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电影女性形象塑造与时代背景的关系

　　中图分类号：J9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7-0125（2015）05-0154-02

　　一、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电影女性形象塑造的总体状况

　　整体而言，中国电影在这一时期基本摆脱了休闲地位，塑造出一批反映社会现实且具有深厚文化内蕴的角色。此时的中国电影已逐渐站在社会改造的前沿位置，从二十年代电影的避世逃逸变为入世应时，[1]涌现出一批优秀的电影人和电影作品，塑造出很多令人印象深刻的电影女性人物，例如默片最高艺术成果电影《神女》中的母亲（阮玲玉饰），有声片代表作《马路天使》中的小红（周璇饰），第一部在国际电影节载誉而归的故事片《渔光曲》中的小猫（王人美饰）……表现出呼应时代政治的使命感，同时强化了电影的独立艺术地位，使中国电影第一次与世界靠近。[2]

　　基于对三十年代中国电影的整体分析，不难发现女性在推动电影发展方面着实是一股不可忽视的先锋力量，正是她们塑造出的一批经典形象，为中国三十年代的电影添上了浓墨重彩的一笔。尽管这些人物形象只存在于电影中，却成为那个时代的真实写照。

　　二、时代对女性角色塑造的影响

　　女性角色在三十年代电影中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在独特的时代背景下，女性独特的身份地位使其更易表现出时代特色和电影主题，电影女性的独特性是时代特征的具体化“放映”。

　　（一）历史背景使电影散发夺目的女性之光。上世纪三十年代，三从四德的封建守旧观念仍在社会文化领域暗自挣扎着。同时，帝国主义互相厮杀争斗，无暇东顾，客观上使得我国电影事业迎来了一个良好的发展契机，而上海成为当时电影的发展基地。三十年代旧上海的真实风情从郭沫若的《上海印象》中一览无余： “游闲的尸，淫嚣的肉，长的男袍，短的女袖，满目都是骷髅，满街都是灵枢，乱闯，乱走；我的眼儿泪流，我的心儿作呕。”这一时期，上海“洋风”吹得最丰富，社会观念相对先进，处于“孤岛”之上的人们生活相对平稳，却倍受心灵折磨。这种新旧观念夹杂、开放与闭塞并存的生存环境使上海成为当时电影发展的风水宝地，彼时电影中的女性角色也因而富有独特的气质内蕴，散发出夺目的女性之光。[3]

　　以彼时的时代环境作为电影故事发生的历史背景，可使电影更具真实感。整体来说，三十年代中国电影对人物性格、命运等方面的表现与时代内涵有一定程度的一致性或契合性。例如吴永刚导演在1934年的作品《神女》，这部电影通过对一个身处下层、饱受摧残，最终选择反抗的女性形象的刻画对现实进行揭露、批判。阮玲玉塑造的母亲、妓女的双重角色在当时的社会环境显得那么真实。正是这个角色将阮玲玉送入演艺事业高峰期，也为默片时代画上圆满的休止符，可见这部作品的艺术成就与当时特定的历史背景密不可分。

　　（二）摩登元素烘托出完美的女性形象。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上海被誉为“东方巴黎”，是世界上最繁荣的城市（与纽约、巴黎齐名），也是东方排名第一的国际大都会。那个时代的灯红酒绿、五彩斑斓，时至今日仍然是时尚的象征。对于电影的发展而言，这是一个很重要的物质基础。中国电影虽然比国外起步晚了大约十年，但上世纪三四十年代，上海电影业的发展已接近世界水准，一些导演对电影中女性的刻画也充分吸取了好莱坞电影的长处，利用灯光、景别、服装、布景等方式展示女性美。值得一提的是，旗袍作为三十年代上海滩不可忽视的靓丽风景对电影女性的塑造有重要影响。比如蔡楚生导演在1935年拍摄的《新女性》将旧上海摩登元素完美镶刻进剧情，致力于表现出旧上海女性的独特风韵。由阮玲玉饰演的知识女性韦明，完全改变了以往电影中女先生富有革命精神，身穿粗布长褂的刻板形象，她身着旗袍婀娜多姿，几乎每个场景都换一身旗袍装扮，衣领、腰身等各处的扣饰均设计得华丽精致。[3]

　　此外电影界常举办一系列活动来宣传女性形象，例如风行一时的“电影皇后”评选活动，相继推出张织云、胡蝶、阮玲玉、徐来、周璇等品牌美女明星演员，这些都与好莱坞明星制有一定相似性。

　　（三）文化运动推进女性角色塑造触及现实。三十年代中国文学界曾掀起“文艺大众化”的活动。倡导“平民文学”创作，即从个体出发描写普通大众的文学。[4]其中左翼文学就是“文艺大众化”运动的典型代表。扩展到电影业，基于广大民众抗日爱国的要求，中共领导的左翼电影运动应运而生。1931年“左翼剧联”通过《最近行动纲领》，明确规定了左翼戏剧电影运动的方向、方针、任务和策略。这对三十年代电影发展有重要意义。现实主义回归，涌现出大量现实主义电影，也塑造出一些令人印象深刻的“新女性”形象。左翼电影运动的代表作品之一是田汉导演在1933年的作品《三个摩登女性》。在现实主义创作原则的指引下，塑造出代表三种社会类型的典型女性形象：追求腐朽资产阶级生活的虞玉，沉迷于小资产阶级绝望感伤情绪中的陈若英和积极投身劳动大众为生存和自由而斗争的周淑贞。这三种形象完全是当时社会真实存在的三种典型社会人群的缩影，具有较强指导意义。对当时的青年，尤其知识青年有启迪心灵的作用。

