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晚清以来社会达尔文主义在中国的传播

　　17世纪，随着欧洲科学革命的出现，尤其是牛顿物理学的发展使人们的宇宙观发生了变化。人们重构出一套价值标准，不再相信上帝。人与世界之间出现了主客体之分，人可以通过主观能动创造历史。这其中以黑格尔的历史目的论为代表，他把所有事物都置于“历史进程中的理性”的既定概念之下，把未来社会看成是直线式的向上发展。这种一元主义的进步历史观有利于晚清的变革，适应了中国社会发展的需要。

　　一、社会达尔文主义在中国的传播

　　1895年，严复发表了《论世变之亟》、《原强》、《救亡决论》等一系列文章，对进化论思想做了系统介绍。1896年到1909年，严复翻译了赫胥黎的《进化论与伦理学》，取名为《天演论》，以及斯宾塞的《社会学研究》、《群学肄言》等，其中《天演论》的影响最大。随着《天演论》盛行，进化论学说流行于中国。“自欧洲学说至于中国，其最为吾人之所笃信者，莫如天演竞争之公例。‘优胜劣败，天然淘汰’，几为人人之口头禅”[1]。“优胜劣汰，适者生存”的公式确是一种当头棒喝，给了无数人一种绝大的刺激”[2]。杨度称：“自达尔文、黑胥黎等以生物学为根据，创为优胜劣败、适者生存之说，其影响延及于世间一切之社会，一切之事业。举人世间所有事，无能逃出其公例之外者。”[3]

　　严复认为中国落后的原因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二者历史观的不同。“中国委天数，而西人恃人力”[4]。“中之人好古而忽今，西之人力今以胜古；中之人以一治一乱、一盛一衰为天行人事之自然，西之人力以日进无疆，既盛不可复衰，既治不可复乱，为学术政化之极则”[5]。所以严复在进化论中强调“物竞、天择”两个方面。“民物之于世，樊然并生，同享天地自然之利矣。与接为构，民民物物，各争有以自存。其始也，种与种争，及其成群成国，则群与群争，国与国争。而弱者当为强肉，愚者当为智役焉。迨夫有以自存而克遗种也，则强忍魁桀，?捷巧慧，与一时之天时地利洎一切事势之最相宜者也”[6]。

　　路易斯?哈茨在史华慈《寻求富强：严复与西方》一书的序言中指出：“严复在欧洲思想中至少发现了两方面秘密……一方面是必须充分发挥人的全部能力，另一方面则是必须培育把能力导向为集体目标服务的公益精神。”[7]

　　康有为在前人思想的基础上，把公羊学的“三世”、《礼记?礼运》的“小康”、“大同”与近代进化论思想和他的变法思想融合在一起，提出了“三世说”进化史观，即据乱世、升平世、太平世。他认为：“世有三：曰乱世，曰升平世，曰太平世。必拨乱世，反之正，升于平世，而后能仁。盖太平世行大同之政，乃为大仁，小康之世犹未也。”[8]“一世之中可分三世，三世可推为九世，九世可推为八十一世，八十一世可推为千万世，为无量世，太平大同之后，其进化尚多，其分等亦繁，岂止百世哉？其理微妙，其事精深。”[9]

　　继严复之后，梁启超是又一位主张进化论的集大成者。梁启超的进化论主张可以从社会、国家、政治和个体四个方面探讨。从社会方面来说，他也主张三世进化论的观点。从国家方面来说，他宣称：“世界之中，只有强权，别无他力，强者常制弱者，实天演之第一大公例也。然欲得自由权者，无他道焉，惟当先自求为强者而已。欲自由其一身，不可不先强其身，欲自由其一国，不可不先强其国。”[10]从政治方面来说，他在《君政民政相嬗之理》中阐述了人类政治的发展进化规律：“治天下者有三世：一曰多君为政之世，二曰一君为政之世，三曰民为政之世。”[11]从个体方面来说，他在《读〈孟子〉界说》中指出了人性是怎样进化的。他认为人性的进化历程分为三级：据乱世之民性恶，升平世之民性有善有恶，亦可以为善可以为恶，太平世之民性善。[12]

