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唯物主义视野中的全球社会发展问题

　　中图分类号：D6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7168（2013）02-0012-05

　　一、全球社会发展的矛盾分析 从历史唯物主义的视角来看，社会发展的动力是社会基本矛盾以及由它衍生出的一系列矛盾，这些矛盾在其对立面双方的共生和冲突中达到对自身的促进，也实现了对社会的推动。全球化把社会整体带入一个更为广阔的世界和更为复杂的联系中，社会发展的矛盾也从过去的单一民族国家内部的对立统一变成了跨越国际甚至是洲际的对立统一。对全球社会发展中的矛盾进行分析虽说是千头万绪，但究其实质，可以从两个角度入手，即所谓表层和深层。

　　所谓表层的全球社会发展矛盾是指全球发展与民族国家发展之间的矛盾关系。冷战结束后跨国资本建立的所谓世界新秩序和世界系统即全球化，带来了一个了巨大的悖论：一面是世界日益一体化的趋向，发达国家的资本、技术甚至生活方式和趣味流行全球；另一面是世界多极多元和分裂分离的趋向，一改过去一种力量一统天下的格局。从一体化的趋向上来讲，许多经济活动和经济组织跨越了民族国家，民族国家在经济与政治上的联系得到加强，一张复杂的跨国组织与规则的网络把它们连接成一个真正的国际共同体。人们已有的实践甚至信仰正在从他们过去的背景中分离出来，多种多样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被综合进全球性的世界新形象和国际新关系的塑造中。从多极化的趋向上来讲，全球化实现了最大范围的交往流通和最大规模的人口迁移，移民、难民还有外籍工人共同改变着当代民族认同的特征。加之以市场的全球化，也必将把多元多极、兼容并包的精神带到所有受市场化冲击的领域。

　　全球化的变革不仅带来了巨大的分裂，也实现了重新的整合。跨国公司、大国集团和覆盖全球的大众传播系统成为全球社会发展的首要力量，它们不仅创造出跨国联系的资本基础，还试图把不同于市场万能神话的观念、理论统统解构，以此来催生一种全球化意识形态和大众消费主义文化。而“这些实践、思想和创意虽不嵌入任何背景，但它们像货币一样在世界消费文化市场上可以交换”[1]（p.17）。市场力在赢得其国际性质之后，地方政府往往对它就鞭长莫及、无可奈何了。在一个被大众电子通讯连接起来的、规模庞大的跨国公司在其中奔走穿行的世界里，国家的权力与合法性受到了威胁。民族国家在全球化压力下甚至被认为是一种过了时的政治组织形式，一些人宣告民族国家的时代结束了。但是事实上，大量的跨国公司既无法控制，更无法超越民族国家。这就是全球社会发展和民族国家发展之间的矛盾，它是趋势与逆流间的冲突，也是历史和现实之间的对峙。当我们深入思考世界性的联盟能够在多大的程度上产生出至高无上的文化认同来与民族国家的认同相竞争甚至替代它们时，我们发现它只是某些国家主导的虚假整体意义框架，并不是全球的利益和追求。而如何在全球化的迷局中找到清醒而积极的民族观点和立场是我们面临的任务。现代化和西化不是不可分割的，现代化也有多样的、不同的选择。“越是民族的就越是世界的”，民族性绝不是指保守，而是指创造性；世界性则指现代性和进步性，是对旧世界的批判性。

　　拨开沸沸扬扬的全球化与民族化之间的争执，潜藏在背后更深刻的矛盾即全球化发展的客观力量与人类自身发展的主观力量之间的矛盾关系也就显露出来。全球化从最初的主观努力变成了最终的客观力量，不仅实现了人类自我力量的确证，也带来了人类始料不及的新生活的内容――面对全球化的挑战，挑战全球化的矛盾。鲍曼通过区分“世界化”与“全球化”来探讨全球化过程中的客观力量和主观力量之间的矛盾。“世界化”传达了人类建立一种普遍的、世界性的、真正全球规模上的秩序的意图和决心，表示了要把对世界的改造和改善推向全球、推向全物种的坚强意志。“全球化”则是一种“效应”，不是我们“所希望从事的东西”，而是“发生在我们大家身上的东西”，是一种“来源不明之力”，超越了任何人的计划和行动能力所及。就如福山所说：“我们不可能打碎技术套在人类文明头上的枷锁，也不可能摧毁科学复制自己的能力。”[2]（p.99）正因为认识到技术也许是使地球变得再次适于人类居住的唯一途径，所以人类在每次灾难之后对现代自然科学的依赖性反而更大了。但是人毕竟是有理性的，他通过对自身消极本能的反抗来使自己变成一个自由的人、真正的人。人在历史上创造的新的需要具有无限的弹性，而且无法从根本上得到满足，因为在满足每一个需要的同时就创造了一个新的需要。卢梭认为真正人的需要其实很少，其余的都来自人的虚荣心，这为人类今天的技术性生活的困境点破天机。但是，卢梭由此主张人必须从现代科技的要求和创新的无限循环中解放出来，恢复自然状态的人的完整本性，却不是智慧之路。

