仪式性消耗――浅谈宗教的功能与社会适应

　　每一种宗教的产生都离不开社会，宗教是现实生活的反应，涂尔干说：“宗教的本质是社会”。从原始社会时期人们面对自然的无知和恐惧，于是对万物产生崇拜，反映了当时低下的生产力状况和简单的思维方式、社会结构，以及当时人们的愿望与感情。宗教经历了由自然崇拜到鬼神崇拜、祖先崇拜，最后发展到图腾崇拜，人们产生了一种强烈的集体意识，以维护氏族和部落的团结，构建了氏族的道德权威，维系社会的秩序与团结。到阶级社会中，劳动者不仅承受着“自然力量”对他们的压迫，而且还要承受“社会力量”对他们的压迫。基于双重压迫所造成的恐惧心理，阶级压迫、阶级剥削等社会现象并由此造成的种种社会苦难，于是通过创立一种宗教能使劳苦大众免受痛苦，而能得到幸福解脱。有的宗教逐渐发展为统治阶级的武器，为剥削阶级所利用，成为麻醉人民精神、维护自己统治的工具，奴役和压迫人民，宗教从此肩负起政治作用。到了现代，宗教仍然具有不可磨灭的意义。无论是道德教化，维护社会稳定，文化展示和传承、心理慰藉等方面，人们已经越来越意识到宗教的现实意义。社会在发展，宗教在不同时期也发挥着不同的作用，具有很强的社会适应性。

　　从大的方面看，宗教是人们意识的产物，但它却是现实世界的反映，遵循当时社会的实际情况，需要与社会达到一种平衡。不同的社会有不同的宗教，即使是同一种宗教，在不同的社会中也可能在不同方面发挥着相异的影响，会伴随着人们不同的行为。在摆夷社会，人们信仰的是小乘佛教，自其兴盛以来，已深深渗透到摆夷社会，信徒信仰之虔诚，在其生活习俗、佛事、教育、文化等方面表现得很具体。摆夷是对云南省德宏芒市傣族的汉称，傣族等几个民族几乎是全民信奉佛教。流传至今的南传上座部佛教，对傣族民众来说，不单是宗教信仰的问题，而是渗透到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信众经常设宴做摆、做善事，以累积功德，也不惜用尽平生的积蓄。

　　一、宗教的仪式性消耗――做摆

　　所谓摆，就是一种宣传佛教慷慨布施精神的群众性宗教活动，其活动主要围绕买佛、送佛、敬佛、念经的活动而展开。“它是一个佛教的宗教仪式，但是这却关系着摆夷的整个生活。这个宗教仪式，对摆夷文化具有全面的影响。”摆夷的摆呈现的是一种生产与消费的特殊关系。人们在仪式中消耗财物、与神进行沟通。

　　没有一种活动能够与摆相比，人们渴望做摆，并且对做摆有一种念念不忘、贪得无厌的心理。人们辛勤劳动，努力积累财富，只为做摆，这是对佛的功德，追求的是来世天国的幸福生活。摆不仅是一种宗教活动，它与摆夷的生活和社会结构密不可分。人们从出生就与摆结下了不解之缘。

　　摆是一种宗教仪式，在于宗教有着公共性质的集合与仪式，通过一致的活动强化人们心中的社会概念和情感，没有现实的利益，但它“调整着人类计划与现实的冲突，消减个人与现实的混乱”，它的作用是对整个社会而言的。摆之所以是一种纯粹的宗教活动，因为做摆的目的并没有夹杂着什么实际的利益，所得到的是一些内心的感觉和深厚的感情。人们要的是永生的信仰、来世的希望。

　　从各方面分析，摆夷做摆都是与社会相一致的。没有特定的社会条件就没有这种仪式性消耗。作者从地理环境、气候条件、卫生状况分析，摆夷生活在如此地广人稀的土地上，他们可以大量生产稻米，食用之外还有很多剩余，因此可以消耗，这是可以做摆的经济基础。接下来，从经商受限，财富只能用于生产，而生产又无法提高的情况下，生活的其他方面：建房、衣着、精神享受等方面分析，因为没有其他地方可以消耗，所以人们把财富用于做摆。做摆之所以如此受欢迎，一方面他是一种讨好神灵，以便在死后和下世轮回中获得好运的方式，另一方面，它把人们多余的物质拿来消耗，具有巨大的欢愉性，并增进了人们的感情。

