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资本主义的新变化对社会主义发展的影响

　　江泽民同志在中央思想政治工作会议上，以马克思主义的远见卓识，提出了影响干部群众思想活动的四个重大理论问题和实际问题，其中之一便是如何认识资本主义发展进程。正确认识资本主义在当代的新变化及其对社会主义发展的影响，对于我们坚定马克思主义信念，更好地坚持和发展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具有非常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

　　自从20世纪70年代后期开始的科技产业革命以来，当代资本主义发生了一些新变化。其中最具有代表性和全局性的有三个，即经济全球化新科技革命和“第三条道路'当代资本主义出现的一系列新变化，都是在此三大变化的基础上产生的，或者说是由这三大变化引起的。因此，只有对这三大变化进行认真剖析，才能从根本上把握当代资本主义出现的新变化的实质及其对社会主义发展的影响。

    一

    20世纪80年代以来，由于科技革命的强力推动和国际交往的扩大和深化，经济全球化呈加速发展趋势，如何看待经济全球化也成为各国媒体和学术界关注的焦点问题之一。其实，经济全球化并非什么新东西，马克思恩格斯早在《共产党宣言》中即已指出资产阶级，由于开拓了世界市场，使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世界性的了它迫使一切民族——如果它不想灭亡的话——采用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它迫使它们在自己那里推行所谓文明制度，即变成资产者。句话，它按照自己的面貌为自己创造出一个世界。这不仅揭示了“全球化’的实质、动力、一般进程，甚至也预示了今天的某些现象，因而对于我们今天理解“经济全球化”仍具有非常重要的现实指导意义。

　　作为世界科技进步和国际交往扩大与深化的产物，经济全球化反映了社会生产力和国际分工协作高度发展的要求，表明商品、服务、资本和技术等生产要素需要在全球范围内流动和配置。另一方面，西方发达国家力图主导经济全球化，把资本主义的矛盾和危机转嫁给世界上其他的国家和地&因而经济全球化反映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和社会制度向全球扩张的企图。

　　经济全球化不能从根本上克服资本主义的矛盾和危机更挽救不了资本主义腐朽、灭亡的历史命运。经济全球化必将把资本主义推向社会主义。

　　首先，经济全球化造成了财富的不断集中，不可避免地加剧了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全球化的本性决定它必须要求生产企业的不断兼并，以达到合理化之目的，“而所谓的合理化集中到一点，就是首先排斥全体民众和劳动者利益。因此，归根到底是扩大社会的分裂”，通过强制“政府极大地缩小自己的再分配职能，不断减轻对于企业以及富裕阶层的税务压力，”扩大社会的不平等。12在当代资本主义社会里，“富人更富，穷人更穷”的马太效应非但没有消除，反而愈演愈烈。其首先的表现是实际收入的下降。曾任里根政府和克林顿政府战略顾问的爱德华•勒特韦克在其著作《涡轮资本主义——全球经济中的赢家和输家》中写道：自70年代以来，7/10的美国人的纯小时工资不是停滞，就是实际上不断下降，”所以美国社会中的消费和福利的增加完全是靠剥削的强化得来的，劳动的价格日益降低。131另一位美国学者杰夫。福克斯也认为，美国的生产率与工资水平适成反比：自1979年以来，美国劳动者的平均生产率提高了22%，而他们的实际工资降低了8%。美国劳动者的实际工资在6年的经济繁荣之后，却又比1989年的水平降低了341.其结果是贫困人口和无家可归者不断增加。而据另一位学者多米尼科•德马西的看法，在美国有3000万居民生活在贫困线以下，700万人沦为没有固定地址的无家可归者，170万人被关进监狱。151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工资下降的趋势不仅存在于普通劳动者中间，而且波及技术人员和知识阶层。据统计，从1968年到1995年，美国的工程师的年均收入（包括劳保福利在内）下降了3中产阶级正日益“空心化'经济全球化尽管导致了美国经济的强劲增长，但煙没了“原有的社会协调，这种社会协调保障着中产劳动者家庭避免工业资本家滥用权力的反复无常的风险。

　　和无产阶级贫困化相伴的是资本家阶层财富的急剧膨胀:美国工人首席执行官和工人的收入差距，1990年是84倍，1995年是140倍，1999年达416倍。1995年1%最富有的美国人占全国40%的财产，而80%美国人仅占16%J7随着贫富差距的不断扩大，整个国家将最终分裂成两个水火不相容的日益对立的阵营。不仅如此，经济全球化正把这种对立扩大到世界范围，据联合国秘书处公布的资料，富国和穷国人均收入之比已从1960年的30:1和1990年的60:1扩大到1999年的74:1，1/5的最富人口现在拥有全世界86%的国内生产总值，而占世界1/5的最贫困人口拥有1%的国内生产总值。“从而使全世界居民两极分化为两股尖锐冲突的不可调和的势力：一股势力是号称'符号分析专家’的世界主义精英，他们控制着技术和生产力，另一股势力是数量曰益增多的经常是多余的劳动者，他们在高技术的全球新经济中找到合适工作的希望和前景十分渺茫。

