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马克思主义解析

　　一场来自华尔街百年一遇的“金融飓风”席卷了整个资本主义世界，时下业已转化为经济危机1'危机结束了自由资本主义的神话，宣告了新自由主义的破产。一时间，马克思“复活”了，《资本论》成了西方国家的畅销书，不仅普通的民众，就连银行家、企业经理，甚至包括法国总统萨科齐、德国财政部长施泰因•布吕克、思想保守反动的小布什也读起了《资本论》正如至今依然正确的马克思曾被西方主流宣布过时已久一样，今天政要们的“捧读”也不过为掩人耳目。果然，喧嚣过后，西方主流纷纷迫不及待地宣布“透支消费”、“监管缺位”、“政策失误”、“低估风险”和“金融创新弊端”等为金融危机的真正元凶并迅速结案，拒绝对经济危机的根本原因作“马克思的追问”。

　　一、西方主流归因——“透支消费”、“监管缺位”、“政策失误”、“低估风险”和“金融创新弊端”等是经济危机的真正元凶

　　众所周知，“次贷危机”作为导火索引爆了这场资本主义金融危机（时下已演变为经济危机）于是“透支消费”、“监管缺位”、“政策失误”、“低估风险”和“金融创新弊端”等造成“次贷危机”的表层原因就被西方主流宣布为这场经济危机的真正元凶。“监管缺位”也因此成为2008年9月23日的联合国代表大会上的众矢之的。比如，巴拉圭总统费尔南多•卢戈认为：“美国陷入次贷危机是’不道德投机，罪有应得’”;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呼吁：“反省商业道德，加强金融监管”;法国总统尼古拉•萨科齐强调：“信贷机构在必要时将遭到惩罚和控制，透明将取代含糊不清”德国总理安格拉•默克尔则埋怨：“自己早就建议加强金融监管，但美国对此毫无兴趣。政要们在做了上述或义愤或谴责的声讨后，却没有继续追问为什么“不道德投机盛行”、“对金融监管毫无兴趣”、“信息不透明”、“号称最发达最完备的美国金融体系还会监管缺位”？倒是面对责难出于为自己辩护的美联储前主席格林斯潘不自觉的稍稍接近了事实真相——他在《华尔街日报》撰文指出：“在过去5年的市场乐观情绪下，这场危机迟早都会发生。即使不被次点燃。”如果去除他那无谓的前提，“危机迟早都会发生”就是结论。事实上不管出于何种目的，“监管缺位”、“政策失误”、“低估风险”和“金融创新弊端”客观上正是为了或便于“透支消费”而“缺位”、“失误”、“低估”、“存弊”的，所以“透支消费”才是经济危机的“主犯”。