　　三、电影女性形象对时代的影响

　　（一）电影女性角色引领大众审美。三十年代的电影明星中，女性最为耀眼，几乎能撑起三十年代电影业的一片天。早期的女明星们也有当今明星相同的境遇――她们是美丽和时尚的代名词，无论走到哪都是万众瞩目的焦点，其在电影中塑造的形象更成为大众模仿的对象。

　　在孙瑜导演1931年的《野玫瑰》中，著名影星王人美塑造的女主角小凤是个身形健美、颇具泼辣粗犷男孩子气性格的女孩。这种形象在当时引发了一种时尚，女孩子们开始解开麻花辫，展现自由烂漫的形象。这说明三十年代的中国电影开始塑造符合时代进步的新女性形象，并逐渐推动时代审美变化。影片《新女性》中的李阿英也是健美的典型代表。导演蔡楚生曾说：李阿英的扮演者段虚本身是运动员，“她本人就具有单纯朴实的气质和爽朗豪迈的健康美”，“她为我们创造了一个雄伟、壮实、豪迈、热情的女工形象。”[5] 　　三十年代电影塑造出众多不同于以往病态美的健康阳光形象，这些女性形象在无形中引领时尚，甚至掀起有关审美的时代论辩，引领审美观走上健康美的新道路。

　　除此之外，旗袍也是三十年代电影中不可忽视的靓丽风景，尤其在今天看来仍被视为伟大成就的多部电影几乎都会出现身着旧上海修身旗袍的女性。例如在《神女》中，阮玲玉那几套旗袍在传统样式上进行了改良，花色秀雅，款式也很好地凸显出女性的玲珑曲线美，显露东方女性的独特神韵。大概从那时起，旗袍奠定了它女装舞台上无与伦比的地位。而作为海派文化的重要代表，加入西式风格的海派旗袍是三十年代旗袍的主流。[6]当时大上海的众多名门闺秀争相穿起这种西式旗袍，电影无疑是这股时尚潮流的开拓者和奠基者。

　　（二）电影对女性的塑造催发女性意识的觉醒。三十年代电影对女性性情乃至命运格局的书写在一定程度上催发近代女性意识的觉醒。不同于以往电影，三十年代电影对女性的塑造更趋于表现女性作为一个独立个体应具备的“意识”，在一定程度上映衬出近现代思想对女性的整体要求。或许由于时代相对落后，电影中的女性形象所反映出的女性意识有时是矛盾的。一方面，电影在塑造女性角色时，常加入理想化因素，例如《三个摩登女性》中的淑贞是一个从封建包办婚姻中走出而怀有新思想的工人阶级战士……这个人物本身是人们对新女性的一种理想化虚构；另一方面，或许出于反映现实的需要，电影对女性缺乏人文关怀，使得不同电影中女性形象有相同的悲剧命运。例如《神女》的女主角――她是热爱儿子的母亲，也是迫于生计的妓女。面对社会上各种压迫、各种刁难，逆来顺受的她奋起反抗，但却被入监狱。类似的故事和结局在三十年代的电影中屡见不鲜。

　　目前，我国大部分故事片仍难以冲破固有的审美观念、叙事方式，女性意识很难冲出“传统思想禁锢”的“牢笼”。尽管三十年代以来的电影已有意反映女性意识，并着手推动女性意识在中国的传播，但现在来看，尽管中国女性的处境已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但女性面临的文化情景仍然比较复杂，不仅有根深蒂固的男权文化，更有传统女性规范的束缚。这在三十年代的电影中也有明显体现。从某种程度上讲，我们可从一些女性电影中得到启示――涉及女性题材时，电影人更“应站在人文关怀的立场上，打破对女性的刻板塑造，重视形象塑造的内蕴，增强女性个性化和主体性。”[7]

　　四、结语

　　通过对三十年代中国电影的内涵解读，笔者发现，在三十年代的中国电影中，女性角色着实发挥着不可或缺的作用，且这种作用和电影所处时代密切相关。一方面是时代对女性角色塑造的影响，主要表现在时代对女性角色塑造的影响、摩登元素烘托出完美的女性形象、文化运动推进女性角色塑造触及现实等方面；另一方面是电影女性形象对时代的影响，主要在于电影女性角色引领大众审美、电影对女性的塑造催发女性意识的觉醒等方面。在文化内涵更新较快的现有时代背景下，女性意识和女权主义理应在电影中得以突出和体现，女性意识所承载的文化价值或人文价值有必要融合于21世纪的电影文化之中，这不仅是对于21世纪女性的尊重，也是时代潮流的“人性”呼唤。

本文链接：http://www.qk112.com/lwfw/wenxuelunwen/dianshidianying/162828.html