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当今社会文化生产力的的构成和要素

　　文化这一概念被广泛地使用于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的各个领域，而对它的界定却大相径庭，较为有名的定义就有一、二百个。我国《辞海》曾下过比较权威的定义：文化，从广义来说，指人类社会历史事件过程中所创造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从狭义上来说，指社会的意识形态，以及与之相适应的制度和组织机构。遵循历史唯物主义观点，我们似乎应当把“大文化”概念即广义的文化区分为“物质文化”、“精神文化”和“政治文化”，而作为社会主义文化经济学研究对象的文化，主要是指与物质文化和政治文化有联系的精神文化，它表现为精神生产和精神财富。

　　这里并不打算过多地纠缠“文化”的定义，重要的是确定社会主义文化活动的范围和内容。它们是：文学艺术、新闻出版、广播电视、图书馆、博物馆、文化展览馆、宗教、教育、科技、建筑园林、体育和旅游等。马克思说：“科学、艺术等等，都不过是生产的一些特殊形态，并且接受生产的普遍规律的支配。”文化生产领域与物质生产领域一样，也具有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质量对应运动。

　　文化生产力，是一个由文化生产者、文化生产的手段与对象等基本要素组成的巨大的有机体系，它们相互作用构成了逻辑运动。主要体现在下列的几个方面：

　　第一，文化生产者在文化生产系统中的地位和作用问题。文化生产者是指专门从事精神文化生产的脑力劳动者，是精神文化的主体。他们是历史过程的产物，也是物质生产分化发展出来的现实的人。文化生产者作为文化生产诸要素中能动性和主动性的因素，首先是由文化生产者的主体性决定的。主体和客体实辨证的统一，它们相互作用的基础是社会和历史实践。主体的能动性，就是通过实践活动和理论活动达到对客体进行改造并形成意识和理性认识。人是社会的人，人的一切才能和条件是通过实践来形成的。文化生产不论达到多么高的发展水平，只是因为人掌握了劳动工具和劳动手段，才把文化产品，哪怕是作为第一生产力的科学技术当作进步的推动力来评价。如果文化生产者没有劳动工具，那么既不能创造文化，也不能建立社会形态。就像不含有人的劳动激情的技术是毫无生气的技术一样，文化生产如果没有人的创造，就不会有丰富多彩的产品。

　　文化生产者作为主导性因素，还取决于教育对文化生产者内在素质的增强程度。文化生产者的只是储备、理论素养、文化视野、精神气质、道德水准、理想境界和审美情操，无不受到文明发展条件和教育发达程度的制约。一般来说，承继前人所创造的优秀精神产品越多、越丰富，创新也就越丰富越有效，文化生产的水平和质量也就越高。这一过程，一刻也不能离开教育。其实，教育就是一种文化，它反映了把文化保留和传承德能力；是使每个人都充满着超越自我，向未知领域进军的动力，从而增加社会的文化财富，增长人的才干，发挥人的天赋，明确人的使命，强化人的创作。教育，就其本质而言，就是服务于人类文化的进步。马克思主义认为，教育者首先要受教育。文化生产者加强自我教育和自我修养，不但能放大教育的功能，而且对于提高文化生产的质量和效益是非常必要的。

　　文化生产者作为主导性因素。不仅表现在个体攻关，而且还表现在集体式攻关的倍加效用。翻开人类文化史，我们可以看到，灿烂辉煌的古埃及、古代中国、古希腊的文化，在其精神文化生产的发生时期，涌现了一大批精神文化生成的巨人，他们以耀眼的光芒，照亮四周，激发出精神文化生产者群体孜孜不倦的创造性活力。我国春秋战国时期的诸子百家，如老子、庄子、孔子、墨子、荀子、韩非子等；古希腊的苏格拉底、柏拉图、亚理士多德等；欧洲文艺复兴时期的达芬奇、但丁、米开朗基罗、拉斐尔和马其雅弗利等都是那些时代的思想巨人，他们对人类历史的贡献和精神文化的推动是划时代的。恩格斯曾充满激情地赞颂文艺复兴时代：“这是人类以往从来没有经历过的一次最伟大的、进步的变革，是一个需要巨人而且产生了巨人――在思维能力、激情和性格方面，在多才多艺和学识渊博方面的巨人的时代。” 在科技发展一日千里、知识经济扑面而来的新世纪，建立强大的文化生产者队伍，形成集群式的科研攻关能力，协调各国内部、各国之间以及全世界科学家攻克许多重大而复杂的自然科学、人文社会科学的科研题目，是各国、各地区和国际社会面临的新局面。发挥集群优势，分工协作，共同解决人类社会面临的种种难题，已经成为一种时代潮流，文化产业的软件开发、文艺精品、高薪科技等等的创造，必须适应这一潮流。

