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期:2023-01-12 阅读量:0次 所属栏目:电视电影
一、电影与原著中冯陆二人的
性格变化及情感互动对比梳理以原著所呈现的时间为依据,我们可以将故事划分为四个时期。包括从冯陆初识到陆焉识入狱、再到陆焉识逃狱归来以及最后陆焉识获释。电影是从陆焉识逃狱归来说起,浓墨重彩地渲染冯陆二人坚贞不渝的爱情,事实上,其忽略了原著中极其重要的背景和细节。
电影中未提及陆冯二人勉强的结合。冯婉瑜是陆焉识恩娘冯仪芳软硬兼施迫使焉识娶进门的妻子,聪慧倜傥的风流才子对这位温婉坚韧的女性丝毫没有爱情,并且他在国外曾有一个女友望达。我们可以看出,在这一时期,陆焉识最初对于婉瑜的情感是逃避、同情和单方面控制的。而冯婉瑜对陆焉识是欣赏与想象,她爱上的是从姑母那儿听到的陆焉识,神一样的男人,是“远远地欣赏膜拜的”。
陆焉识1954年进了上海提篮桥监狱后,在未与婉瑜商量的情况下,第一次单方面向婉瑜提出离婚,原因是“为孩子们洗刷出个清白的母亲”。这里我们可以看出陆焉识对冯婉瑜只有单纯的可怜和控制。
原著中真正使陆焉识“爱”上婉瑜,是在西北荒漠的刑期中。而在此期间,婉瑜对陆焉识依旧是怀念和爱的。由于生存的需要,婉瑜不得不找工作、学习俄语,甚至学会了抽烟,而事实这一切变化都促使着婉瑜的成长。这一时期,我们可以说,陆焉识是寂寞的,他对婉瑜的情感不过是在寂寥之中的意淫,以此满足自身的心理和生理需要。我们不能简单地认为这种情感就是“爱”。而婉瑜对待陆焉识的情感是一如既往的崇拜,同时生活所迫,使得其生活中心不再仅仅是陆焉识,而有了更多。
影片《归来》未曾交代这一背景,但值得注意的是,电影唯一提及此期间的是,将文章最后婉瑜弥留之际的回忆中提到的婉瑜为救焉识成为戴同志的情妇这一细节进行改编。电影中,在婉瑜失忆后,误将陆焉识当成方师傅,暴怒并激动地反抗,将其赶出门。
影片《归来》主要叙述的是焉识的逃狱和获释。
关于逃狱,编剧重新对文本进行解释,使得电影与原著有四处不同。第一,影片中,婉瑜不顾女儿的阻挠去赴“火车站之约”,而在原著中二者并未真正见面,只有一次电话交流;第二,影片中婉瑜准备了馒头及衣物,而在原著中婉瑜则是为焉识寄去一张大额的汇款单;第三,影片未曾提及的“离婚”细节;第四,逃狱途中与重庆女子的纠缠。
阅读原著,我们可以看出,陆焉识对于婉瑜的情感依旧逃脱不了居高临下的同情和自以为是的保护,而婉瑜对于陆焉识则从崇拜、依附逐渐转变为独立的支持与帮助。
影片《归来》中陆焉识获释之后,是女儿丹丹接回家,此时冯婉瑜已不认识陆焉识,陆焉识在婉瑜家楼下找了间屋子,扮作读信人陪伴婉瑜,最催泪的一个片段是陆焉识再次弹钢琴唤起婉瑜的记忆。
在此期间,原著中用了大量的笔墨去表现婉瑜的蜕变,从意识到“自己不是家的主人”便选择了张贴调房启事准备以新家迎接陆焉识的回归,到在陆焉识回来后虽未认出陆焉识,但依旧“待他那么亲”,再到与焉识熟识后,“那样一个冯婉瑜也是等待本身,除了永久无期地等待远方归来的焉识,也等待每天来看望她、陪她等待焉识的那个男子”。而陆焉识除了陪伴婉瑜,更多的是与孙女“我”的互动。
我们可以看出二人的情感变化,婉瑜依旧坚守着与陆焉识的感情,同时又在努力争取属于自己的爱情。而陆焉识的默默陪伴,既有爱,也有人到暮年看透世事的妥协和激情褪去后的平静。
而影片并没有将二人的情感变化展现出来,单一地停留在坚守和深情中,同时,影片着重突出了陆焉识的坚守与执著的爱。而婉瑜则是为了衬托陆焉识款款深情的。因此也就无法展示出更加深刻的内涵。