　　二、全球社会发展的极端论断 全球社会发展的基本矛盾就是全球社会发展的客观力量和人类自身主体力量间的矛盾。任何把全球社会发展基本矛盾的两个方面的关系割裂开来的理论观点，都会使我们陷入极端，最终无法把握到全球社会发展问题的实质。如果我们过分夸大世界范围内客观性的全球化力量，就容易使其神秘化，从而陷入宿命论中，丧失人类自身批判和反思的能力，在全球化面前只能听天由命、无所作为。如果我们过分迷信人类自身的主体性力量，进而再把这种力量落实为某一具体民族国家的力量，那么我们在面临全球化运动所带来的大量负面效果时，就会把这种运动妖魔化，并在这种妖魔化观点的支持下盲目地反对全球化运动，走向另一极端从而使问题变得更加复杂。由此可见，我们只有立足于马克思的世界历史视域，全面分析全球社会发展的各种现象，才能在全球社会发展的历史性和具体性中，揭示出当代全球社会发展的基本矛盾。 　　用宿命的眼光去看待全球社会发展即把这种发展的力量客观化到了极致，甚至达到了对它的漠然置之和无动于衷。这种认可来自于人类对科学精神的接受和对技术成果的尊重，科学和技术不仅改变了我们的生活，而且塑造了我们对生活的理解。现代科学观形成于启蒙运动，是培根、笛卡尔、牛顿式的世界观，它确信科学的力量是无时无处不在的。这种世界观从逻辑上容忍了单数形式的文明，而资本主义又用它的实践成果证明了这种力量，最终使人相信，只有那些有科学精神的人才是文明的和不断文明的。而西方作为科学的发源地就提供了一种发展的成功模式，以至于“最糟糕的西方文化的潮流仿佛就像巨大的草莓味泡沫牛奶一样蔓延到全世界。它在这个星球上流淌，甜甜的、粘粘的、均质的，……地球上的每个峡谷、每条裂缝都染上了它的颜色”[3]（p.261），西方文化帝国主义直达人的精神和行为、宗教和政治以及全世界各国的可能性和现实性，不仅是启蒙为始的科学精神的胜利，还证明了现代技术的力量，比如网络、电影、音乐以及旅游，等等。网络是推动全球多元化的强大力量，它凭借自己无法控制的优点而创造了一种个性化的文化自由，由此打造了一个“任何单个国家都无法茁壮成长的欣欣向荣的领域”。世界各地各专业领域被它前所未有地联结在一起，人们在这种最大限度的行走和超越中验证了全球社会发展的现实力量。同样，旅游业的发展也让人们感到世界变得更小，文化上的联系更加密切了，世界变成了我们的囊中之物。这不仅是地域上的自然空间感觉，更是心理上的文化空间感觉。当可口可乐已经被推销到世界最偏僻的地方的时候，人们开始相信使整个星球美国化的“全球阴谋”真的存在，而且它常常会受到热情的欢迎，毕竟文化碰撞有吸引人的地方，全球化某种程度上意味着抓住拥有富裕的生活方式的机会。由此看来，在全球社会发展宿命论者眼里，无论我们愿意与否，全球化已经是新的国际秩序的一部分，所以应该接受这个现实。

