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社会基本矛盾国际化

　　中图分类号：D815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7408（2013）01-0059-04

　　社会基本矛盾的国际化，既是战争与革命条件下，探索东方落后国家跨越“卡夫丁峡谷”客观必然性的重要问题，也是当今和平与发展时代，坚持与发展世界历史思想，揭示中国社会主义和平发展道路内在逻辑所不能回避的问题。然而，多年来关于社会基本矛盾国际化问题的研究却为学界所忽视，偶有提及，亦未展开；[1]同时，对于社会基本矛盾国际化的认识也主要是强调其阶级性，忽视社会基本矛盾国际化中国家的主权性，将社会基本矛盾的国际化与社会基本矛盾简单等同起来。[2]究其原因，主要在于我们往往局限于从国家层次探讨社会基本矛盾以及人类社会的发展演变，但实际上人类系统是国家及其关系的统一，国家仅仅是人类系统的子系统，国家的本质是区域性的政治共同体。对人类系统的考察，既需要探讨作为社会基本矛盾载体的国家，同时也要把握文明发展程度殊异的国家关系。这就要求我们要从人类系统整体的高度进一步考察不同社会基本矛盾间的关系，即立足国家的子系统性和主权性把握社会基本矛盾的国际化，全面深入地认识社会基本矛盾与社会基本矛盾国际化二者间的联系与区别，深化对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认识，促进唯物史观的时代化。[3]

　　一、社会基本矛盾与社会基本矛盾国际化的共存性与层次性

　　人类系统的存在与发展是纵横向的统一，体现出社会基本矛盾与社会基本矛盾国际化的联系与区别，它深刻地表明，社会基本矛盾与社会基本矛盾的国际化具有共存性与层次性。

　　1.社会基本矛盾与社会基本矛盾国际化的共存性。人类文明的存在与发展是时间与空间的统一。也就是说，在时间上，是文明发展的纵向层次演进，表现为以国家为载体的社会形态的依次更替；在空间上，则是文明发展的横向融合与一体化，表现为突破国家和地区层次的人类系统整体性的不断增强，两方面相互促进、内在统一。

　　正是由于人类文明存在与发展的时空性，文明发展的不平衡性及其融合发展必然成为认识和把握人类社会不可或缺的内容。倘若仅仅局限于从国家层面探讨文明的纵向层次演进，则势必否认文明的发展还存在横向融合一体化的过程，忽视国家关系的主权性以及社会基本矛盾国际化的特殊性，从而将社会基本矛盾的国际化与社会基本矛盾简单等同起来，将区域性的国家现象完全等同于人类系统本身，这显然是有失偏颇的。人类文明发展的时空统一性表明，国家与国家关系是区域性与整体性的统一。只要有国家的存在，就会有国家关系的产生，也就必然形成社会基本矛盾的国际化。属于国家范畴的社会基本矛盾与社会基本矛盾的国际化具有共存性，社会基本矛盾的存在与社会基本矛盾国际化的形成二者存在必然性，缺一不可。而且，随着人类文明横向融合与一体化的不断提升，人类系统的整体性逐步发展，社会基本矛盾与社会基本矛盾国际化的共存性日益增强，社会基本矛盾的国际化也就会愈益制约着社会基本矛盾的演变。

　　社会基本矛盾与社会基本矛盾国际化的共存性揭示出人类系统的存在与发展具有时间延伸与空间拓展的对立统一性，人类系统纵向社会形态的更替与横向融合一体化具有内在的联系。我们要深化对社会基本矛盾国际化问题的认识，避免单纯从国家层次纵向社会形态的演变上考察人类社会系统的局限，充分肯定和高度重视人类文明发展的横向融合一体化。毋庸置疑，人类系统横向融合与一体化发展的逻辑基础是具有主权性的国家关系或社会基本矛盾的国际化，而非仅仅体现社会基本矛盾实质的阶级性。我们应认同并坚持阶级斗争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动力，但阶级斗争对人类社会发展的推动作用主要体现在社会形态的纵向层次演变上。忽视社会基本矛盾国际化的特殊性，否认人类文明发展的横向融合与一体化趋势，不可能全面认识社会基本矛盾问题，也难以深刻认识全球化时代人类文明发展的诉求，不能科学解读传统无产阶级的国际革命思想何以转变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平发展的时代观，也就不能科学揭示人类社会发展的内在规律，更不可能坚持与发展唯物史观。