二、影片对原著中女性意识的解构
电影《归来》首先对原著中的女性意识进行了消解。严歌苓的作品中总是充满着其对女性主义精神的独特见解。首先,她注重挖掘女性身上的雌性内涵,并以一种“弱者不弱”的悖论模式来颂扬女性精神;其次,她在作品中往往展示出对改变男尊女卑的父权制性别等级观念的期许。《陆犯焉识》虽重点探讨“文革”时期知识分子的感情和生活际遇,但实际也深深打上了“严歌苓式的女性意识”的烙印。
在原著中,婉瑜就是严歌苓所赞颂的“弱者不弱”的女性形象,而她的成长历程即是女性意识觉醒的过程。
婉瑜虽然有文化还会体操,可以说是那个年代的新女性,但她仍摆脱不了传统社会生活中的包办婚姻,她对陆焉识是一种依附的状态,这是男权社会思维模式下男女的关系。波伏娃认为在男权社会的思维模式下女性是绝对的他者,女性完全丧失了主体意识,她们承认男性的主体性和主权,并且使得男人从未感受到自己可能成为客体的威胁。此刻的婉瑜并不具有独立的女性意识。
随着陆焉识入狱,婉瑜独自承担起养家的责任。当她知道陆焉识越狱归来时,为其寄去一张大额的汇款单,此时的婉瑜已是一个经济独立的女子。波伏娃指出,坚持自由,去掉自身他者性的女性才可称之为女性。而自由的前提是经济独立。此时婉瑜可以说是一定程度上获得了自由,但她虽然已摆脱“夫权”的控制,却又陷入“子权”的漩涡。 到陆焉识获释,婉瑜完成自我升华。首先在接陆焉识回家的问题上,婉瑜不顾儿女意愿,开始遵循自己的主体意识去做选择。同时,婉瑜的失忆可以说是婉瑜摆脱了身份束缚回归自由,让她真正享受爱情。后来在丹琼事件中,婉瑜以自己的方式英勇地反抗儿女的包办婚姻,这都反映了婉瑜勇敢追求自由与独立。
电影《归来》所呈现的时期正是婉瑜女性意识觉醒和自我升华的时期,但影片并未展示。
同时影片中将婉瑜曾做过戴同志情妇的这一事实改编成婉瑜拼死抵抗,这实际是男性视角下的一种贞操观。在男权社会文化中提出“真正的女人”就是符合社会对女性的要求和规范的女人,也就是具有女性气质的女人。①影片中的婉瑜就是这样一种女性,是男人眼中标准的“贤妻”,是现有的道德规范的标榜。
这一系列的改编将原文中独特的“严式女性主义观”彻底消解,而变为一部饱经磨难依旧深情如初的男性主义英雄赞歌。
三、影片对原著中人性阐释的忽略
严歌苓的小说关注人性的本质内涵,探索种种生存困境中微妙丰富的人性。《陆犯焉识》将目光投向中国最灰暗的时期,企图通过对知识分子人生际遇的书写及精神世界的探寻去洞察政治压抑下的人性。如果说冯婉瑜是女性意识的具象化,那么陆焉识则是探讨人性的切入口。
原著中,陆焉识一夜间从高高在上的教授变为阶下囚,被送到西北荒漠服刑。“人的生命在那个特殊的年代那个特殊的地方似乎毫无价值,个体生命意识似乎已经泯灭,人不能做自己,可以冷血无情,可以退化成兽。”②这时期知识分子受到了非人的虐待,个体意识彻底被湮灭,原始兽性取代了文明,原始欲望的觉醒、无望的寄托等一系列感情交织在一起加速了人性异化。而陆焉识对婉瑜产生“爱”正是在人性缺失、自尊凋落的枯寂中确认的。在枯燥寂寞的服刑期间,陆焉识对婉瑜的怀念基于人的原始欲望,同时,对婉瑜的拥有是其尊严被完全踩碎后唯一的安慰,因此,他对婉瑜的“爱”是畸形的。
陆焉识获释后,依旧保留了在服刑期间的体态举止,这是政治重压对其人格造成的不可磨灭的影响。逃狱、与重庆女子的关系说明陆焉识骨子里仍有的叛逆,而到最终获释是陆焉识对儿女近乎献媚的服从表现出了他的人格在高压的打磨下出现的缺失,而他对婉瑜的情感,一定程度上也是在这种重压下形成的对生活的妥协。