　　同时，经济全球化的发展加剧了剥削和劳动者的异化。在西方发达国家里，越来越多的异化劳动者感受到高技术劳动环境中的日益增强的高度压力，以及越来越严重的工作岗位缺乏保障性。即使是名噪一时的所谓“丰田”模式，表面看来似乎强调劳动者的参与和责任感，实际上归根结底是一种经过巧妙伪装的剥削方式，可以称之为“压力管理”，其结果是加大工作的剌激，完全破坏了生活和工作的节奏，引发“过劳死。

　　总之，经济全球化不仅没能消灭资本主义自身对抗性的基本矛盾，也没能消除劳动的异化，相反它在全球更大范围内以更加复杂尖锐的形式出现，从而使资本主义的国内危机演变成全球性危机。

　　其次，资本主义内部的社会主义因素也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得以迅速增长。

　　当前，西方资本主义社会严重的阶级分化，促进了人们对资本主义的愤懑和对社会主义的渴求。通过研究社会主义的起源，我们知道，第一次工业革命后，工人阶级的贫困化成了西欧社会最大的社会问题，为了解决贫困化这个最大的社会问题，产生了社会主义的理论和实践。可以说从最原始的意义上讲，社会主义就是要解决多数居民贫困化的问题，社会主义的基本要求就在于坚决维护绝大多数人的利益，维护社会平等与公正。目前，西方资本主义社会的两极分化达到了历史上前所未有的水平，由此引发的人们对于社会主义的渴望和需求也正在日益扩大，而且将会越来越大。就连一些西方学者也清楚地看到了这一点。勒特韦克指出在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犯罪与当代全球化的资本主义有着直接的因果联系，犯罪成为经济自由化——全球化过程的必然产物。而与过去不同的是，犯罪已不再是可以克服的局部现象，而是当代资本主义的一个“功能性行为”，它“与其说是一种偏离，毋宁说是一种理性选择”，也就是说在当代资本主义社会中，犯罪不是例外，而是其必然的产物。另一位学者杰里米。里夫金也在其代表作《劳动的终结:全球劳动力的衰落与后市场时代的发端》中写道世界范围内的失业加剧与贫富之间分化的增大，正在为社会动荡和近代所未见的大规模阶级战争制造前提条件。”

　　随着全球化的不断向纵深发展，在推动全球生产力提升方面的作用也日益突出，而生产力是社会形态转换的最终决定力量，全球化引发的生产力大发展，为资本主义最终为社会主义所代替准备了坚定的物质基础。同时，经济全球化的负面效应引发的世界范围内的阶级对立、南北差距的日益频繁的国家冲突和磨擦、以及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在全球层面上的不断调整，则为社会主义在全球范围取代资本主义准备了条件，马克思主义创始人所作的社会主义将在世界范围内同时实现预言也将会在新形势下更快地变成现实。总之，随着全球化的发展及其所引发的国际资本扩张极限的临界和资本主义各国财产所有权社会化的扩展，社会主义以其历史逻辑开始在更大范围内孕育、萌生。社会主义在全世界的胜利是人类社会发展规律下的必然趋势。正如当著名经济学家、美国麻省理工学院教授莱斯特。瑟罗在其1996年出版的《资本主义的未来》—书中所指出的那样，资本主义“全球金融市场迟早会经历一场类似90年代的日本股市崩溃或相当于30年代美国股市崩溃的大崩溃。他认为资本主义衰退“是资本主义的一个部分，它们不可能被消除。作者最终得出“这并不奇怪。资本主义一出世就有这些问题了。