　　2.社会基本矛盾与社会基本矛盾国际化的层次性。社会基本矛盾与社会基本矛盾国际化的共存性源于人类系统的整体性，但这种共存却是人类系统不同层次中的共存，不应将社会基本矛盾与社会基本矛盾的国际化简单等同起来。在抽象的意义上，物质生产、精神生产和政治管理三者共同构成人类活动的基本内容，他们相互间的作用产生人类社会或社会基本矛盾。但从文明发展的历史进程看，现实的物质生产、精神生产和政治管理结构以及社会基本矛盾只能存在于具体的民族国家中。人类社会系统是以区域性国家的形式存在和发展的，具有地缘―利益性质的民族国家是文明发展完整独立的载体。因此，人类社会系统的现实结构实质上是国家及其关系。国家是阶级性与公共性的统一，属于人类母系统中的子系统，国家与国家关系属于人类系统的两个不同层次，不能将国家等同于人类。换言之，社会基本矛盾与社会基本矛盾的国际化分别属于人类系统的不同层次，将社会基本矛盾与社会基本矛盾的国际化简单等同起来不符合人类文明发展的客观实际。因此，对人类社会系统的考察，既需要探讨物质生产、精神生产和政治管理三者相互作用所产生的国家或社会基本矛盾，也要同时把握文明发展程度殊异的国家关系或不同社会基本矛盾间的相互作用与影响，深刻认识社会基本矛盾国际化的特殊性。社会基本矛盾与社会基本矛盾国际化的层次性共存揭示出二者相互间的联系与区别，同时也提供了深化认识社会基本矛盾国际化的逻辑基础，即应当立足于国内层次把握社会基本矛盾，根据国家关系探讨社会基本矛盾的国际化。

　　从不同层次上把握社会基本矛盾与社会基本矛盾的国际化问题，要求我们深化对国家及其关系的认识，正视国家的客观性，肯定国家的主权性，明确阶级关系和国家关系的区别与联系，科学认识构成国家实质的社会基本矛盾与体现社会基本矛盾国际化的国家关系二者间的对立统一，突出国家关系对于人类系统发展的重要作用。社会基本矛盾揭示出国家层次内部阶级性的实质，社会基本矛盾的国际化则体现着文明发展的区域性以及国家关系的主权性。社会基本矛盾国际化的主要特征是主权性而非阶级性。阶级性与主权性反映着人类系统不同层次上的政治共同体的利益诉求。阶级性与主权性二者性质不同，体现出人类系统不同层次的客观矛盾，但都是人类系统发展的重要动力。重视人类系统发展的横向融合一体化，强调外部社会条件和主权性对于人类系统发展的促进作用，体现全球化时代人类社会和平发展的客观要求，也是深化认识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着力点。 　　二、社会基本矛盾国际化的阶级性与主权性

　　由于国家及其关系处于人类系统的不同层次，社会基本矛盾与社会基本矛盾的国际化是一种层次性并存，社会基本矛盾的国际化因而具有两重性，即阶级性与主权性。科学认识社会基本矛盾国际化的阶级性与主权性的区别与联系是深化认识社会基本矛盾国际化问题的着力点。

　　1.主权性是社会基本矛盾国际化的主要特征。人类系统发展的区域性与不平衡性决定其自身的发展是纵向社会形态更替与横向融合一体化的统一，也产生了社会基本矛盾与社会基本矛盾国际化的并存。因此，国家是文明区域性发展的重要载体。国家不仅是阶级分化的必然，同时还是人类文明发展不平衡的产物，是区域性的政治共同体，具有自身的利益诉求，国家的主权性由此构成社会基本矛盾国际化的根本特征。

　　社会基本矛盾国际化的主权性源于社会基本矛盾国际化的主体是国家而非阶级。国家在社会基本矛盾国际化中的主体作用在近代资本主义产生以后愈益突出。资本赋予近代以来社会基本矛盾国际化新的活力。资本把生产与消费、价值与使用价值分裂开来，并通过这种分裂倾力汲取剩余价值。资本最先把本国生产与消费分裂开来并通过最大限度地压低国内消费来获取剩余价值。为了保持高额利润率及阶级统治的稳定，资本便开始向国外扩张，并通过这种扩张转移国内危机，进一步导致劳资对立的外化并扩大为国际压迫民族与被压迫民族的对立。从历史进程看，英国资本主义基本矛盾国际化的后果首先是1789年的法国大革命，随后便出现了19世纪中叶的整个欧洲大动荡。中国和印度殖民市场的打开使资本主义浪潮在19世纪下半叶从欧洲波及到亚洲。殖民地和宗主国的对立在20世纪下半叶民族民主革命浪潮的冲击下纷纷解体，殖民地转变为主权国家，宗主国与殖民地的对立转变为南北对立，并产生了社会主义与民族主义相结合的历史现象。[4]社会主义是社会基本矛盾国际化方式途径从战争与革命转变为和平与发展的政治基础。但不言而喻，无论是资本主义的产生还是社会主义的兴起，都是以民族国家为载体的，而民族国家不过是经济文化发展不平衡及其相互竞争条件下所产生的区域性政治共同体。换言之，社会基本矛盾国际化的主体是民族国家。

