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克电影《梁祝》中的蝴蝶意象与叙事传达

　　 1994年，香港影坛出现了一部颇受瞩目的影片，这就是徐克执导的电影《梁祝》。该片云集了杨采妮、吴奇隆、徐锦江等诸多明星，创作阵容强大，上映之后收获了1800多万港币的年度票房，并于当年荣获第31届台湾电影金马奖最佳跨媒介改编剧本奖，次年又分别荣获第14届香港电影金像奖最佳电影配乐、最佳导演等四项提名奖项。这部电影的故事内容基本以人们熟知的梁祝传说为母本，女扮男装、同窗共读、抗婚投坟等几段重要情节均有体现。在此基础之上增添了许多时下流行的话题和元素，如：祝父敷回春膏、书院的学生考试作弊、亭望春同学有同性恋倾向等。从影片的整体布局上看，导演将其划分为两部分，第一部分时长约为整部电影的三分之二，属喜剧性质，内容轻松流畅又不乏幽默色彩，欢快优美的配乐更加明确了影片所要表达的情绪;第二部分时长约占整部电影的三分之一，属悲剧性质，将梁山伯与祝英台的难舍难分、祝父祝母强行逼婚、山伯悲愤而亡、英台奋力抗争并祭坟投冢等一系列矛盾冲突激烈的情节紧密地交织衔接，缓慢而悲壮的配乐为渲染气氛发挥了很大作用，令观众动容流泪。

　　 影片开头明确标注了故事发生的时间（公元三世纪 东晋），与时间限定相对应的是其复杂的社会背景和意识形态。“魏晋在中国历史上是一个重大变化时期。无论经济、政治、军事、文化和整个意识形态，包括哲学、宗教、文艺等等，都经历了转折。这是继先秦之后第二次社会形态的变异所带来的。”[1] 东晋也称作东晋十六国，是门阀士族政治。门阀在东汉就已出现并逐渐开始垄断政权，仲长统在《昌言》中写道：“天下士有三俗，选士而论族性阀阅，一俗。”然而，李泽厚认为这种门阀士族地主阶级的世界观和人生观是一种新的观念体系，与反映在文艺美学上的同一思潮的基本特征就是人的觉醒，即“在怀疑和否定旧有传统标准和信仰价值的条件下，人对自己生命、意义、命运的重新发现、思索、把握和追求”[2]。导演在这部电影里以祝英台绑腿的绳子象征封建枷锁的束缚，以从玻璃瓶中放飞的蝴蝶象征自由。

　　 蝴蝶既是一种自然生物，也是一个象征物，在中国古典文学和民间文学作品中出现颇多。蝴蝶意象很早就已成为文人关注的对象，庄子喜欢空灵、留有余地，主张“虚静”“齐物”，他在《齐物论》中以庄周梦蝶的诗化表现来印证“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的境界。“庄周化蝶，不知是自已化为蝴蝶，还是蝴蝶化为自己。他的这种美学反而成了中国的一种主流的美学。他的美学以虚静为美，以空灵为美，以超脱为美。”[3] 蝴蝶意象蕴藏着深厚的历史文化内涵，体现了中国文人的普遍审美心理，具有极强的文化艺术张力。在信奉万物有灵的古人眼中，蝴蝶以其轻盈的姿态和曼妙的舞姿打动无数人，更被人们看作是灵性的化身，羽化成蝶是一个艰辛的历程，极富美感和崇高的意味。古往今来的咏蝶诗数不胜数，李白、杜甫、王安石、李商隐、谢?I、史承豫等均作有咏蝶诗，其中无不流露出诗人对蝴蝶的钦羡与赞颂。徐克导演以蝴蝶作为原生物象，正是由于蝴蝶意象是可以经过人的精神主宰改造的，是与想象情感所共生的，这里“不仅要把潜伏在原生物象里的价值、意味、个性透视发现出来，而且还必然会对原生物象以极高和极美的境界予以改造和提升，赋予它新的价值、新的意味、新的节奏、新的结构、使其成为一个新的、心灵化了的形象，甚至成为一种观念、一种精神、一种情感、一种纯感觉的象征。”[4]400