     人们不禁要问，为什么要“透支消费”？不“透支消费”不行吗？其实，所有的答案都已浓缩在鼓励人们借贷透支消费的“美国老太太”的故事里了。现实中俄亥俄州的一名90岁老妇因为断供面临迫迁，遭警方30多次驱逐，无计可施下吞枪自尽幸而大难不死的自杀案，不但反映了美国楼市断供潮的严重性，也帮我们揭开了谜底：“透支消费”是由资本的逐利本性所决定和主导的，同时也造成和迎合了普通劳动者的过度消费需求。只有“透支消费”才能缓解“有效需求不足”的矛盾，不“透支消费”不行丨面对“有效需求不足”的这一顽症，资本主义迄今为止总共采取了销毁掉和消费掉两种解决危机的手段。（1）销毁掉相对过剩的社会财富(比如倒牛奶)(2)葡费掉相对过剩的社会财富。这又包括三种办法：一为扩大政府公共支出，实际是让政府消费过剩的生产能力和财富；二为调整分配格局，（比如通过税收政策来促进购买力，本质上是“劫富济贫”）增加穷人的有效消费能力；三为“透支消费”（比如分期付款、贷款消费、信用卡购物、次级房贷等）。对比以上两大类四种办法，只有第四种办法“透支消费”克服了第一种的残酷、第二种的滞涨效应、第三种的对富人的剥夺，它虽然有损于资本的即期利益，但消费者也已提前支付了远期利益（即“寅吃卯粮”作补偿，故既能为唯利是图的资本家接受，也能为囊中羞涩的像“美国老太太”一样的千千万万普通劳动者认可，这也是它为什么成为西方极为流行的一种生活方式的原因所在。在“美国老太太”榜样的鼓励下，普通百姓不但用尽了自己的收入，而且还要透支“未来的”或“虚拟的”收入以支撑今天的消费（美国的家庭债务在20世纪80年代举债高峰期占年平均可支配收入的80%;到了2000年，这个比重就上升到98%)结果，强劲的消费冲破了相对萎缩的严重性还在于，不仅美国居民在“透支消费”而且美国政府也在推行“透支经济”目前美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债务国，国债总额已达102万亿美元166(注:一说加入目前已通过的7000亿救市计划美国国债已达13万亿美元，与美国国内生产总值几乎想当。(以下未注明货币单位处皆为美元)在国际有效消费不足的总体形势下，正是“透支消费”与“透支经济”暂时填补了收入与消费之间的缺口，从而掩盖了美国的经济扩张与有效需求不足之间的矛盾。可是，泡沫总是要破的，“透支消费”不过是靠透支“未来”来支撑“今天”，把当下的危机延迟到未来爆发罢了，一旦对未来出现悲观预期，以至于没有未来可以透支的时候，危机就不可避免。而引发这次危机的次级抵押贷款不过是从房子到汽车的众多“透支消费”中的个案罢了。换言之，只要“透支消费”不停止，那么即便没有“次贷”问题，也必然出现经济危机，这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于是，一个马克思的逻辑清晰地呈现在我们面前：资本主义的内在矛盾——两极分化——有效需求不足——生产相对过剩——透支消费——违约率上升——经济危机18。可悲的是，西方主流经济学家们无视上述事实和逻辑，陶醉于由个人和政府“透支消费”，带来的暂时的经济“稳定增长期”，甚至梦呓般地断言：“市场经济的周期波动已不复存在”“经济周期已经消失”.

　　二、马克思主义的原因分析——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必然逻辑

　　马克思主义认为，经济危机虽然首先爆发在投机虚拟经济中，但根源是实体经济。当实体经济的生产相对过剩已经发展到非常严重的时候，投在实体经济中的资本因无利可图而转向虚拟经济，这就是马克思早已指出的生息资本流动的G—G公式。从中我们看到了资本的没有概念的形式，看到了生产关系的最高度的颠倒和物化……资本的神秘化取得了最明显的形式。马克思进一步指出：“随着生息资本和信用制度发展，一切资本好像都会增加一倍，有时甚至增加两倍，因为用同一种方法，使用同一资本，甚至同一债券在不同的人手里，以不同的形式出现，这种货币资本的最大部分，纯粹是虚拟的。这实质上就是我们经常提到的金融衍生品。作为融资的杠杆，现今的金融衍生品只是在量上从马克思时代的“有时甚至增加两倍”扩大到今天的大概30倍而已，本质上并没有什么不同。当前美国金融危机的两大泡沫一是信用市场，漏洞约60万亿；一是期货市场，漏洞约60万亿，合计为120万亿左右。而美国的（DP*13万亿左右，在整个股市已挤掉了大约九万多亿的情况下，虚拟经济如果要回到与实体经济较为理想的1.7倍关系的话，大概还要再挤出将近90万亿的泡沫部分，可见美国经济危机的黑洞有多大，这也是为什么尽管美国采取了空前及时有力的救市措施，还是无法阻止危机迅猛蔓延的原因所在。马克思主义认为，经济危机的根源内在于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即生产的社会化和生产资料的资本主义私人织性与整个社会生产的无政府状态之间的矛盾；二是资本主义生产具有无限扩大的趋势与劳动人民有支付能力的需求相对缩小之间的矛盾。当这两种矛盾发展到尖锐的程度使社会再生产的实现条件遭到严重破坏时，就会出现经济危机。迄今为止，经济危机有古典和现代两种表现形式。古典危机的产生流程是：资本主义制度的内在矛盾——两极分化——有效需求不足——生产相对过剩——经济危机——销毁财富、淘汰过剩生产能力——回到起点；当代危机的产生流程是：资本制度的内在矛盾——两极分化——有效需求不足——生产相对过剩——透支消费——违约率上升——经济危机——淘汰过剩生产能力——回到起点。对比以上可以看出，资本主义的古典危机与当代危机并无本质不同：都是马克思早已指出的“生产相对过剩的危机”区别在于：在古典危机中，相对生产过剩直接表现为有效需求不足，商品卖不出去；而在当代危机中，通过增加了透支消费、违约率上升两个环节，一来延迟了危机;二来生产过剩不再直接表现为有效需求不足，而是表现为有效需求旺盛，甚至表现为有效需求“过度”（“透支消费”、“寅吃卯粮”)。