    它们是该体制的一部分。它们导致了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和社会福利国家制度的问世。瑟罗不是从历史唯物主义和社会发展规律来论述资本主义转向社会主义的问题，而是从全球资本主义的内在矛盾及其弊端着眼认为将导致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这是他的理论局限性，但他看到资本主义不是美好的永恒的社会制度，而是要导致一种新的社会制度。对资本主义发展的历史趋势的这一认识是值得肯定的。而以中国为代表的社会主义国家在经济全球化进程中的曰益发展壮大，则昭示了全球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光明前景。中国共产党人在邓小平理论的指导下，顺应经济全球化的潮流，以改革开放的姿态积极主动地参与到经济全球化进程，使中国的社会主义在经济全球化进程中获得了巨大发展，显示了强大的生命力，这不仅加强了中国在全球化大市场上的竞争力，提高了中国的国际地位，增强了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回应资本主义挑战的能力。而且也为其它社会主义国家融入经济全球化进程提供了借鉴。当今，全世界渴望人类共同进步的人们，几乎都把目光投向了中国，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中，看到了社会主义的希望。保加利亚前领导人曰夫科夫1998年8月在《回忆录〉中写道:“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独特作用正在于此。……在攀登更高一级文明的座座高峰的新长征中，中国的地位，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的地位将是无与伦比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为现在的社会主义国家思索和寻找适应经济全球化进程、符合本国特点的社会主义道路，不仅提供了借鉴，更增强了信心。另外，对尚未走向社会主义道路的国家的无产阶级及其政党探索适合经济全球化时代要求和本国国情的社会主义道路也提供了良好的外部条件。

    二

　二战以来，特别是20世纪70年代以来，在世界范围内掀起的新科技革命浪潮，是引发当代资本主义出现了新变化的直接动因。几乎可以说，当代资本主义出现的一切变化都与科技革命有着密切的联系。因此，研究新科技革命的作用和影响是我们正确认识当代资本主义的新变化及其对社会主义发展的影响的一把钥匙。

　　在当代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科技在推动生产力发展方面的作用日益突出。以美国为例，技术和知识的增长占了劳动生产率增长总要素的80%，高新技术产业在GDP中的贡献率达到58_2%，由于新技术的大量采用，美国的劳动生产率在90年代平均每年提高2、7%，是80年代年均上升1、4%的近两倍。时至今日高新技术的发展和应用正成为当代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经济增长的主要推动力。据估计，技术进步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经济增长中的贡献率在建成信息高速公路后甚至会达到90%以上。随着生产力和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社会化程度也在不断提高，并扩展到全球领域，从生产力发展的角度看，经济全球化，区域一体化就是生产的社会化越出国界在全球范围内的延伸和扩展。生产社会化的进一步发展，使它与资本主义个人所有制形式之间的矛盾更加激化。规模不断膨胀的跨国公司便是生产社会化的产物，同时也是推动经济全球化的主体，它突破民族国家的疆域，进入了无政府状态的世界市场。为追求高额利润，流向生产领域的资本不断扩大生产能力，其结果必然导致产品过剩;流向金融市场资本，则疯狂地进行金融投机。而二者，即实物经济与虚拟经济的严重失衡（据统计，在全球范围内每天约2万亿美元的外汇交易中，用于生产的与用于投机的比例是1:9)，则势必造成泡沫经济现象，所有这些，都要引发国际性的经济动荡和金融危机。东南亚经济危机表明，资本主义已经把国内经济活动的盲目性扩展了世界范围，从而也就把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从国内扩展到到了世界范围，并以更尖锐的形式表现出来。

　　资本主义基本矛盾的不断激化，迫使资本主义不得不对资本主义的所有制进行相应的调整和变革。虽然这种变革绝不会动摇资本主义制度的性质、资本主义统治的根基，因而也就不可能从根本上克服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但是在资本主义的这种自我调整和变革中，扬弃和否定资本主义自身的某些新的经济因素也势必会不断发展和扩大，而这些经济因素包含了大量社会主义因素，是通向社会主义的有利阶梯。对此马克思曾明确指出：我把生产的历史趋势归结成这样：它本身以主宰着自然界变化的必然性产生出它自身的否定它本身已经创造出一种新的经济制度因素……实际上已经以一种集体生产为基础的资本主义所有制只能变为社会主义的所有制。

　　而20世纪末在美国开始兴起的知识经济和网络经济更越来越多地显现出通向社会主义的历史大趋势。在知识经济时代，随着高科技产业的崛起，现代生产力将得到快速发展，社会财富将大大增加，从而为未来社会实现按需分配奠定物质基础；在知识经济时代，随着计算机、机器人的广泛应用，生产全面自动化的实现，将把人从单调重复的劳作中解脱出来，使劳动从沉重的负担，成为一种生活需要，随着信息化和网络化的发展，横向联系和交流的加强，自治、分权、共享的更充分的民主将成为可操作的现实。在知识经济时代，随着物质条件的改善，人们的自由时间大量增加，人将超脱对人和物的依赖，个人的自由权利得到充分保障，个人的自由个性、创造精神得到充分发挥，使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自由发展的条件那样一个自由人联合体的理想将变成现实。对于这个历史发展的大趋势，即使是一些资本主义营垒的人也有所觉察。法国学者登霍夫说：或许资本主义也会毁灭，并被一个吸取了教训的社会主义所挽救，这种想法并非像取起来那么不可想象。