　　二、摆对摆夷社会的作用

　　人们为什么要花那么大力气做摆，甚至达到一种痴迷的状态，其实目的很简单，只是为了现世别人的艳羡和死后天国的宝座，这样一种追求死后极乐和尊荣去处的精神寄托，使人们为之孜孜不倦。做摆的心理层面的意义在于：它是一件功德无量的事，人们能够有这么好的生活，都是佛的恩赐，感谢佛并献给佛多少都是应该的。精神层面：这样的功德还可以为人们争取名号，提高地位和权威。更重要的是于社会层面说，人们在小我的追求中实现的大我的完整结合。

　　（1）对价值观念的影响。做摆激励人们去努力工作。结婚之后青年们扛起了生活的重担，他们在田地间劳作，辛苦耕耘，从分家时的独立谋生开始逐渐积累起做摆需要的费用。如果没有做摆，人们在这样富饶而又极少消耗地域上，只会沾沾自喜于现有的种一年吃三年的满足，对经济的追求就只会限于极低的生活程度，摆成为人们兢兢业业的动力。

　　人们对财富“轻积重散”的观念和行善积德的风气。金钱只是他们获得宗教体验和满足的一种工具，其并没有对生活有过高的价值。摆是财产到社会地位的一座桥，把积聚的财富在摆中用完了，你才能得到一个受人尊敬的地位。“佛教提倡人们积善布施，因此大家都很注重功德的积累。”他们生活态度很豁达，善待小偷、不计较利益得失并愿意供养寨里无依无靠的孤老。

　　（2）对社会结构的影响。围绕摆的活动，摆夷把生命过程划分为四个阶段，每一阶段对应一种社龄。社龄阶段的转变在摆中进行，摆使每一个人的生命结点得以公开化，使人们明确了各个阶段的权利和义务。社龄原则高于亲属原则，从而使社龄相同的青年团体而不是血缘家庭结成最亲密的关系。

　　（3）三、有关摆的争论与思考

　　褚建芳先生在对摆夷的再研究中，对作者强调芒市傣族的施舍与散财而不在乎“得”与“积”提出了不同看法。他指出，“作者仅仅把摆看作是人对神的单向贡献，人们在这里并没有实际的企图，然而摆在人神之间可以说是一种交换关系。”可以说这种交换的互惠性正是人们所追求的。也就是说，人们在做摆的时候，并不是毫不在乎付出了什么，付出了多少，他们的虔诚夹杂着利益计算，他们期待回报，现世的功德贡献多少关系着死后甚至来世的幸福程度。然而这种互惠又是特殊的互惠，因为长期无法完全回报而引起负债性的不平等。人们只所以一直不停地为佛贡献，是因为佛赐予人们美好的生活，佛的恩惠人永远偿还不清，所以产生了“佛居上人居下”的尊卑观念和一系列敬拜和贡献行为。既然对摆也是有实际利益的期许的，那么摆就具有了功利的性质，而不仅是一种纯粹虔诚心理的表达。 　　同时，褚建芳先生还认为摆是通过强调“功德”的差异与“报应”的差异的对等性强化自身的等级性，摆夷社会是一个“弥漫着等级的社会”。他认为作者把摆的社会功能看成通过消耗来平衡社会等级差异。我觉得作者想要表达的并不是摆对摆夷社会等级的消除。因为在开篇作者就提出做大摆使人们分为两个等级：巴戛和汤姆。人们拼命积累财富为的就是提高自己现世的社会地位并预占死后天国的宝座。因为政治上的贵族等级得益于祖先的遗荫――世袭制。人们不得不借助另一种手段来使现实中的社会等级朝着自己期望的方向流动，而这种手段就是摆。摆夷社会无疑就是一个充满着等级观念的社会，中国历来就是一个中央集权制得封建国家，“长幼尊卑”的观念早已在人们心中根深蒂固，在摆夷中同样如此。佛教传入中国以后逐渐被中国化了，人们生前就希望成为巴戛，地位高汤姆一级，死后渴求位列天国以区别于人间的畜生和地狱的恶鬼。作者想要说明的只是在做摆的仪式中，人们大量消耗财富，减少了贫富间摩擦的起点。经济上的财产私有和积累没有作于于等级的变化，摆才是等级间流动的途径。那么这种对天国宝座的渴望是不是证体现了他们心底里埋藏着对现世政治等级上划分的不满？摆维持社会稳定的功能正在于此。