    对此赵磊教授一针见血地指出：“从古典危机演变为现代危机，只不过是把皮球从供给方踢给了需求方，把资本主义的内在矛盾的爆发从当下推到了未来。不过这样一来，不但危机的本质掩藏得更深了，而且资产阶级成功地把对他们的道德谴责转嫁给了老百姓，真可谓一石二鸟。1929年的大危机导致了凯恩斯革命：即政府干预投资和剌激个人消费，实质是推动政府和个人共同消费以化解有效需求不足的矛盾。当下应对“次贷危机”采取的财政政策、货币政策、国有化等措施与凯恩斯时期采取的措施并没有什么本质不同，甚至成效还在下降。这一切告诉人们，不管是个人还是政府“透支消费”都不能根治“有效需求不足”在资本统治的制度框架内，任何举措都不可能根除生产相对过剩危机。正如马克思所言：“一切真正的危机的最根本的原因，总不外乎群众的贫困和他们的有限消费，资本主义生产却不顾这种情况而力图发展生产力，好像只有社会的绝对消费力才是生产力发展的界限。(注：现今美国只需一家大的汽车公司开足马力生产，就能满足够世界用一年的汽车需求量。）因此，按照马克思的逻辑，只有用社会主义取代资本主义实现生产关系的根本变革才能最终解决这个对抗性矛盾，而这恰恰是那些时下正捧读《资本论》的短视的西方主流经济学家和政要们所不愿承认和看到的。

　　三、西方主流选择——做经济危机中的“寒号鸟”

　　1929年大危机发生后，凯恩斯虽然也认为危机是“有效需求不足”的结果，但与马克思进一步归于制度原因不同，他从“消费倾向”、“对资本未来收益的预期”、“灵活偏好”等人的心理因素方面寻找经济危机的原因，必然地滑向了唯心主义的泥潭。而在马克思看来，凯恩斯借以得出所有结论的前提：“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是一种自然永恒制度”是不存在的。他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极为经典的指出：“社会的物质生产力财产关系（这只是生产关系的法律用语）发生矛盾。于是这些关系便由生产力的发展形式变成生产力的桎梏。那时社会革命的时代就到来了。换言之，在马克思看来，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是有条件的暂时的存在。在历史上它曾起过非常积极的作用，但随着生产力的发展，经济危机的周期性爆发，表明它业已成为生产力发展的桎梏而失去了自身存在的合理性，必将被新的更高的生产关系（亦即社会主义的生产关系所取代，从而揭示了经济危机的真正根源，指明了解决危机的根本方案。马克思还认为内在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同生产力之间矛盾的经济危机的规模和破坏性将一次比一次更加扩大和加深。

    事实的确如此，从短期看，各国政府应对危机所采取的政策措施或多或少都会对经济产生积极的影响。但从长期看，扩张性政策导致的后果对经济增长的负面影响很可能使下一次危机的规模来得更大。就拿时下被美国等资本主义国家普遍看好并付诸实践的解救危机的“良方”——“国有化”措施来说吧。在西方，美国将“两房”和美国国际集团（AG掴有化等一系列“改写资本主义”违背自由市场原则的措施，引起了包括美国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约瑟夫•斯蒂格利茨在内的诸多学者的激烈反对。斯蒂格利茨于2008年7月28日为英国《金融时报》撰稿题为《对房利美与房地美说“不”》该文认为，近些年出现了大量公私合营的案例，而美国政府即将着手创立这种合营关系的另一典范：“私人部门获取利润，而公共部门承担风险。”纽约大学经济学教授鲁比尼表示，美国已经成为“美利坚社会主义共和合众国”（USAR)，表示这个国家“为富人和华尔街奉行社会主义，利益私有化，损失社会化”1171，点明了资本主义国有化的实质。由上世纪30年代凯恩斯主义到80年代以后推行新自由主义再到当前针对危机采取的国有化措施可以看出，国家干预主义与经济自由主义是交替变化的，与此相关，出现的就是国有化浪潮和私有化浪潮的交替变化。可见，国有化是资产阶级国家发挥总资本家的作用为垄断资本利益服务的一种手法。对此，恩格斯早在100多年前就指出：现代国家不管它的形式如何，本质上都是资本主义的机器，资本家的国家，理想的总资本家。它越是把更多的生产力据为己有，就越是成为真正的总资本家，越是剥削更多的公民。工人仍然是雇佣劳动者，无产者。资本关系并没有被消灭，反而被推倒了顶点。