　　社会基本矛盾国际化过程中国家的主体作用表明，不能把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以及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一般关系简单应用于社会基本矛盾的国际化，阶级性不可替代主权性。国家的公共性以及由此所产生的国家利益的客观性决定了社会基本矛盾国际化的复杂性，也深刻体现出社会基本矛盾国际化的主权性实质，因而，我们应当高度重视国家间的竞争与合作对人类系统发展的推动作用。

　　2.阶级性是社会基本矛盾国际化的重要表现。社会基本矛盾国际化中的阶级性曾经被过于强调，但也不能矫枉过正，正如阶级性不是绝对的一样，对主权性也不能简单化理解。肯定并强调社会基本矛盾国际化的主权性并不否认其阶级性的客观存在，为社会基本矛盾所推动的国家既是人类文明发展不平衡的产物，也是社会分工与阶级分化的必然。阶级性的消亡是一个长期而渐进的过程，而且阶级性的消亡与国家的消亡无疑是内在联系的。国家的主权性和公共性是具有阶级性的主权性和公共性，在对社会基本矛盾国际化问题的深化认识中，虽然我们强调主权性相对比较突出，但应立足人类系统发展的纵横向统一性，坚持主权性与阶级性的统一。

　　当代发达国家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发展，国家在经济调节中作用的加强，为本国资本主义在国际市场尤其是在发展中国家的扩张奠定了基础。二战后，以经济实力为基础的资本主义的文化、价值观和意识形态的输出成为帝国主义国家对发展中国家进行经济掠夺的重要辅助手段。以美国为代表的帝国主义国家非常重视本国教育、传播、出版、音像制品等文化产业的发展。这些产业本身不仅为其创造高额利润，更为重要的是，借助于这些产品的传播，资本主义的文化、价值观和意识形态也正在全球化。

　　20世纪80年代以来，信息技术革命推动经济全球化和垄断资本的全球大扩张，资本主义的发展进入国际垄断资本主义阶段。国际垄断资本主义是生产力高度社会化和资本高度国际化的必然产物，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新发展。国际垄断资本主义是以强大的国家垄断资本主义为后盾，以跨国公司为主力军，以国际经济和金融组织为主要调节机构，以追求全球超额垄断利润为目标，向全球渗透和扩张的资本主义。经济全球化使得国际分工由帝国主义初级阶段的垂直型分工，发展为现代的行业、企业内部的工序、工艺流程的分工――水平型分工。从某种意义上说，全球各个国家都成为垄断资本主义生产方式链条上的一个环节，一个以大跨国公司为载体的全球性生产网络正在形成。有关研究认为，由于经济全球化的全面展开，资本的增殖与周转在全球范围进行，形成了资本的国际循环，使资本主义的世界体系最终形成。[5]

　　在国际垄断资本主义主导的世界政治经济格局下，经济全球化由它们所掌控，经济全球化的规则为它们所制定。国际垄断资本主义操纵着世界贸易组织、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等国际经济组织，在国际政治经济交往中以自身利益为准绳制定规则，竭力加强对第三世界国家的经济和政治控制。由此可见，阶级性的消失是一个历史的渐进过程，我们对资本主义基本矛盾国际化阶级性的认识应有清醒的态度。

　　三、社会基本矛盾国际化的双向性与整体性

　　人类系统的纵横向统一发展揭示出社会基本矛盾国际化的辩证性与历史性，一方面，任何区域性政治共同体或国家，都是特定历史条件下的产物，体现着人类智慧的创造，具有其内在的价值；因而，社会基本矛盾的国际化决不可能是单向的，而是相互竞争与双向互动的。另一方面，社会基本矛盾的国际化是人类系统整体演变的产物，既具有鲜明的阶段性，又呈现出借鉴创新与彼此融合的趋势。

　　1.双向性反映社会基本矛盾国际化的竞争性。不同区域的文明都是具体的地理环境和社会历史条件下人类智慧的结晶。因而，任何文明都既有其内在的价值，也存在历史的局限。文明的“先进”与“落后”都是相对的，不存在超历史的文明。不言而喻，先进社会形态在社会基本矛盾的国际化中处于主导地位，但不应将先进社会形态的主导作用绝对化。社会基本矛盾国际化的实质是处于同一或不同社会形态的国家间的相互影响，不应把社会基本矛盾的国际化简单地理解为所谓先进文明对落后文明的单向作用。不仅存在相对先进文明形态对落后文明形态的促进作用，同时也存在落后的文明形态对相对先进文明形态的推动作用，历史上大帝国衰亡，后来者居上，不胜枚举。因此，社会基本矛盾的国际化是国家间的双向互动，是主动与被动的辩证统一。 　　唯物史观也充分肯定社会形态跳跃发展的客观性。马克思在概括资本主义社会产生的途径时指出：“在现实的历史上，雇佣劳动是从奴隶制和农奴制的解体中产生的，或者像在东方和斯拉夫各民族中那样是从公有制的崩溃中产生的，而在其最恰当的、划时代的、囊括了劳动的全部社会存在的形式中，雇佣劳动是从行会制度、等级制度、劳役和实物收入、作为农村副业的工业、仍为封建的小农业等等的衰亡中产生的。”[6]因此，资本主义制度有从封建制度的衰亡中产生，有从奴隶或农奴制的解体中产生，也有从原始公有制的崩溃中产生等多种不同方式。