　　作者一再强调人们对财富观念，摆所强加给人们的散财与功德的观念使人们习惯于服从社会的安排而不是个体好恶得失的自然倾向，按照作者的观点，摆具有平衡摆夷社会贫富差距的作用，我认为这一点与夸富宴对北美西北海岸的印第安人社会有异曲同工之处，在一定程度上也是再分配的一种形式，在夸富宴中人们同样大肆挥霍财富达到无以复加的地步。人们在这样的小规模社会中更热衷于维护他的社会地位而非物质财富，再分配是一种经济过程也是一种政治过程，那么我们可不可以说摆夷社会中，人们在土司的辖制之外，摆是摆夷小村寨的层面上存在的另一种政治过程。

　　作者把摆放在摆夷这个特定的民族文化体系中去解释和分析，看到了宗教活动中整个摆夷社会得以整合和稳定的原因。摆对摆夷的重要作用是不言而喻的。

　　四、宗教的社会适应

　　宗教是超越现实存在的观念与实践，做摆体现了摆夷如何建构他们的世界，如何共享一系列对神灵的信仰，同时阐释现世，赋予社会生活意义。宗教就是人类的一种理想，宗教生活中充满了人类的追求和期望。宗教的社会适应性不仅只体现在它对特定社会的功能上，在不同的社会，人们以宗教为工具，强化了某种崇拜物在人们心中的地位。

　　牛在印度享有至高无上的地位。马文?哈里在《好吃：食物与文化之谜》书中说：“印度教是印度的主导性宗教，牛崇拜和牛保护正是印度教的核心教义。”同时，牛也是政治的象征，在新成立的各邦选举中，印度国大党利用画牛的图画来拉取不识字民众的选票。在强化和维系牛肉和屠宰禁忌方面，宗教和政治都发挥了作用。为什么神圣母牛获得了象征性力量？它并不是任意的、随机的精神选择。

　　牛在印度民众心中的地位无可取代，因为在整个历史过程中，牛都是富足的赐予者。农民用牛去开垦耕地，牛拉犁的使用开辟了恒河两岸的平原。但是，并不是所有把牛作为重要农耕工具的民族都视牛为神物加于崇拜，它与特定的社会大环境有关。牛保护在印度教的早期并不是核心事实。在《吠陀》时代，婆罗门种姓的宗教职责并没有偏重于保护牛而是宰杀牛，食用牛肉方面。随着人口增长、森林减少、大批的土地用于耕种，无法继续维持大量的饲养牛作为财富的储存时，慷慨地杀牛和普遍使用牛肉的时期便告结束了。可是尽管普通民众如何缺乏肉食甚至食不果腹，印度的上层阶级，如拥有特权的婆罗门和刹帝利种姓仍然有仪式性的宰杀动物和奢侈的肉食宴飨行为，于是便激起了普通民众对动物牺牲的敌意。而此时佛教在贫苦民众中孕育而生，佛教谴责动物牺牲，正好符合了民众希望上层阶级禁食牛肉的要求。一方面是牛在农耕中的重要作用，一方面是阶级不平等带来的不满，牛充当阶级斗争的重要工具。后来，印度教逐渐放弃食用牛肉，并把牛神化以争取信仰的民众数量。这种做法最终驾驭了崇拜牛的民众倾向，战胜了佛教。此时，牛不仅仅只是一种家禽，它满足了人们要求阶级平等，即使只是饮食上平等的愿望，也神圣化了牛在现实生活中的作用。更重要的是，它在教派之争的过程中，充当了争取民心的最重要工具，使牛的地位愈发突出。牛崇拜是特定的历史条件的产物，因此宗教与社会发展具有适应性。

　　宗教现象之所以能伴随着人类的历史长期地存在着，并将继续存在下去，就在于宗教自身有着为人们所需要的特定功能及其社会作用。在人类社会发展中，宗教在一定程度上见证着人类社会的每一个发展历程。费孝通说：“宗教的特征就在它发生于超自然信仰的基础上。”超自然的信仰也是人的信仰，没有人、没有社会，宗教就没有存在的意义。宗教是动态发展的，其功能的发挥离不开特定的社会条件和社会环境。这造就了宗教要素、宗教功能的复杂性和多样性。它通过与之相应的政治、经济等社会机制的配合实现，表现为对社会的外在适应。同时，宗教作为一种文化现像，表现为对社会成员的心理影响，从而内化为一种传统意识。宗教功能的发挥离不开特定的社会历史条件的限制并受其制约，其的适应性影响着社会的延续和维持。今天，人们越来越意识到宗教的重要性，从国家的宗教自由政策就可以看出，引导宗教与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相适应无疑具有现实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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