　　 在徐克导演的电影《梁祝》当中，蝴蝶成为这个悲剧爱情故事的重要象征物，先后四次在影片中出现，巧妙地向观众传达了主人公的心理变化，有力地烘托了故事所要表现的情感和氛围。首先，影片的开头采用由远及近的方式，慢慢将镜头锁定到女主角身上，此刻的祝英台趴在阁楼屋顶，手边放着一个装有两只蝴蝶的绿色玻璃瓶，玻璃瓶上方安了一个提梁，十分精美，可见，该器物与器物中的蝴蝶是祝英台的钟爱之物。英台趴在屋顶时而向远处张望，时而欣赏着瓶中舞动翅膀的蝴蝶，露出愉悦的微笑。当听见仆人喊“老爷回来了”之后，英台赶忙拎着玻璃瓶顺着梯子爬下来。这段情景一方面为观众展示了故事中的女主人公天真活泼的性格，另一方面则在电影的叙事开篇就引出了蝴蝶意象，在短暂的画面中，英台与蝴蝶形成了主客体关系，作为主体的英台把自己的主观心意反映在蝴蝶身上，蝴蝶这一客观物象为英台做以和谐的衬托。

　　 蝴蝶的第二次出现是在英台独处于书院文库中时，影片呈现给观众的画面是英台半倚半躺的左手托着腮，右手拿着毛笔在淡黄色的纸上画出一对飞舞起来的蝴蝶，采用写意的手法，使用简单的线条，一对须、四片翅膀、一对尾便勾勒出栩栩如生的蝶。英台把画上蝴蝶的纸片吹到昏黄的灯罩上，在跳动的烛火映照下，蝴蝶像是活起来、飞起来一样。英台此时画蝶正是心境使然，在她进入书院的第一个晚上就在文库遇见了勤奋读书的梁山伯，因为不想让自己的女性身份被识破，英台以院仕夫人已将文库分配给自己居住为由，将山伯打发出去。可是听见夜里的鸟鸣声又有些害怕，在山伯尚未走远之时，跑到楼梯上将其召唤回来，山伯见英台从头到脚用被子蒙得严严实实，便猜到她是一个人害怕才喊回自己的。由此，祝英台和梁山伯第一次同处一室度过一晚。次日上课、吃饭时，英台看到山伯做许多杂役有些不解，当晚独自回到文库便画了这对蝴蝶，借蝴蝶抒发自己的情思。导演在此处设置的虚拟蝴蝶与影片开头的那对真实蝴蝶形成对比，也为影片发展埋下了重要的伏笔。“立象”是为了“见意”，以蝴蝶意象传达人的情感和心意。在电影艺术形式中，情感体验既是剧中人的自我体验与表达，也是观众与之同步的情感体验，“在情感的燃烧催动之下，精神进入自由无碍的境界，审美的想象力和创造力也一同进入了出神入化的境地，意象的创造也就获得了最广阔的时空和最大的可能。”[4]552从这个层面上看，英台笔下勾勒的蝴蝶较比瓶中养的蝴蝶更具思考和想象的空间。 　　 玻璃瓶中的蝴蝶再一次出现是在影片的后半部分，英台与山伯商量好要一同私奔去投靠院仕夫人和大师，在英台整理行装时突然看到那对装在绿色瓶子里的蝴蝶，于是打开瓶盖放飞蝴蝶，并说道：“飞呀，飞远点啊！”这句台词让观众感受到了两重含义，既是英台对蝴蝶说的话，希望蝴蝶回归自然，有更广阔、更自由的生活空间;也是英台对自己和山伯的美好祝愿，暗示着两个人即将远走高飞，挣脱封建婚姻制度的枷锁，冲破门第观念的束缚，获得自主幸福的生活。