    不论是斯蒂格利茨“私人部门获取利润，而公共部门承担风险”的看法还是鲁比尼“利益私有化，损失社会化”的结论抑或恩格斯“都是资本主义的机器，资本家的国家，理想的总资本家”的定性，都无不说明“国有化”是对资产阶级的经济关系和利益的体现和保护，也是用国家资本来保证私人资本取得高额垄断利润的措施，它只能加剧而不是缩小两极分化，即使暂时缓解也终将加剧资本主义的内在矛盾，本质上还是凯恩斯主义的逻辑。在上世纪30年代末，有人就批评凯恩斯通过剌激总需求带动经济增长的主张仅仅是一种“治标不治本”的“短视策略”针对“短视”的批评，凯恩斯无奈地说出了他那句名言，的是使整个资本主义经济尽快脱离危险，所以采取的措施与手段当然都是短期的，都是“救命”或“治标”的；而如果一开始就考虑“长远”，想着如何“治本”，可能还没有等到那些措施发挥功效，资本主义经济就已经无药可救了。但后来资产阶级最大的错误便进一步说是资本的本性使然）在于一再把凯恩斯这些短期内“应急”手段当成长期“治本”之策。正因此，每次危机一来，在千篇一律地用了凯恩斯这些手段躲过危机后，各国政府并没有进行后续的“固本”治疗，而是很快“好了伤疤忘了痛”，甚至根本忘记了导致危机的深层次“病因”1191，一遍遍重复着“寒号鸟”的故事。

　　四、马克思主义的结论——社会主义是唯一出路

　　既然已经意识到“透支消费”的结果仍然是死路一条，为什么还要玩火自焚呢？这是一个很值得人们追问的问题。事实证明，现代经济学是无法将这个追问进行到底的，它最多也就是搬出“人性贪婪”之类的原罪来救驾1201.如果将马克思的追问进行到底，结论必然会颠覆资本主义制度，这恰恰是被马克思称为“庸人”的资本主义卫道士们所不愿承认和看到的。问题是，历史会相信庸人们自欺欺人的谎话而驻足不前吗按照马克思的判断，如果拒绝从生产关系上去进行调整，那么“所有解决这个危机的方法，都是将来加深危机的所在”。现实一再为这句话作注脚。危机一来，资产阶级就搬出凯恩斯那一套，目的无非就是扩大消费，而扩大消费的结果又为下次危机埋下了祸根，终将造成用产生危机的办法消除危机的悖论。延迟危机的办法只能使下次危机变得更加严重。比如已在高位的财政赤字再遇危机就很难支撑下去了，已处低位几近于零的利率再遇危机也便没有可调的余地了。比较而言倒是国有化虽终将加深危机但却对暂时缓解目前的危机更有效一些。这充分印证了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的论断：“要求承认生产力的社会本性的这种日益增长的压力，迫使资本家阶级本身在资本关系内部可能的限度内，越来越把生产力当作社会生产力看待”。122从而不自觉地接近了马克思恩格斯揭示的社会化大生产要求全社会占有生产资料的客观规律。可这样一来，岂不等于承认了社会主义的现实必然性？是的，人们不会忘记，上世纪30年代饱受资本主义诟病的社会主义苏联国民经济按照有计划按比例发展，成为当时唯一没有受到经济危机规律影响的国家，不但成功避免了同期资本主义的大萧条而且取得了辉煌的成就。1953年与1913年相比，苏联的国民收入增加了12.67倍，而同期美国只增加了2.03倍，英国增加了0.71倍，法国只增加了0.54倍。斯大林时期的苏联就是这样宣示了社会主义制度这一新生事物的无比优越性和强大生命力的。人们也同样不会忘记，从1991年苏联解体，到20世纪末，俄罗斯国内生产总值比1990年下降了52%，而1941年至1945年战争期间仅仅下降了22%;同期工业生产减少了645%，农业生产减少了60.4%，卢布贬值，物价飞涨5000多倍。从1992年起，俄罗斯人口一直呈下降趋势。1990年全俄罗斯人均预期些地区男性人均寿命降低了整整10岁。