    三　　

    20世纪的最后十年，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政坛发生了重大变化，中左政党纷纷上台执政。其中以英国首相布莱尔提出的“第三条道路’尤其引人注目。如果说，经济全球化的发展和科技革命的进步属于当代资本主义在生产力或经济层面的变化，那么“第三条道路”则属于在生产关系或政治层面的变化。新“第三条道路’以所谓超然于意识形态、超然于传统左右翼政治对应的所谓新的政治模式更新，标志着当代西方政治文化新的发展阶段。与历史上曾出现过的各种“第三条道路”不同，英国新工党的“第三条道路”既不是针对社会革命与社会改良的历史分野，也不是针对共产主义与资本主义两种思想体系和社会制度的冲突和对抗，而是针对资本主义社会内部传统的左右政治意识及政治运作模式。其本质目标是在日益衰落的社会主义与新自由主义之间努力寻找一条中间路线。它的出现是对全球化，知识经济，新科技革命、后现代社会等当今世界重大变化的主动回应，是顺应时代潮流做的选择，是欧美左派人士对西方走向21世纪道路的探索和尝试，它的崛起反映了欧美社会左右意识形态之争让位于务实的经济社会政策，这一基本的政治动向。就其性质来说，“第三条道路”与西方传统社会主义有很大区别，也不同于西方的新保守主义或新自由主义，更与科学社会主义截然不同。从总体上看，尽管它们对现在的资本主义制度持批判态度，试图运用温和的或激进的方式改造（或改良）资本主义，在资本主义社会的政治“光谱”中处于左的一极。但是它们从根本上是和马克思主义相对立的，目的在于维护资本主义制度，缓和在生产力巨大发展，新科技革命和全球化趋势下当代资本主义面临的那种经济和社会难题。由此同样也不能从根本上消除资本主义内在的固有矛盾，更不能科学揭示社会主义代替资本主义的客观规律。

　　另一方面，我们也应看到，由于“第三条道路”是对在80年代盛行的以“里根经济学”和撒切尔夫人经济思想为代表的西方新保守主义思潮在90年代前3年遭受严重挫折进行深刻反思得出的结论，是在整个西方世界陷入深刻危机、自由模式严重受挫，传统凯恩斯主义难以再显“神灵”的大背景下出现的。它比新保守主义具有相对的理论优势，且符合资本主义发展的历史方向——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进一步成熟。它的提出，震撼了西方不少满足于现状或不满现状又苦于找不到可行答案的人，为那些致力于革新（或消灭）现在资本主义制度的人提供了新的动力，促使人们对于如何探索新的发展模式进行思考。由于“第三条道路”的推行者们置身于资本主义社会中，亲身观察和体验资本主义社会出现的种种不平等和不公正的社会问题，对新情况和新问题反应敏锐，并善于在理论上进行深入的探讨和分析。尽管他们提出解决问题的方法具有非科学性质，但许多具体建议和思路却发人深思，具有很强的启发作用，有些政治主张也在某种程度上具有一定的公共意识。比如他们一方面精简政府，同时又强调政府对经济和社会的干预责任，并不完全迷信市场；在强调发展经济和保持国际竞争力的同时，注意维护社会公正和环境保护;在保证公民权利的同时，强调个人的责任等。实事求是地说，他们的这些观点顺应了时代发展的潮流，对人类的整体进步和文明发展具有正面的意义和价值。而且他们提出的许多问题也是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在新的时代条件下力图解答的问题，对于世界社会主义的发展，对于我们今天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都是具有重要的参考借鉴意义的。

　　四

    当代资本主义出现的新变化表明生产的社会化与资本主义私人占有之间的基本矛盾已经达到了地域上的极限。它进行自我调节的余地将越来越小，面临的危机也将越来越重。资本主义因其固有矛盾的不可克服终将走向坟墓，取而代之的只能是社会主义一共产主义，这是人心所向、大势所趋，是人类摆脱困境的唯一出路。

　　资本主义的发展还将经历什么历程，今后资本主义又将如何，这正是国内外众多学者正在研究、探讨的问题。在未来的道路上资本主义还会发生各种各样难以预料的变化资本主义也会在其基本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允许的范围内对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进行某些调节和变革。但资本主义固有的基本矛盾决定了它的发展变化无论如何都不能超越必然为社会主义所代替的客观规律。从这一客观实际出发，我们必须认真研究资本主义发展的现实，正确对待当代资本主义出现的新变化，以有利于社会主义的发展为基本立足点来处理好同当代资本主义的关系，大力发展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事业，以中国社会主义的复兴来促进世界社会主义从低潮走向复兴。同时，我们必须坚定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只有社会主义才能发展中国的信念，这是我们在当代科学认识资本主义新变化的根本目的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