　　 象征着爱情的蝴蝶意象很早就被文人运用并融入文学创作之中，比如，唐代诗人李商隐曾多次写蝴蝶，《青陵台》《骄儿诗》《蝶》（四首）等诗中都有咏蝶的诗句。“莫讶韩凭为蛱蝶，等闲飞上别枝花”一句所说的“韩凭为蛱蝶”出自晋代文学家干宝在其志怪小说《搜神记》第十一卷中的《韩凭妻》，虽然对于《韩凭妻》究竟是化作鸳鸯鸟还是化作一对蝴蝶存在争议，但是，李商隐这样作诗显然是认同韩凭夫妇化作蛱蝶的说法。韩凭夫妇生不能在一起，死后双双化为蛱蝶同飞同宿，表达了人们对真挚爱情的向往，同时也把蝴蝶纳入到象征爱情的物象中来。就在英台放飞蝴蝶的时候，祝母已经轻轻走进房间并目睹了这一切，可是英台专注地与蝴蝶说话，完全没有看到母亲进来。当祝母忽然问英台为什么把最喜欢的蝴蝶放走的时候，英台惊吓得把手中捧着的空玻璃瓶掉在地上摔碎了，破碎一地的瓶子似乎预示着女主人公美好梦想的落空。与英台的惊慌失措相比，祝母显得沉着冷静甚至释放出冷酷无情的气息。影片从这里开始转入悲剧色彩极其浓烈的故事内容上，同前面欢快、幽默、轻松的气氛形成鲜明比照。

　　 影片的结尾是一处非常精妙的设计，梁祝传说最传奇、最精彩、最富有浪漫主义精神的情节当属“化蝶”，徐克导演为了实现真人表演的可操作性，也为了构建一个完整的蝴蝶意象再现，结尾处将祝英台在书院画的两只蝴蝶双飞的淡黄色纸张进行了巧妙的运用。在这部电影中，创作了一位新的人物，他就是曾在书院与女扮男装的祝母一同读书、相爱，当祝母嫁作他人妇之后，远离尘世出家为僧的大师。大师与梁山伯有着相似的经历，也是门阀士族政治和门第观念的受害者。影片中有一段梁山伯带着祝英台在山中与大师对话的情节，梁山伯问大师是否因为逃避残酷的现实生活而躲起来，大师说自己没有躲起来。而祝英台则认为“出家和躲起来只是说法不同而已”，大师对此作出这样一番解释：“士族要互相拉拢以扩大各自的势力，所以婚嫁讲究朱门对朱门、竹门对竹门，我没有躲起来，我只是站在门外观看他们而已”。大师所说的那道“门”具体的看是家家户户的庭院之门，抽象的看则指被士族政治及封建思想笼罩的整个社会的时代之门，站在门外虽然是一种无奈的选择，但也是一种无言的反抗。影片的结尾逐渐恢复平静，加以人声伴唱的小提琴协奏曲《梁祝》的主题音乐再次响起，大师推开书院文库的房门，走近祝英台用过的那张书桌，看见了书桌下露出一角的那幅画并捡起来，看过之后一边向门外走去一边沿着蝴蝶的轮廓撕这张纸，撕好的纸蝴蝶在大师手里变成一对真蝴蝶飞向远方。这部电影的结局体现了中国传统文化精神，营造了一个超脱、超然的境界，蝴蝶意象得到了最高意义的升华。

　　 徐克执导的这部影片当中，共有四段表现蝴蝶意象的情节，其中的精妙之处在于导演没有一味地使用真蝴蝶，而是采用一真一画、一实一虚的布局方式。中国的文学艺术向来善于虚实结合的手法， “‘隐’侧重对意境中对‘意’的提炼的规范，‘秀’侧重对意境中对‘境’的描写的要求，这规范和要求同时达到，那么意境也就产生了。若用司空图的‘象外之象’来解说，‘秀’是第一个‘象’，‘隐’是第二个‘象’，这象外之象则要求‘隐’，要求复意，要求‘情在词外’。”[5] 该影片对蝴蝶意象的创作和运用给观众留下非常深刻的思考和“余味”，这个“余味”如肖洪林先生所言：“是表现于虚实相生和情景交融中的深情妙趣”[6]。在影片的叙事结构中，情感表达与蝴蝶意象密切相连并形成了一种具有节奏性的、有机的整体。从欢乐美好转为悲壮绝望又幻化成希望与重生，“当人的内心隐藏着旋转运动的情感潜流时，当情感在相反的两极――欢乐与悲伤、希望与绝望之间持续摆动时，电影让观众看到了人类灵魂的最深处或甜蜜或苦涩的种种情感，虽然是一时一地的故事，却似一只弓拉动千万人的心弦，唤起了萦绕于每个人心头的思绪”[7]。正是这些符合传统文化艺术审美标准和审美情感的创作与改编才使徐克的《梁祝》电影在众多的梁祝题材影视作品中脱颖而出，得到观众的高度好评并被认作是一部经典的梁祝影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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