     在强烈的事实对比面前，越来越多的俄罗斯人觉醒了。苏联解体后，在很长一段时间内，针对斯大林的批判一直没有停止过。当时大多数的教科书对于斯大林的评价是“恐怖加苦难”。而据俄罗斯官方新闻媒体《新闻时报》的最新报道称：“即将投入使用的俄罗斯历史教科书重新评价斯大林的历史作用，一改以往的批判态度，给予斯大林伟大功绩充分的肯定。教科书评价称：’斯大林当时所做的一切，是完全合理的。斯大林作为一个面临战争的国家领袖，在带领国家走向工业社会方面做出了正确选择’”不仅如此，根据公众意见全俄调查中心对于“所有时代、所有人民的最杰出人物”历年的调查中，俄罗斯人在经历苏联解体和西方经济制裁等重大事件后，斯大林已经被当今俄罗斯人绝对支持为最杰出最伟大的民族英雄人物1251.卡斯特罗在2001年4月16日纪念宣布古巴革命社会主义性质40周年的一次集会上说得好：“古巴人民将用自己的鲜血誓死保卫社会主义。”“没有社会主义，古巴的孩子不可能像今天这样接受良好的教育”，“没有社会主义，古巴人的人均寿命无法达到76岁”“没有社会主义，古巴的体育不会取得这么好的成绩，人均奖牌数世界第一”，“没有社会主义，古巴不可能经受美国42年的敌视、封锁和经济战”1261。在全球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严峻形势下由巴西共产党主办的第十届世界共产党和工人党国际大会于2008年11月21日至23日在巴西圣保罗召开了。

     经济危机成为各党与会者热议的话题。许多代表认为结构性与系统性是经济危机的本质特征，经济危机是资本主义发展的必然现象，近年来新自由主义的经济政策加剧了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爆发的可能性。当前的经济危机表明了新自由主义政策的彻底失败与溃退，但这并不代表资本主义的自动终结。相反，资产阶级正动用他们在最发达国家的政治权力实施资本主义体系的自救行动。然而这些举措远不能使资本主义变得更加高尚，而只能是通过牺牲工人阶级的利益以期解决资本主义体系的内在矛盾。危机的爆发既暴露了资本主义作为一种社会体系的局限性，也揭示了通过革命途径推翻资本主义的必要性。所有与会的共产党和工人党均表示，经济危机加强了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的必要性1271。鸟瞰世界社会主义运动不难发现：一是社会主义国家越南、古巴、朝鲜、老挝总体上不仅站稳了脚跟而且取得了长足发展，中国的成就更是令世界瞩目；二是以俄罗斯为代表的原苏东社会主义国家社会主义运动蔚然成风；三是以委内瑞拉为代表的拉美“二十一世纪社会主义运动“蓬勃发展；四是以尼共为代表的第三世界国家社会主义运动方兴未艾；五是美英法德日等老牌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社会主义运动暗流奔涌。马克思主义揭示了社会主义代替资本主义的历史必然性，但是历史发展从来不是直线式的。列宁说过：“设想世界历史会一帆风顺、按部就班地向前发展，不会有时出现大幅度的跃退，那是不辩证的，不科学的，在理论上是不正确的。281邓小平在“苏东剧变”后指出：“一些国家出现严训，将促使社会主义向着更加徤康的方向发展”1291。因此我们有理由相信，西方资本主义经济危机必将推动已逐渐走出低谷的世界社会主义运动迎来高涨和复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