　　当全球化在宿命论中已经被接受为一种不可回避的客观使命的同时，这个概念在多数知识分子那里也变得越来越消极。“我们站在了一个时代的边缘，这个时代不是自由市场的鼓吹者们憧憬的富足时代，而是悲剧的时代，在这个时代里，无政府的市场力量和正在萎缩的自然资源把主权国家拉入前所未有的危险竞争之中。……新技术在全世界的传播并没有起到促进人类文明的作用，而是导致了市场力量从社会和政治控制中解放了出来。我们把自由给予了世界市场，这无疑将把全球化时代作为另一部奴役的历史载入我们的记忆中。”[4]（p.247）全球化俨然已是一个妖魔，正在将人类带入一个万劫不复的地狱，由此引发了一种对于全球未来的深刻的悲观情绪和抵抗运动。他们认为与全球化所带来的灾难相比，它所实现的进步简直就是相形见绌。首先，在经济上，全球化并没有实现所有人的富足，庞大的劳动大军在全球化的世界上却找不到合适的工作岗位。大多数财富流向了少数人，所以全球化不过意味着有史以来最大规模的掠夺和剥削，而把这种情景扩大为国家单位，那些缺乏竞争力的国家和地区将会逐步地边缘化，更边缘化。其次，在政治上，民族国家的衰退、民族自治状态的削弱和民族特点的丧失，都是由做法相同的跨国公司和其他全球活动的行为主体所造成的。当然，全球化让世界富裕了，但是富裕不代表一切，更何况物质上的富有与精神上的退化在今天几乎是同步的。所以，最后，在文化上，技术导致了更大程度的趋同化，理性化的世界将带来价值和信仰世界的丧失，整个星球正在向一种衡量是非的标准、一种管理风格、一种商业模式、一种经济理论做着努力。所以“全球化过程也是一种文化的同化，是世界的麦当劳化。在全球化过程中，多样的文化表现形式被消灭，并为一种单一的、商业化的、个人化的资本主义竞争文化所取代”[5]（p.116）。总之，妖魔化的全球化丧失了对人最基本要求的关怀，伤害着那些没有竞争力、脆弱的、被排斥的、边缘化的群体，全球化应该具有人性的特征成为全球化进程中的世界的共同呼声，反全球化日渐成为另一种全球化。“抗议者所反对的资本主义根本就不是曾经带有强烈冷战意识形态色彩的资本主义，而完全是经济学意义上和政治学意义上的资本主义制度本身。”[6]（p.176）

　　全球化抗议者们就是要打破由高科技和资讯革命带来经济持续繁荣的虚幻景象，提示世界经济一体化背后的南北矛盾和贫富差距扩大给人们带来的重大心理冲击以及它所隐藏的社会动荡因素。他们认为，全球化不过是发达国家要求发展中国家开放市场的“说辞”，是发达国家的“伪善”，是工业国家一手策划的不尊重人的“赌博资本主义”，它导致国家间、地区间、人与人间的不平等和不公正进一步加剧，为贫穷国家送上的是潘多拉的盒子。总之，全球化虽然会在一定程度上推动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但实质上不仅对发展中国家本身会产生很大的负面影响，而且危害了世界的公平和正义。所以，发展中国家许多反全球化的行动都是为了弱势文化和传统文化在全球化时代的生存与延续而斗争，并且得到了世界的普遍重视。事实上，强烈抵制资本主义全球化的恰恰是来自资本主义内部的各种力量，人们抗议全球化所造成的大量失业、贫富悬殊加大和生态遭到破坏，要求重新引入一种真正改善人民生活的发展模式。在全球化的抗议者眼里，冷战后由资本主义建立起来的全球化体系实际上是“一幅令劳动者极度失望的讽刺画”。

　　综上所述，无论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全球化为其提供了巨大的机遇、潜力与可能，同时也产生了人类必须面对的新挑战与新威胁。“全球化对许多人已经意味着更容易受到不熟悉和无法预测的力量的伤害，……人们日益焦虑的是文化完整性和国家主权可能处于危险之中。甚至在最强大的国家，人们不知道谁是主宰，为自己的工作而担忧，并担心他们的呼声会被全球化的声浪淹没。”[6]（p.193）所以，反全球化运动应全球化而生，有其逻辑的合理性；新的世界正在全球化与反全球化的冲突与互动中向我们走来。

　　三、全球社会发展的现实反思 无论我们把全球社会发展的力量极度地客观化还是极度地主观化，也无论我们抱持着乐观的还是悲观的态度，全球化都仅仅是社会发展的一个结构性过程，它有其历史性和具体性的特征，认识到这一点，人们眼中的妖魔化和宿命化的全球化景观自然也就得到了匡正。 　　首先，全球化发展是个历史性的过程。伴随人类成长的必然有文明的、种族的和社会的自我意识加强，但随着某些威胁全球的危机的到来，使人类面临着一种共命运的前景，人类需要确立共同的价值立场，以一种超越政治、宗教、集团、民族和国家的立场去面对这些问题。所以全球化首先是也主要是一种市场力量推动的经济过程和对这个过程的自我意识，而不是一种公共政府政策。其次，全球化发展是具体的事件。全球社会不是作为民族国家之间的一种合约，而是作为由跨越国界的种种联系产生出来的事物而存在。无论它是已然实现还是将会实现，无论它是资本主义一定规则的全球化还是对这种规则扩张的抵抗，无论它是进步的力量还是追求进步中的一种异化，我们都说，它发生着，过去、现在和未来。全球化运动不仅促成了覆盖全球的发展，同时也带来了全球性的一些社会问题，这些问题的发生和它所产生的影响具有全球性的意义，对于这些现象的解释自然也应该是全球性。马克思的“世界历史”理论和它所依据的历史唯物主义视域，是我们研究全球化问题有力的理论工具。全球化就是商品和资本突破国界从而把危机和灾难带给全世界，全球问题实际上就是资本主义矛盾的全球性表现而已。这种表现是多方面、多层次的，下面我们仅就生产与消费、公平与效率、文化冲突与文化融合几个问题来谈谈。