　　人的社会性的根本特征是政治性。通常所说的阶级性主要反映着国家层次的政治本质，它产生于社会分工。从人类系统看，区域性的国家是人的政治化的最高形式，这种政治性的根本特点即是所谓的主权。因而，以国家为主体的社会基本矛盾国际化的双向互动是以主权为根本的，社会基本矛盾的国际化必然具有竞争性以及借鉴性，体现出人类社会系统发展的多样性与复杂性。以国家为载体的社会基本矛盾国际化的竞争性揭示出文明“先进”与“落后”的相对性。正是人类系统整体中不同社会基本矛盾间的竞争，为人类系统纵横向统一发展提供了文明不断创新发展的源泉与动力。

　　需要说明的是，不同社会基本矛盾间的相互竞争并不意味着社会基本矛盾国际化过程中不同国家或社会形态间的矛盾是不可调和的，竞争与合作是辩证统一的。曾经一味强调无产阶级国际革命的极端认识无疑是片面的。中国现代化的和平发展道路突破了传统大国崛起的霸权模式，乃是基于当代社会基本矛盾国际化的新特点，在经济全球化、文化多样性和政治多极化条件下的必然选择，两种不同社会制度的和平竞争乃是时代演进的客观要求。

　　2.整体性体现社会基本矛盾国际化的融合性。社会基本矛盾体现着社会形态纵向层次更替的内在逻辑，社会基本矛盾的国际化揭示出文明横向融合一体化的根源。人类系统的发展体现纵向社会形态的演变与横向融合一体化的相互促进与内在统一。社会基本矛盾国际化的整体性揭示出人类系统纵横向统一发展的整合性。尽管人类文明是通过区域性的存在发展起来的，但文明本质的共享性以及人与自然关系的不断深化决定着人类系统具有一种内在的整合能力。社会基本矛盾国际化的整体性影响社会基本矛盾国际化的阶段进程，促进社会基本矛盾横向融合与一体化的发展，也深刻揭示出物质生产的重要作用和唯物史观的科学性。

　　物质生产的发展水平在社会基本矛盾的国际化中具有基础作用，它是人类系统整体性的根本与重要标志。

　　（下转第65页）（上接第61页）社会基本矛盾的国际化是物质生产一定社会基本矛盾的国际化是物质生产一定发展阶段的产物，物质生产决定着社会基本矛盾国际化的产生、发展与消亡。自然经济与商品经济决定着文明发展的封闭与开放。近代以来市场经济的发展促进了不同文明间双向互动的根本变革，推动社会基本矛盾国际化的方式途径从战争与暴力逐步走向和平与合作。全球化迎来和平与发展的时代变革。外部社会条件对社会基本矛盾变革的影响也从传统的自下而上的激进革命转变为自上而下的渐进改革，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关系的意识形态化逐渐趋于和平竞争。与此同时，物质生产的发展以及人与自然关系的深化促进人类系统自身整体性的不断增强，推动着社会基本矛盾国际化的阶段发展，日益彰显社会基本矛盾国际化的重要作用，社会基本矛盾的国际化对社会基本矛盾演变的影响愈益突出。不同国家间相互竞争与借鉴创新的结果必然是文明的融合与一体化。在一定程度上说，人类系统的发展即是社会基本矛盾的国际化所促进的不断融合创新的过程。西欧资本主义的诞生即是历史上各种文明互动融合的产物。如古希腊―罗马文明曾受古埃及、两河流域文明影响；西方古典文明被日耳曼人征服后，拜占庭文明中保留的古希腊―罗马遗产成为欧洲文艺复兴的思想火种；而在8至12世纪，地中海沿岸国家很大程度上被伊斯兰化。如果说资本主义主导了近500年的全球化，其领跑者也是变化的，先是葡萄牙、西班牙的中心地位被荷兰、英国取代，在19世纪末尚属“新兴工业国家”的美、德、日三国，如今是全球三大经济中心――北美、欧盟和东亚，等等。人类历史表明，全球化决不是某一文明扩张的结果，它体现的是人类文明横向融合与一体化的发展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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