险严重性的人联合起来反抗的时候，会形成像贝克所说的在哪里现代化风险被承认，不仅仅有知识，而且有集体的对风险的知识和信仰，以及对原因和结果的关联的政治阐述，在那里风险就发展处一种难以置信的政治动力。在这个时候，所谓的科学――能够将污染降到最低或者零污染――的确是为污染辩驳的律师，也变成了帮凶。

　　对风险的界定以及测量的话语权掌握在技术精英以及统治阶级的手中，为了维护自己的利益，他们通过各种方法和手段降低或削弱公众对于风险的认知。但风险的潜在性的丧失使得以前科学精英隐瞒风险的手段变得越来越不可取，他们迫切需要另外一种手段来解释他们的合法性。这个时候 “可接受值”成为精英统治的又一个工具。任何有可能发生的风险威胁，不管它可能的危害有多大，通过社会的界定都可以是“无害的”或处于“可接受值”范围之内的，“可接受值”的出现使一种集体标准化的毒害的永恒定量成为可能。可接受水平是精英阶层的又一个更大的骗局，一个从专业化的角度编织的安全光环。但可接受标准毕竟是一个骗局，它不能从根本上改变风险社会。一方面，“可接受值”欺骗了广大人民群众，使释放污染物质合法化，成为工业进程中，政治家为风险披上安全光环的工具。另一方面，如果去除“可接受标准”会使风险的责任主体变得更多，责任主体所承受的责任反而越小。 　　男女不平等与家庭解体。“男女间的不平等不是一个可以在家庭和职业领域的结构和形式中得到修正的肤浅问题”。计划生育中有一句口号：生男生女都一样。这显然是从社会性的角度来说的，但从生理的角度来说，生男生女是不一样的。很多时候我们都强调男女平等的社会性，忽略了男女平等的自然性。假设要将十个同样大小的苹果平等地分给五个男性和五个女性。从社会性别的角度来分，应该是每个人一个；从生理性别上来分，每个人一个苹果就显得不平等。

　　个体化社会最严重的问题是家庭的解体。传统的工业社会的发展与核心家庭模式是密不可分的。在不断的现代化过程中强调的人人平等以及通过平等的教育机会和不断增加了妇女们对地位的意识，年轻妇女形成了对职业和家庭中更多平等与合作的期待。男女的不平等与现代性的原则相抵触，因而在实际的男女平等过程中，家庭的基础受到了怀疑。妇女们摆脱了桎梏她们的妻子、母亲的角色，转而向职业化、个体化、市场化进军。在妇女们强调的解放过程中，带来了新的风险威胁。在单身生活中，对另一半的期待和把那个人结合成一种真正是自己的生活结构的不可能性一起增长着。那样的生活充满了不在场的另一半。妇女们日常生活中的方方面面对会散发出对孤独的抵抗，男人们也同样如此。人们在单身生活中享受到了市场社会对家庭的侵蚀，人们在孤独中逐渐感到无力。

　　无处不在的风险与全球化。随着全球化的到来，风险也具有了全球性。发达国家把高风险产业转移到别的国家，但其所产生的污染又从另外的渠道返回到发达国家。大气污染、水资源污染、放射性污染、污染充斥着人类生活的方方面面。不论是对哪个阶级，都会同等几率的感受到风险的威胁。风险在它的扩散中展示了一种社会性的“飞去来器效应”，即使是富裕和又权势的人也不会逃脱它们。飞去来器效应精确地打击那些富裕的国家，它们曾经希望通过将危险转移到国外来根除它们，却因此不得不进口廉价的食物。杀虫剂通过水果、可可和茶叶回到了它们高度工业化的家乡。

　　四、摇摆的恐慌

　　“一个习惯于将问题最小化的社会，对迎接‘未来的冲击’是没有准备的。”所有的风险都像一个钟摆，一般情况下它们都会在一个“度”里来回摆动，但是这并不排斥它们偶尔超过“度”的情况。风险其实存在于社会的每一个阶段、每一个阶层和每一个角落，不同的是人们对于这样那样的风险是否在人们所认识的概率的范围内，如果是，那么在人们掌控下的风险就不会那样的可怕，如果不是，那人们只好在恐慌之中等待宣判的降临。

　　在连续与断裂的观念中，任何一种“现在”都与“过去”有着或多或少密不可分的根源关系，而“现在”也是“未来”的“过去”，时间把它们三者串联起来在空间上影响着我们的生活。因此有很多认为，想要理解现在必得追溯根源，若想把握未来必得夯实当下。贝克作为一个观察者，注视着从衰退中的封建土地改革后面涌现出来的尚未得到认识的工业时代的轮廓。并且在全书的最后冷静地提出了这样的问题：“伴随着诸多风险和威胁，存在于升值和亚政治间的新的劳动分工和权力分化形式，今天是否已经开始出现并得到了实践？”这就是风险社会中现今存在的并且并不为大多数人所意识到的现实与当下。风险伴随着连续与断裂的连续统在社会生活中摇摆――时隐时现，影响着我们的行为和生活。

　　贝克虽然给我们勾画了社会的各种风险，并且毫不客气的说风险是无处不在、无时不在的，虽然风险让我们的生活一直处在不确定之中，但贝克并没有放弃寻求解决这一难题的希望：“促进所有形式的自我批判不是某种危险，而可能是事先探知那些迟早要破坏我们这个世界的错误的唯一方式。”为了不使我们的心脏跟随钟摆的来回摆动而紧张或放松紧张，我们必须学会不将问题最小化，反思我们的社会：既洞察到现代性中理性的困境，又以理性的精神来治疗这种困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