　　第二，文化生产手段与文化生产对象的互相联系问题。这是文化生产的另外两要素。文化生产手段可分为物质性和精神性两种手段。前者主要包括物质设备和物质条件的硬件部分，它们是文化生产和再生产所不可缺少的；后者主要包括指导思想、概念和范畴、理念、技巧和创作工艺，更重要的是包括思维方式和方法论原则等，它们是文化生产的软件部分，是真正看不见的“硬件”，对文化生产发挥着更加重大的作用，理论则是其内核部分。恩格斯曾深刻指出理论思维的决定性的伟大意义：“一个民族想要站着科学的最高峰，就一刻也不能没有理论思想。” 恩格斯这一论点，对于我国在当代实现经济、文化和科学的跨越式发展具有重大的现实指导意义。文化生产对象可分为物质对象和思想对象两大类。相对于文化生产的主体――文化生产者而言，前者又可称为物质客体，是思想对象的源；后者可称为思想客体，是物质对象的流。两者是不可分割的。只有把“源”和“流”结合起来，在文化生产主体的作用下，才能生产出源源不断地有价值的文化产品。 　　文化生产手段和文化生产对象是文化生产中的生产资料，两者之间没有严格确定的界限，而是互相渗透、相互转化、互为条件的关系。前人的文化产品既可以是文化生产的对象，也可以是文化生产的手段和方法，这要根据生产过程的实际情况来确定。例如，邓小平理论再现了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社会客体，既是我们认识中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规律的强大思想武器，是精神文化生产的手段和方法；也是我们创造新思想、开拓新视野、升华新境界、提高新水平而进行生产（研究）的对象。

　　第三，文化生产的继承性和文化生产的创新性的有机统一问题。文化生产的继承性是文化生产发展过程中新旧事物之间的客观的必然联系，是积累、保存和传递具有社会意义的知识的一种中介和载体。唯物辩证法认为，辨证否定不只是要求消灭旧事物，还要保存和进一步发展前一阶段所取得的进步和合理的东西。正确理解承继的过程对于分析文化生产规律，对于推进科学文化发展，反对对待文化遗产的虚无主义态度，都具有特殊意义。文化生产的创新性是指文化生产者创建崭新的精神文化财富的过程。参与创造过程是人的全部精神力量的解放和发挥，包括想象，包括在学习和实践中获得的、为实践创造构思说必需的智慧和技能。创新是国家和民族进步永不衰竭的动力，创新是人类文化永不熄灭的火炬。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发展，能够为制度创新、科技创新等一切文化创造活动的发展、为每个人创造才能的发挥提供不断完善的现实条件。

　　继承性和创新性是文化生产中不可分割的整体。过去时代的遗产不经过现在就不能走向未来，而且它们的关系不仅会影响现在事物的形成，而且会影响未来事物的形成。“书是一代人给下一代人的精神遗物”，书籍并不只是已经逝去的东西，而且“书籍是未来的纲领。”由此可见，语言记载下来的精神文化遗产，应该由一代代新人去更新。人们在对文化遗产进行创造更新和重新评价的同时获得了亲自进行创造的能力。这就是说，继承的目的全在于创新。创新是心智的最佳表现，甚至是天才思想的凝聚。恩格斯在评价马克思对哲学革命的伟大贡献时指出：“马克思比我们大家都站得高些，看得远些，观察得多些和快些。马克思是天才，我们至多是能手。没有马克思，我们的理论远不会是现在这个样子。” 创新对中华民族实现伟大复兴更具有时代意义。文化生产继承性和创新性相统一的规律，充分体现了历史与逻辑统一的方法论原则。

　　“潮平两岸阔，风正一帆悬”，新中国文化事业的发展又一次面临着历史性的机遇。我们正处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关键时期，这当中自然也包括着中华民族的复兴，而文化的复兴又会对整个中华民族的复兴起到推动的作用。思想上的引导，智力上的支持，精神上的振奋，素质上的提高――文化的作用广泛而深远，它既有当前的需要，但更多的是着眼长远的教化和陶冶，不可能毕其功于一役。文化工作是提高国民素质、重铸民族精神的伟大工程。我们任重而道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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