　　人类发展的最终基础是现实的生产方式，这是人类所有社会历史问题研究的基本出发点。生产方式是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总和，其中的生产力体现的是人与自然的关系，生产关系则是人与人以生产为基础的关系的理论表达。在生产关系的动态结构中，产品生产的直接的目的是产品的消费，社会作为生产和消费的载体，同时也包容着它们的冲突。这种冲突在全球化时代已扩大为跨越国家界限的所谓“生产社会”和“消费社会”之间的矛盾，这使我们的生活发生了巨大的变化。简而言之，生产社会的生存就是生产，消费社会的生存和消费同一。消费社会要培育的是“遗忘”，“满足”应该在完成消费之后立即结束。因此“任何东西都不值得消费者长期固守，任何承诺都不值得我们死抱一生，任何需要都不应被视为得到完全满足，任何欲望都不应被看作是最终的欲望”[7]（p.78）。市场引诱消费者，而且消费者心甘情愿被引诱，全球时代的世界市场更是剥夺了消费者对诱惑熟视无睹的自由。如果说生产社会的消费是为了补偿已经结束的生产和刺激即将开始的生产，那么消费社会的消费则用获得商品的办法去平衡令人厌烦的、非创造性的生产活动，因此是异化消费。异化消费把消费作为一种自我满足的手段，甚至当作人生的唯一乐趣，以此来实现对异化劳动不恰当补偿；它不但没有在消费中实现其生产中所缺欠的创造性，反而使人变得越来越柔弱并依附于消费行为。消费社会具有比生产社会更大的力量，把所有的人搅拌进一种共同的行动中来，包括那些在消费社会中不占优势的群体。因为对于那些物质生活十分贫乏的人们来说，即使现代消费文化向他们展示的成果仅仅是一些生活日用品，也已经足够地刺激和吸引他们了。对消费的崇尚使得人们自愿放弃精神和道德方面的“生产”，变成为消费社会消费者的“精神同谋”，矛盾在它产生的方式中获得了解决。

　　如果说生产社会和消费社会、生产者和消费者的活动展现的是生产关系的动态结构中生产和消费的矛盾关系，那么公正和效率问题则触及了这个动态结构中生产和分配的矛盾运动。公正与效率说到底就是我们对利益的最大化追求和它所造成的对他人的影响之间的张力，这种影响既包括弱者也包括后人。为了效率的最大可能，人们往往愿意铤而走险，“许多个人可以冒着丧失自行车的危险以便有机会得到汽车，即使后果可能是他们被迫步行”[8]（p.333）。在今天，无保障和不确定性注解着我们的生活，对未来日益增强的无常感使得投资者只谋求直接利润的获得，而不愿等待未来去兑现它的承诺。所以在当前与未来之间的平衡问题上，当代人更倾向于思考当下，对于为了保证给后代以更高的资本利率而必须在消费上做出放弃很少考虑。所以索洛遗憾地说：“我们实际上是在我们祖先的贫困基础上发迹的。他们要是知道他们是多么贫困而我们又是多么富有，那么他们就满有理由少节约多浪费。”

　　世界历史跨越过去和未来，全球化涵括发达地区和不发达地区。当生产变成了一种世界性的活动，它所产生的后果也就有了流动的特性。全球资本主义收买那些在这个活动中不具备优势者，倾销它们的产品同时转移它们的副产品――资源匮乏和环境破坏。人们对效率的追求带来两项巨大的社会代价，即人的劳动的异化和环境的普遍恶化。把人当作生产范围内的物件，谋求人的才能在工作中的最大限度地发挥，结果使人的劳动产生异化从而淹没了人性的温暖。把环境当作自由资产而不顾一切地使用，最终发现环境已不再是免税品，生产者同时又是使用者要为此付出高额“环境税”。但事实上，我们野蛮地原始积累，受伤害的是人；而我们任意挥霍，损害的是自然，而且最终也还是我们人类自己。所以，人们始终在探讨是否存在着一种普遍的裁决原则，到底有没有普遍的公正法则。功利主义原则认为只要包括将受到损害的人在内的大多数人的处境有所改善，就可以牺牲一部分人的利益。“最低限度最高标准”原则力图保证所有人都能获得最低限度的一份。其实无论什么原则、法则，只要我们以人为本，以自然为友，就可以少一些困惑，多一些希望。