　　从严复、康有为到梁启超无一例外他们均用社会达尔文主义的观点强调社会历史的进化，相信人类社会是可以预见的美好。这种崇尚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维多利亚式的社会精神，加快了社会的新陈代谢速度，为晚清以来的社会改革提供了强有力的思想基础，为处在战火纷飞中的民族提供了希望与想象的空间。

　　二、对社会达尔文主义的反思

　　在残酷的竞争面前，社会达尔文主义既是强者施暴的需要，又是弱者对抗的需要，所以竞争与自我保存以一种无可辩驳的优势成为其主要内容。它给社会带来的危害也越来越明显，晚清以来便已经有学者开始反思，其中以章太炎的俱分进化论思想最深刻。

　　章太炎早期接受过达尔文进化论，其《?书》中的“原变”一文，即以宣讲进化论为主题。但从一开始，章就不赞成社会达尔文主义“弱肉强食”、“兼弱攻昧”的主张，认为斯宾塞的进化学说“多踪迹成事，顾鲜为后世计。盖其藏往则优，而匮于知来者”[13]。如应用于现实，可能成为列强侵略的理论根据。“既取我子，又毁我室，而以慈善小补为仁，以宽待囚虏为德，文明之国以伪道德涂人耳目”[14]。

　　章太炎从佛教的观点否定黑格尔的历史发展目的论主张，认为他忽视了历史的复杂性。章太炎认为尽善醇美的进化根本上是一种迷信，“望进化者，其迷与求神仙无异。今自微生以至人类，进化惟在智识，而道德乃日见其反。张进化愈甚，好胜之心愈甚，而杀亦愈甚。纵令进化至千百世后，知识慧了，或倍蓰于今人，而杀心方日见其炽。所以者何，我见愈甚故”[15]。真正的历史不仅不是直线进化，甚至是倒退。“中国自宋以后，有退化而无进化，善亦愈退，恶亦愈退，此亦可为反比例也”[16]。 　　章太炎分别从道德方面、生计方面、智识方面阐释俱分进化论的观点。“若以道德言，则善亦进化，恶亦进化；若以生计言，则乐亦进化，苦亦进化。双方并进，如影之随形，如罔两之逐影，非有他也。智识愈高，虽欲举一废一而不可得。曩时之善恶为小，而今之善恶为大；曩时之苦乐为小，而今之苦乐为大。然则以求善、求乐为目的者，果以进化为最幸耶？其抑以进化为最不幸耶？进化之实不可非，而进化之用无所取”[17]。这是一种独特的历史观、文明观、伦理观。社会的进化不是单一进化，而是俱分进化。

　　杜亚泉对社会达尔文主义进行了反思。杜亚泉称：“欧美所以富强，则以其民各勤其事，各竞其业，能争权利于职务之内也。返观吾国，则乐事赴功之念，每不敌其希荣弋利之心。自物竞论输入以来，更引之以为重。利己主义，金钱主义，日益磅礴；而责在人先，利在人后之古训，转荡焉无存，革命以还，此风尤炽……今者物竞之祸，遍于寰区，吾国人心，尤深陷溺，相攻相取而不相容，几有?焉不可终日之势。”[18]1916年他在《东方杂志》中感慨道：“今日之社会，几纯然为物质的势力，精神界中，殆无势力之可言……今日吾社会之精神界，惝恍无凭，殆近于怀疑时代。其弥漫于吾社会之间者，物质之势力也。物质之种类甚多，而其代表之者则为金钱，今日之独占势力于吾社会者，金钱而已矣。”[19]

　　张耀曾在遗书后序中写道：“惟今日中流以上之人，或表率社会，或教育后进，或参与政事，或掌握大权，而考其生活状态，能免于昏迷偷惰者，百无一二，既不省自己面目，更不问说为何事……利己之念，本为人类所难免，然上者牺牲之，次者扩充之，下者节制之，我国今日则不然，无论贵贱，几无不以利己为第一义，肆欲以逞，不顾一切，榨取豪夺，无所不至。”[20]

　　三、结语

　　百年以来社会达尔文主义的引进为中国的民族独立与富强作出了重大贡献，但它的弊端也愈来愈凸显出来。竞争主义、物质主义、利己主义等，这使得社会的价值标准只有胜败优劣。对社会达尔文主义我们要用理智的观点对待，因为有时理智的排斥胜于盲目接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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