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期:2023-01-12 阅读量:0次 所属栏目:电视电影
一、迷茫、困惑的青年形象
在谈及台湾青少年时,有学者指出他们具有“动态性高、爆发力强、个性不稳定、价值观尚在摸索当中,做任何事并不深思熟虑,冲动而无需太多动机,他(她)们摆荡在孩童/成人、纯真/世故复杂、正途/歧途之间”[2]的特色,而事实上,这一概述用以形容内地乃至更广范围内的青少年都是可行的。青年人的世界观尚不健全,既无法完全理解社会上出现的种种问题,也无法全面认识自我存在的价值和意义。而另一方面,青年在成长中又需要不断地面对自由与束缚、梦想与现实之间的残酷对抗,这往往使得他们倍感焦虑。一旦在成长过程中缺失了一个合格的领路人或同伴的角色,青年就有可能沦为在黑夜中前行的船只,无法分辨出正确的前进方向,无法领悟到认知社会和自我,接近生活真谛的正确途径。而对于电影艺术来说,塑造出迷茫、困惑,给他人和自己带来了伤害的青年形象,也有助于为电影增添悲剧意味。
以杨德昌的《牯岭街少年杀人事件》(1991)为例,电影中借助小四和小明之间的悲剧故事为观众揭开了整个台湾社会的病因。[3]故事的背景被设置在20世纪60年代的台北,电影一开始便渲染了那个时代极为严酷的社会秩序,如小四等人必须面对的竞争激烈的大学联考与中学淘汰制度,以及国民党迁台以后为整个社会笼罩的“反攻大陆”的意识形态高压和“戒严”的自由牢笼。而另一方面,来台的外省人们又带来了各式各样有关家乡曾经的繁华诉说和迷梦回忆。在这种环境中,青年人对于未来有着一种强烈的不确定感,当这种迷茫和困惑被放大到极限时,青年人便有可能在其中窒息。电影中表现了太多善意被“恶”驱赶的画面,首先是群殴事件,学生们先是在学校里打群架,随后发展到在外面争地盘,在台球室和冰店之中互相砍杀,画面极为血腥,血气方刚的年轻人只能以暴力的方式发泄自己多余的精力。杨德昌给予这些“小大人式”的青年足够的主体性,丝毫没有低估他们可以表现出来的残忍和狡诈。而男主人公小四原本是一个家长眼中的好孩子,并且还承担着家里人对他考上大学,提升家庭地位的殷切期待。他原本完全可以走上一条与“小太保”截然不同的人生道路。然而自从喜欢上小明,小四的人生便越来越脱离了自我掌控的范围,以至于道德感十分强烈的小四在发现小明频繁更换男友后选择了杀死小明。电影改编自台湾的真实案件,如果对杨德昌的表现手法稍加梳理便不难发现,小四的悲剧绝不仅仅是因为他结识了小明,而是整个社会震荡给人们带来的痛苦的一角。当小四无比信赖自己强硬的父亲时,却发现父亲需要低声下气地对训导主任赔好话;当小明成为小四眼中唯一的光明时,小明却因为生存的压力而不得不周旋于多个男人之间,成为小四不能容忍的、堕落的“娼妓”。正是因为小四无法接受,又发现自己无法改变这个社会的黑暗面,他才用青年人冲动的方式投向了“恶”的怀抱。
二、追求情感实现的青年形象
故事类电影作为一门艺术,是由人倾注情感打造而成的,在内涵上也必须是关注人的情感和精神生活的。出于人的生理本能,对异性情感的萌动是绝大多数青年成长的必经历程,获得异性的欣赏和肯定也是青年的个体需求,这些对青年精神世界的形成发挥着重要的作用,有可能直接影响青年人的情绪、信念和人生态度。同时,在追求个人情感实现的过程中,青年与同性之间的友谊、与父母之间的亲情也在接受着考验。尤其是在中国特有的环境(如学习教育理念存在偏差,家长集权观念下对青年情感的忽视,等等)下,青年的情感需求往往得不到应有的满足。而在心理学的研究中,良好的情感素质将直接关系到青年在学习、工作和生活中的自信感,人与人之间健康、积极的情感关系与人是否能全面发展息息相关。加之就电影艺术而言,人类复杂的情感能够形成一种巨大的、微妙的循环力,推动着情节不断发展,扣人心弦。因此,国产校园电影中不乏一批渴望获得情感满足的青年形象。
其中男性形象较为典型的有《那些年,我们一起追的女孩》中的柯景腾。在校园中,柯景腾和自己的兄弟曹国胜、谢明和、廖英宏和许博淳等人都对班花沈佳宜有着一种或深或浅的情愫,一方面他们由于自己吊儿郎当,故意对沈佳宜这一类用功读书的女生流露出鄙视之情,但另一方面清纯美丽的沈佳宜又对这群男生有着天然的吸引力。柯景腾因为成绩太差而得到了沈佳宜在功课上的帮助,并且因为一次意外的体罚而让柯景腾感受到了他们之间有着共同的价值观。生性顽皮的柯景腾为了得到沈佳宜的肯定而开始努力读书,将提高学习成绩作为自己投注情感的证明。而另一方面沈佳宜也在内心默默地喜欢上了喜欢逗趣的柯景腾,但由于女生更为早熟,因而她总是对柯景腾的幼稚行径不以为然。两人之间的感情不着痕迹,始终没有明言。最后,在成长之中,两人渐行渐远,各自带着这段情感留下的温度度过尘埃落定的人生。 