　　在全球化层面探讨文化问题，从历时性上看是历史性与时代性的统一，其表现方式主要是传承与创新；从共时性上看是世界性与民族性的统一，其表现方式是冲突与融合。理解分析文化冲突和文化融合离不开马克思唯物史观，因为作为人类发展的终极基础的生产方式，是研究一切人类历史问题的基本出发点，自然也包括人类文明模式问题的研究。离开阶级的、现实利益的矛盾来解答全球化过程中的文化冲突问题是不现实的。

　　首先，在矛盾的视域中来分析，文化冲突既有现实性又有虚假性。文化总是以一定的民族团体为其载体，而民族不可能凭空而生，总是有其历史和传统的，因而是现实的。美国人受霍布斯、洛克、杰斐逊思想的影响，把自我保存或舒适生活的道德放在第一位，所以那些冒着生命危险只为获得认可进行的战斗，在他们看来是不可理喻的，甚至是充满邪恶的。可见，这种从传统中流淌出来的分歧是历史的，也是现实的。但是，矛盾作为运动是发展变化的，作为文化载体的民族，其身份具有历史性，会经常变化、分裂、融合甚至消失，所以仍用过去的争端来解释现在的争端，就带有了虚假性。这种重提过去争端的做法多半是为了煽起民族情绪，制造民族神话罢了。其次，从阶级视域中看文化冲突，在文化上分出高低贵贱其实是为了维护统治阶级的高人一等的特权地位。人作为具有活动能力和权力的主体，总是在活动中确定自己的亲近者和疏远者的，但排斥和隔绝不是所有人可以做到的――它变成了一种阶级特权，同时也就变成了一种防御的武器。排斥和隔绝行为的意图其实就是要让它所针对的对象接受自身的社会不完善性和低人一等的现实。但是由于作用力必定带来反作用力，那些受排斥者不愿接受自己遭人排斥的事实，而是排斥那些排斥他们的人。而为了与那些排斥隔绝他们的人的强大力量相抗衡，他们只好采取暴力的手段，所以，彼此的排斥促使人们步集中营的后尘而努力划定地方的界限。但这里的“地方”是抽象的，它实际上就是阶级的堡垒。最后，通过利益分析来看文化冲突与融合，文化其实只是一层遮羞布，用冠冕堂皇的精神认同矛盾掩盖了世界范围的物质利益冲突。列宁作为最早的依附论提出者，揭示了资本主义通过殖民地当地的劳动和原材料来吸纳欧洲的剩余资本。所以第三世界国家的经济增长的缓慢是全球资本主义经济秩序的结果――北方和南方、富有与贫困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依附理论早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就为贫困的南方国家反对富有的北方工业化国家提供了理论依据，给许多发达国家近三十年的经济发展带来了破坏效应。所以，当发达国家一再指责其他文明的野蛮和邪恶的时候，其实它真正担心的是这些国家在民族自觉之后放弃了对它的依附，从而使它丢掉了廉价的原材料基地和劳动力市场。可见，文化冲突和融合，是利益的和阶级的对立和统一。

　　综上所述，通过历史唯物主义的镜孔，我们看清了全球社会发展中的一些现实问题的深刻本质，同时我们也认识到，全球化运动同样为唯物史观的研究开辟了崭新的视域。马克思早在一个半世纪之前就提出“生产的国际关系”等概念，并曾经从全球角度比较分析过英国工业革命、法国政治革命和德国古典哲学之间的内在关系。今天，随着建立在商品与劳动自由流动基础上的劳动分工的国际化，我们原有的政治构架和意识形态都发生了变化并获得了重塑。全球化的运动和它所具有的全球视野和全球意识为我们研究全球化背景下的社会发展问题提供了一种新的研究视角。我们终于超越了以往那种局限于民族国家来考察人类社会历史的传统方法，而在一种全球的理论和现实框架中思考、探索，这样一来，人们相互之间及其与社会网络的联系方式都发生了根本性的变革。可以说，全球化给我们认识世界和感知被分割的社会的方式带来了一场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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