陆焉识从不可一世的骄傲公子变为忍气吞声的结巴老几,到“胆大包天”的逃狱焉识,再到平静淡然的苍老祖父的过程也正是人性遭戕害、人性异化与迷失、人性的自我救赎的过程,这是严歌苓对残酷政治下人性的畸变的反思。
严歌苓为我们刻画的陆焉识是一个包含着善、恶、迷失、救赎等多面性的立体化的形象,而电影《归来》将陆焉识的人物形象平面化,将其塑造成为一个仅仅只有专一、执著这一面的好男人。同时,电影《归来》淡化了“文革”时期残酷的政治背景,因而就无法展现出陆焉识人格的变化。这一系列的改编都将原著企图探讨的政治、环境、宿命、情爱等多重交织语境中人性的复杂内涵淡化了。
四、电影改编的原因分析
影片《归来》意图为我们展示一对彼此相爱,却无奈于当时政治原因被迫分离但彼此不抛弃、不放弃的坚贞伴侣。其对原文的改编和取舍包含着多重背景原因。
首先,是电影这种表现形式的限制。电影时长一般在120分钟左右,篇幅的限制使得电影《归来》节选了原著中的高潮部分。但实际上,影片节选的部分正是女性主义意识汹涌的部分;还有,电影以声画进行传播,同时稍纵即逝,因此过于复杂的情节影响着观众对影片的理解。因此,电影,尤其是商业片都采用最浅显易懂的方式进行阐述。
其次,导演个人因素也影响着电影的改编。导演自己的生活经历、价值观和其思想都影响着电影的拍摄。张艺谋曾一度翻拍以女性为主的影片,如《红高粱》《金陵十三钗》等,但这些影片往往都是从男性身份视角来进行阐述,这和张艺谋本身的男性身份,和其对女性的价值判断是分不开的。影片中的婉瑜与张艺谋以往作品中的女性形象有着共同的特质,都是坚忍、善良、贤惠、朴素等。
除此之外,国家意识形态要求也决定着其影片的删减和淡化。这一原因包含两个方面:第一,“文革”作为一个敏感时期,往往是当代影视文学作品规避的,而对此间人性的诠释判断也充满了争议。《归来》作为一部要在全国上映的影片,张艺谋也不得不将其中问题有所淡化。第二,我国影视作品一向强调主人公的完美形象,这也是影片将陆焉识不光彩的历史删除的原因。
最后,当代消费社会背景下,物欲、拜金等不良风气影响着人们的价值观,在此基础上,急需回归真情,唤起人们最原始朴素的感情。在此背景下,影片展现坚贞不渝的爱情是有一定意义的。
五、结语
虽然有着各种限制及原因,迫使影片进行一定的删减,但电影《归来》对原著中女性意识的消解和对人性思考的淡化使其缺乏深刻性。原著《陆犯焉识》是一部有着丰富的主题意蕴的作品,它探讨了人的生存状态、探讨了人性、凸显了女性主义精神,同时还对中国近现代“史”进行了含蓄的展示。而电影《归来》则成为叙事扁平、导向明确的爱情片。因此,我们可以说其是符合现阶段我国国情的一部影片,但并不能说其是一部优秀的作品。这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当代国产电影中存在的人物简单化、叙事扁平化、过于娱乐化等一些问题,这在电影创作和研究中都是值得人们注意的。
注释:
① 魏天真、梅兰:《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导论》,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152页。
② 严歌苓:《陆犯焉识》,作家出版社,2004年版,第33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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