而女性青年形象的代表则有《致我们终将逝去的青春》中的郑微。郑微原本是抱着对青梅竹马的林静的一片深情踏入大学校门的,结果却遭遇了林静出国的打击。在一次误会中郑微与陈孝正相识,两人从死敌逐渐变成了甜蜜的恋人。然而校园恋情终究要经历多重考验,毕业之际陈孝正得到了出国留学的名额,让郑微触动往事,深深地感受到了背叛。直到多年以后,郑微已经在职场上打拼出了一片天地,林静与陈孝正又同时出现在了她的面前。电影的情感叙事由毕业这一事件分为泾渭分明的前后两段,前一段中校园生活中的情感叙述张弛有度,然而毕业之后,叙事节奏迅速变得十分紧凑,不再有校园爱情中的风花雪月,人与人之间似乎已经产生了一层隐形而坚韧的隔膜。导演对象牙塔内外人物感情走向的正确把握,使影片更加贴近现实生活。
三、突破逆境的青年形象
与其他电影类型不同,校园电影有较为明晰的受众指向性,相当一部分校园电影的观众也是正处于追求、建设自己未来过程中的青年人。如前所述,青年极有可能在成长过程中遭遇诸多逆境,或是面临爱情的迷失,或是陷入认识自我、实现自我的困境,因此对于一部分校园电影来说,其有必要为观众展现一个青年人从弱小逐渐变得强大,通过自己的努力战胜命运给予的彷徨和困惑,突破逆境的叙事结构。
校园电影的教化作用正是通过为观众提供一种改变个人命运的可能性,以及从一文不名到获得他人认可与尊重的人生样板,让观众在观影过程中通过对主人公形象的投射获得心理满足,同时也使电影呈现出一种励志、阳光的叙事格调。讲述男青年挑战人生、实现梦想的电影中有侯量的《滑向未来》(2009)。电影中的天一是深圳特区的移民二代,这种尴尬的身份使得他自幼便十分懦弱。在成长的过程中他决定学习滑板运动,通过无数次的练习培养出了自信的性格。然而新的困难又接踵而至,那便是自己心爱的女孩霄霄罹患白血病。已经十分坚强的天一决心与霄霄一起筹钱治病。与之类似的还有张荣吉执导的,根据真实事件改编的《逆光飞翔》(2012),主人公黄裕翔是一个天生失明的青年,从家乡考到台北读音乐大学后面临着学习与生活上的诸多困扰。如无法从自己的宿舍走到教室,上课的时候必须先等老师教完其他同学之后才能与老师单独学习,甚至连衣服都无法自己洗干净,等等。但是在面对命运的不公时,黄裕翔并没有屈服,而是自己想出各种办法进行克服,如让妈妈带领自己走去教室然后记住路径等。他的信念便是,尽管自己看不到世界,但是却可以通过自己的努力让别人看到自己的存在。
而《逆光飞翔》的优秀之处就在于它并不是一部完全表现黄裕翔故事的纪录片,而是导演经过艺术加工之后的产物。导演在了解黄裕翔的人生经历后,在电影中创造出了一个与黄裕翔相对照的人物小洁,使电影既有事实基础又增添了戏剧冲突。[4]小洁是另一个突破逆境的女青年形象。小洁原本热爱舞蹈,然而因为家境贫寒她不得不在奶茶店打工,需要顶风冒雨每日骑电动车送外卖,甚至发烧的时候也要坚持,与男朋友的关系也走到了终点。在一次意外中,黄裕翔与小洁邂逅了。而在与黄裕翔的相处之中,小洁受到了心灵的触动和人生的启迪,如黄裕翔去盲校教盲人小朋友们唱歌,小洁在音乐的感染下决心重新拾起自己的舞蹈梦,并在刻苦的练习之后去报考舞蹈学校。在爱的指引下,两人都实现了对逆境的突破。
校园电影的崛起可以被认为是当代中国社会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随着经济的发展,青年人的作用在社会生活中逐渐被凸显出来,青年人所拥有的思想观念、价值取向等日益强势,大有成为社会的主流观念之一的态势,青年正在以各种方式不断地扩充着自己的话语权。而另一方面,青年人意味着成长、希望与未来,也意味着敏感与迷茫,整个社会、历史的巨大变迁在作为个体的青年人的思想上可以体现得极为深切和生动。这就导致电影乐于将青年人作为主要的表现对象。近年来,国产校园电影的兴盛也证明了校园电影并不因为其表现的内容大多被拘泥于校园、学生之中而狭隘、肤浅;相反,校园电影完全有能力也有责任塑造出风格各异、发人深省的青年形象,并依靠这些丰满、立体的青年形象构建起极具戏剧张力的叙事,触发观众深刻、真挚、独特的青春回忆和人生感怀。校园电影所采用的是“小”题材、小投资的发展道路,然而正是一个个青年形象帮助校园电影完成了“大”背景的展现和严肃话语的诉说。可以预见的是,随着体制对电影创作者在思想以及表现手法上的约束越来越小,电影传播渠道和受众定位的不断扩大,以及青年在社会公共生活中扮演着更加重要的角色,国产校园电影势必将继续书写国人的青春,为观众创造深入人心的青年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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